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区域——《江村经济》第二章

  1.调查区域的界定

  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

  A·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吴文藻博士和雷蒙德·费思博士①曾经讨论过这个基本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研究的最初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费思博士说,应当“以一个村作研究中心来考察这村居民相互间的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②。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这样一个村庄并没有正式进入保甲制。保甲制是中国的一种新的行政体制,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人为地设置的(第六章第5节)。开弦弓村在1935年才有这种制度,因此很难说得清,这种法律上的保甲单位,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以其不断增长的行政职能取代现存的事实上的群体。但目前,在实施过程中,保甲制仍然大多流于形式。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单位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职能单位——村庄。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人民的生活。

  在目前阶段的调查中,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边远的村庄。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么在这样一个小的地区,在一个村庄里搞实地调查,对于这种外来力量及其所引起的变迁会取得什么进一步的了解呢?

  显然,身处村庄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例如,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泛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实地调查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但他当然应该把对这些势力本身的进一步分析留给其他学科去完成。调查者应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尽力约束自己去跟踪那些可以从村庄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影响。

  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

  2.地理状况

  我所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G·B·克雷西曾经这样描述该区域的地理概况:“在长江平原的土地上,布满了河流与运河。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其他地区会有那么多可通航的水路。长江、淮河及其支流形成了一条贯穿这个区域的通道,颇为壮观。不但河流多,而且还有许多大小湖泊,其中主要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然而赋予这个地貌以最显著的特征的是人工河渠。这些河渠正是生活的命脉。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河渠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起着人工水系的作用,取代了河流。据F·H·金的估计,仅三角洲南部的河渠长度就有25000英里左右。

  “这个地区是复合冲积平原,由长期以来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只有少数孤立的山丘,大部地区是平川。乡下土地平坦,但是无数的坟墩和村子周围的树林遮住了视线。这里,无论是乡村或城市的居住区都比北方地区人口密集。但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这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方。③

  “长江平原……显然受夏季季节风的影响……也经受大陆性旋风的巨大威力。

  “由于纬度偏南,夏季呈亚热带气候,气温经常升至38℃(100℉)。整个地区平均降雨量约为1,200毫米(45英寸)。春、夏季多雨,6月份的雨量最多。自10月至来年2月,气候较为干燥。天空晴朗,气温宜人,这时候,是一年中最爽快的季节。  “冬天的气温,难得一连数日都在零下,在较冷的夜间才结薄冰,很少下雪……在上海,夏季平均最高气温37℃(91℉),冬季平均最低气温为-7℃(19℉)。

  “长江平原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长季节约持续300天。”④

  这个地区之所以在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交通上的有利位置。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水路把这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疆土联结起来。作为沿海地区,自从通过远洋运输发展国际贸易以来,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该地区的港口上海,现已发展成为远东的最大城市。这里的铁路系统也很发达,已经修建了两条重要线路,一条从上海经苏州至南京;另一条由上海经嘉兴至杭州。最近,也就是在1936年,苏州与嘉兴之间又增加了一条新线路,与上述两条干线形成环行铁路。为了便利地区内的交通,还修建了汽车路;除此之外,还广泛利用了运河及改成运河的河道进行交通运输。

  该地区人口密集,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如从空中俯视,可以看见到处是一簇簇的村庄。每个村子仅与邻村平均相隔走20分钟路的距离。开弦弓只不过是群集在这块土地上成千上万个村庄之一。

  在数十个村庄的中心地带就有一个市镇。市镇是收集周围村子土产品的中心,又是分配外地城市232业品下乡的中心。开弦弓所依傍的市镇叫震泽,在开弦弓以南约4英里,坐手摇船单程约需两个半小时。震泽地处太湖东南约6英里,大运河及苏嘉线以西约8英里。目前,可乘轮船或公共汽车到达苏嘉线的平望站。通过现有的铁路线,可在8小时以内从震泽到达上海。开弦弓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上述各城市及集镇间的关系,详见所附地图(Ⅰ、Ⅱ)。

  3.经济背景

  在这里,人文地理学者会正确地从人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自然条件推论人们的职业。一个旅客,如果乘火车路经这个地区时,将接连不断地看到一片片的稻田。据估计,开弦弓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该村每年平均产米18000蒲式耳(第十章第2节)。仅一半多一点的粮食为人们自己所消费(第七章第5节)。村里极少有完全不干农活的人家。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第八章第1节)。一年中,,用于种稻的时间约占6个月(第九章第3节)。人们靠种稻挣得一半以上的收入(第十二章第2节)。因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种植水稻是居于首位的。

  此地不仅产米,人们还种麦子、油菜籽及各种蔬菜,尽管它们与主要作物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此外,江河里尚有鱼、虾、蟹及各种水生植物等,这些都是当地的食物。

  桑树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发展蚕丝业。赖特早在1908年写道:“白色生丝,即欧洲市场中的‘辑里丝’,是中国养蚕农家用手抽制的……最佳生丝产自上海附近地区,该地区出口的丝占出口额的绝大部分。”⑤

