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史总论

前言

　　战后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具冲击性的事件，是批孔运动。最初，在1972年7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氏在《红旗》杂志同年第七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的论文，认为中国自古代进人中世的分界点在于春秋、战国这一过渡时期。郭氏的这一论点，在他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中已经作了详细阐释。此时此刻，他为什么会在《红旗》杂志上再次阐述同样的论点呢？对此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此年年底，杨荣国氏也在《红旗》同年第十二期上发表了论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认为在春秋战国这样的转折时期，存在着儒家与法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前者试图复活奴隶制，后者则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而试图变革社会；并在翌年七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对孔子的言行逐一列举非难。以此为开端，中国全国上下掀起了狂风暴雨式的批孔运动。“五·四运动”时也有对于儒教的批判，认为腐儒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派。但是还从未有过对于孔子本人的直接攻击。这可以说是重大事件。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被逮捕。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界则于1978年末，在《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主持下，来自全国的重要学者云集于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冲破‘禁区’，百家争鸣——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但是讨论的结果却仍然是各家学说并立，从“西周封建论”将公元前1100年左右周王朝的成立作为古代到中世的转移，到“魏晋封建论”认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汉魏交替期，这次会议的确是在“百家争鸣”之中结束的。

　　众所周知，在日本，存在着立足于历史唯物论的学派与从社会文化史立场出发的“京都学派”的区别，前者认为古代奴隶制一直持续到10世纪的唐末，后者则认为魏晋之际是向中世的转移，而将宋以后视为近世。1955年12月，为欢迎战后第一个中国访日学术交流团（以郭沫若氏为团长），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会上，翦伯赞氏发言说，来到日本后才知道有把宋代以后作为封建社会的观点，并开玩笑说在中国“也有宋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见，这样一来中国就没有封建制了”（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古代史の時代区分問題》）。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认识分歧，其后也并没有互相让步，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头绪。而另一方面，进入七○年代以后，日本的历史学界开始不断谈论起“战后历史学的终结”或者“为了新历史学”。所谓“战后历史学”，不用说就是指基于唯物史观的阶段性发展学说。而所谓“新历史学”，指的是兴起于德国的“社会史”、法国的“年鉴学派”等。但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这些方法尚未被充分消化，不能说已经富于成果了。况且，作为外国人的我们，要掌握中国的、古代的、不见于记录的庶民层面的日常“心性”（心的实态），不能不说是至为困难的。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与日中之间时代认识的分歧直接相关的战国秦汉史研究，面临着重大问题。

一、层出不穷的考古遗物

　　“文革”中，历史学界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不过与此同时，考古遗迹、遗物的发掘、发现仍然在持续着。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其妻窦绾的墓中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将许多四角打孔的玉片以金丝连缀缝合来包裹遗体之物）和镶玉漆棺，都让人们为之震惊。迄今为止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迹、遗物中，能够引入注目的并不少见，不过要说最为精彩的，还要算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中发现的兵马俑。三个坑中整齐排列着多达八千件实物大小的陶制士兵、军马以及武器之类，正是统一天下的秦军本身的写照，显示了当时雕塑技术的高超．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汉初软侯夫人的遗体，其发现时栩栩若生的样子让人惊叹不已。软侯三号墓中出土的帛画“车马仪仗图”，在一幅画面上描绘了数百的人物及车马检阅、出行场面，是了解当时风俗的珍贵写实画作。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王墓中发现了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酒。同墓出土的铁足大铜鼎上刻有四百六十九字的铭文，铜方壶上有四百五十字，铜圆壶上有二百零四字，都是了解战国时代围绕中山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山国王世系的重要资料。另外在青铜底版上镶嵌金银的“兆域图”，则在建筑平面图上标示了各建筑物的位置、结构与规模，是了解当时建筑样式的宝贵文物。“山”字形的巨大青铜仪仗器和写实风格的镶金银青铜兽，被看作是继承了少数民族白狄之传统文化的器物。湖北省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乐器，包括铜编钟六十四件、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和铺钟一件，总重量达2．5吨以上，全部悬吊于三层的钟架之上。编钟上有镶金铭文二千八百余字，甬钟正面钲部除“曾侯乙乍时”外全部都是关于音乐的记述，钮钟的铭文中记有音律名和音阶名，甬钟正面的隧、鼓部分也记有音阶名。这些发现都为古代音乐的复原开辟了道路。广州市街发现的南越王墓是西汉岭南文物的宝库。其中出土的“丝缕玉衣”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葬服。“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都见于文献，也有出土实例，而以朱绢丝连缀而成的玉衣则仅此一见。南越国对汉称“王”，在国内则称“帝”。出土的二十三枚印玺中，龙钮金印的“文帝行玺”就反映了这一点。上述文物在我国也都展出过，予人以深刻印象。

