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
2009年在考古学领域包括日中合作的调查也取得了成果。在中国考古发掘资料的公布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基础数据，和中国的研究机构合作，对遗址进行发掘、调查，对器物进行实测，其意义重大。此外，2008年至今关于中原和周边地区青铜器文化的研究仍很兴盛，不仅仅是中国，相邻国家和地区也纳入到视野中。《中国考古学》第9号收录了“中国科技考古的现在”研讨会的系列论文，其中很多篇引入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下面分时段加以介绍。
旧、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时期
首先旧石器时代的论文，可以列举加藤真二《中国北部地区的刀形石器》（该论文集刊行委员会编《加藤晋平先生喜寿纪念论文集物质文化史学论集》，北海道出版企划中心）、同氏《中国细石刃石器群的初步分析》（《奈文研纪要》，2009）。接着是新石器时代以降。宫本一夫、白云翔编《中国初期青铜器文化研究》（九大出版会），是日中共同研究成果，内容包括通过实测调查获取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早期青铜器资料集成（宫本一夫、田尻义了、德留大辅《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及相关青铜器集成》），在调查过程中获得新认识的论文，最后是宫本所作的“结语”，总结各种观点提出统一认识。下面逐一进行介绍。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和长城地带青铜器文化圈的接触过程中，初期铜器文化逐渐扩展，进而在龙山文化期向中原和黄河下游传播，经过“红铜阶段”，在二里头文化期青铜已很普及（白云翔撰、丹羽崇史译《关于中国古代初期铜器和青铜起源诸问题》。但“结语”未采纳白云翔关于西北一北方地区和中原一海岱区两个地区具有独立起源和发展过程的观点）。其中象陶寺文化的铜铃所反映的，铜器最初不是作为工具或利器，而是作为代表威信的财物而制作的，这是中原初期青铜器文化的特征（宫本《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铜铃》）。推测二里头遗址中可以一定的规格、形制来区分器种和使用目的，以威信财物为中心的青铜器是由专门的工人生产的（田尻《二里头遗址中的青铜器生产体制》）。虽然陶器样式的整齐化和宫殿遗址的营造等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形成的，但是，社会、政治的整合可能在更晚阶段才形成，第四期在与周边不同的陶器样式圈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威信财物体系的萌芽（德留《从威信财物看二里头文化的地域间关系》）。通过二里头至二里冈期青铜彝器铸造技术的复原情况来看，二里头遗址V区一号墓的青铜鼎被认为属二里冈下层期，二里头期的青铜彝器只有爵、學等酒器，陶制鼎作为实用物甚至未列入随葬品清单，商王朝建立的同时，来自东方的等级意识和礼仪观念被采用，二里冈期的炊器鼎也被青铜化，可以将这看成是殷周社会“礼”规范的完成（宫本《从青铜彝器的制作技术看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变迁》，许宏、赵海涛撰，德留译《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探讨》，村野正景《青铜鼎的出现时期及其背景》。但村野仍认为上述青铜鼎是二里头期的器物）。此书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将中原青铜文化的发生放在与周边地域之间的关系中进行探索，关注威信财物的性质，探求其发展的系统性成果。
下面介绍对周边地域进行的包括通时性研究在内的考古学研究。宫本一夫《川西高原石棺墓的构造和变迁》（《中国考古学》9），认为在长城地带青铜器文化的流播过程中，辽西、辽东青铜器文化出现，并扩展到产生出辽宁式铜剑的朝鲜半岛，另一方面，这也是经中国西北部的青海，从川西高原到云南的中国西南部青铜器文化产生的背景。即认为围绕中原青铜器文化的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文化是从两个大的传播方向扩展的。该文对其中川西高原随葬青铜器的石棺墓进行了分类和编年。关于长城地带青铜器文化，松本圭太《新疆、长城地带的早期青铜器》（《古文化谈丛》62），认为欧亚大陆冶金圈的影响虽波及二里头并行期的当地全境，但影响不同，越往东部其特征越不明显，并可以看出受到中原影响的痕迹。