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按地域可划分为中国（包括大陆与港台地区）与海外（主要是欧洲与美国）两大版图，按时限可划分为20世纪前期（1900——1949）、中期（1950–1979）、后期（1980–1999）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09）四个阶段；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对王莽生平家世、交游、经历，及其性格、心理、行为的考察与评价；二是对新莽时期重大史事的研究，诸如王莽代汉自立的行动步骤与理论基础，其推行复古改制的内容、实施与结果，新朝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活动，新室败亡的过程与原因，等等；三是对考古发掘的新莽简帛、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修订《汉书》的相关记载。

　　《汉书》是记载和研究西汉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之一，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极则”与传统史书的典范。在《汉书》成书至20世纪初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历代史家、学者研究和撰写王莽与新朝史时，大多都尊重和采纳了班固的叙述与评价。换言之，《莽传》及《汉书》中记载汉末至新朝历史的相关篇章，是20世纪之前的学者进行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主要依据。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情势却陡然发生了变化。王莽研究似乎也与王莽其人一样，成了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学术现象。中外学界对王莽的评价，从以往的“全盘否定”变为“逐步肯定”乃至“全面翻案”，当前的现状则是“争议不休、分歧重大”。概言之，20世纪的王莽研究可概括为三种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一以胡适、顾颉刚等人为代表。他们率先推翻了近两千年来学界和民间对王莽的定论。二以钱穆、吕思勉等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大多取材于正史，沿袭传统史学的编撰形式，但对王莽的评价却与《莽传》大相径庭。由于胡、顾、钱、吕等人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大，在海外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对国内学界对王莽的研究与评价，还是对海外华裔学者如黄仁宇等人，以及西方秦汉史学者萨金特、毕汉思、鲁惟一等人研究王莽的基本观点与思路，均有直接影响（详见拙作《<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传播》，《中国史研究动态》20lo年第5期），使学界产生了严重的偏颇与误差。至今凡为王莽翻案者，仍几乎无不引用上述诸家之说。三以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和白寿彝等人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为指导进行王莽及新朝历史的研究，认为王莽凭借政治投机夺取政权，其“复古改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倒行逆施、完全胡来的祸国殃民之举，直接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和新朝的败亡。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王莽研究专著和论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汉代历史与《汉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外发表新莽史与王莽研究专著39种（中文33种，外文6种）、报刊论文260余篇（含论文集）、学位论文12篇。此外，在中外学者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著作中，也对王莽和汉新之际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目前可见的介绍王莽研究成果的论文有：韩玉德的《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徐志祥的《建国以来王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陈启云的《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笔者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的王莽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考察，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

一、20世纪前期的王莽研究

　　20世纪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王莽研究由此出现了重大逆转。基于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902年，冯自由率先在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要求重新评价王莽。他认为王莽的“王田制”亦即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符合“民生主义之精理”，深得“平均地权之要旨”，因而把王莽看作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驱而予以高度评价，强调不可“以成败论英雄”。1920年，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上，胡适与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的辩论。胡适将“井田论沿革史”分成七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论著为代表。他在“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之后，认定“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所实行的“王田制”和“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兼并”。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胡适归结为王莽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称王莽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革者”，并指出“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基于此，胡适称赞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和《胡适文存三集》卷七《再论王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黄山书社1996年版）。胡适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西方学界的影响尤其深远，并一直延续至今。但在笔者看来，胡适实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臆想，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王莽，既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也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难以经受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观和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的衡量。

　　受胡适影响，20世纪前期学界出现了一些针对王莽改制的专论。顾颉刚和钱穆对“王莽禅汉”问题和汉末至新朝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刘歆与王莽，给予了较多关注。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6卷第1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册）一文中，顾颉刚重点探讨了“五德终始说”的渊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认为刘歆篡改上古史料，目的是为了迎合王莽篡权的需要，对后世政治与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王莽改制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王莽的篡权，使上古史变了样子”；“王莽凭借儒家之学说与其个人理想，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详见顾氏于1941年为美国汉学家克莱德．萨特金的译注《王莽》所作的序言，康涅狄格州海波瑞安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绘画艺术图书公司1950年版）。与顾氏相似，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后亦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一文中，批驳了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学界普遍认同的刘歆伪造经书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认为新莽代汉是西汉以降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人心所向，“莽政虽多迂腐，但也有可取之处”。在1931年秋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撰写的《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47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讲稿中，钱穆以“王莽之新政”为题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莽代汉并非完全是外戚政治的产物，而是“举世人心之归向”，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他对王莽的改制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其政治理论“可谓蔼然仁者之言”，“今世所倡土地国有、均产、废奴诸说，莽已见及，其政治上之理想可称高远”，指出世人应摆脱“以成败论英雄”的旧史家成见来重新评价王莽：“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鹭，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

