清代前期关税中的书役家人
内容摘要：书役家人的确是征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员，他们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税收就不能进行；如果人数过少，还不够用。然而，也正是这些具体征税人员，在税收中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滥征苛收，扰累需索，使国家丢失税款，商民深受其害，影响极其恶劣。由于他们犯罪的成本，远远小于犯罪的收益，政府的制度与法规又不足以震慑邪恶。对于这种与税官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专业人才，政府没有确立一种制度选择他们，使他们得不到规范的教育，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政府自然也就无法直接严格地管理他们。
关键词：关税；书吏；人役；家人
书吏、人役、家人，是地方政府中不可缺少的办事人员。对此，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作过深入探讨。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即税关税务方面再探讨，虽然目前这类研究还比较少，然而其的确是关税制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值得研究。
书吏，有的官方文献中也称典吏，是政府在各关设置的具体征税人员。中央派遣的税官，或者督抚兼管委派的地方官员，都是各税关的领导，不管具体征税之事。“监督一人，势难分身兼顾，虽选委书吏、巡役，公同亲信家人，稽查收放。”[1] 各省关口征收税课，势不能不派家丁、书吏代为经管。[2] 其中“各关征收税银册档，例系预期专差吏役，赴部请领，以备临期令商人亲填。”[3] 一般来说，各关具体税口岸数量不同，情况各异，税收人员也不一样，各有专责。例如：《北新关志》所载，书吏，是具体征税的总管，掌“征收存解”，“案牍之登答”，及代税官做会计工作。其下有各类书手，船柜书“经收船料税银，每日随堂入库，每五日随同书吏拆封”。总书“经管奏报，部颁稽考簿、循环簿、各口商人亲填簿，并题奏本章、黄册、青册，并本关各口一切副由。”算书“经管算核税单银数，认看一切税货花色。”大单厂书“经写大关商人报税红单。”船书“经填船料税银数目，挂号后给发各船户”照票即称“木筹”。船单厂书“经书船料税单。”查数书“经管大关，并各口出关，裁缴中缝，每日挂号送署查封。”季簿书“经管每年考核，解科季簿。”大栏单书“经管大关口栏上，每日便民小票，并猪羊税银。”还有直接帮助税官工作的门子，“经管每日书吏呈送签押卷箱，跟随本官出入大座，在旁添朱研墨”。库子“经管各口匿税贮库，货物每日早晚两堂标单，并税银入库。每五日伺候拆封用印。”[4]
人役，也是税收的辅助人员，与书吏相同，有名额限制，还发给一定的经费。据《北新关志》记载，管事即“各役之领袖，经管每日早、晚两次放关，唱点肩挑税，并挨派每逢五、逢十五日出差各役名次。月给工食共一两四钱。”听事官、听事吏等“每五日掣差巡查。各口听候差遣，并催提钱粮季钞、长单等税。”“每名给工食银四钱，如不出差之日不给。”皂隶等“凡本官座堂，站立伺候行杖。”工食同听事。看守二门，早晚“两堂收税毕，送柜入库。月给工食银共二两。”还有守门、巡逻、防兵、更夫等人员，“月给巡逻头工食七钱，散役共三两六钱。”[5] 一些关还有丈量船只、竹木排筏的人役，例如：南新关“分设十小口。每月掣差委役，给发鸳鸯票，往口协同内使关，总巡查税务。凡有大起竹木，仍令民人报单，差役查估。若零星小贩，差役即填票收税。美政、北新、观音、板桥、敉粫、古荡六关，五日一回税数，良畎、安溪、渔临、富新四关，半月一回税数。”[6] 浒墅关有“经制人役”、“报部人役”、“额设员役”等称谓。[7]
家人，是税官自带的私人，帮助税官在各关口岸收税，或管理税收事务。与书吏、人役不同，家人没有政府额设编制，没有定额工食费。其所需费用由税官自付，所以家人是制度外设置。各关分立口岸，“本官遣亲戚、仆从一人，笔帖式亦遣一人，轮值把守。”[8] “各省督抚兼管关口，于委员之外，又派家人巡查关务。”[9]各关对书吏、人役、家人的称呼不一，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里以书役家人总括之。
一、定编定额，禁用旧员
顺治初年，各关仍延续明代旧制，设置书吏、人役。顺治二年，浒墅关由“抚按送库吏一名。”六年，“革去苏州卫，拨充本关舍人。”这是明代税关设立的人员。顺治九年，“各关员役经制外，尽行裁革。”[10]所谓经制，即额设，也就是定编定额。各关设“吏典二名”，一般由户部“纳拨”，赴关办事，纳，即交付一定的银两，才能拨用。“书吏攒典，赴部纳银，充役。”[11]待年期满，户部另拨。当时规定，“吏典止许用部拨者。此外一应积年滥役，俱应清革。”“各关算数房胥，虽不可缺，止许于经制之内酌用。”[12]康熙八年，礼科苏拜奏请“各关书役，照经制名数，召募应用，旧裁汰书役，通行禁止。”以后，工科柯耸又称，“书吏五年考职，所出之缺，另行召募。各关阳奉阴违，旧役盘踞。”九年，徐旭龄提议，“各关经制书役”，需收有“原籍地方印结”的人员。