　　不过，与上述文物比较起来，对于历史研究更有价值的遗物则是简帛文书。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据此证实了存在吴之孙子与齐之孙子两个人。同墓出土的竹简大部分为兵书，《孙膑兵法》之外，尚有《孙子兵法》、《尉缭子》、《晏子春秋》、《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两千年来的重大发现。而要说出土佚书中最为出色的，还要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的帛书。其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科学和医学等多个领域，包括二十种以上的书籍。帛书《老子》甲本、乙本、《周易》经传以及《战国纵横家书》内容的一部分都可以与今本相对照，而其他则全为失传已久的著作。《战国纵横家书》中也有很多不见于《史记》、《战国策》和《韩非子》的佚文，是校订、补正《史记》等的宝贵资料。《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包括《五行》、《九守》、《明君》和《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包括《经法》、《十大经》、《称》和《道原》。关于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经法》等四书，有人认为即是见于《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也有人认为是自西汉就流行的黄老学派中的黄学经典。史书有《春秋事语》，天文书有《五星占》、《刑德》和《天文气象杂占图》，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同乙本》、《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脉法》、《阴阳脉死候》、《却谷食气》和《天下至道谈》。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比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简远为完备，可以说是据此才找到了解明汉代中医学的途径。另外，马王堆帛书的《相马经》也是关于汉代兽医学的珍贵书籍。

　　简牍既有出土于边境的，也有出土于墓中的。解放前的简牍主要发现于中国西北边境的新疆、甘肃和内蒙等地的军事据点中，大多为欧洲的“中亚探险队”所发掘。解放后中国研究者也进行了再发掘，出土的汉代边境简牍，包括未发表的在内，敦煌汉简约达一万八千枚，居延汉简约达三万枚。这些简牍都制作于边境军事据点这样的特殊地域内，作为对汉代军事、行政组织的生动和公开记录，可以说是最可信赖的一级资料。1973年、1974年发掘的居延新简，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已经发表的约有一万枚，而尚有超过此数的汉简未曾发表。我们期待着它们的公布。

