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导论
一、立项目的
水是生物之源，地球没有水，就没有一切生物，也就没有人类本身；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植物就不能生长；森林是天然水库，毁了森林即断了水源。西双版纳是水稻的发源地及种植水稻最早的地区之一[1]。傣族是一个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民族，在与大自然的长期相处过程中，傣族人民深刻认识到：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源，没有水源就没有水稻田，没有水稻田就没有鱼米，没有人们赖以生存的鱼和米，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这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创造的灿烂文化之精髓，是傣族人民纯朴的自然生态观。
在这种纯朴的生态观指导下，千百年来，擅长水稻农业的傣族先民，在这里打桩筑坝，开渠引水，灌溉农田。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严密有效的、很有民族特点的水利管理形式“板闷”制[2]。至12世纪末，“召片领”[3]一世名帕雅真统一了西双版纳30余部（勐、部落、方国），建立了以景洪为中心的“景龙金殿国”。召片领篡夺了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权，由集体所有变为一人所有，但对农村公社土地使用制度仍未触动，利用农村公社平均分配土地来平均分配对召片领及其家臣头人提供的劳役贡赋。为了巩固其统治。召片领政权非常重视水利灌溉事业，在农村公社“板闷”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水利管理系统及治理水利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借助寨神、勐神祖先崇拜即“神”的力量，保护了约1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4]，1949年全州森林覆盖率为70％以上，从而保护了丰富的水源。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扶持下，西双版纳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投入了数亿元资金，改过去岁修的木桩、木马坝、竹笼石坝为永久性的钢筋混凝滚水坝，改狭窄土质沟渠为永久性的三面光主干渠；过去只修坝塘、鱼塘，没有水库，今天不仅有小（一）、（二）型水库125座，还有中型水库4座；引水工程、引水沟3717条，使年供水量达6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50万亩，水利化程度达30％[5]。
随着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胜利，旧的召片领封建领主水利管理系统及一系列规章制度废除了，而新的社会主义水利管理制度却未建立起来，保护水源、保护森林的立法工作也未跟上，修水库、修滚水坝需水泥、钢筋、沙石料，就必先修通公路，有了公路就为不法分子盗砍盗卖，偷运木材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就出现了水库修到哪里、水沟挖到哪里，森林就破坏到哪里，新的水利工程完成，水库周围及水沟沿途森林已基本砍光，从而造成水土流失，沟堤塌方，库容淤泥增多，库底填高，涵洞阻塞。由于水源逐年减少，达不到设计容量及径流量。为了保证灌溉，又新开引水工程，增大库容及水源流量，待新沟挖好通水，水源头及沿沟森林又被破坏，于是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千百年来，几经沧桑，各族人民含辛茹苦保护下来的寨神林、勐神林，也被视为封建迷信，在“向鬼山开战，向神林要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革命”口号下，横遭劫难。有的山区村寨，经多年积累及政府扶持，已盖了瓦房，通了公路、水、电，种了橡胶，挖了台地，实行喷灌，但由于后来砍了寨神林即断了水源，不仅无水灌溉，人畜饮水均成问题而被迫搬迁；废了传统的“板闷”制，乡（镇）政府设置水利管理站，而水管站雇的是外乡人，只管主干渠，流入各寨的支渠无人管，造成浪费水及抢水纠纷不断；由于左的路线干扰，1958—1969年这11年间移民进入过猛，粮食没有保障，强调以粮为纲，不仅山区民族要粮食自给，还要完成余粮派购任务而毁林开荒；农场种胶职工也因要求每年自给粮食3个月，水田无处开垦，也被迫毁林开荒，向山区民族学习传统刀耕火种，剜肉补疮；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经济效益，轻视社会、生态效益，只顾眼前实惠，哪管子孙将来是否受益，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毁林开荒种胶种粮。由于开发过量，破坏了生态平衡，有的地区出现水源枯绝，河水、箐溪断流，新开梯田荒芜，复种面积减少，水利设施报废，甚至发生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全州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66．7％，急剧下降到1980年的29．7％[6]。这些政策的失误，人为的破坏，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近几年来，开始引起重视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40年来，我们对傣族的社会历史、政治制度、民间文学、医学、历法等的调查研究、挖掘整理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而对傣族传统的水利灌溉、森林保护经验，没有作认真深入的调查，开展客观系统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更谈不上继承与弘扬。