同时，政府规定，“关役缺人，该差监督照定例召募，若私用旧役，扶同容隐，傍人出首，或科道纠参，将出结官该管官一并议处。”[13]十一年，裁革“各关典吏攒典”。[14]二十六年，山西巡抚马齐奏请，停止典吏纳银充任，各关召募差役承充，被批准。[15]三十六年，重新规定，“关差赴任，俱照各衙门事例，听旧官佥点经制书吏”。[16]说明康熙年间，裁革典吏，实际上没有执行，只是停止其纳银承充。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各关书吏定额，“左、右翼税课，书吏各二名，火房各一名。崇文门税课，书吏八名。张家口书吏六名。杀虎口书吏三名。天津、临清、淮安、扬州、芜湖、浒墅、北新、湖口、赣关、太平桥等关，书吏各八名。”“坐粮厅书吏十二名。”“龙江、南新二关，书吏各八名。”[17] 以后有的关有变化，减少定额人数的有临清关1人，西新关2人。增加定额人数的有杀虎口4人。维持原设置的有张家口、浒墅关各6人。龙江关、淮安关、扬州关、芜湖关、凤阳关、九江关、赣关、北新关、南新关、太平关书吏的设置没变，仍为8人。荆关24人。[18]
总的说，各关书吏攒典，多用旧员，十分常见。这些人“积年盘踞，巧立名色，借端勒索，商民困苦”，御史萧震奏请革除，得到批准。[19]康熙四年，政府下令“各关不许复用旧役。”[20]但许多旧员，或因亲戚关系，或变更姓名被复用，户科查培继奏称，“关蠹蟠踞，兄缺弟充，叔缺侄入，假称召募之新役，实即旧蠹之分身，影射术工，殊难厘剔。”九年，政府重申“各关召募书吏，不许旧役更名复充。”[21]然而，各关多用旧员的情况，比比皆是，御史何元英参奏：“扬州关、芜湖关书吏，俱系土著，又有攒典设立公座，保家改名，歇家包揽写单。北新关书吏，实系旧役。”[22]十二年，江苏巡抚马佑奏请，“将扬州关书办，改拨浒墅关供役。”户部驳称，“各关书办，照五年役满定例，不必改拨。”[23]三十六年，政府议定“如有自京私带积棍，及年满复充旧役，谋占总科库头名色者，严加议处。”[24]五十九年，康熙帝曾说：“各关监督所欠钱粮甚多，未派之先，俱愿前往，及到任之后，额税必缺。此皆多带人役，征收过刻之故。”[25]
税官携带家人的数量，是随意的，他们往往“携家赴任”，并不酌量关口用度，往往“多带家人。”[26]乾隆时，九江关监督舒善任内，“长随积至七八十名，人多差少，在口之时，既须补苴前欠，又欲存留闲班余资。长随差役，彼此通同，短量丈尺，更或卖放侵渔，日复一日，实无底止。”[27]长随即长年随从，也是家人的一种。嘉庆时，崇文门“正、副监督，因家丁人少，稽查难周”，[28]而超出额设书吏、人役，及多带家人的情况，俯拾皆是。这里以雍正时期为例进行说明。各关额设书吏、人役编制不同，例如：淮安关，明代设置书吏，有收料官1，收料厅书手3，书办吏14，门子4，听察省祭官11，写本官1，听差舍人24，守门官吏11，填写日票书手39，填写月票书手42，填写小免票书手4，更□（原文不清）书手3，杂事书手15，挂号书手12，茶引书手3，循环书手1。人役方面设有看堂人役1，卷房人役1，皂隶12，快手28，轿夫11，灯夫13，水火夫2，吹手6，铺兵2，巡静旗手各4（两边为8），看铺总甲1，抬行箱民壮3，铳手1，刷印匠1，礼生4，阴阳生1。明代额设书吏约188名，额设人役约95名，共约283名。清代淮安关（不含宿迁、徐关、海关）额设书吏，经制书吏8，本房1，揭房1，柬房5，季报房册头3，清字清书4，册书10，商税房2，厂房3，楼书2，杂行房2，算手3，粮船书手2，盐船书手1，漕算1，相礼生2，阴阳生1，单房3，填票书手3。额设人役，旗牌10，承差10，皂甲10，快手10，马快8，健快8，舍人6，禀事4，茶房4，听差12，军牢8，夜役8，大门4，二门4，宅门4，辕门4，看堂2，解饷4，看茶2，炮手3，火印4，衣箱2，升旗1，吹手12，钦命牌2，淮关牌2，令字旗2，金瓜2，银瓜2，头锣2，清道旗2，飞虎旗2，肃静牌2，廻避牌2，五色旗10，綑绑手4，耳箭2，龙刀2，红棍2，红衣4，皂班4，后拥10，伞扇轿夫16。额设夫役，大堂更夫5，更楼更夫5，东围更夫5，西围更夫5，堂库会手8，湖亭更夫5，东西栅栏2，大缆更夫5，刷印匠1，刻字匠1，厨役2，水火夫10，打扫夫2，桥夫12，铺司1，马夫2。[29]清代额设书吏约57名，额设人役约218名，额设夫役约71名，共346名，比明代增加63名。因为清代增加了税口，书吏、人役增加也是正常的。然而，雍正年间，淮安关书吏、人役数量，远远多于编制，则是非正常现象。雍正五年，淮安关监督年希尧奏称，“淮关各项衙役，诚属过多”他到任后，“将尤冗滥者，出示汰除共一百二十三名。今在册出差之役，尚有六百五十余名。”[30]裁汰后，还有六百五十余名。而这位税官虽然裁汰了百余名人役，可带来了家人“三、四百人”。[31] 年希尧能贪污许多银两，与书吏、人役、家人帮助苛索有重要关系。超额设置书吏、人役，决不仅仅是淮安关一处，顺治年间，北新关监督钱祖寿使用书吏、算手卢之煜等“八十余人”，都是“历年久占钞关积蠹。其余滥设他役，又不知凡几。”[32]雍正十年，湖北巡抚王士俊奏称，荆关“从前所用人役，倍于经制额设，不无冗食糜费。”其上任后，“将冗役悉行裁汰”，“遵经制额设名数，遴选承充，仍令按月轮番更替，以免日久丛弊。”同时也出现书吏、人役不敷使用的情况。“前因赵之均管关案内，督臣审题，将通关书役一百一十余人，概入钦案，问拟追赃，几至无一人办事。即新募书役，又俱一时不谙关务，办理茫无头绪。”所以只能“择其旧役之谨慎守法，素谙关务者，严加约束，兼同新役暂为参用，俟新役熟练，再将旧役饬令归农，如此则公务不致有误，而定例亦无违悖矣。”[33]
