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江村（下编）

　　从乡间回来，碰到那些知道我下乡调查的朋友们，一见面就常用这样的话问我：“离开了21年，再去访问你过去熟悉的农村，面貌一定大不相同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得怎样了?”如果这是一种寒暄，我估计对方早就料到我会说什么。如果要我认真答复，那就得看所谓面貌是指什么了。

　　如果面貌是指社会性质，特别是生产关系那一方面，21年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现在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了剥削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如果面貌是指那靠水人家、四围桑稻的乡园景色，那却依然是旧时相识，乡音俚语更难辨今昔。

　　如果面貌是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我还有点犹豫，不知怎样说好。过去确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了，人们生活必然要提高，提高得和过去大大不同了。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不强调一下生活的改善，似乎就是不拥护社会主义。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不能不这样说，弥漫着一片农民生活改善的喜讯。

　　社会主义一定会给我们，不论在城里，在乡间，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生活是改善了。强调一下农民生活的改善，在合作化高潮前后也可以起加强信心，扩大影响的作用。这些我都没有怀疑。我有点犹豫的却是：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40条当作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一似唾手可得。这里说生活怎么好了，那里也说日子怎样好过了，改善的风四面吹。而事实上，人民生活要和生产关系一般发生迅速地和根本地变化，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做得到的，那么这阵风吹起来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好处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乡间的20天里，我自己也常常被各色各样的矛盾所迷惑。

　　作为人民代表，自应关心人民生活，正如我在上篇所提到的，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

　　我们坐下来算账，算来算去，农业增产谁都不能否定，副业是减产了，但是农副业总收入至少也已赶上了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再看这村子里农民的收入，在全国范围里都可以名列前茅。每家平均分得的粮食又不低，怎么会闹粮食紧张呢?老乡不说实话么?又不然。有一天，我们悄悄地到附近的一个村里去访问一个21年前我在这村里住的时候照顾我生活的保姆。我们到达这村里时，老乡们还以为我们是种牛痘的医生。但找到熟人，一坐下来，我们又被粮食问题所包围了，甚至我这个肥胖的外形都成了打通她们思想时的障碍。

　　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以为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的，我想，也是不对的。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我们脑筋搞得简单了当然更会对不上头。请原谅我，说起话来不能不啰嗦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挑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冷风了。

　　还是先算算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虽则夸大一些，但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的。全国农民每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在50元左右，苏州专区平均是78.6元（家庭副业和小的经济作物不算在内），这个村子里农业社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庭副业和家属寄回来的钱，总的平均收入，我们估计在100元左右，单就这些数字来看，这个村子还要喊穷，实在难于令人相信的了。

　　粮食是不是不够呢?这几年农业一直是增产的，上面已经说过，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当然，够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和他计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如果放手让他尽量吃，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用这个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满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才够，一方面是营养问题，一方面也是习惯问题。习惯不同，各地认为足够的标准多少可以有些相差。因此，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实践，怎样才算吃够了。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动力一人一月50斤（这个数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为在做重活时，吃得多些，平时没有这样多）。女半劳动力35斤，十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伙，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要满足这样的标准，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按劳动的需要来调剂，才不致出问题，特别是搭配了少量豆麦，而这地方原来没有把豆麦当主食的习惯，吃起豆麦来就不知道饥饱。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个村子粮食会不会紧张，将决定于农民怎样吃法了。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至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时就闹饥荒了。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愈凶。

　　当地农民的习惯是多年在具体情况里养成的。算算过去的账就可以看得出上面这些数字大致是不错的。比如说21年前每个人平均两亩土地，每亩350斤谷子，四口之家共得2800斤。除去四分之一被剥削的部分，再合米，大约就是1500斤。当时我在这村子里调查时，一般都说这个村里所出产的粮食只够口粮，其他要靠副业收入。这种说法和我们的计算也合得上。多年来在这个水平上生活，对粮食必须抓紧，量入为出，一跨出这条界线就会跌入高利贷的圈套。在这种历史条件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般说比其他地方似乎高一些，但是不能说他们原来就是心中无数，吃多少算多少的。

　　当这个村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按照习惯来定口粮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注意守得住这个习惯。这个关口守不住，问题也注定免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当合作化高潮卷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高级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万象更新。

　　合作化发动了生产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又化成了农业增产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样得意地长起来，使农民们心花怒放。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情绪，“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你想，如果一亩田真是一年收到700斤谷子，每家2000多斤的米是有把稳的。放手吃吧。

　　谁知道天不成人之美，八月里刮起了台风，好大的台风。又吹在稻花开放的时候。这一阵风吹来了今年的粮食紧张。一天三顿干饭离开了我们国家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也不能算过分的享受。劳动积极，看到从来没有过的丰收在望，兴高采烈，多吃一顿干饭，也应当说是人之常情。如果当时我去视察，看到这种光景，还不是要大书特书作喜讯来传报么?当然，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台风是偶然事件，偶然发生的灾害所引起的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细细想来，过分乐观并无好处。且不说，现在我们在农业里还得靠天吃饭，灾害还不能看做太偶然，合作化高潮里吹起那一阵生活改善的风，不能认为是阵顺风。