同氏《卡拉苏克式短剑的出现和发展》（《古代文化》61—1），关注分布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东方的卡拉苏克式短剑，考察了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并行期的长城地带、南西伯利亚、蒙古之间的影响关系。关于东北亚青铜器文化，石川岳彦《公元前十世纪前后的辽东、辽西》（设乐博己、藤尾慎一郎、松木武彦编《弥生文化诞生》，《弥生时代的考古学2》，同成社），概述丁东北地区南部的青铜器文化。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分为辽西和辽东，辽西又以努鲁尔虎山山脉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列举了各地区与辽宁式铜剑等文化风貌有关的研究课题。同氏《金属器传人日本》（西本丰弘编《弥生农耕的开始及其年代》，《新弥生时代的开始4》，雄山阁）也述及辽宁式铜剑的起源、年代。此外还对从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开始，燕国的青铜器开始流人辽西的辽宁式铜剑文化社会，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开始出现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铜戈为祖形的辽西式铜戈这样的当地青铜器，也有所触及。吉本道雅《先秦时期内蒙古东南部的考古学诸文化》（《史林》92—1），回顾了对西周至战国时代并行期的内蒙古东南部（相当于石川论文所说努鲁尔虎山山脉以西的辽西）的考古学诸文化的研究史，特别概括了1990年代以降环境考古学的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学际化和国际化是今后的课题，这一状况也和去年的整体研究动向相一致。此外，中川香《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国学院大学考古学资料馆纪要》25）通过与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进行比较，论述了至三星堆文化形成为止的各文化面貌。
生产、农耕研究。论述稻作发展的论文有小柳美树《中国新石器时代稻作农耕的发展》（设乐博己、藤尾慎一郎、松木武彦编《食粮的获得和生产》，《弥生时代的考古学5》，同成社），中村慎一《中国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和弥生文化》（设乐、藤尾、松木编《弥生文化的轮廓》，《弥生时代的考古学1》）。李作婷、宇田津彻朗《台湾石桥遗址植物蛋白分析》（《中国考古学》9），是最早通过植物蛋白分析，研究台湾地区先史稻作的个案。关于台湾新石器时代，还有概述玉器的后藤健《台湾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新川登龟男、高桥龙三郎编《东亚的历史、民族、考古》，雄山阁），后藤雅彦《东南中国陶器的起源和发展》（《物质文化史学论丛》）则推测东南中国的先史文化之间有相互影响关系。宫本一夫《探寻农耕的起源》（吉川弘文馆），将东北亚的农耕化分为四个阶段，即谷物农耕是经山东、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沿海州传人日本的。近年来青铜器文化和稻作农耕的传播，以及与弥生时代的日本之间的关系等在东北亚备受瞩目，今后这一倾向可能仍会持续。
殷周时代
殷代。落合淳思《甲骨文自组的分群和全甲骨文的区分》（《中国古代史论丛》6）指出，将早期甲骨文全部进行区分可发现，殷代后期王是由村南派和村北派交替拥立的，其不同是通过甲骨文的“期”反映出来的，两派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殷代中期，中期时殷王朝出现分裂，分裂状况可能因后期最初的王武丁统一而结束。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桥本裕行、冈林孝作译）《关于殷墟都邑布局的二三问题》（《古代学研究》184），对截至目前的殷墟遗址的调查成果进行了概括总结，介绍了最新的调查结果。对于殷墟都邑的发展动态模式，支持郑若葵的“族邑模式”说。这样的考古学成果如何和甲骨文的分析结果相对应呢？期待今后的研究进展。高久由美《甲骨文“妇好土子”考》（《县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纪要》46）认为，有关生育b辞可分为祈祷妊娠阶段、确认妊娠阶段、占卜胎儿是否是男孩阶段、生产时占卜孩子性别的阶段。