政府之所以额设书吏、人役，一是节省经费。整顿附加税之前，凤阳、芜湖关，书吏、人役自收饭银，“每年约有一万七八千两”。[34]整顿附加税之后，各关书吏、人役工食费，及其他杂费，都已经固定，大概占各关税额的十分之一以内，额设人数过多，则经费无出。二是通过定编定员，对书役进行规范管理。应该说，政策、作法都是正确的，只是管理结果甚为不利。道光十三年，有人揭称，浒墅关有标礼、谢仪等非法收税名目，政府令其严查防范。[35]但两年后，仍有人揭发“江苏浒墅关为通商要道，向有标礼，并查船谢仪，及上派下派押差渡夫，拔单、交称、接筹等项名目，叠经降旨饬禁，并未革除。”[36]可以说，当时书役苛收税款，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书役人数增加，经费不足，只能苛索商人。“关上人役多一人，则多一蠹，向来设立太繁，未免滋弊。”[37]
各关书吏、人役、家人的弊病，概括起来，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商人纳税时，书手分外需索，“使费不赀，少不遂意，掯勒诡捏，高下其手，为费反倍。”[38]商船过关时，“吏胥勒索，羁延时日，不即放行”，借名漏税，以一罚十，遂有数分之物，罚至二三十倍不等。”[39]
第二，在盘货时，商人给书吏、人役的小费少，则其“铢铢寸寸，逐物摉翻，巧为拏讹，捏成漏报。”[40] “巧立名色，重戥征收，勒掯需索，弊端百出，不饱其欲，则逗遛不肯放行，大为行旅之害。”[41] “吏胥需索，倍于纳税。”[42]人役在量船时，“不论船之为盈为虚，乱差恶役，任意量船，只借船料为名，虽筐篚之微，税亦不免。苟有违阻，即行凶暴，商人船户，呑忍轮纳，莫可谁何”。[43]在量排筏时，有飞量之法。[44]
第三，包揽纳税，“骗诱商人，暗用私费，及至包揽过关”。当被查出罚款时，商人要“打点营求，哀恳招保”。[45] “恶棍把持，蠹役盘踞，及牙行、铺户人等相缘为奸，包揽商贾，串嘱在关家人、书吏以重报轻，以多报少，通同掩饰，渔利分肥，甚至纳贿私放，偷漏隐匿，皆所不免。”[46]
第四，沿河巡兵、巡役，“借验单名色，聚族蜂拥，勒索银钱，小者四五钱，大者一二两不等。至入船搜货，肆行抢掠，狼狈情状，凶锋莫当”。[47]雍正八年，“沿河汛兵，以及各衙门军役，借催船名色，不放前行，有揽头包送过口，大排索银七八钱，小排索银五六钱。揽头皆与各衙门串通，若系包送者放行，不系包送者则拦阻，各衙役在揽头处暗中分费。”[48] “各关巡役，每于商贾未行纳税之时，先向勒索饭钱，饭钱既足，方无检看，少不满欲，即故意留难，水次则波涛惊险，陆路则风雨暴露，商贾苦于守候，一任巡役之勒掯，而不敢少违。”[49]
第五，书役家人联合起来，共同舞弊，得贿卖放，在嘉庆、道光年间，十分严重，造成税收短缺。各关分设口岸，“该监督等向来只派家人、长随前往分驻，率同书吏征收，难免串通隐漏，以多报少等弊。近年课税短少，未必不由于此。”[50]尤其是浒墅关、淮安关、扬州关、芜湖关“胥役人等，于过往船只每故意留难，希图勒索。”“于应征税额每多短绌，而往来行旅，仍受稽留之累。”[51] “各关奸丁蠹吏，勒征卖放，及以正作罚，上下分肥，加之奸商偷漏绕越。”“总由经征各员，任听丁胥人等，例外横征，通同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52]他们“将应纳货税，减半卖放，并不交官，名为小进。此项银两，书役藉以分肥，奸商因之漏税，缺额之由大率因此。”“书役盘踞各关，客货到关，倩人包揽，名曰包户，亦曰揽头，实则本处地棍，结交该关，书吏代为说合。其税银即交书吏代纳，串通巡拦、签量人等，以多报少，百弊丛生。”[53] “监督坐楼，家人串通胥役，每逢商贾至关，百般需索，一不遂愿，延搁多时，始肯验放，甚至行旅往来并无应行报税之物，亦必强索喧嗷。更有近关土豪，冒充巡拦，于不应巡查地方，扰民需索。”[54]
二、督抚、监督管理
政府要求督抚、监督承担管理书吏、人役、家人的责任。康熙十四年，规定“该监督等将本衙役，及家人不行严管，任其苛索商民，将监督照罪之轻重处分。”[55]各关巡役在商人未纳税之前，“先索饭钱”，“通行严禁”。各关前后滥设之役，“悉令撤除，违者参劾治罪。”[56]湖北巡抚王士俊奏称荆关书役超编事，雍正帝令其酌情处理。[57]显然雍正帝认为，这是巡抚份内之事，可以由其决定。
乾隆年间，政府仍然令督抚、监督稽察书吏、人役。乾隆帝明确指出：“如不能稽察属员，被其朦混，则庸懦无能，有沗封彊之任。或又己身稍有染指，则名节有亏，朕一经摈斥之后，断不复加录用也。”[58]扬州、龙江、淮安等关，都派佐杂人员，在各关口“督率各役查签货物，验放船只”。“每关及口岸共三、四员不等，”每半年更换一次。二十七年，巡抚奏参，“浒墅关委员四人，向系久管不换。经前抚臣庄有恭于乾隆十七年奏明，浒关委员一体半年更换。近仍数年不换，并将织造乌林达、笔帖式委用，二员亦不常在关上，稽查欠周，责成不专。”户部批评称，如监督不按期更换，该监督交部议处。[59]三十四年，命九江关监督，“毋许于经制书役之外，滥用白役。”[60]四十五年，政府又令督抚稽管监督，各关“有滥差多役，于近关水岸各口，四出扰民者，该督抚察实题参。”如果“管关人役，有巧立名色，需索饭钱，重戥苛收者，严拿究治，计赃论罪。监督纵容袒护，督抚即行严参。督抚徇隐，一并议处。”[61]
