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
【内容摘要】明清中国商贸网络的特点：第一，贸易路线作为商品流通的载体，十分庞大，是秦王车同轨以来整个封建时代的长期产物。经过先人两千多年的不断筛选和修治，到了清代，这一交通体系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可能达到的最为完美的状态。加之，明清以来，沿海运路的开辟与发展，与內地江河、陆路相联系，使原本的交通体系更完善，是史无前例的。第二，明清商品流通的品种增多，商品量扩大，在商品结构上与前有所不同，这里从不同的牙行名称来说明。据雍正《北新关志》中记载，长距离流通的商品，明代主要有丝、棉花、棉布、苎麻、米麦、豆、铁锅、靛青、纸、生漆、糖等。清代前期除了仍有这些商品之外，还增加了如：网、田炭、犁头铁、芦箬、三楞草、包茶箬、包茶纸、车心木、桕子车、烟叶、花饼、蒲包、石炭、桕油、棕、煤、铁钉、豆饼等商品。【1】清代前期增加的品种，主要是一些生产资料、各类包装用料、运输工具的零件，这些商品的增加与生产发展和商品长距离流通的需求相适应，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商品流通的扩大。
【关 键 词】清代；前期；中国；商贸；网络
【作者简介】邓亦兵，女，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10．4．15—25
一、主要贸易路线与交易设施
（一）运输路线
官路，最主要的是驿路。驿路，也称驿道，在明代已经初具规模。官路是国家为政治、军事、财政需要，从中央向各地传递谕令、公文，官员往来，运输物资而开辟的道路，并在沿途建有驿站，配备驿卒、驿马、驿船等设施，提供易换马匹，暂时住宿等服务。明代设立水驿、马驿、递运所；在各省设有急递铺。清代前期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驿路体制。清代在西北地区作战，为运输军需、军情传递，递送军队设有军站，其路称为站路。清代前期的驿路，以京师为中心，分达各省省城及边疆的重要城市，这是驿路的干线，从干线还有分达各地方城镇的路，是驿路的支线。有的文献称干路为官马大路；支路为官马支路；简称为官路和大路。由于清中后期将站改成驿，在光绪《清会典事例》中，有塘驿、台驿并称的情况，所以军站路、塘路也都是驿路。【2】官路以陆路为主，水路联运，形成交通网络体系。
此外，各省范围内的府州与府州、府州与县、县与县之间都设有铺。铺，也称急递铺，是为省内各级地方政府、驻军协、标、营之间，递送公文、军情而设，由军队兵丁负责递送，并规定昼夜行程的里数。【3】铺与铺之间的道路则称铺路。铺路是以各省府、州所在县为中心，与府属各县相连的道路，也是省内连接各县的陆路交通网。北方省份铺路都是陆路，南方部分省份有陆铺，也有水铺。铺路实际是驿路的扩展和延伸部分，是交通体系的支动脉。
由驿路和铺路组成的官路网，是一个覆盖全国的交通体系。它不仅用于国家行施政令，同时也为商民提供了方便。更应强调的是，这一交通体系为一定区域范围之内，甚至远距离省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准备了必要的、良好的条件。大量的商品流通，使得政府的税收活动和这一交通体系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清朝广阔的版图上，除了上述交通网络之外，还有众多连接驿路、铺路的地方小路、山路和许多能通舟行船的河流。这些没有纳入网络的民间道路对于行人和商品流通的意义也是很大的，这里称为民路。除陆路外，还有可以通舟行船的水路。内陆地区的主要江河有黑龙江、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西江、闽江、韩江等水系以及运河，对于货物运输来说，都是重要的水路。
长途贩运所经路途一般多为水陆合程。如从湖南省宜章县“南门外一线溪河，不通本省直达粤东”。“宜邑界连广东乐昌县，凡广货运往楚、蜀、滇、黔等省，俱船载宜邑城外落行，雇夫挑运来郴。其本省长衡等府货物运广者，亦船载郴州城外落行，雇夫挑运宜邑，往来如织，昼夜不息。”【4】民间道路中的陆路，有的虽然只是村寨之间的小路、山路，但这些道路或者是驿路的延长；或者是铺路的延长；或者连接了省际之间的驿路、县际之间的铺路，总之，大部分陆路与驿路、铺路相通，成为驿路、铺路交通网络的扩展部分。
商贾运输货物，一般都要利用官路。因为官路网络密集，也比较安全．尤其是在不通水路的地区，没有运价高低考虑的情况下，更是沿官路行走。官路的利用率是很高的。官路上的府州城镇自然也是商贾往来的要津，有的驿站所在地，还是商品交易市场。直隶井陉县城外大石桥，“为山西、四川及陕甘口外驿站，客商往来之地”【5】。所以，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官路和商路都是商品流通的渠道，它们有着共同的功能。
从商人的立场出发，民路是官路不可缺少的交通条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要选择民路。首先，水运运价低于陆运。从运价考虑，所有可以通航的河段都是首选的道路。商人精打细算，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选择道路。逆水行舟速度过慢时，商人必然弃舟就车。例如：从湖南长沙出发向东南方向，经茶陵州至江西永宁县路江。这条水路是山溪，逆水上行比陆路“迟缓”，且“难定日期”【6】于是，商人一般都先陆行至路江，再沿水路顺流至江西各地。若反向行走也是先陆行至茶陵州高垅，然后顺水至长沙。商人到这里也是择陆而行，像这种小河，重载逆水更难行，即使运货也是陆快于水。所以水陆联运的民路自然成为商品运输的首选通道。
其次，小路可以抄近，缩短行程。民路既非官马大道，有的崎岖难行，但因里程大为减少，所以商人还是愿意就此而行。例如：陕西泾阳、三原二县“虽非大路，较之大路转近数十里，故为客商行走之捷径”【7】。河南信阳州人湖北境有二条路：“一自信阳州城起向西南行，由平靖关入湖北境，历应山、安陆、云梦、孝感等县至杨店村，计程三百九十里，名为西大路，即向来之驿路也。一自信阳州城起，向东南行，由武胜关人湖北境，历广水小河溪亦至杨店村，计程二百九十里，名为东大路，向来商贾往来之捷路也。”“从前东路荒凉，西路人烟辏集。”到乾隆时，“东路商贾辐辏，口就开展，一切坊店及诸色贸易之人，俱舍西就东，沿路村庄稠密，烟户日繁，较之西路颇称繁庶”。甚至驿路也因此而由西移东了。【8】民间人等在四安山与长兴县交界，“新开山路，凡绸绫纸张等物，可以打捆车载者，商旅皆由此路直达全陵，不过百余里”，里程大大缩短。【9】