周代。饭岛武次编《中国渭河流域的西周遗址》（同成社）是科研费“中国渭河流域西周时代遗址的调查研究”的课题报告，收入了饭岛《中国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期遗址的踏查》，长尾宗史《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期墓地的地形图和分布图》，西江清高、渡部展也《关中平原西部周遗址的选址和地理环境》，徐天进（堀测宜男译）《周公庙遗迹获得的考古资料及感想》，铃木敦《周原以外的有字西周甲骨出土遗址现状》等论文。饭岛论文认为周公庙遗址是周公旦的采邑，而且很可能是古公直父的周城。徐文与此意见不同，他虽然也认为是周公采邑的可能性很大，但对于是太王兴建的岐邑的意见却持否定态度。饭岛依据的郑玄《诗谱序》“周南召南谱”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代的，未必要和这一记载结合起来考虑。目前来看徐论文的看法似更为妥当。2008年从周公庙遗址出土了七千多枚西周甲骨，期待今后的研究因此更上一层。西江、渡部论文，以GIS解析和实地调查为基础，考察了先周至西周时期关中平原西部聚落遗址的选址特点。确定中小河流和泉水等水资源与聚落选址有密切关系，并从水资源的角度对地形环境进行分类，将该地的遗址群分为六种类型。此外，西江、渡部还发表了《利用GIS进行遗址分布的空间分析》（《中国考古学》9），对前文从水资源角度无法对选址进行说明的遗址，通过对遗址分布的密度分析、簇分析和西周期主要交通路线的推定，认为它们均具有交通道路中转站的功能，植生活性度的年变化样本类型和前文遗址群的六种类型有对应关系，对前文进行了补充证明。田畑润《西周后期葬制的变革》（《青山考古》25、26）认为虢国墓地所具有的西周后期墓葬随葬配置的特征，和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墓葬有一定的共通性，据此可以看出随葬行为中葬制的变革是在广大区域内展开的，其背景是西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藤岛志麻《周代墓所见犬的意义》（《古代文化》60—4）指出周人继承了殷人以犬奠基的习俗，周代有犬的墓葬中腰坑最为多见，但东周期以后腰坑减少，车马坑增加，出现了具有独自特性的墓葬，其背景是随着周王朝的衰弱和祭仪国家的结束，出现了重视死后世界甚于神的思想。
以释字为基础的研究。木村秀海《“贮”和“服”》（《关西学院史学》36）探讨了西周金文中“贮”、“服”的字义。张莉《“稷”字的形成及其义》（《立命馆大·东洋文字研纪要》3）认为“稷”字在甲骨文中尚得不到确认，周克殷后出现了周始祖后稷的神话，将殷代的田神“唆”（畏）组合进来，创造了具有谷物神和祖先崇拜二重构造的“稷”字，确立了和土地一起祭祀的作为国家祭祀的社稷。但以后稷为周祖及社稷的形成是否可以追溯到周代似还有讨论的余地。
服属关系、礼仪。佐藤信弥《西周贵族的裘》（《中国古代史论丛》6），认为西周时期存在与册命仪礼不同的为了慰劳、激励老臣和重臣的赐裘仪式，裘象征着赐与对象的高贵地位，由于裘由王室山林薮泽提供，因此赋予了其价值。柿沼阳平《殷周时代宝贝文化及其“记忆”》（工藤元男、李成市编《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雄山阁），提出殷周王权通过将作为“生命和再生符号”的宝贝再分配给服属各氏族，强化其依附关系，但西周中期后半以降，西周意图通过册命仪式进行职事分配为基础的独自政治后，就不再实行宝贝赐与。冈本真则《关中地区西周王朝的服属诸氏族》（同上），同氏《洛阳地区西周时期的服属氏族》（《史滴》31），认为无论是关中还是洛阳，长篇铭文青铜器的制作者大多出自非姬姓和殷系氏族，记录他们受到王或高级贵族的恩宠，周王朝利用青铜器的制作显示了对他们进行统治的正统性。
历史地理研究。谷口满《楚都丹阳的研究方法》（《历史与文化》44），围绕西周时期楚都城丹阳的位置，根据为丹江口大坝水位上升所进行的发掘调查，介绍了丹阳就是丹淅说的可能性很大。江村知朗《吴国历史地理研究序说》（《历史》112），概述了以往关于吴国迁都问题的研究，指出存在随意引用、解释文献史料作为重要根据的倾向，提出不是将文献史料置于考古资料的从属地位，而是在进行充分的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和考古研究的成果相参照，是今后的方法论课题。与此相反，将出土文字史料的内容和文献史料结合起来进行解释的研究也越来越被接受。不仅仅要克服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相互的随意使用，而且正如江村所指出，在两者乖离的场合，阐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背离十分重要。
春秋时代