实际中，监督、督抚对书吏、人役、家人进行管理，效果好的不多见，康熙时，淮安关监督柰马代，“廉公有威”，“一载之间，胥吏敛戢，商旅惠怀，于关政实多裨益。”[62]乾隆元年，唐英管理淮安关，徐关口陆税，本无征收则例，“胥吏浔以轻重舞弊”，他“特为酌核定则，题请刊布，永杜扰累”。”伊拉齐，“司榷三年有余，敷政宽和，操行洁白。时值旨蠲免米豆等税，关务清简，惟恐吏役就间，或滥欺舞。乃时加戒饬，并自捐廉俸，量为优恤，以示鼓舞。”[63]通常税官对书吏、人役、家人不仅缺乏管理，而且还纵容他们违法乱纪。雍正时，盐运使段如蕙代理天津关务，“蕙秉性悭吝，人不为用，既无可信之亲友家人，分遣稽查，所用皆系常随。此辈名曰抢火场，关税分肥，岁亦不少。” [64]乾隆时，九江关监督“舒善，向不亲查，惟听书算家人等呈报数目，即令完纳，以致该丁役，遇查筏把，即行婪索。该商贩又因已经贿嘱，倍思隐漏。”[65]
嘉庆时，京师附近卢沟桥、广宁门税口，“委员穆翰家人吉升，向监生仓兆麟索银五十两”。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惩罚，令将吉升“加枷号两个月，即在该处示众满日，再交顺天府定地发配。”穆翰“交内务府严加议处”。正监督丰伸济伦家人陈登额，“鞭责发落”。丰伸济伦“交部察议”。副监督傅森家人杨福，“枷号一个月，杖责发落”。傅森“交部议处”。政府规定，若各税官没有严管，“或别经告发，或被人指参，如再有讹索饭钱，扰累商旅等事，不独将经管之巡役、家人等，从重治罪，并将各关监督一体严办示惩，不稍宽贷。”[66]这种政令，并没有多大作用。嘉庆十七年，政府重申：“各直省有经征关税之责者，务宜选择诚实家丁、书吏，分派经理，并不时查察，严行约束。其狡伪侵欺者，即随案惩办，兼榷务肃清，自于公帑有禆。”[67]与此同时，江南各关还委派司库、库使、笔帖式等品秩较低的官员，分别驻扎“税口，督同书役、家丁，验货纳税，逐日登记报查。如书役、家丁弊混，该员即详明监督惩办，倘该员等通同舞弊，经该监督查出，据实参奏重惩。设遇钱粮短绌，除该监督照例罚赔外，并将该委员一并议处，以严稽核，而昭责成。”[68]采取连带责任，加强对书役家人的管理。但有监督“任听家人、吏役额外抑派，多收少报，亏课病商，丛滋弊窦”如故。[69]
道光时，崇文门监督不约束家人，“有历年盘踞之长随、书役，每藉口办公认真，谓以行旅之有余，补商税之不足，利之所在，虽监督子弟为委员者，亦从而附和之。”[70]政府再次“严禁京外各关，书吏顶替朋充。”“责成各关监督严行饬禁，有犯必惩。并不准于监督任满时，通情保举，任意留充盘踞，倘该监督有瞻徇情事”，令吏部“按律治罪”，“将失察之该管官，一并惩处不贷。”[71]并教导各关监督，“务当激发天良，无得假公济私，尽饱囊橐。即将各口岸家人大加裁减，严行约束。”[72]江苏巡抚韩文绮调查浒墅关、扬州关的情况后奏称，这些关“向设委员，并分查家人，每与丁胥通同一气，分肥舞弊。”为了清除弊端，政府除支持各关委员在关稽察外，提出“各税口家人，亦著酌定名数，不准滥派。”[73]这个规定似乎没有执行。十年，发生崇文门差役杜瑞，骚扰过往车辆，被刑部审讯，竟“任其逃匿。”政府对于“失于觉察之崇文门监督博启图、联顺，及委员锦珠勒鹤来，俱著交部分别议处。”[74]同年，因“各关亏短之由，固云今昔情形不同，然奸商之偷漏绕越，丁役之卖放侵呑，在所不免”，所以令“监督等务当严加约束，认真查察，毋任仍前弊混，并著各该省督抚随时密为查访。如有前项情弊，据实严参惩办，毋稍徇隐。”[75]十四年，政府又一次令各关监督“严密访察，无论大关小口，所派家丁，务择诚干可用者，方准酌留。仍今各口轮流更替，傥查有情弊，立即严行惩办，毋稍姑容。”“货物到关，随到随验，兑收税课，即饬放行，毋许留难阻滞。”[76]当时，浒墅关税缺额过多，人们在查找原因时称，“监督以督理织造为名，常驻府城，并不亲临关口。”虽委员在关监管，而监督专委家人办理，名曰“总办”。该家人“指使签手差役，讹诈商船。其所得钱文，名曰标礼。每货物百担，完正税十二两，除加饭食、火耗及一应使费，共银五两八钱，尚勒索标礼制钱十三千四百四十余文，与正税相等。”标礼之外，“又有查船谢仪，自数千文至数十千不等”。若商人不遂其意，他们“将货物践踏，再加重罚。甚至将商人拘押关亭，锁住船只”。“该委员惟知联络家丁，取好上官，不敢查问。”[77] “该监督虽张贴告示，以家人等如敢舞弊营私，准令客商首告。试思各该商等，既受抑勒于先，何敢复行呈告，以致受累于后，告示不过具文。”道光帝批评称：“将关口各种弊端，逐一剔除，并著悉心妥议章程，据实具奏。其关署织署轮流驻扎，常川稽查，毋任吏胥家丁朦蔽。该督等仍随时查访，傥有情弊，即据实奏参，不许瞻徇，将此各谕令知之。”[78]由此可见，令督抚、监督严管理书吏、人役、家人的规定，几乎成为一句空话。
三、书役存在的制度缺陷
应该说，书吏、人役、家人的确是征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员，他们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税收就不能进行；如果人数过少，还不够用。然而，也正是这些具体征税人员，在税收中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滥征苛收，扰累需索，使国家丢失税款，商民深受其害，影响极其恶劣。