再次，民路不设关卡，商人便于偷漏商税。“宿民自杭嘉湖置货至常镇、金陵等处，若由浒关绕谴有六百余里，由浙省湖州长兴至乌溪港仅止四十里，商民畏大关之绕道而舍远就近，多由乌溪支河小港，漏税者难以数计。”【10】牠如夔州、芜湖、九江、淮安、太平等关周围都有许多小路，可以绕越。
最后，由于各地方道路的客观环境、条件不同也决定了商人行走的路线。“由陕至甘，原有两路一由陕西沿边一带，自安边靖边人宁夏之花马池由宁夏而至凉、甘、肃，此一路也。一由陕西之邯州长武至甘属之泾州，由泾州而至兰州前往甘、凉、肃，此一路也。但查由泾州一路抵兰，必从巩昌府斥之会宁、安定二县地方行走，此二县地方，处在山隈，并无井门，乡民俱食窖水。偶遇天时稍旱，窖水不足，居民即星散奔往他处就水，是以大商大贩皆不从此路而行，缘缺水故也。”【11】这是水的供应状况决定道路的选择。在小道上，每至一程，就有居民歇店十数家，不必带粮背锅了。所以尽管人烟不多，而“商贾奔走络绎不绝”【12】。季节不同，也影响道路选择。在北方冬季水路河冻，商人必须“起岸走路”。春冬季节运河粮船回空，商人为避开漕船，“不得到瓜州者十有八九”【13】。春夏长江水大商货难行，商人转走汉水，中间经陆路，再沿嘉陵江入川。多种因素决定商人选择民路；也可以说，民路的形成，也是商人选择的结果。
总之，官路与民路共同组成了清代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这一网络扩大了商品流通的渠道，为商品流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条件。大量商品正是沿着这一网络的经纬，从任何一地流到另外一地，农村、市镇、城市之间经济上的联系由此而密切起来。
（二）交易设施
商品在流通中需要各种服务，如运输、转运、储存、保管、食宿、纳税，保安等。所以在社会上就产生了相应的设备、人员、机构。这里把这些设备、人员、机构等统称为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设施，【14】设施的数量以及普遍程度，是和商品流通量成正比的；设施的质量，则和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相关。商人运货到达目的地，或在中途转运，需要住宿、存贮商品，销售商品，旅店、货栈、铺房、亭廊等设施成为商品运输的必要条件。
旅店，也称歇店，北方亦称大车店。全国各地道路沿途和行旅较多的集镇，私家业此者甚多。例如，从扬州进京的路上，中经宿迁县新安集“至此，路旁无店屋，只是小草舍，店惟卖点心而已”。进入山东境内，桃墟集有小店，黄家铺有小店，漫河有店可住，香城铺有店可住。【15】江西兴国县鲤公寨，“有旅店十余所，为油贩行人所栖止。”【16】湖南永绥茶洞地方有“客店二十余户”【17】。在安化陈东生与谭一宗合开“歇店生理”【18】。自四川灌、郫两县至金川的小道上，“居民歇店仅有十数家”【19】。大体上说，相距一天的路程，总可找到可以借宿之处，而不必露宿荒郊。诸如此类的旅店，一般都只为商人提供食宿，功能单一。
另有一些旅店可为商人提供更多的服务。湖南宜章县“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驴，由南至者为雇船”【20】。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民族地区，有苗民“在大途旁开店贸易者，黔楚客民贩牛经过，投宿其家，与外间逆旅无异。知敬客民薪水，以及住宿钱取值甚廉，无盘剥客民之习。客或早行，邀其相送，持矛枪护至数十里。”遇有他寨苗民劫掠，“辄挺矛与斗，名曰：护客”【21】。这些店，既贸易又有旅店的职能，还可指派镖丁护卫。陕西咸阳“城内系水陆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庶。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由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到此纳税后方准放行”【22】。这里的铺也起到旅店、存贮、代客雇船、纳税等作用。贵州余庆县人李二胡子“向开设饭店生理。道光十三年三月间，有龙泉县人陈老大住歇李二胡子店内，发卖布疋”【23】。可见有的饭店也具有旅店的职能，且可以住在里面做生意。
货栈，也称行栈、栈房、堆房或行店，专为往来商人存贮货物。乾隆年间，叶忠昌在佛山镇“开张行店，贮顿客货”【24】。江浙“米船丛集”之处，商人将米“或堆贮栈房待价；或栈房收买商米；或商人以米向栈房当银，图复买米”【25】。苏州“米栈在山塘新桥”【26】。道光十六年丁合兴在四川巴县“木洞镇开栈房生理”【27】。直隶获鹿县“关外有栈房，大都皆晋人为之”【28】。木材在运销中，不存贮于货栈，而贮存在河岸滩边，如：芜湖县西滨江炮台下滩地，“为徽、临两郡本[?木]商堆贩木植之所”【29】。道光初年，临清木商建“临清会馆”于此。【30】这些地方是商人开设的木行或木厂，为商人存贮木材，发挥货栈的功能。
货栈通常都比较大，至少也有房屋数间。四川巴县千厮门外洪岩坊镇江寺侧，有黄明贵自置的“栈房五间，铺面四间”【31】。有的货栈具有相当规模，仓贮量较大。河南归德府黄河岸边刘家口地方，有“行栈数十家，每一户房屋至百余间，向来豫省饼豆囤积该处，各商贩运南下”【32】。假设有行栈十家，每家有货房一百间，那么，行栈的货房共有一千间，虽然不知每间房的大小，但只从间数就可以知道，货栈规模是相当大的。
总之，粮食商品体积巨大，所以堆房的占地面积是不会很小的。商人租用货栈堆贮货物，同时向店铺批发商品。有的商人较快批发销售完商品返回；有的商人将货物“暂交行户存贮”，因事回家；有的商人旧货尚未销售完，又返回置办新货；【33】也有的商人委托行户代销，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货栈中总有尚未销售完的商品，商人也有去有还。货栈就在商品的运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主要有舟船、车辆和牲畜。它们是流通中的商品载体，是商品流通最基本的设施。清王朝幅员广阔，各地江河、道路的自然状况差别很大，所以使用的运输工具，同为舟船各不相同。“船名千百，样式多端，且不时更换，虽老客江湖不能尽识。”【34】同为车辆，也是式样各异。这里根据文献记载，尽可能地描述各地民间船只和车辆的情况。