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何既开发自然资源，又不破坏森林、水源，保持生态平衡；在水利建设中，如何既重建设又重管理，如何将管理水利设施与管理水利周边森林一体化；在保护森林水源，保护水利设施方面，如何立法，如何执法等问题，必须结合西双版纳实际及傣族传统文化特点来进行。“在传统问题上，越是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就越能走向世界”[7]，越是结合民族特点的事业，就越能顺利进行，傣族的传统经验，包括召片领的森林、水利管理系统及有关水规林法，是几百年上千年逐步积累起来的，一点一滴逐步充实完善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遗产。民族的陈规陋习要改革，召片领的封建领主制度要废除，但民族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召片领的管理经验也可借鉴，不能良莠不分，因噎废食，一概否定。因此，研究傣族水利灌溉、森林保护的传统经验，不仅对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均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及很高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立项目的就是为现实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民族经济服务。
二、研究基础
我有幸于1949年7月（时年15岁，初中两年半肆业）与20余位同事一起，被派往西双版纳开辟工作，目睹了神秘的未开垦前的版纳原貌。那时的版纳，无一里公路，从昆明至景洪，若跟马帮走要26天，我们当时是从普洱出发到勐腊，也走了12天，一叶独木舟（俗称猪槽船）渡过罗梭江及澜沧江；全州无一度电，晚上一片漆黑，只有竹楼的火塘透过篱笆墙。露出点微光；凌晨鸡未鸣，户户即传出脚碓的捣米声；到处是原始森林，葱绿苍翠，珍禽异兽随处可见；农村还保存着较完整的土司统治下的农村公社制，头几年我们下乡吃住均在土司头人家。在这个环境下，我生活工作了8年。1956年，全州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封建领主土司世袭制才被废除。后又继续在版纳工作了23年，直至1980年才调离。我在西双版纳（1949年7月至1980年6月）整整工作了31年。
在前8年中，一切工作包括爱国生产、征粮、救济、维护社会治安等都得通过土司政权，只有通过上层，才能联系群众，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那时的中老、中缅边境，西双版纳的召片领及各勐土司收官租、派劳役贡赋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版图，版纳土司管不着的边境村寨，就归属缅甸、老挝。在中缅、中老还未正式划界、树立界碑前，这就是习惯边界线，前英、法殖民者也基本遵守。因此，解放初期的军事占领边境，巩固祖国边防的工作，也需通过土司政权。记得我们到版纳开辟工作交的第一批朋友，就是当地土司头人，第一批吸收参加民族工作队及选送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的学员，也大部分是土司头人及其子女。1949年10月以后建立的县、区政权，均由上级政府委任当地的土司当任县长、区长，如委任原宣慰司署议事庭长召景哈为车里（即景洪）县长，原勐海土司司署议事庭长叭诰刀承宗为佛海（即勐海）县长，勐腊土司召应忠为勐腊县副县长，景真土司刀廷荣为景真区长，勐旺土司召应福为普文区长，勐龙土司召孟麻哈桑为勐龙区长。他们又以土司政权——“勒司廊”、“勒贯”，即议事庭委封各乡、村头人。此时，我工作的勐捧区，原任土司是由景洪召片领委派的，傣名召孟玛哈宰（召片领刀栋梁之三弟），已于1947年病故，勐捧当地世袭土司之子召香年幼，镇越县（即今勐腊）人民政府委任我为勐捧区长。当时勐捧土司政权的“勒贯”掌实权的四大头人叭龙坦翁、叭龙英翁、叭龙松巴、叭龙捧喳一致说：“傣俗老规矩，一个勐一13不能无土司，傣谚说：‘勐冒米召，南冒米巴，毫冒拿，巴冒吐’（直译为：勐无土司，水无鱼米，粮食不丰产，肥鱼不上网）。勐捧无土司，区长就如土司了。”我担任勐捧区长3年，傣族头人及部分群众基本把我视如土司3年。每年泼水节，城子土司后裔、贵族夫人小姐们，手捧放有鲜花瓣的清凉香水盆，到区政府阳台上，用酸茭树枝叶醮水浇洒我的衣领及上衣后，才开始群众性的泼水；赶摆场上，群众敲锣打鼓，边走边舞，把我及城子头人一起从区政府迎到田坝主席台上（用竹子，草排临时搭的凉棚），入席饮酒，发表新年祝词，才进行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唱歌跳舞，赛龙舟，放火花、放高升。每年泼水节后，勐一级的水利设施，主要沟坝如“裴燕”的修建；主要寨神、勐神的祭祀；架设勐腊河上竹绳竹笆浮桥的开工、竣工仪式，均请我去主持，筑坝敲的第一棵桩，先要我亲手拿过；有的村寨，关门节前一年一度的“份地”分田活动及开门节后的姑娘搭台纺线，赕塔、赕“帕坝”（佛迹圣迹）、考冈姆、撒鱼塘、吃米线、贺新房，也请我去参加。