这种状况与制度有直接联系。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对此作过深入探讨。他认为：“所有的官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京还是地方，接受的都是相同的教育，参加相同的考试。”在实际中他们各自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却不一样。[79]同样的知识结构，使税官没有掌握税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自然需要专家来帮助，书吏实际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有征收税务的知识，熟知税收技术，又长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服务，具有丰富的经验。税官是一年轮换制，很少留任。本来就缺少税收经验的他们，任职一年，当有了经验时，就被调离。书吏是五年轮换制，且很多人在届满留任。他们任职时间越长，对税务行政事务越熟练。税官是外来人，与当地人没有关系，不仅不熟悉税收政务，而且不了解本地区的情况。书吏在本地招募，世代生活在这一地区，有亲戚、朋友，及许多连带利益。九江关“该役等究系土住，与本地棍徒，素习欺隐，彼此固结深惧。值此法令之始暂就约束，日久仍蹈故辙。钞关原无地方之责，若辈歧视作奸，苟非耳目周到，有弊即除，秉公惩治，难免暗亏税课。”[80] 可以设想，缺乏知识、技能、经验的税官，却领导着一帮熟悉业务，掌握技能，具有经验，久据其职，老于事故的书吏，谁能控制谁，就不难说了。实际上，税官极难有效地监控书吏，而且还不得不依靠他们，每位新任税官都不得不面临书役弊端这个问题，不得不尝试同样的错误，即使撤换了书吏，继任税官仍然还要招募他们在手下工作，[81]更有税官受贿招考书吏，雍正时，太平府知府李士傑兼管芜湖关，有7个书吏名额空缺，其将旧吏21人送巡抚衙门考核，被录取10人。李士傑从中收取“陋规银五百一十八两”。[82]总之一句话，税官根本管不了书役，结果就是国家税收短缺。嘉庆年间，有御史称：“该丁役等，有诚实谨守者，或不敢作奸犯科。若贪诈之徒，用度侈靡，则亏缺侵隐之弊，相因而起。近年来各省关税，毎多短绌，未必不由于此。”[83]
其实，税官也明白书吏弊端，特别是初到税关，不信任书役，只能依靠自己的私人，所以使用家人，成为当时税官普遍采用的非制度方式，也被政府认可。“督抚事务殷繁，每以家人为耳目，分派关口，意在觉察。”[84]税官企图用家人监督书役，但家人非但不能监督书役，还直接参与苛收勒索。道光年间，监察御史许乃济奏称，“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货物，每衣箱一只，勒索银二两四两，有多至八两者，以致行旅莫不怨。”“商人漏税，视其价值轻重，酌加四、五倍议罚。遇有积犊屡犯者，加至二十倍为止。”行旅商贾，“跋涉远来，倦而思息，不敢不吞声隐忍，唯所欲求。”[85]左右两翼各门收税家人，每口大猪多索钱10文、20文不等；[86]浒墅关的家人名为总办，指挥书役苛索商人；[87]并且家人常常与书役朋比为奸，淮安关书役康景山、张绍，在关多年，往往与监督的家人勾串一气，加收三倍船料；[88]九江关监督舒善的家人与书役，串通保家、船户，将船只木排卖放，短报侵蚀税课，[89]这种事例也俯拾皆是。尤其是税官与他们“与朋比，狡猾胥役，倚为护符，藉势勒索，横作威福，是督抚以之为耳目者，而耳目适为所蔽。”[90]可以说，部分税官贪污税款，是由家人、书吏、人役经手的。浒墅关监督何天培“侵用银三千两，系书办邱可达经手。”[91]湖南辰州府知府煓煓管理辰关，“历辰州二十余年，其欺隐税课盈裕银两共约有十万余两。”“伊管事家人杜大、杜二、李大、李二，与管关书办张寿元、张国贤等，俱从中侵蚀。”[92]这些现象缘于政府选才制度的缺陷。政府各方面的规章、则例、条例非常复杂，税官无法尽知。政府与税官之间，往来奏折、题本、咨文等公文要件，税收中裁定货物纳税数量，具体征税，汇兑银两，填写各种册档等大小事情，都需要书吏代劳，书吏实际处于征税中很关键的地位。对于这种与税官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专业人才，政府没有确立一种制度选择他们，使他们得不到规范的教育，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政府自然也就无法直接严格地管理他们。这些人仕出无门，只能以被招募的形式，参与税收工作。他们依靠知识、技能，掌握税收大权，皆尽敲诈勒索，瞒报欺骗之能事。税官或不闻不问，或与之同流合污，特别是他们与富商联合起来，致使国家的部分税款流失。税官“往往寄耳目于胥役，不实验客货之多寡，而止凭胥役之报单。胥役于中未免高下其手，任意勒索，饱其欲者。虽货多税重，而蒙蔽不报者有之；或以重报轻者亦有之。不遂其欲，虽货少税轻，而停滞关口，候至数日，尚不得过。是以国家之额税，听猾吏之侵渔，以小民之脂膏，饱奸胥之谿壑。司其事者，竟若罔闻知乎。又闻放关，或有一日止一次者，江涛险急，河路窄隘，停舟候关，于商民亦甚不便。”[93]淮安关“从前俱有卖差之弊。而大关派定扦手十名，亦俱重贿夤缘，成年累月，永不更换。