民间船只，为适应各该地区江河状况，因而船型不尽相同。黄河水系的船型，上游、中游和下游各不相同。上游，甘肃兰州多用浑脱皮筏，亦称?昆沌。有羊皮和牛皮二种，分别由多张皮制成，每个混沌又可以与其他混沌联结成筏。混沌吃水浅，不怕搁浅，不怕触礁，操作灵活，运输成本低。一般顺水到达目的地后，可以把混沌卖掉，人空回，【35】很适合黄河上游使用。乾隆元年，有人在兰州“见百姓于黄河中，以牛皮混沌运米，最为便捷”【36】。宁夏一带有板船和木筏。板船“橹舵略具，帆樯不施，无楼无篷，仅有舱以储百货”【37】。中游行驶的多是陕西船，“方头乎底，无柁无篷”【38】，下游“往来载货之船只有双桅行船，土人名为西河牛，体骨既大，水手亦多”【39】，“腹大受多，楼篷俱备，此种最宜雇用长运”【40】。黄河下游粮船经过淮安关往江浙，在淮安关由黄河来船称西河船。乾隆三十五、三十六年西河船过关分别为7950只和6550只。【41】
淮河水系的行船有连划、芒子、朴稍等。这类船两头高翘，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连划和芒子船有两篷两桅。朴稍船一篷一桅，也有双篷桅的。【42】
行驶在长江中的船类很多，据统计，包括各种官船和漕船在内，约达七十种之多。【43】另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列出九江关交纳船料的船共有五十四种，按省区可分为川江船、湖北船、湖南船、江西船、江南船也称长江下游船。【44】
西江水系的行船，有河头船分大、二、三号，“其船稍捷，其价稍廉”【45】；北江有泷船、单船。单船以独木制成，行驶在湖南宜章与乐昌间的河道中。【46】此外，广东船只种类更多，如九江艇、三板船、乡艇等。韩江水系的行船有两兜篷、三兜篷、小河船、驳船，这些船都利于河滩行驶。【47】闽江水系的行船有杉板船、五帆船“专运客货与渡人来往”【48】。浙东之舟“大者曰划船，小者曰橛头船”【49】。钱塘江中之舟，“类湘中之扒捍，大抵滩行皆此类也”【50】。在运河中行驶的船有北方西河牛船，也有南方划子船，种类繁多。
在缺乏水运的广大地区的商品运输，除山区需要人力背负外，主要靠车载和牲驮。陆运的工具主要包括牲畜、大车等。大车是北方各省主要的运输工具，一般用骡或马牵引，但各省车辆结构不同，用于牵引的牲畜数量也不一样。例如，甘肃兰州的车“惟用一马，车轮较中原宽尺余，故一出甘境，便不合辙”【51】。陕西“民间车辆，每辆驾马骡二三匹头不等”【52】。“向例骡车人关须改用长毂，以关中辙迹较阔，短毂不能行也。”【53】河南车辆更为特殊，“俱系本地四轮太平车，其车轮仅高尺余，车身亦短，并无车辕，虽亦用四马，俱系并列平拉，并无驾辕头畜，非比直省两轮四套高车，装载多而旋转便”【54】。
用驴、骡、马、骆驼、牦牛等驮运货物，是全国普遍的运输方式，北方尤其如此。例如，陕西山区“自古舟楫不通，车辆难行，惟藉驴头以资转输”【55】。镇安县回民“多畜强之家，以赶脚为业”。【56】甘肃河州“麦豆杂粮，辇载驴驮以往西宁者，不绝于路”【57】。湖北枝江容美地方，有茶商“驱驴”往来。【58】在贵州“路多陡坡，货物往来，马驮人负，舟车绝迹”。在云南行路也要“雇夫马”【59】。西藏“驴骡有限”，常用牦牛驮运。【60】蒙古则多用骆驼驮货。牲畜载重一步一步行去，速度难以快捷，“日行不能百里”【61】。
一般来说，用车、牲畜运输货物的距离都比较近，而用船运输商品则比较远。船只、车辆虽各地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各地的运输工具都是当地人长期实践、筛选的结果，它们大都能够适应各该地区河流、道路的交通状况，有利于安全迅速地运输商品。
二、全国商路网形成
（一）河流水系网络
运河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串联起来，又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水系并联相结，又通过流人运河的富春江，中经陆路与闽江水系联结；长江通过湘江、赣江，中经陆路与西江水系、韩江水系相连；海河与滦河或经陆路，或经海路也可相通，成为重要的水运路线。除运河干流是水驿道之外，其他流人运河的江河亦可通航。
海河分布在直隶省内，下游经天津人海。其支流子牙河与永定河之间，有大小六十余条河流，分别汇于东西二淀，西淀亦称白洋淀。雍正三年经允祥奏请疏通治理。乾隆五年又进一步开通航道，形成以白洋淀为中心的海河水系。其中子牙河、清河、淀河舟楫相通。【62】“滏水发源河南彰德府之磁州，流人直属各州县，合诸水抵天津人海，凡广平、顺德、正定、河间诸郡之米盐刍豆，无不藉以转输。”【63】流经保定的淀河在乾隆年间疏通后，“天津一带商民重载，由淀河一水直达，挽输甚便”【64】。在宝坻县有宁车沽一道，雍正五年疏通，“起自淮鱼淀，达于北塘口，长四十里，拓浚深通，估帆来往”【65】。上述几种主要商品，除了大牲畜之外，都依托运河流通，淮安关以“豆、麦、枣、棉等件为重，皆自北至南”运销。【66】而且运河沿岸还是一些商品的集散地，诸如：粮食、竹木、棉花、棉布、豆饼等。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流经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在江苏境内与运河汇合后人海。清代前期，黄河是否能通舟行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康熙时期玄烨巡历西北，“自横城舟行，顺黄河下流，历人所未经行之河套，直达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67】。雍正、乾隆时期，也多次派人勘查。据调查结果，上游兰州至宁夏，中游宁夏至湖滩河朔河段，顺水逆水皆可行舟。从湖滩河朔至山西吉州之埽上，也是陕西宜川大跌哨，可以顺水行舟。【68】以下河段至吉州七狼窝不能行船。下游河南陕州至孟津段也难行舟。【69】其他河段顺水逆水都能通舟。黄河上游处高寒地区，有六个月可以通航。【70】中下游有十个月可以通航。嘉庆六年以后，黄河下游年年决口。河床口淤日高，已有不得不北徙的趋势，到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由山东利津人海时为止，黄河下游航运就基本废弃了。黄河支流渭水、汾水，分别流经陕西、山西。康熙年间，陕西巡抚鄂海调查渭水航运情况指出，宝鸡以上河道淤塞，“宝鸡至郡县一百四十余里。水落之时重载难行，郡县以东河深水平，重船无阻，可以挽运”【71】。据康熙年间，山西巡抚噶礼调查汾河航运情况的奏报，“自河津县至洪洞县船皆可行。惟自赵城至省城，石多滩浅，非制造小船实难行走”【72】。雍正时期，经过凿挖疏通，洪洞以上至省城河段“皆通流”【73】。黄河下游支流洛水、沁水，分别流经河南府洛阳和怀庆府河内、武陟。洛水河宽水深，可以行船。【74】沁水流经的武陟县木栾店，商贾云集，“自此买舟，由沁达黄河”。【75】乾隆时，“淮、宿两关，钱粮全赖黄河、运河、洪泽湖二路豆货等税。而黄河尤为大宗”【76】。