　　相对于前述的边境出土简牍，墓中出土简牍解放后数量激增。伴随着现代化政策下的地方开发，今后大概会愈发增加下去。以前墓中出土简牍多以陪葬品清单（遗策）为主，同灿烂的陪葬品与珍贵的古佚书相比，其资料性价值很低，只不过是作为行文论述的参考而被使用。然而，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的一系列竹简完全颠覆了过去的这种看法。睡虎地秦墓竹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余枚。其内容包括《编年记》（记载了自秦昭襄王元年至墓主死去的始皇帝三十年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语书》（南郡守腾向县道啬夫下发的布告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均为秦律的一部分）、《法律答问》（对于与律之解释相关问题的回答记录）、《封诊式》（各种事件的调查和审判方式汇编）、《为吏之道》（记录为官者的注意事项）和《日书》（占卜日子的吉凶）。据《编年记》，墓主名喜，二十七岁时为鄢（楚国之鄢位于今湖北省宜城县）之治狱（法官），死时四十五、六岁。据《晋书．刑法志》，战国魏文侯师李悝参考诸国之法著《法经》，由《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组成，商鞅就是以此书得为秦之宰相的。不过因为《晋书》成于唐太宗时期，此前并无关于李悝著《法经》的记载，商鞅去李悝也有百年之隔，因此对于这一记述的怀疑自古就有。现在则为云梦秦简所证实。这些竹简发现于1975年工2月，翌年八月就发表了除《日书》以外的《编年记》和法律、行政文书的全部释文（《文物》七六年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释文发表罕见的迅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界对这一发现是多么重视。从《秦律》、《法律答问》、《封诊式》来看，其合乎法理的程度让人怀疑是否为近代法，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古典法家的理论和政策。不用说秦律和罗马法是同时代的，据此可以开辟根据同时代的资料进行东西两个世界的比较法研究之路。但是，从因故晚公布许多的《日书》来看，法律施行的实态是否如成文法一般呢？例如《封诊式》中记有“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訑，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可是《日书》之“盗者”条关于十二支之日的盗窃事件，则记有“子，鼠也。盗者兑（锐）口，希（稀）须（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于垣内中糞蔡下。多{名）鼠鼷孔午郢”，若依照后者，不由分说都要将如是之人抓捕起来并加以处罚。两种情况都由法官来定夺。其他墓中出土简牍中主要的法制资料还有包山楚简、张家山汉简和武威汉简。包山楚简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岗的战国楚墓，墓主名劭托，为楚之左尹，即司法官。竹简中法制资料的内容包括《集箸》（与名籍的调查相关）、《集箸言》（与名籍的混乱相关）、《受期》（概述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的日期、审理期限及其结论）与《疋狱》（与起诉相关）等。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制资料则是指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西汉墓群中二四七号墓的《汉律》及《奏谳书》。据《晋书．刑法志》，萧何承秦制并增益“兴”、“厩”、“户”三篇而为九篇（《九章律》），叔孙通又补律所不及而作《傍章十八篇》。张家山出土的《汉律》印证了这一说法。《奏谳书》之“谳”指在刑狱方面产生疑问时向上级官署提交的咨询文件。据此可以具体了解汉代的审判情况。《日书》也出土于张家山二四九号墓、三二七号墓等，详细情况不明。前述包山楚墓中还出土了《卜筮祭铸记录》，描述了卜筮的具体方法，让人很有兴趣。

　　出土文物反映了其时代的真实信息，因此即使是断章残简也是珍贵的材料。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首先必须对辛勤发掘、整理和公布它们的各位相关人士表示感谢和敬意。不过，老实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者还是苦于应付接连不断出土的文物。至少是超出了个人能力可以应对的范围。所以，对于我们的要求是，（一）建立能够及时得到准确、优质信息的组织乃至机关。一边观察出土地区的景观，一边参观发掘、保存情形，这对于我们来说近乎不可能。与此相关的信息、影像，在中国自然会有适当场所保存，而在日本则还没有进行收集的组织或者机关。私见以为，何不尝试推动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内设置这种信息服务部门呢？（二）建立对出土文物进行综合性探讨的研究组织。将遗物与遗迹割裂开来进行考察是没有意义的，对遗物的分散研究也不能充分捕捉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对于出土文物的研究，有必要由考古、科学技术、美学、哲学等各种专家从多角度进行考察。（三）建立上述组织所需的信息交换及氛围创造。去年（1995年）研究中国哲学的池田知久氏与本卷的执笔者平势隆郎、工藤元男、鹤间和幸诸氏一起组织了“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一年之中进行了数次研究发表会。研究会上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盛况，让人感觉到这一要求的强烈。

二、信息科学的利用

　　现在可以说是信息社会。信息科学日新月异，已经让我们进入了无纸时代。作为书写材料的纸为两千年来的文化普及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却变得不再必要。因为信息已经完全电子化了。即使是在历史学领域里，电脑的利用也盛行起来，利用方法也涉及多个方面。