　　20世纪前期，众多学者、史家纷纷采用新的理论方法讲授、编著和研究中国通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王莽研究呈现繁兴态势。20世纪前期问世的中国通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传统治史方式撰写的文言文史书，以王桐龄的《中国史》、钱穆的《秦汉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秦汉史》为代表；一是用新的理论方法撰写的白话文史书，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

　　在1926–1929年出版的《中国史》（全书共四编，初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200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中，王桐龄以“新莽之篡”和“王莽之末路”为题对新莽历史进行了解读。他对王莽改制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王莽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顽固迂阔，不切事情”、“经生泥古，不知变通”，其举措“一则曰效法古人，再则曰占验符命。昧于当世之潮流，与舆论之向背，于是始以经学及谶纬学说、欺人寡妇孤儿、狐媚以取天下者。既得天下后，仍以经学及谶纬学说自欺，驯至失天下”，不过是一介“腐儒起家之奸雄，终不脱措大习气，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亦可笑也”。这些论述既延续了班固《汉书》对王莽的基本评价，又包含着作者本人精辟的史识。

　　与王桐龄不同，吕思勉对王莽的研究虽也取材于《汉书》，但所得结论却与班固以及大多数史家大相径庭，甚至在许多方面彻底否定了班固的记载与评价。在《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中，吕思勉指出不应把王莽定性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而应视其为一位“社会革命家”，其改制的指导思想是为民谋利，其代汉自立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吕氏还盛赞王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勤奋工作的人格，认为他有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秦汉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吕氏更进一步从人品心性、行为动机、才学能力、施政措施及其影响等方面，给予王莽极高的评价。首先，吕氏认为“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其次，关于王莽代汉自立的原委始末，吕氏以为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普通的道德标准来评价，“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再次，吕氏认为班氏父子在《莽传》等篇章中对王莽的记载与评价俱为出于私心的歪曲和丑化，是“曲诋新室之作”，不足为凭；最后，吕氏虽不得不承认王莽在货币改革和对外政策上存在诸多过失，但他对新室的败亡深为惋惜，将其原因归结为王莽“行急进之策”、“举事规模过大”、“不宜于用兵”等，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王莽的政治主张未能完全施行（详见《秦汉史》第七章“新室始末”）。如果说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接受西学思潮的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为王莽翻案的始作俑者，那么全面否定正史、为王莽辩护翻案者则首推吕思勉。在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和考古发现的前提下，吕氏片面强调“社会情势”等客观原因，对王莽自身性格的严重缺陷和执政的重大失误仅以“其身之失，薄乎云而”轻轻带过；相反，对王莽的失德、失政给当时社会、民生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其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采取的种种阴谋手段给后世政治遗留的恶劣影响，却一再为其辩解、开脱，某些方面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翦伯赞和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时期的重要史家，都主张采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王莽研究。翦伯赞认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不在其“篡汉”，而是其“改制”，提倡应将王莽的为人与行事分开进行评价。对于王莽“篡汉”的野心和阴谋，翦伯赞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从王莽篡汉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无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用圣经贤传作为自己犯上作乱的掩护……王莽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篡窃者的符号”。另一方面，对于王莽改制的动机和措施，翦氏却给予肯定评价。他将王莽改制视为“改良主义的一种手段”，认为“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从当时王莽的改革社会经济所发生的病症来看，正是对症下药。假使能顺利推进，则王莽的政权也许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可惜用非其人，弊端百出，以致引起商人地主之激烈反对，终于都失败了”（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重庆大孚公司1947年版，后经修订更名为《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版）。相较翦伯赞，范文澜对王莽的否定更多一些，他认为王莽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用欺骗的方式取代了西汉，“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然而其做皇帝以后，各种改革措施的失败，使其改制成为“十足空虚的幻想”和对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对；又蓄意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从而最终导致了新室的灭亡（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王莽的新朝”，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翦伯赞、范文澜的论述，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重新研究和评价王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针对王莽改制中对地名和官制的改革，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一为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后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研究新莽时期的行政区域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为饶宗颐的《新莽职官考》（《东方学报》1941年）。此为饶宗颐应顾颉刚之约，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撰的《新莽史》的一部分（该著作由于抗战爆发未能完成），现被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二、20世纪中后期的王莽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唯物史观的新思想、新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内共出版王莽研究专著两部、报刊论文十余篇。此外，尚有不少研究秦汉史的专著和论文，一些中国古代史教材也涉及王莽研究。在这个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王莽，不再以封建道德标准评价王莽的功过是非，也反对以王莽的个人品质去衡量他的改制活动。这样一种“公平诚恳的态度”（毛泽东语，详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上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使王莽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综合这一阶段学界对王莽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王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应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兹全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邓广铭的《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进步日报》1952年1月25日）、金家瑞的《王莽的改制》（《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另一种则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人物，其改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如李鼎芳的《王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翼骧《秦汉史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和郭若沫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以上两种意见的产生，属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但毋庸讳言，此时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因素干扰过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简单甚至武断地下结论，以贴阶级标签的方法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