淮河发源于河南铜柏山，流经豫南、皖北地区，在江苏境内，与运河交汇后人海。淮河上游支流潢河，流经光山、光州，是每年盐来米去的主要运输渠道。【77】支流灌水，流经商城、固始，在固始称曲河，灌水至龙潭“始通舟筏”。康熙二十八年加以疏通，“装运米炭人淮，易盐往来甚便”。支流沙河。流经鲁山、舞阳、郾城，商贾往来，“上下风帆不绝”【78】。其余支流如惠济河、贾鲁河“虽迂回曲折，尚俱可以挽运”【79】。淮河中游支流颖河、涡河、浍河都是商船经由的“要路河道”【80】。淮河下游经洪泽湖；或经高邮湖人运河。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金沙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赤水河等流经四川、云南、贵州省；长江中游支流汉洋河、香溪、陆水、富水、汉水流经湖北地区；南岸与洞庭湖相通，汇人洞庭湖的澧江、资江、沅江、湘江等流经的湖南、贵州东部；长江下游支流乐安江、青弋江、泥汊河、新裕河、赣江等流经安徽、江西等地，在江苏省人海。
长江干流经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在江苏境人海。从湖北江夏至下游丹徒京门驿是水驿道，上游从成都至江夏，虽非驿道，但是商贾贩运的重要水路。长江上游支流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嘉陵江及支流白水江皆“可通舟楫”【81】。“嘉陵较汉江更巨，商贾舟楫，贸迁停泊。”【82】流经太平厅的后江，“舟行下东乡、绥定、合州”【83】。流经夔州府的开江“舟航四达”【84】。大宁河“小舟上下”。其他支流涪江、渠江、中江也都可以通船。支流金沙江及其支流车洪江、牛栏江，在雍正年间已开通河道六百余里。【85】乾隆时期，云南昭通盐井渡、贵州威宁之罗星渡先后疏通，“舟行以抵沪州”【86】。支流涪陵江，流经贵州称乌江，“为黔楚蜀通津”，“江楚商旅由铜仁陆行者，多自此济蜀，卖盐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泊此”【87】。
长江行船之险，世人皆知。乘船人川，先在距汉口十里的杨林口换乘川船，在进入宜昌府新滩前，要把货物卸下陆运，空船由雇用的二百余名纤夫，牵引逆水上行。牵道忽高忽低，只有一小孔容脚登踏，纤夫象猿猴一样负牵爬行。“船行江中纤牵山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声骤发，纤夫停足，另有管纤者，名捡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88】“上滩船每口停泊时甚多，以负重不利于浅，近岸又多乱石，故当欲泊之际，船头用长木二，各以棕绳缠木上，预撑入水，其木轧轧，然船势稍杀，方徐徐抵岸。”【89】
长江中游北岸的汉水及其支流分布于湖北、陕西、河南，汉水上达陕南汉中、兴安二府，下经湖北襄阳，直达汉口。“汉水至汉中城可行百斛钜舟。”【90】汉水上游支流任河，在四川太平厅境称北江，“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发运各处”【91】。沿汉水支流丹水，商船从小江口直达陕西商州。【92】沿汉水另一支流唐白河，商船逆流而至河南赊旗店。在湖北安陆、德安二府，汉水支流富河和章水“可通舟楫”【93】。其他支流清江、金水、沮漳河、滠水、倒水、举水、浠水均可通船。【94】
长江中游南岸洞庭湖有湘江、沅江、资江、澧江分支，流经湖南、贵州，湘江与资江，沅江与澧江之间又分别有支流相通。除湘、资、沅、澧四江千流可以行船外，一些支流小溪亦能通舟。湘江支流浏阳河、连溪、来水、渌江、岿水、宜江、潇水，潇水支流乌江水、东江、掩水，流经桃川的平乐江等等，均能通船，因为这些小溪流经的县都有从事农、渔业或运输的船只。【95】沅江支流北江、酉水，酉水支流松桃江，在永绥茶洞地方，“川黔之牛、猪、米、豆等物，舟中装载而来”【96】。支流憮水在贵州境称清水江，“平潆宽阔，向可通舟，由清水江而上可直抵黄平州之重安江，由重安江而上，另有小河可通平越府之黄丝驿，由黄丝驿至贵阳省城则不过百余里。由清水江而下可通湖广之黔阳县，直抵辰州、常德两府”【97】。“此河原为云贵人楚通津，商贾往来，帆樯络绎。”【98】澧江与沅江之间，有一道小河，“北接湖北公安，南达常德大河”，“系商贾往来通津”【99】。
西江水系上游流经广西，下游在广东境内与北江、东江合流后人海。在广西境内，支流贺江、郁江、右江皆可行舟。沿柳江、融江上达贵州，“贸易之人，多由此河往来”【100】。沿右江，从“百色下河直抵南宁府属地方”【101】。从百色逆流而上，沿驮娘江至剥隘、西林等地，雍正年间开通，“广东之三板等船”，“载货前来沿河交易”【102】。临桂县陡河有东西二流，“一达漓江，一湾折人鲢鱼陡，下永福，以至柳江，溯流而接黔粤之通津”。“自灵渠而北曲赴湖南，自鲢鱼陡而西，直际黔省之古州。”【103】这是一条与驿路并行的水路。另外，从“西延之水，自兴安老源头发源，至大埠头始通舟，下水至湖南新宁一百二十里”【104】。在广东境内，西江、北江的干流是水驿路，西江、北江、东江及其支流都是商贾往来的水路。
（二）沿海网络
通过沿海运输，各沿海省份的物产相互贸易交流。东北是大豆、高粱、芝麻、杂粮等生产地，向华北输出粮食，生产资料是山茧和木材。天津和山东登青莱三府都从奉天进口粮食。奉天金州口岸的山茧“发往山东者尤多”【105】。乾隆五十六年，福山安永和船从金州装载“各样谷子及山茧、凉花等物”回县。【106】嘉庆十三年蓬莱张成顺承揽六名商人从奉天购买的茧包、高梁、包米等物，赴宁海州发卖。康熙二十二年准许盛京木材“沿海运至天津贸易”【107】。山东蒲台从奉天输入木材。【108】从华北返销东北的商品有小麦、布匹。锦州海口“人口货为天津、山东两处之麦”【109】。山东蒲台的布由商贩转售“北往关东”【110】。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商人带“白布二十六匹，黑布四百八十匹”，赴奉天贸粮。
东北输往江浙的商品有粮食、瓜子、药材、茧绸、苏油，生产资料是豆饼。嘉庆二十一年天津陈百顺船，到辽东“买得黄豆、苏油、豆饼等项”，“要到江南省上海发卖”。另有客商“带茧绸六十一匹，同往江南上海县交卸”【111】。“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112】从江浙返销东北的商品有茶叶、布匹、绸缎、杂货、纸张等，生产资料有棉花。乾隆二十七年浙江鄞县商人，在上海“装载茶、布、杂货，往关东”。奉天商船“将彼省货物来江贸易，于回掉之时装载棉花出口”【113】。