　　若使用电脑，资料几乎可以无限的累积下去。其整理和保存也很简单。只要有需要，就既能够自由引用，也可以进行检索。据说华盛顿大学拥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数据库化的《二十五史》（不含《新元史》、加上《清史稿》的正史），他们请恰好在该大学的福井重雅氏检索“部曲”这一条目，结果仅仅17分钟就打出并输送了844例。如果在过去，即使是搜集几十个例子来写论文，也可以说是非常辛苦的。而如此一来，旁征博引就变得不再困难了。在中研院和各研究所共同合作推进的“中文全文检索系统”中，已经完成输入的战国秦汉史资料有《十三经注疏》（但注疏未断句）、《抱朴子内篇校释》、《庄子集释》、《法言义疏》、《东观汉记校注》、《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潜夫论笺校正》、《国语》、《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校正》、《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墨子间诂》、《列子集释》、《晏子春秋集释》、《管子轻重篇新诠》、《四书章句集注》、《新语校注》、《战国策》、《八家后汉书辑注》、《老子校释》等诸子以及《典论》、《中鉴》、《中论》、《汉官六种》、《山海经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后汉纪校注》等古籍。在美国，哈佛一燕京研究所设置了《二十五史》全文检索数据库，日本也有意引进。据说其对外价格为两万美元，《十三经注疏》也要两万美元。考虑到其巨大的利用价值，这并不算昂贵。

　　另外，利用电脑还可以反复进行繁琐的计算工作，而且不会出现错误。对于那些用手工作业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劳力、让人头脑发昏的工作，如果使用电脑的话，就可以对文件进行操作，变换方法，尝试进行各种分析。平势隆郎氏的近著《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国古代紀年の研究序章》，其精彩的构想本身无疑就是很有价值的作品，同时也是利用电脑取得成果的佳作。另外，还可以利用电脑描绘户口统计地图，以图像来把握编户的移动。用电脑还可以制作遗迹复原图。《NHKスパツヤル始皇帝》中秦始皇陵的电脑图解，就很有说服力。电脑的利用今后会更加盛行，利用方法也会多种多样。但是，如何有效利用历史信息资源，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只有历史学家是不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信息科学专家的协助才行。应该设置这样的设施或者机关，由历史学家和信息科学工作者对历史信息资源的利用方法进行共同研究开发。

　　不过对于战国秦汉史研究者来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的刊行，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全部六十五种九十册中已经出版了四十册。再回想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编制《後漢書一字索引》而制作卡片，就可以了解时代的进步。回顾起来，在刚刚开始谈论“为了新历史学”的七十年代初期，电脑尚未实现小型化。那时候开始普及的新工具是复印机。从珍本书的影印本中复制史料时，不能不感到实在对不起从前的前辈学者，因为他们必须往来于宫内厅书陵部或者静嘉堂，经繁琐手续把书借出来后，再放在眼前不到30厘米处用铅笔抄写史料。此后，复印机、电脑的性能更加优化，用可以自由扩大、缩小的复印机将必要部分卡片化，卡片化了的史料可以分类放人文件夹，之后让不会忘记置于何处的电脑记住，不论何时都可以使用，非常方便。不过，如果说这样就能出现更加优秀的研究成果，那倒也不一定。著作、论文的数量是增加了，让人真心赞叹“竟然能理解到这一步”的论著却还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只不过是变得更加方便了。前辈学者对于好不容易才被允许看到的书，目不转睛的查阅而不会漏看，细心专注的抄写而不会出错。而现在，因为影印本到处都有，就没有必要总是认真阅读；因为复印机复制起来不会出错，也没有必要一字一字的都加以注意。然而，这却是一定要警觉的。如此省却工夫做法的利弊，尚未被充分了解。汉籍在用笔去写之时，就是用手在读，用手在记。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想法都会涌现出来。因为通过写，史料印在脑中，就会出现突然意识到“啊，就是这个”的情况。前辈学者通过抄写史料，可以理解史料内部的世界。战国秦汉时代的研究，因为必须多多利用出土文物，所以有必要充分有效的利用信息科学。同时，怎样才能继承前辈学者留下的史料批判技术，这是今后从事战国秦汉史研究的研究者所肩负的课题。