　　“文革”时期，王莽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目前仅见的几篇相关文章，以论代史、借古讽今的倾向更为明显。虽然由于与现实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使这些文章没有多少思想性或学术性可言，但作为王莽研究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插曲，却值得后人反思。

　　王莽研究于80年代初再度活跃起来，至90年代末取得了重要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报刊杂志共发表王莽研究论文约120篇，出版专著18部（大陆12部，台湾6部），1986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曹相成译注的《汉书·王莽传》。

　　此阶段的王莽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大增，新人不断涌现，学科背景、研究方法与学术旨趣各异，但大都比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克服了以前“以政治斗争为纲”、从概念到概念的弊病。二是研究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日趋细化、深化。50—60年代的王莽研究，虽对王莽改制的内容、原因和结果有所涉及，但总体说来失于平淡和肤浅，至这一阶段有了较大进展。例如，徐志祥、李光霁探讨了王莽改制的历史条件、背景和失败原因，认为应对其具体措施和实际效果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徐志祥：《王莽改制的再评价》，《齐鲁学刊》1980第10期；《重探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聊城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李光霁：《论王莽改制的历史背景和失败原因》，《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沈重将王莽改制视为一场“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论王莽改制》，《南昌大学学报》1987第2期）。三是学界不仅在不同意见之间展开争鸣，而且在同一意见之下对某些具体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例如关于王莽改制中的“王田制”问题，竺培升、徐志祥等人探讨了“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与性质，赵梦涵、程有为等人则对“王田私属”问题予以关注。四是研究者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王莽祸国殃民的货币改革使国家经济趋于崩溃，研究者对此均持否定意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王莽经济思想试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陈绍棣、施和金：《试论王莽改币》，《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韩王德：《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等等）。再如，新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挑衅和歧视政策破坏了西汉中后期边境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和平，研究者亦都认识到其破坏性与反动性（李大龙：《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莫任南：《王莽对匈奴的民族政策有进步、合理的一面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这一时期学界出版了多部有关王莽的评传，内容、形式、结论大同小异，值得关注的是饶宗颐、李均明的专著《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册第三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版）。饶宗颐早年曾计划按《汉书》体例撰写纪传体新莽史——《新书》（参见其论文《新书序目》，《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后因史学观点转变放弃此构想，全力转入新莽简的搜集、考证。他在日本学者森鹿三，中国学者劳榦、马先醒、陈槃、陈直、高大伦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辑得敦煌、居延简牍中有关新莽史事的记录共八百余则（限于1994年之前）。在序言中，他特地论述了《莽传》与新莽简的关系。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专著，均涉及王莽研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安作璋、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将20世纪中外学界王莽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其突出特色有二：一是尊重原始文献，基本沿用了班固在《莽传》及其他相关篇章中对王莽的评价和对新莽历史的记载；二是严格事实评判。编撰者本着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王莽其人及改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精辟、深刻的分析，并全面评述了新室建立后推行的各项政策。编撰者认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方面而言，班固已在《莽传》中明确总结了六点原因：一是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二是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三是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四是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五是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六是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败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编撰者还指出，“这些都与他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第272—273页）

　　这一结论建立在充分尊重史实和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既肯定了《汉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以及班固对王莽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又体现出以白寿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王莽研究中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对于世纪之交的王莽研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21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2000—2010）

　　新世纪的王莽研究从数量上看是相当可观的。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国内外出版了10余种研究王莽的专著和140余篇论文，另有12篇学位论文。这些论著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考古等角度对新莽历史进行了较以往更为广泛的研究。在研究中，学界更加重视原始文献，解读得更为细致、深入，表现有二：一是通过解读《莽传》总结《汉书》的人物形象塑造、历史编撰特色及叙事成就，诸如万文兴的《<汉书>中王莽形象的三重变奏》（《传承》2008年第7期）；杨倩如的《<汉书·王莽传>的历史编撰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二是梳理《莽传》及《汉书》中有关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史料，进行边疆史、民族史及军事史的研究（王朝霞：《破解王莽与西域战争之谜》，《甘肃日报》2002年9月27日；余兆木：《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沈刚：《<额济纳汉简>王莽诏书令册排列次序新解》，《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尤以对王莽和高句丽关系的研究为多，诸如朴灿奎的《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駒考》（上、下）（《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耿铁华的《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刘子敏的《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赵红梅的《略析<汉书·王莽传>中的高句丽记事》（《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王绵厚的《<汉书·王莽传>中“高句丽侯驺”其人及其“沸流部”——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七》（《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等等。