东北运往闽广的商品也是粮食、瓜子、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乾隆三十一年福建龙溪县商人，在锦州“装买豆子、瓜子”回县。【114】嘉庆十八年福建商船从锦州载黄豆、白米、鹿肉饼、牛斤、木耳、志远、甘草、丹参、赤芍药、柴胡、防风等回籍。道光四年海澄县商船，从盖州载黄豆、青豆、饭豆、黑菜、粉条、牛斤、牛油、鱼脯、烧酒等回籍。广东商人也购置同样商品回广东发卖。从闽广返销东北的商品有各样糖货、纸张、南方药材、铁锅、夏布、苏木、胡椒等。奉天金州城天后宫的屏风上，记载了四方来货，从名称看红白糖、铁器、纸张、夏布、苏木、胡椒等当来自闽广。【115】乾隆四十四年闽船“装载纸货”赴关东。【116】闽商船在“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117】。
华北运往江浙的商品有粮食、枣、梨、腌猪、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铁钉。乾隆十八年通州船户崔长顺，在胶州装载客货有铁钉八包、紫草九包、鱼翅一包、豆油五坛等货到苏州交卸。【118】乾隆三十四年，通州船户姚恒顺在胶州揽装腌猪等货，到刘河交卸。【119】道光三年丹阳船至青口装豆饼往上海发卖。同年，张用和船至山东莱阳“置豆饼、羊皮、水梨等货而返”【120】。道光五年鄞县船，从山东载红枣、粉条回县。江浙返销华北的商品有茶叶、布匹、纸张、绸缎，生产资料有棉花、竹材。嘉庆五年通州船载芦竹运往山东。嘉庆十三年江南人“自上海县载篁竹”到胶州发卖。道光六年昆山船从上海装载客货，有各种纸张、扣布、麻布、锡箔、茶叶、板笋、糖果、药材、密笺等到胶州交卸。【121】
据文献记载，福建商船“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122】。嘉庆六年，海澄船户金双美，“在广东买收赤白糖等项”，到天津卖糖“复买收红枣、乌枣、核桃、梨子等物”回籍。【123】道光四年，广东澄海船装糖货至天津发卖，复买高粱酒、乌枣回籍。【124】道光十六年闽船在福山装黄豆、小麦、豆饼回籍。【125】闽广运往华北的商品以糖为主，还有纸、苏木、粗细瓷器、茶叶、胡椒，生产资料有木材。华北返销闽广的商品以粮食为主，还有枣、核桃、梨、白蜡、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据浙江巡抚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门转置亦惟绸缎、布匹、药材等物”。携带棉花“赴粤货卖者，亦不过酌带十之一二”【126】。闽省商民每岁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127】。广东商人运糖、薯粉到苏州。【128】据山本进研究，粮禁放开时，福建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米谷、棉花。粮禁时，福建继续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棉花、丝织品，从台湾进口米谷，向台湾转输江浙的丝织品，由此形成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江浙、台湾三角形的交易关系。【129】闽广运往江浙的商品有糖、薯粉、干笋、香茹、胡椒、苏木、药材，生产资料有“松杉楠、靛青”【130】。江浙返销闽广的有丝织品、布匹，生产资料有棉花、豆饼。
商船在沿海行驶，比在内河行驶安全。据说：海运“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千百分之一。而遇飓风松仓在其中。松仓者，巨浪人仓，豆见水辄胀大至倍，恐船臌裂，故酌弃其半于海，以松之也。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131】。而且海运关卡少，不受漕船阻碍而耽误行程。更重要的是，海船比河船载量大，同样的商品，相同的目的地，海运比河运迅速、方便、安全、运费低，效益高。对于粗重的商品粮食来说，尤其如此。随着清政府从北向南逐渐放开对民间海上粮食运销的限制，海运粮食量呈明显增长趋势，特别在嘉庆时期达到高峰，这正是海运发展的结果。而且，嘉道时期，黄河、运河由于泥沙淤积，重船难行，以致内陆商品流通量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海运对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更具有重要意义。
（三）內河与沿海网络连接
以上描述的内河与沿海网络，是一个彼此相通的树型结构网络。每条江河水系都单独形成一个树型结构运路。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西江各像一棵倒下的大树，树干如同干流；树枝如同支流，树枝上有分枝，如同支流上有支流。或连接的陆路。树干与树枝、树枝与树枝的结点，如同大小不同的集散市场，或市镇、城市，树枝上的树叶如同乡村。运河、韩江、闽江、滦河水系各像一棵直立的大树。除长江与西江、韩江之间，由湘江、赣江及陆路相连接之外，其他河流都与运河相通，由此每个独立的树型结构运路，就被联结成彼此相通的多个树型结构运销网络。这就是纵横交叉的商品流通网络。
东北沿海的运路与通往山海关等地的陆路，及分布在该地区的河流相连；天津沿海运路与滦河、海河水系相连；山东沿海运路与该地区河流水系相连；江苏沿海运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水系及运河相连；浙江沿海运路与该地区河流网络相通；福建沿海运路与闽江水系和台湾海路相通；广东沿海与该地区的河流水系相通。在海运粮食对其他商品流通的带动下，以奉天、山东和江苏赣榆、台湾三个产粮地为中心，向各沿海省区输出粮食，带回其他商品，促成东北华北、江浙和闽广三个沿海区域市场之间的商品流通。东北华北市场出口粮食、枣、瓜子等农产品、农副产品，换取江浙市场的布、茶、纸，闽广市场的糖、陶瓷器皿、纸张等手工业产品；东北华北市场出口肥料、山茧，换取江浙市场上的棉花；江浙市场出口棉花、丝，换取闽广市场上的木材、染料、铁，形成了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流，生产资料的交换和地区间互为市场的格局。这反映出各区域市场内的商品供应，不仅生活资料相互依赖，而且生产资料也是要相互依赖的。