  蚕丝业在整个地区非常普遍,在太湖周围的村庄里尤为发达。据当地人说,它之所以成为该地特产是由于水质好。据说,所谓的“辑里丝”仅产于开弦弓周围方圆4英里的地带。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暂且不论,但这个村庄在当地乡村工业中的重要地位却是毫无疑问的。在繁荣时期,这个地带的丝不仅在中国蚕丝出口额中占主要比重,而且还为邻近的盛泽镇(见地图Ⅱ)丝织工业的需要提供原料。在丝织业衰退之前,盛泽的丝织业号称“日产万匹”。

  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之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

  “1909年以前……中国蚕丝出口量比日本大。例如1907年,两国出口量几乎相同。但到1909年,日本蚕丝出口便超过了中国,而且从此以后,日本一直保持优势。事实上近年来,日本的出口量几近中国的三倍。从我国外贸角度来看,自从1909年以来,蚕丝逐年减产。以前,蚕丝通常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至30%,而从1909年至1916年的平均数下降至17%。⑥

  尽管如此,一直到1923年,蚕丝的产量虽不规则,但一直是在增加的。由于蚕丝价格下跌,出口量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的增加。从1923年以后,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1928年至1930年间,出口量下降率约为20%。”⑦1930年至1934,年间,下降得更为迅速。“1934年下半年,由于日本向美国市场倾销蚕丝,中国蚕丝出口量随之降到最低水平。出口蚕丝量共计仅为1930年的五分之一。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蚕丝贸易的不景气。”

  “1934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同样质量的丝,1934年的价格水平仅为1930年的三分之一。”⑧

  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蚕丝业的传统特点及其近年来的衰落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所分析的开弦弓村的经济生活背景。

  4.村庄

  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村庄本身。村里的人占有土地共十一圩。圩是土地单位,当地人称一块环绕着水的土地单位为“圩”。每个圩有一个名字。圩的大小取决于水流的分布,因此各不相等。该村土地的总面积为3,065亩,或461英亩。据1932年官方勘测,各圩的名称及面积如下表所示,其中有两圩部分属于其他村子,由于无明显的界限我只能粗略地估计属于开弦弓那部分土地的面积:

  西长圩    986.402亩
  城角西多圩  546.141亩
  龟字圩    458.010亩
  城角圩    275.1 10亩
  凉角圩    261.320亩
  西多圩    174.146亩
  潘乡背    173.263亩
  多字圩    70.540亩
  吴字圩    56.469亩
  北城角    55.858亩
  新添圩    8.545亩
  总计     3,065.804亩

  土地可略分为两部分:庄稼用地及居住用地。住宅区仅占相当小的部分,就在三条小河的汇集处,房屋分散在四个圩的边缘。这四个圩的名称及每个圩边的房屋数目如下:

  Ⅰ.城角圩………………133
  Ⅱ.凉角圩………………95
  Ⅲ.西长圩………………75
  Ⅳ.谈家墩(吴字圩)…57
  总计………………………360

  研究住宅区的规划必须同村-y=的交通系统联系起来。在这个地区,人们广泛使用船只载运货物进行长途运输。连接不同村庄和城镇的陆路,主要是在逆流、逆风时拉纤用的,即所谓塘岸。除了一些担挑的小商人之外,人们通常乘船来往。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条船。由于船只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位置,为便利起见,房屋必须建筑在河道附近,这就决定了村子的规划。河道沿岸,大小村庄应运而生;大一些的村子都建在几条河的岔口。正如我们可以从附图上看到,开弦弓的“脊梁骨”系由三条河组成,暂且定名为A、B和C。河A是主流,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开弦弓便由此而得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拉开弦的弓。”

  在住宅区内,用船装载轻微的东西,或作短距离运输,不甚方便。因此在住房之间修起了道路以利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河流就成了交通的障碍。各圩被河流所分割,必须用桥来连接。

  这个村的陆路系统不能形成完全的环行路。在圩Ⅲ的北部,大部分土地用来耕种,田间仅有小路,不便于行走,雨天尤其如此,因此,河A西端的桥便成了交通中心。小店铺大多集中在各桥附近。特别是集中在村子西边的桥旁。(第十四章第8节)

  虽然如此,村庄的规划中却没有一个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活动的专用场所。自从一年一度的唱戏停止演出后,除了夏天夜晚人们随意地聚集在桥边乘凉以外,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组织起来的公众集会。

  村长的总部设在村子东端合作丝厂里面。厂址的选择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河A的水自西向东流。由于河A供给沿岸居民的日常用水,所以把厂子建在下游,以免污染河水。

  在住宅区外围有两座庙,一个在村西,一个在村北。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宗教活动都集中在村外边进行。实际上,他们的宗教活动多数都在自己家里开展。比较确切地说,庙是和尚及菩萨的住所。和尚、菩萨不仅同普通的人隔开一段距离,而且也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隔开,但进行特殊仪式时除外。