三、A·韦伯之“三分法”的有效性

　　战国秦汉时期，如果要将其置于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并加以评价，从前面介绍过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论争”看来，诸家意见纷纭，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一致的见解。在考察这种充满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的场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会更为有效呢？A·韦伯将人类的历史过程区分为三大过程，即社会方面的“社会过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文明过程”与精神文化方面的“文化运动”，并提倡这三者虽有严格区别，但也应该从三者的相互关系出发来考察历史过程。他认为：“我主张，为了文化社会学性的考察及一般历史学性的考察，对历史过程加以如下区分。即，（工）我们称之为历史体的社会过程，首先自然的冲动力和意志力的世界及其所能形成的世界固然需要另作说明，但是其中，（2）一方面也要考虑这一社会过程如何被文明过程，即人类的合理化过程所影响，最后，（3）另一方面，还要自问，本来的文化运动与以上两个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是什么关系？文化运动是不是在以上两个过程的形成、凝结之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或者，如果文化运动独立于上述两个过程，那么是独立到何种程度？进而，文化运动在多大范围内可以反作用于上述两个进程？以上三点就是我所主张的。……根据这一三分法（社会过程、文明过程与文化运动），可以得到关于历史进程内在构造的统一观念，……尤其可以得到对于作为背景的文化现象和人类运动的历史性凝固与变动的社会学性分析。”（A·韦伯著，山本新、信太正三、草蘿正夫译《文化社会学》）A·韦伯的建议，在考察有明显评价分歧的战国秦汉时代时，应该是有效的方法。战国时代是弱肉强食的乱世，这是从社会过程来观察而得到的结论。

　　那么，从文明（科学、技术）过程来看又如何呢？在战国秦汉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科学、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这在以往的资料中已经可以看出，不过要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其实态才渐渐明了。人们已经了解了留下众多杰作的殷代青铜器铸造技术，不过关于其采矿、精炼技术的情况则不甚了了。而1973年以来，在湖北省大冶县铜绿山，发现了自春秋战国时代至汉代的铜坑和精炼场所遗迹并进行了调查发掘。根据报告可以知道，战国以前的竖坑道深20~30米，战国以降则深达50米；而矿炉在春秋时代就已经采取了送风式熔矿炉的形式；含有铜渣的铜之分量只有0.7％左右，达到了极高的技术水准。铁器的出现是给人类历史带来一大变革的重要事件。中国是从何时开始铁器的精炼和使用的呢？这也已经为考古学的调查发掘所解明。可以确认的人工精炼铁器出现于春秋末期，目前多认为在春秋末、战国初开始了铁器的使用。江苏省六合县春秋末期墓中出土的铁块，鉴定结果为灰白色的铸铁。一般认为，中国的铁器最先是铸铁；铸铁因为硬而脆，不能用作农具。但是，1978年，湖北省长沙市杨家山春秋末期墓中出土了一柄铁剑，其鉴定结果为含碳率0.5％的中碳素钢钢剑。中国铁的精炼、冶金、铸造起源问题，还会根据今后考古学的成果而变化，不过战国时代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则是可以确定的了。

　　另一方面，关于农业技术，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公元前4900年左右的遗迹中出土了籼稻粒，据此则水稻栽培起源于长江下游流域的结论是不可动摇的。不过在战国时代，山东、河南、河北各地都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水稻栽培，这可以从各地稻谷的出土中得到证明。江西省新干县界埠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大型粮食仓库四处。其面积均为600平方米，是至今发现的同类遗迹中最为古老和最大的粮食仓库。其中留有大量已经碳化的粳米，放射性碳素测定的结果为2500年前之物。湖北省江陵县汉墓中出土的四束稻穗，为2100年前之物，主穗长19厘米，一穗上的稻粒数有72粒。即收获量是播种量的72倍，约为欧洲中世纪小麦产量的数倍。两相比较，无论如何也是更为优秀的栽培技术。《战国策．赵策》中记有“秦以牛田”，云梦秦简中也有对饲养耕牛的田啬夫制定考课的“厩苑律”。牛耕在汉代已经广泛使用，赵过所行之“代田法”中，就向农民发放大型耕犁。另外，在东汉，还设计出了“区种”这种特殊的集约农作方法，可以收获“一亩百石”，是一般田产的百倍。