此外，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渠道，与内地运输路线相连接。东北的运路，从义州，经山海关，直通永平府，还可达京师，与运河相通。北边的运路，分别经喜峰门、古北口，至直隶，达京师，也与海河水系和运河相接；或经杀虎口至山西；或从河套至陕西，商品运路与黄河水系相通。西北甘肃的商品运路，分别在东、西二个方向，与黄河水系相通；新疆地区的商品运路，通过驿路，与蒙古、甘肃相接。西边的商品运路，与长江水系相通。西南的商品运路，经长江与洞庭湖相通：云贵的商品运路，也与长江水系相连；云南、广西的商品运路，与西江水系相连。因此，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路线，不仅与内地运输路线相连接，而且形成互通的网络。
这样，周边、内地、沿海的商品流通运路连接起来，形成清代前期全国商品流通网络。这一网络又促使清代前期全国商品流通的范围、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从而呈现社会商品流通的繁荣。
注释：
【1】许梦闳纂辑《北新关志》卷11《季钞》附长单，雍正九年刻本。
【3】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559—560《兵部·邮政》，中华书局1991年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
【3】光绪《清会典事例》卷539《兵部·邮政·设铺》。铺只设在内陆十八省，但也有少数州县不设铺，如：江苏海州。
【4】《湖南省例成案》卷34《户律·市廛》，乾隆二十四年，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缩微卷
【5】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吏科给事中瞿溶奏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清代钞档，以下简称钞档。
【6】吴中孚：《商贾便览》卷8《天下水陆路程》。
【7】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陕甘总督杨应琚等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第140页。
【8】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湖北巡抚常均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2辑，第614页。
【9】【10】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吏科给事中瞿溶奏折，见钞档。
【11】乾隆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甘肃巡抚鄂昌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8辑，第833～834页。
【12】李心衡：《金川琐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13】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
【14】以下简称“设施”。
【15】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
【16】乾隆《兴国县志》卷3《六乡图考》。
【17】《湖南省例成案》卷三四《户律·市廛》，乾隆二十一年。
【18】《湖南省例成案》卷一《名例》，乾隆三十一年。
【19】李心衡：《金川琐记》。
【20】嘉庆《郴州总志》卷21《风俗志》。
【21】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22】卢坤：《秦疆治略》咸阳县。
【23】[贵州]《成案》稿本。
【24】《豆豉巷码头碑记》乾隆四年，转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25】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抚浙奏议》，乾隆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26】顾震涛：《吴门表隐》卷5，嘉道年间本。
【27】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6、406页。
【28】乾隆《正定府志》卷11《风物上·风俗》。
【29】嘉庆《芜湖县志》卷6《古迹志》。
【30】民国《芜湖县志》卷13《建置志·会馆》。
【31】《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406页，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32】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光奏折，见钞档。
【33】参阅乾隆《通州志》卷10《艺文·疏议》。
【34】吴中孚：《商贾便览》卷2《各省船名样式》。
【35】参阅《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226页。
【36】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37】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舟车类》，中华书局，1984年。
【38】鄂海：《汾渭通船并募水手疏》（康熙），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14《工政二十·各省水利一》。
【39】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河东河道总督兰第锡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7辑，第152页。
【40】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道光），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二三·漕运下》。