　　遗憾的是，从思想方法和学术价值上看，新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论著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原因有二：

　　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学热”和“读史热”，使得新世纪以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成为热点，一个突出表现即是“翻案成风”。在此种思潮驱动下进行的王莽研究，一些文章不仅说不上什么思想性、学术性，甚至连最起码的治史规范与学术素养都谈不上。二是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古代正史修撰的传统、史书叙事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进行了误读与歪曲，导致这一时期王莽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走向另一极端，即强调所谓远离政治的“纯学术性”，回避对王莽的为人行事和性格特点进行道德上的评价（例如他究竟是“篡汉”还是“代汉”，是图谋不轨还是情势所迫等等），而偏重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并将其“改制”上升到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等“理论高度”，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正面肯定多于负面否定。这一倾向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尤其突出，如将王莽无限拔高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之一”，其政治理想是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一次实践，认为他是“一个将儒家理论付诸现实政治的行动家”，等等。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仍出现了一些在实事求是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成果，诸如徐乐群的《王莽宗舜代汉的政治权谋及其历史效应》（《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张丽、胡绍财的《王莽的性格与其改制的失败》（《继续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张守军的《论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元的《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永俊的《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但总体来说，21世纪的王莽研究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四、分析与结论

　　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粗浅到深人的过程，其间虽然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但许多论著存在以观点代替史料、以议论代替考信的现象。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有着复杂的客观原因，但也与学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20世纪以来围绕王莽的生平及其行事，学界产生了重大分歧，主要集中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王莽是以阴谋诈术和政治投机“篡汉”还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禅汉”?其二，王莽改制的性质、措施和后果，是贯彻儒家圣贤与经典的理念来改造社会，以达到“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还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祸国殃民之举?其三，新莽时期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战略，是有其合理性、进步性，还是破坏边境地区的和平局面和民族团结，给边境百姓及周边少数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妄自尊大、倒行逆施之举?其四，王莽其人到底是如班固所言，是“以诈立心，匿情求名”，“不仁而据奸佞之材”，“颠覆之势险于桀、纣”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还是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推行其改革社会的主张，却在现实中遭到失败的悲剧人物?其五（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导致新朝败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地方大姓集团抑或是王莽倒行逆施、咎由自取?

　　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王莽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法。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应引起重视：

　　一是应回归历史文献．即以《汉书·王莽传》为研究的出发点。新世纪的王莽研究，仍应立足于班固在《汉书》中的叙述和评价，因为班固“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王莽的第一手材料——《汉书·王莽传》，这些可贵的材料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王莽的最可靠的依据”（李元：《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方面，沈重、李孔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论汉书·王莽传》，《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他们一反20世纪中外学界对班固撰史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与批评，将《莽传》作为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总结了该篇的三大贡献。他们高度赞扬了班固的叙事成就和卓越史识，推崇他是第一个敢于“突破禁区”、替“乱臣贼子”立传的封建史家，对王莽生平史事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记载和评价，堪称“一代良史”。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莽传》的论文，有许多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可惜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二是应将中国古代史学“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相结合．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在这方面，孟祥才的研究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出版了一系列王莽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王莽的人格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深入发掘，全面详尽地展现了新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新朝旧政——新帝·王莽》，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细说王莽》，中华书局2006年版）。他指出，作为代表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外戚集团的头子，王莽性格怪异、虚伪、奸诈、阴毒、残忍，特别娴熟法家之“术”，把剥削阶级那种贪婪残暴、尔虞我诈的品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具有独异色彩的典型。王莽的品格和手段，适逢各种条件构成的历史机遇，就使骗子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此孟祥才断言，“笔者并不认同封建史家以封建伦理为准则对他所作的评判，但也无意为他做翻案文章。面对他所制造的历史灾难，史家的良知无法让我对他写出哪怕最低调的赞美辞”（《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这一结论道出了一个富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心声，值得所有从事王莽研究的学界同仁深思。

　　综上所述，为将王莽与新朝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果，笔者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尊重第一手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核心就是回归原始文献。在没有更新、更权威的考古发现或史料可以推翻班固记载的前提下，应坚持以《汉书·王莽传》及相关篇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避免理论预设和主观臆断，从文本解读人手，认真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权威，而是坚持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的方法论，本着忠于史料、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力求深入、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