  公办小学在村的南端。校舍原先用作蚕丝改进社的办公室。合作丝厂建立以后便把房子给了学校。

  住宅区周围都是农田,由于灌溉系统的缘故,农田地势较低(第十章第1节)。适宜于建筑的地区都已盖满了房屋,而且长期没有扩大。

  新的公共机构,例如学校和合作丝厂,只有在老的住宅区外围找到地盘。它们的位置说明了社区生活的变化过程。

  5.村里的人

  1935年该村的人口有过一次普查。因为出生、死亡情况一直没有连续的登记,所以我只能把这次普查结果作为分析的基础。在人口普查中,对村里的所有居民,包括暂时不在村里的人口,都做了记录。统计数字见下表:

  对那些暂时寄居在村里农户家里的人口,普查记录专设了一栏。这些人口未包括在上表中。这一栏的总人数为25人。

  人口密度(计算时不包括水面面积)约为每平方英里1,980人。这个数字不能与本省的平均人口密度相比,因为省人口密度是根据全省总面积(包括水面及未耕地)来计算的,那是一个总密度。我的数字代表着人和被使用的土地之间的比率。托尼教授所引述的江苏省的人口总密度是每平方英里896人。⑨

  人们并不认为所有住在村里的人一律都是本村人。如果问本村居民,哪些人是本村的,我们就会发现当地对于本村人和外来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法律上的;从法律观点看,一个人只要在某地居住三年以上,他就成为当地社区的一名成员⑩。可是在人们的眼里,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本村人。

  为说明这种区别,不妨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那些被当作外来户的村里人。这样的外来户共有l0家,其职业和本籍分述如下:

  理发匠    2镇江(江苏)
  磨工兼鞋匠  1丹阳(江苏)
  杂货商    1横*[土+扇](同区—村庄)
  纺织工    1吴家村(同区—村庄)
  和 尚    1震泽
  水泵操作者  1宁波(浙江)
  银 匠    1绍兴(浙江)
  篾 匠    1金华(浙江)
  药 商    1邬镇(浙江)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1)都是移民;(2)从事某种特殊职业。我未听说一个外来人究竟需要在本村住多久才能算作本村人,但是我却听说过:外来人的孩子,虽生于本村,仍像其父母一样,被视作外来人。由此看来,并非完全根据居住期的长短来确定这种区别的。

  另一方面,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凡是外来户都不是农民。虽然并非所有特殊的职业都是外来人干的,但他们仍构成了这类人的三分之一(第八章第2节),从事特殊职业使他们不会很快被同化。

  作为一个群体,本村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一个提供资料的本地人向我提到过三个显著特点:(1)本村人说话时,吐字趋于腭音化,例如“讲”、“究”等等;(2)妇女不下田干活;(3)妇女总是穿裙子,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穿着。在这几方面,本村人甚至与最近的震泽镇人都不相同。

  那些被视为外来户的人,在生活上一直未被同化。我注意到他们的非本地口音及非本地穿着方式,例如,药店里的妇女不穿裙子。

  只要外来户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差别,而且本村人注意到这些差别,那么,在这个社区内,外来户总是过着多少有所见外的生活。对本村人及外来户作出区别是颇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区别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外来户全部从事特殊职业,没有土地,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区别是有其深远的经济后果的。

  6.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

  这个村庄有下列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

  (1)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过去十年中,开弦弓村曾经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

  (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

  (3)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

  除去这些考虑之外,我调查开弦弓村还具备特殊便利的条件。由于时间有限,我的调查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如果我在一个全然不熟悉的地方工作,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任何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开弦弓村属于吴江县,而我就是吴江人,我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实际困难之一。村里的人们除自己的方言外,一般不懂得任何其他方言。作为一个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同乡的感情使我能够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不致引起怀疑。

  尤其是在这个村里,我可以充分利用我姐姐个人的联系。我姐姐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的人确实都很信任她。我能够毫无困难地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村长们的帮助。他们理解我的意图,不仅尽一切可能提供材料,而且还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和有价值的建议,这使我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此外,我以前曾多次访问过该村,姐姐也继续不断地向我提供该村的情况。因此,我一开始就能直接进入调查本身,无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初步的准备工作。

  我的调查历时两个月,是在1936年的7至8月进行的。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我自然不能对完整的一年为周期的社会活动进行调查。然而,这两个月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了一年中蚕丝业的最后阶段及农活的最初阶段。以我过去的经历及人们口头提供的资料作为补充,到目前为止,我所收集到的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及有关社会制度的材料,足以进行初步的分析。

注:

①A·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 Brown)教授于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就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作了讲演;接着,吴文藻博士在天津《益世报》的《社会研究》周刊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来,雷蒙德·费思(Raymond Firth)博士在《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的研究》一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此文刊登在《社会学界》第十卷中。

②同前引文,英文文摘,第435页。

③《中国地理概况》(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1934年,第283页。

④同前引书,第295页。

⑤阿诺德·赖特编,《香港、上海及中国其它通商口岸20世纪印象记》,(Aronld wright,ed.Twentieth Century lmpression of Hong Kong,Shanghai and Treaty ports of China),第291页。

⑥刘大钧,《上海缫丝工业》(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ghai),1933年,第9页。

⑦同前引书,第9页。

⑧《1935年—1936年中国年鉴·对外贸易》,第1094页。

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ur in China),第24页。

⑩《人口登记法》,1931年12月12日。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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