【41】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高晋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42】参阅《河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16、414页。
【43】参阅《长江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第414页。
【44】程嘉谟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7《户部·关税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据乾隆十二年本影印。
【45】《福星载道路程考》，《公车见闻录·行舟》，道光抄本。
【46】参阅《湖南省例成案》卷三四，户律，市廛，乾隆二十四年。
【47】参阅黄钊：《石窟一征》卷3《教养》。
【48】施鸿保：《闽杂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49】乾隆《鄞志稿》卷1《建置沿革·风俗》。
【50】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1，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版，1997年重印。
【51】阙名：《兰州风土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52】乾隆十九年八月十八日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373页。
【53】吴焘：《游蜀日记》同治甲戌五月十四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54】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蒋炳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0辑，第814页。
【55】顺治十一年正月巡抚延绥等地董宗圣揭帖，见《明清档案》A18-131，B10215-10217。
【56】乾隆《镇安县志》卷6《风俗》。
【57】《秦边纪略》卷1《河州》，乾隆年间版。
【58】顾彩：《容美纪游》康熙，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59】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6《行店欺诈》记乾隆年间事，道光二十七年版。
【60】松筠：《西招图略》见《皇钾肥藩属舆地丛书》第一集下。
【61】魏定国：《分贮府谷疏》，见乾隆《登州府志》卷11《艺文》。
【62】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814页。
【63】雍正无年月提督吴襄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621页。
【64】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辑，第530页。
【65】《畿东河渠通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7《工政十三·直隶水利上》。
【66】雍正无年月日淮安监督庆元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731页。
【67】《清圣祖实录》卷294，康熙六十年九月甲午。
【68】参阅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69】参阅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河南巡抚郑大进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2辑，第657页。
【70】参阅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署理陕西总督查郎阿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第594页；《清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戊辰。
【71】《清圣祖实录》卷216，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丙申、戊子。
【72】《清圣祖实录》卷216，康熙四十三年四月。
【73】雍正七年四月初三日工部侍郎马尔泰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2辑，第795页。
【74】参阅朱云锦：《豫乘识小录》道光。
【75】顺治《怀庆府志》卷2。
【76】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二日淮安关监督全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2辑，第514页。
【77】参阅乾隆《光州郡志》卷21《盐法》。
【78】乾隆《郾城县志》卷1《川渠》。
【79】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河南巡抚蒋炳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349页；《清高宗实录》卷371，乾隆十五年八月是月。
【80】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海望等题本，见钞档。
【8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道光》。
【82】卢坤：《秦疆治略》道光。
【8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7《险要下》。
【84】陶澍：《蜀輶日记》，嘉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85】雍正九直十一月十二日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第143～144页。