水野卓《春秋时期的诸侯即位》（《史学》78—1、2），考察了《左传》中的即位记事，指出新君即位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即“立”、“即位”、“葬”仪式。吉田章人《鲁、齐关系中的婚姻和夫人》（同上78—3）对鲁、齐的婚姻关系进行了通时性研究，探讨了婚姻的政治性功能及其变化。对于该文所依据的《春秋》、《左传》关于婚姻的记载，吉田文提到的小林伸二《春秋时期的婚姻和外交》（《大正大学研究纪要·人间·文》91，2006）指出，与特定国家保持持久的婚姻并不普遍，《春秋》、《左传》中只有鲁和齐的通婚关系较为突出。但小寺敦《先秦家族关系史料的新研究》（汲古书院，2008）则认为，从《春秋》中可以窥见以夸耀齐和周公子孙的姬姓国鲁国之间的婚姻关系而想要正当化的集团的存在，而从《左传》则可以窥见与之相对抗的集团的存在，两书很可能是在此背景下记载婚姻记事的。如上所示，春秋时代研究大多依赖《左传》，这些老问题新探讨都是在探寻其史料的性质下进行的。下面介绍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
小寺《先秦秦汉传世文献所见“让”》（《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6），全面搜集传世文献中“让”的用例进行考察，认为朴素的“谦让”行为和礼仪的“让”是通时性的习俗，赋予了其思想意义的“让”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划时代的新事物。特别是在《左传》中，前者可以在故事文（相当于小仓芳彦的分类“实录风的部分”）中见到，后者却只能在会话文、君子曰、凡例等后代的议论部分见到，其内容和《孟子》、《荀子》中的“让”也有共通性，可以将追溯到春秋以前的前者，和战国以降的后者二者的时代区分开来。山根泰志《左氏述作》（《立命馆文学》6儿）将预言、评语记事中形式和风格上有可能是《左传》作者所作的部分分离出来，这里经常使用的词语即使从《左传》整本书来看也大多存在于这一部分，由此判定《左传》喜欢使用的词语和原资料之间在时代或资料的性质上有明显的差别。《左传》的内容以一定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意图，但从中可以找出《左传》的断层性，并尝试对其进行区分。此外，高岛敏夫《春秋时期的“天命”和“大命”》（《学林》49），通过从语言的变迁探讨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一历史语言学方法，分析《左传》中“天命”、“大命”的用例，认为春秋时期其意思也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变化。该文的前编《西周时期的“天令（命）”和“大令（命）”》（同上48，2008），谈到只要仔细读《左传》的语言表现就可以感觉到其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语言现象。该文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但《左传》中的用例数量较少，很难说它们能明确反映意思的变化。为了深化研究，有必要客观地指出《左传》的语言在何处怎样“反映了春秋时期的语言现象”。对此，野间文史《左传研究序说》（《东洋古典学研究》28），参考宫崎市定关于戏剧是《史记》的取材来源之一的假说，认为《左传》除了鄢陵之战外还有几处会话也可能同样取材于戏剧，这对于以往将《左传》的第一手资料看成是“史官”的记录，其内容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的认识敲响了警钟。关于包括《左传》在内的传说的形成，平势隆郎《中国古代传说（故事）的形成及其发展》（《史料批判研究》8，2007）也关注宫崎说，认为在战国时期领土国家形成和文书行政开始的同时，从事外交的纵横家和学者在私塾、城市的市中形成了传说。野间论文具体论述了是怎样从《左传》中析出传说之一的戏剧的。吉永慎二郎《（春秋左氏经）从{原左氏传）抽出、编写及其形成过程》（《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64），和上述讨论视角稍有不同，提出今本《左传》所收的传文不是经文的注释，而是独立的历史记述的文体，经文是从《原左氏传》中抽出、编写，并引用了鲁国的宫廷记录记事。如上所示，应当如何看待《左传》等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的大前提问题，但目前各家观点分歧较大。平势隆郎认为《春秋》、《左传》是反映战国时期领土国家正统观的著作，他在《<论语>的天下观、<孟子>的天下观、<札记>的天下观》（相马充、谷川清隆编《第二次“历史的记录和现代科学”研究会集录》，国立天文台）一文中，指出《论语》、《孟子》、《礼记》的天下观反映了当时的认识，以这样的战国以后的认识去理解此前的时代情况无疑是不可能的。研究历史时，不能不考虑所依据史料的性质。期待今后继续为了将《左传》作为史料使用，将其作为前提进行史料批判工作。