我不认为当区长即是当土司，但我却将它当作挑战和机遇，我决心迎接挑战，利用机遇，勤奋、虚心地向傣族人民学习，傣族人民也给予我热情、无私的回报。勐捧城子佛寺大佛爷都龙勐教我学傣文，学诵佛经，学用铁笔刻写贝叶经；原土司政权“勒贯”文书鲜欠龙（刀文明）、鲜欠勐满教我写傣式应用文，如通知、命令、委任状等上报下达行文；土司的武官叭悍教我傣族武术及咒符咒语；勐级歌手“赞哈勐”有叭温勐、鲜纳宛、康郎光教我唱傣歌，讲述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地方轶闻趣事，寓言、谚语等；波章、波摩给我讲述佛本生及本地佛迹故事，寨神、勐神的传说及赕佛、祭祀礼仪规程、禁忌等；叭龙坦翁、叭龙英翁及叭岗翁教我为头人及群众贺新房、结婚拴线、“书麻戛腊瓦”、“抬么考满凸”敬献酒席时，手扶桌边或一边拴线一边给主人祝福的各种佛语祝词。长辈称我是傣族的“鲁艾利”好儿子，晚生称我是他（她）们的“艾龙利”好哥哥，这是鼓励更是鞭策，激励着我不断进取，为与傣族人民缩短差距而加倍地学习。自知学习成绩并非每科都及格，但我的老师总是鼓励我，称我为“康明贺”（当过佛爷还俗的汉人）。
我于15岁进入西双版纳，即开始受到傣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学会了新老傣文，能较熟练地读、听、说、写，曾给周总理当过傣语翻译，会唱傣族歌，跳傣族舞，吹奏傣箫，念上座部佛经，较熟练地应用傣族谚语、典故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通过做好事、交朋友，与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疏通了民族关系；经常深入农村，访贫问苦，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冬季进行棉衣、棉毯救济，夏季进行口粮、种子、农具救济，耕牛扶贫；率领区、县代表团赴县、州、地区开会，晚上坚持查夜，帮助代表盖被子，白天行路将马让给老弱代表乘骑，亲自护理生病代表，从而取得各族头人及百姓群众的好评。由于在解放初期完成各项民族工作表现较出色。曾先后被评为县、地（州）、省级民族工作模范，获云南日报、新华日报表彰[8]。
1953年3月（19岁）被州政府选送到云南民族学院政策研究班学习，经过专业培训后，参加了州、地、省三级联合调查组，开展为期两年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在马曜、缪鸾和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工作[9]，写过几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已收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公开出版。1955年（21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学校建立，被委任为首届专职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10]。
1956年民主改革后到1980年，这以后23年中，曾亲身经历了版纳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及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农村的改革——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大变革。
1966年文革前，我担任过景洪县农业水利科长，1976年文革后，又继任县农业局副局长[11]，任职期问，具体分管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县农科所、公社农科站、大队农科组、生产队农科员四级农业科技网的工作。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的宗旨，虚心向州、县农科所农业技术员甘自知、辛运旋、赵进忠、李开应、文世全、王光荣及傣族农民技术员波艾敦、岩捧、岩光等同志学习；与县水利技术员袁光伟合作，领导修建过允景洪镇曼德水库，与景洪曼迈乡农民一起兴修过“闷南哈”大沟，整修过“闷遮赖”“闷纳勇”大沟；主持举办过曼沙水稻“三系”杂交技术培训班及基诺山包谷杂交技术培训班。通过多年实践，学到了一些修水库、水坝、水渠及种植水稻的专业基础知识[12]。亲身体验到民族传统的经验与现代科技的力量，各有长短，互补性强，若能有机结合，将事半功倍。从而使我对傣族传统水利及稻作文化产生兴趣，希望能立项作专题研究。我在西双版纳工作、生活30余年，所创造的主、客观条件，即是我承担此项研究的有利基础。
1991年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及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联合组织在下关召开的“山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泰国清迈大学社会学院乌来旺教授，经她的推荐，在大会餐厅就餐时又认识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孟泽思先生，经过他亲赴版纳，认真考察评估后，欣然同意资助，解决了研究经费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一）山坝结合 坝区的水田靠引溪河之水灌溉，而溪河之水又源于山区之森林，因此，山坝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山区诸民族的习惯是毁林开荒，刀耕火种，如何既能继续进行传统的耕作方式，又能保证坝区的水源不被破坏，传统的经验是什么？有了矛盾怎样处理？列举案例。程序先坝区，后山区；先傣族，后山地民族，包括哈尼、布朗、拉祜、基诺、瑶族及空格、阿克、克木人等。