奸商得以预为打点，扦手作弊减瞒，大亏课税。”[94]九江关征收船料，船只大小，“惟凭该关书吏眼估其税银，亦凭该关书吏喝报。管关之员，虽在关亭看验，而船止当前一过，不能分别确实。是以商人、船户往往称，书吏喝报不无任意高下之弊。”有同一只船，“前次报少，今次报多者”；也有同类船，“彼船报少，此船报多者。”[95]监督“向不亲查”，“惟听书算家人呈报，以致暗行亏短”。“用多人轮班守口，以致书役家人乘机舞弊，肆无顾忌。乾隆三十二年自正月二十六日到任起，至八月初八日年限届满止，两关柜书沈植、罗上达等，串同引税之保家，将木排、木把，以大报小，所漏税银，三分归还木客，七分与家人朋分。”[96]但这些犯罪的书役，真正受到法律处罚的并不多，也不很严厉，也就是说，他们犯罪的成本，远远小于犯罪的收益，政府的制度与法规又不足以震慑邪恶，所以书役家人的弊端很难尽除。乾隆中期以后，关税制度中吏治日废，贿赂公行，税官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日盛一日，政府基本没有办法和能力，进行管理和监控。这一历史实事还说明，政府需用制度管理人，好的制度可以使人变好。
注释：
[1]佚名《关税成案辑要》卷十二，稽查口岸。
[2]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20页。
[3]佚名《关税成案辑要》卷十，请册限期。
[4]许梦闳纂辑《北新关志》卷十，人役。
[5]许梦闳纂辑《北新关志》卷十，人役。
[6]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纂《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
[7]参见香坂昌纪《清代浒墅关の研究》Ⅱ，载《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学、地理学，1975年，第5号。
[8]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六，岁额。
[9]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一，户部，关税，禁令。
[10]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11]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12]顺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4期，第31～32页。
[13]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14]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一八，课程三，关税。
[15]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16]允禄等监纂《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
[17]康熙《大清会典》卷十五，吏部十三，吏员。
[18] 《清会典事例》卷一四八～一五一，吏部，各省吏额。
[19]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20]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一八，课程三，关税。
[21]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一八，课程三，关税。
[22]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23]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九，员役。
[24]允禄等监纂《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
[25]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壬午。
[26]允禄等监纂《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
[27]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第34页。
[28]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315页。
[29] （明）马麟修；（清）杜琳等重修，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八，题名，职役附。
[30]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淮安关监督年希尧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第195页。