　　强调这个村里粮食紧张的情况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绝对缺粮。这个村里只是吃空了定量，附近还有些村子不但不闹紧张，还有余粮可以调剂。是的，这里粮食紧张情况一发生，支援的米就调拨来了，但是，米是要钱买的，大家又闹没有钱了。

　　怎么会没有钱呢?按我们的计算，就是以每人从农业社得到的82元来说，除去546斤谷子，值46.5元，还应当有35.5元，一家四口，还有142元。何况还有些家庭副业?这笔钱是怎样花法的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行家计调查。详细的数字还没有算出来，依我们初步估计说：一个中年妇女一年衣着约25元，一个中年男子一年衣着约35到40元。四口之家除了粮食和自给部分外伙食费每年约35元，日常杂费每年约60元，社交费20元，燃料折价40元。这笔账就要超过200元。加上孩子衣着、房屋修理、工具等，一个中等家庭实际现金支出在250元左右。这些数字不能认为很正确的，等将来调查材料经过分析后，再和校正。但是以此作大体估计，可以看到几点：

　　第一，在这个农村里，单靠农业社的收入是不足以维护上述那样的水平的。他们在家庭副业里还要设法得到大约每个人20元的收入。这和我们上面对收入的估计是相符的。换一句话说，如果四口之家不能在农业社收入之外另外开源得到大约一年80元左右的收入，就不能达到中等水平。

　　第二，这种水平应当说比较高的。说说它的内容：衣着方面每年要添布衫布裤两身，夏天穿洋纱衫，冬天穿棉袄。一般说已看不到衣衫褴褛的人，相反的，老年人都有一件结实的棉马甲，青年人男的不少有制服，女的有花布衫。妇女一般不再赤足，下雨天都穿上了胶皮鞋，青年男子很多有了球鞋。成年人两年要穿三双线袜，每年穿四双布鞋和一双棉鞋。到人家房里去看，床上一般有蚊帐和棉被。吃的方面，单说猪肉，一般一年要吃20斤；去年有显著增加，过年时有不少人家吃了20多斤肉，听说有吃到80斤的，因为养蚕得到了一些奖金买了苗猪养到年，都宰来自己吃了。杂用方面他们原有喝茶的习惯，一年一家至少要10元，烟的消耗由于旱烟改为香烟支出也增加了，牙刷牙膏中等人家都已有了，晚上出门已多用电筒。

　　毋庸再列举了，这样还说是中等水平，在当前全国的农村里可能是不多见的了。比21年前怎样呢?我没有具体材料在手上，只凭我的印象来说，过去在这个水平以下的人家现在赶上这水平了。褴褛的衣服现在看不到了，而出现了不少新事物，特别是青年人穿起了“司威脱”、球鞋和用制服来做罩衫等等。社里的干部还有呢帽、棉大衣，从城里回来的女工，还有穿呢裤的。全村没有建新的房屋，但是前年就有不少人家把破漏的房屋翻修了。他们说规律是这样：前两年修理房屋、买水车和棉被的多，去年是添置衣服的多，过年时肉吃得多。总的说来，生活改善是相当快的。

　　第三，生产改善已超过了增产的速度。我在上篇里已经算过一笔总账，这个村子农副业总收人可以说刚刚赶上21年前的水平。在生活方面虽则我们还没有算出指数，肯定是比21年前提高了；而且在21年中，他们的生活曾一度下降，是这几年里衣食住各方面都要添补一些，加起来就开支大了。收入依然，支出多了，结果是有多少，用多少，手上存不住钱，谈不上积蓄。从一家一家说，生活有点打算，普通日子还好过，但受不起风险。如果手面宽了些，收入不及时，手边就会紧起来。我们去访问时，正巧碰到这个时候，身上穿得相当整齐，来了客人还是煮水沏茶，而口上却闹着没米下锅。这样看来，这一个时候的粮食紧张不能说是合作化化出来的，也不能说是统购统销统出来的，主要是生活没有按比例地提高提起来的。如果去年夏天不那么放手吃三顿干饭，过年不放手吃猪肉，平时不买司威脱、球鞋、雨鞋，我看这个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紧张情况的。换句话说，会得做人家的，这时也就不会没有米，即使米不够，也可以买得起。

　　今年的粮食紧张是局部性的，本身并不严重，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社会主义的积累固然可以通过国家的机构来进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还是在每个人生产和消费间的差额，是一个勤和俭的问题。勤可以多生产，俭是少消费。勤和俭加起来，增加了积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农民占绝对多数，多吃一斤米和少吃一斤米，积少成多，相差的数目是很大的。因此，农民消费多一点和少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积累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每年每个人的收入在百元左右的农村，如果收支相抵没有剩余，那么我们怎能指望农村来积累呢?如果这样的农村还要闹饥荒，唱穷，其他收入低的地方怎么办呢?如果每年每人可以分到547斤谷子的农村还会发生缺粮，还要国家来调剂，我们国家的粮库又怎能维持呢?所以，我们想，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的，但是应当看做一个警报，在这里取得教训。勤而不俭，只是一时虚假的繁荣，不是创家立业的道理。