通时性研究有吉本道雅《中国先秦时期的羌》（《中国古代史论丛》6），认为很难将考古学的“羌”文化和汉代的西羌与甲骨文中的“羌”或者文献的姜姓联系起来，战国秦惠文君称王后，出于将自己比作汤的政治目的，对统治下的异民族给予“氐羌”的称呼，这与汉代的西羌有直接关系。菊地大树《中国先秦时期的马和马车的变革》（《中国考古学》9），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针对殷代后期至东周时期车马坑出土的马是为了系驾马车而进行人为遗传改良使其大型化的观点，提出马坑出土的马是小型的牺牲。饭尾秀幸《世界史教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评论》711），针对以往研究关于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以此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制的瓦解和小农的出现、专制国家的形成），是在战国时期开始，汉代以后逐渐普及的定说，指出其说的根据存在问题。如果无法认定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与铁器和牛耕的普及有关，又向哪里寻求划时代社会变动的动因呢。平势隆郎《牛耕》（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史料3东亚·内陆亚、东南亚I》，岩波书店）指出，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关于牛耕的议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议论中去寻找。铁器方面出版了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的译本《中国古代の鉄器研究》（佐佐木正治译，同成社），对先秦至秦汉的铁器文化进行了系统性论说，是一本有用的书。
汉字文化。今年出版了两本以广泛的汉字文化为题材的好书，或许可以反映近年来对汉字关注的高涨。即大西克也、宫本彻《亚洲和汉字文化》（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富谷至编《汉字的中国文化》（昭和堂）。前者平实地记录了从甲骨文字到楷书的文字变迁，是这一领域期待的概论书。后者主要与汉字的形成、发展和书写材料、读书人等有关，收录了时代跨度很大的丰富多彩的实证论文。这里介绍其中的两篇。大川俊隆《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以形声字的形成为中心，论述了六书这一文字构成法确立以前的汉字的发展过程。松井嘉德《鸣响的文字》，认为青铜器铭文不仅仅具有记录文书的性质，而且是对西周中期到后期通过直接说话法的语言记录，它是以出声来读为前提的，春秋战国时期丧失了这一功能，开始重视对第三者用文字来表达。在文字世界中引入声音世界的视角，是一篇饶有兴味的论文。
社会史。桐本东太《降服考》（《史学》78—3），认为衣服是其主人魂的归宿，因此“降服”意味着将自己的灵魂给与对方，并因此具有了谢罪的意义。大形彻《镜和太阳信仰》（《中国研究集刊》48），搜集了大量包括中国以外的事例，认为镜投射了太阳信仰所具有的复活再生观念。大形还撰写了太阳和弓矢关系的论文《救13礼仪和十日神话》（《亚洲文化交流研究》4）。弓矢方面的论文，还有小林伸二《中国古代的射礼》（《告史》3），论述了《仪礼。乡射礼》和《礼记。射义》、《左传》中所见弓矢的情况。
去年大多数研究仍和过去一样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分时代进行，横跨两个领域的研究很少。最后想谈一下可能对这一学界状况产生较大影响的清华大学人藏竹简。这一出土地不详的2388枚竹简，据放射性炭素年代测定是公元前305年士30年（仅针对竹子，未测定墨迹）。除了《文物》2009年第6期刊登了《保训》之外，其余的尚未公开，据说其中包含了《尚书》佚篇和《逸周书》、类似《竹书纪年》的年代记，可以预想是先秦研究的珍贵史料。近年来出现了根据新出土史料的内容全盘否定依靠现存文献得出的成果的风潮，但是不能轻易地舍弃先学，对于搞清为什么会导出这样的结论进行再研究应是不可欠缺的工作。毫无疑问，依靠文献进行研究并非没有意义。希望借助出土文字史料的帮助，推进对基础性文献史料的批判研究，就清华简本身来说，则通过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相互比较，进行包括其真伪在内的慎重的讨论。
海老根量介（东京大学日本东京）撰，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00732）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9编第5号《2009年的日本史学界》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