[31]乾隆无年月庆复题本，见钞档。
[32]顺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4期，第31页。
[33]雍正十年九月十二日王士俊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527页。
[34]雍正无年月安徽巡抚徐本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499页。
[35]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8册，第112－113页。
[3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0册，第232页。
[37]雍正无年月安徽巡抚徐本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499页。
[38]顺治八年礼科给事中李人龙奏折，见席裕福纂《皇朝政典类纂》卷八三，征榷一，关税。
[39]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五日院左佥都御史陈允恭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215～216页。
[40]顺治八年礼科给事中李人龙奏折，见席裕福纂《皇朝政典类纂》卷八三，征榷一，关税。
[41] 《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二，乾隆七年三月己巳。
[42]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六，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己亥。
[43]顺治八年礼科给事中李人龙奏折，见席裕福纂《皇朝政典类纂》卷八三，征榷一，关税。
[44]龙江关“因木之深，见尺加寸，见丈加尺，高量虚数，名为水平。如量深浅，则虚下二尺八寸，名为爬咀。如量长阔，则飞宽三尺，名为飞量。此则俱于无木之处凭空加出。”乾隆四年四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45]顺治八年礼科给事中李人龙奏折，见席裕福纂《皇朝政典类纂》卷八三，征榷一，关税。
[46] 《清宣宗实录》卷五二，道光三年五月丙戌。
[47]顺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宁巡按上官鉝题本，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48]雍正八年九月十八日镇海将军王釴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辑，第13页。
[49]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詹事中许王猷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册，第974页。
[50]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三八，关税一，口岸派员征税。
[51] 《清仁宗实录》卷二六四，嘉庆十七年十二月癸亥。
[52]道光四年三月初五日山西巡抚丘棠奏折，见钞档。
[53]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215页。
[5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2册，第336页。
[55]尹继善等修；黄之隽等纂《江南通志》卷七九，食货志，关税。
[56]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一，户部，关税，禁令。
[57]雍正十年九月十二日王士俊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527页。
[58] 《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乾隆二年正月庚子。
[59]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大学士傅恒等题本，见钞档。
[60]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户部，关税。
[61] 《钦定户部则例》卷五四，关税，征收，各关口岸。
[62] （明）马麟修；（清）杜琳等重修，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八，题名。
[63] （明）马麟修；（清）杜琳等重修，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八，题名。
[64]雍正二年二月十三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594～595页。