【86】王太岳：《铜政议》下，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87】晏斯盛：《黔中水道记》，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18《工政二十四·各省水利五》。
【88】陈明申：《夔行纪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89】谢鸣篁：《川船记》，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见《赐砚堂丛书新编》。
【9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
【91】陈明申：《夔行纪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92】参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
【93】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湖广总督李侍尧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第737页。
【94】参阅周兆锐《清代前期湖北省经济布局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95】参阅《湖南省例成案》卷12《兵律·关津》，乾隆。
【96】《湖南省例成案》卷34《户律·市廛》，乾隆二十一年。
【97】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第348页。
【98】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迈拉逊、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335、240页。
【99】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迈拉逊、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240页。
【100】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文焕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4辑，第598页。
【101】雍正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广西江右总兵潘绍周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504页。
【102】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尹继善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323页。
【103】嘉庆《临桂县志》卷11《山川十》
【104】道光《西延轶志》卷2《舆地下·山川》。
【105】乾隆三十年三月初七日金简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4辑，第317页。
【106】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ぃて》上、下，载《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7-18辑，1984年、1985年。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自此文。
【107】《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关税》。
【108】乾隆《蒲台县志》卷2《物产》。
【109】民国《锦县志》卷13《交通·商港》。
【110】乾隆《蒲台县志》卷2《物产》。
【111】《历代宝案》第9册第5510页，第10册第5532页。
【112】包世臣：《海运十宜》道光五年，见《安吴四种》卷3《中衢一勺》。
【113】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杨魁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84页。
【114】《历代宝案》第6册，第3195、3492、3265页。
【115】参阅加藤繁前引书，第142页。
【116】《历代宝案》第6册，第3492页。
【11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赤嵌笔谈·海商》，台北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118】《历代宝案》第5册，第2712页。
【119】《历代宝案》第6册。
【120】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1。
【121】《历代宝案》第10册，第5997页。
【12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赤嵌笔谈·海商》。
【123】《历代宝案》第8册，第4632页。
【124】《历代宝案》第10册，第5850页。
【125】《历代宝案》第12册，第6825页。
【126】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09页。
【127】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御史觉罗柏修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第204页。
【128】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四日福建巡抚雅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669页。
【129】参阅《海禁と米禁——清代闽浙沿海の米谷流通》，载《社会经济史学》第55辑第5期。
【130】乾隆《乍浦志》卷1《城市》。
【131】包世臣前引书。
摘自《经济史》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