（二）点面结合 坝区先搞清楚一条沟渠的管理制度，然后再扩大到全坝区的灌溉系统及一整套管理制度。先以景洪坝子为点，取得经验，拿出成果，再扩大到勐海、勐腊坝。
（三）中外结合 先搞清楚西双版纳，再扩大到泰北之清迈及难府，作比较研究。因版纳与泰北诸府古称“兰纳”，均以稻田命名，同为水稻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均大同小异，历史上双方贵族曾联姻，群众也通婚，处于同一生态环境，同一生产力水平上；今天双方政府都在推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发展民族商品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可比性，双方的长短、优势可以互补。
（四）田野调查与文献翻译相结合 版纳傣族传统水利灌溉与森林保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必须加大力度，作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积累大量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对有关水利灌溉管理及森林保护的法律法规、乡规民约傣文文献，必须注意收集，复印或照相，译成中文。
（五）以民族学为主，结合历史、考古、社会、语言、民俗、民间文学，以及林学、生态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不懂的学科，边干边学，向内行专家请教。并充分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保证此项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尽量避免单一学科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六）访问官员与访问群众相结合 解放前的情况，既要访问议事庭官员、村寨头人，也要访问农民群众；解放后的情况，既要访问各级领导干部，也要认真听取人民群众及专业技术员的意见。从不同角度客观地反映实际。
（七）注音与录音相结合 傣语中有关水利及森林的专用名词，必须同时使用傣、汉文及国际音标注音；山区民族无文字的，除使用国际音标及汉字注音外，还需用磁带录音，以保证科学性及准确性，以免张冠李戴。
（八）图像与文字说明相结合 坝、渠、水利、森林，森林管理员，闸门、分水器，挖沟、筑坝的工具，重要的古籍文献均要摄影，并用文字说明，达到图文并茂，增强可信度。
注释：
[1]据丁颖研究。稻谷起源于华南。继丁颖之后，游汝杰又从语言的角度上进行了探讨，认为广西南部、越南西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带。西双版纳地区正处于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带之中。
[2]“板闷”是傣族村社对水利管理人员的特称。“板”为铜锣，“闷”为水沟，直译为“沟锣”，它以管水员鸣锣开道。通知有关修沟、分水事项而得名，非常形象，古朴原始，其职能有如古代中原的“水正”。
[3]召片领。“召”原意为主，引申为“官”、“王”，“片领”为大片土地，召片领即大片土地之主，是解放前西双版纳的最高统治者，通过权力机关——议事庭发布命令，分派负担，对所属农奴及境内各民族人民进行统治。元、明以来，受封为世袭彻（车）里路军民总管及车里宣慰使。
[4]1984年有关专家曾作过调查，西双版纳有龙山400多处，面积为5万公顷左右。据笔者多年调查，龙山即寨神林、勐神林，不仅坝区傣族有．山区各民族村寨均有。400多处，显然没有统计山区。因此，包括山区，起码要翻一番，全州不低于10万公顷。
[5]刘太仁：《粮食生产的成就与展望》，引自《西双版纳四十年》第90页。
[6]《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第112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7]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马曜教授为其写的序言，第7页。
[8]详见《新华日报》1953年7月23日第3版，除载有我的事迹外，编辑还写了“简评”——《向李双和高立士同志学习》。
[9]详见马曜教授为拙著《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写的序，第4—7页。
[10]校长由当时州工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李群（现为我的妻子）兼任。详见《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第32、33页；云南日报1956年5月26日第3版拙文《办民族干部学校的一点体会》。
[11]详见《景洪市政权系统组织史资料》第100页、125页。
[12]详见拙文：（1）《水稻“三系”杂交是高速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载于《西双版纳报》，1978年9月12日第2版；（2）《水稻黄矮病》，载于《云南科技报》1978年10月25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