[65]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第34页。
[6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册，第65～66页。
[67]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20页。
[68]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490页。
[69] 《清仁宗实录》卷293，嘉庆十九年七月丁巳。
[70]道光二年监察御史许乃济奏折，见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40期。
[71] 《清会典事例》卷二四○，户部，关税。
[72] 《清宣宗实录》卷五三，道光三年六月丙寅。
[73] 《清宣宗实录》卷六五，道光四年二月戊戌。
[7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198～199页。
[75] 《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吏部，处分例。
[7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216页。
[77] 《清宣宗实录》卷二三零，道光十三年正月癸巳。
[78]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8册，第112～113页。
[79]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155～157页。
[80]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第638页。
[81]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65～67页。
[82]乾隆元年十二月吏部、都察院、大理寺核议具奏折，见钞档，原文残缺。
[83]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20页。
[84]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詹事中许王猷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册，第975页。
[85]道光二年监察御史许乃济奏折，见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40期。
[86]雍正朝无年月日无奏折人名，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第635～636页。
[87] 《清宣宗实录》卷二三零，道光十三年正月癸巳。
[88] 《清宣宗实录》卷二六七，道光十五年六月己酉。
[89]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安徽按察使暻善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0辑，第818～819页。
[90]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詹事中许王猷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册，第975页。
[91]雍正六年九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张坦麟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第383页。
[92]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湖广总督迈柱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册，第243页。
[93] 《清世宗实录》卷十，雍正元年八月己酉。
[94]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淮安关监督年希尧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第195～196页。
[95]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谢旻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8辑，第450页。
[96]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吴绍诗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第796～797页。
作者惠寄，该文发表在《中国工商业、金融史的传统与变迁——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