　　我的历史知识很差，不知道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那些封建主的生活怎样，但是我读过一些描写资本主义初期那些企业家的传记。这种人面对着新的生产关系所开辟出来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发生了很强烈的积累资金的要求。他们简直成了一个积累的机器，什么都要打算一下，值得不值得，把盈余作为一切活动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劳动者生活是极痛苦的，强迫着生产剩余价值，而那些企业家却也是极端吝啬的，斤斤计较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很多是清教徒，反对生活上的挥霍，就是这种人物把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提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是痛苦的，因为它是通过剥削来实现积累的。

　　社会主义取消了剥削，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更远大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是要积累，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快地积累。这种积累要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在社会主义的早期也必然要出现强烈的积累要求，不是资本主义早期那些少数企业家，而是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但是积极的生产者，而且是会做人家的俭朴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积累怎样能实现出来呢?没有积累，主产力又怎样提高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弦弓这个村子里所发生的粮食紧张，尽管我们说是局部的，短期的，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

　　这地方的农民原来就不会做人家的么?不可能是这样的。在解放以前，农民们即使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灾难也是会寻上门来，谁敢大意。那么这几年在这方面是不是起了些变化了呢?我想多少是有些的。为什么呢?

　　第一，是苦尽甘来，生活上各方面都需要充实充实，而且心情也松了些，手面也不免宽了。这地方从沦陷到解放，其间有十几年。这十几年的生活不是好过的。农业上有过荒年，副业一般都下降了，以蚕丝一项而论，原来那个小型工厂就成了平地。这些且不多说，最令老乡们痛恨的是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敲诈勒索。他们说，开弦弓被看成了一块肥肉，那些狗永远是吃不饱的。一次又一次，整的零的，要钱要米，没个完。这样把许多原是富裕人家抽干了。这一个原来可以说得上殷实的农村，糟蹋得憔残了，空虚了，穷困了。好容易盼到了共产党，见了天日，农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兴修了水利，又来了合作化，田里谷子一年比一年长得好。这种日子过去是没有过的。房子漏了的该修理了，农具不够的该添置了，床上没有盖的该买条棉被了，这是第一年。接着棉衣服得添得结实些了，夏天做身洋纱衫，赤脚不好看买双雨鞋，青年人更爱体面，新的制服做罩衫；过年了，猪已养壮了，不用花钱买的肉宰了腌腌，打打牙祭。来个客人留个饭也体面些。这样一步步在生活上向前走，滑溜溜的钱就这样花出去了。

　　要说老乡们多穿了，多吃了，实在也不好出口。这些改善看来也不能说过分。添添补补哪项不是需要的?但是东一样，西一样加起来却也可观了。要增加十块钱收入得费不少心思，要花去这十块钱，却那么容易。底子薄了，这一关更难守得住。

　　第二，社会主义是大家没有见过的新东西。40条打动了心。一上来就好得很。过去做不到的事，合作化了就做得成。最动人的是农业增产，这是最现实也没有的了。老辈子种了几十年田，没有看见过田里的稻长得这样好过。去年春天，乐观空气盖满了整个村子。很多人来参观，都是赞声不绝。大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是有困难的。干部们也用了预开支票的方法来鼓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八月里一场少见的台风刮伤了庄稼。但是还没有扭转那种盲目的乐观，“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

　　第三，土地交给农业社了，有啥事就找社里去解决，似乎把农业社看成了个大家庭，干部是当家人。过去人人都要动脑筋，想办法，现在一有困难就叫喊，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干部不好，有些干部挨了骂，想不通。要群众想办法，也不容易。我也向老乡提出过：这是大家的事，要大家出主意。他们回答说：现在主意出不来了，这个也做不得，那个也不准做。原来他们熟悉的是过去的老办法。比如说做丝吧，现在不成了，蚕结了茧就得卖给国家。他们说，我们要做丝，没有茧子。老婆婆们原来都会打绵线，织绵绸（利用生丝的屑物打成丝绵，织成线，织成绸），而现在没有了原料。再比如，很多老乡还怀念利用农闲和船只去贩运，现在又不成了。事实是这样：很多副业没有安排好，要他们自己出主意对不上头。好像什么事都有个“上头”在管，于是出了问题也不免要“上头”来解决了。

我从乡下出来，补看了近一个月的报纸。这个月里有不少社论和消息提出了“勤俭建国”。我们觉得这次在农村里学习到的主要也是这一课。我们觉得勤俭两项中，勤字容易办到，而俭字比较困难。为什么原来有的那种省吃俭用的习惯现在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分析研究得还是不够深刻的。我们出来之后，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人请教，很多人只看到过去宣传有片面性，过分强调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没有充分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个意见，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似乎还不止这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人民自觉的积累。这种觉悟也许不只是靠口头上多讲几遍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就提得高的。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很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能多给我们一些指教。

1957年5月

原刊《新观察》1957年第12期，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