　　若从文化运动来看又如何呢？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这样的黄金时代，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思想镇压，终结于汉武帝的儒教国学化。战国时代思想家辈出，他们与他人激烈论辩，并在文章中留下自己的主义、主张。这可以说是因为战国七雄各自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为了政治、军事体制的改革和整备，就重用有能力的思想家、实干家而不问其出生地和身份。事实上可以看到，魏文侯招孔门十哲之一的卫之子夏师事之，其弟子李悝著《法经》，行“尽地力法”；兵家吴起自魏人楚，实行土地改革，制定新的法制；卫之公孙鞅仕于秦孝公，断然实行变法，确立“且耕且战”的耕战制度；齐宣王子齐都临淄招引天下学者，孟轲、淳于髡、驺衍、环渊、田骈、慎到、宋钘、尹文等人在稷下之馆讲学议论，如此等等。关于这一时代，K·雅斯贝斯认为，“在这一时代，令人惊异的事件集中性的发生了。在中国，孔子和老子诞生，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都出现了，墨子、庄子、列子以及其他无数的人们都在思索着；在印度，《奥义书》出现，佛陀诞生，怀疑论、唯物论、诡辩术以至虚无主义等所有哲学上的可能性，和中国一样都得到了展开；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宣传着善恶斗争的挑战性世界观；在巴勒斯坦，出现了自以利亚经以赛亚及耶利米至第二以赛亚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和哲学家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还有悲剧诗人们和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始于这一时代的全新事件是，在所有上述三个世界中，人类作为整体的存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的局限都被意识到了。人类体验到了世界的恐怖和自己的无力。人类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K·雅斯贝斯著，重田英世译《歷史の起源と目標》）这一说法值得探讨。也许是因为在全球性规模上发生了某种事情。

　　如此看来，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过程、文明过程与文化运动的因果关系，在战国秦汉史的场合，是不应该仅从前后关系（如文明[科学、技术]过程即生产力的发展激化了生产关系的矛盾，带来了社会过程的混乱）或者上下关系（如文化运动中的儒法论争反映了社会过程中的阶级对立）这样的关系上来进行说明的。因为，可以看到的文明过程的显著发展，是在前述的长江流域；这与逐鹿中原的诸侯之争，即社会过程的混乱，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文化运动中诸子百家的活动，也不是单单起因于这样的社会过程，还与前述在全球性规模上发生了某种事情相关连。那么，怎样才能说明三者的因果关系，而得到对于历史过程的统一见，解呢？

四、通往地域史研究之道

　　战国秦汉时代，就A·韦伯的社会过程而言，战国是分裂时代，秦汉是统一时代。所谓分裂，是指由周的封建制而分邦建国的诸侯势力增强，成立了独立的体制而相互争霸；所谓统一，则是指作为诸侯之一而实行了郡县制的秦兼并六国，并为汉所继承。借用Ⅰ·沃勒斯坦的说法（Ct．I．Wallerstein：7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就是以成周洛阳为中心的周经济体系、周世界体系崩溃后，以咸阳为中心的秦经济体系、秦世界体系取而代之，并为汉所继承。这里的问题是，第一，以周为中心被周边化的诸地域，如何形成了独立的体系？整个体系由此呈现多极化，不久中心移向西北边境的秦，而秦及承秦之汉，又是如何使其他地域周边化的呢？其次，秦汉虽说是统一的，然而汉代的编户数却是北九对南一，南方是“化外之地”，即没有被纳入秦汉经济体系、秦汉世界体系之中。那么这一地域的体系又是怎样的呢？

　　其次就文明（科学、技术）过程而言，战国秦汉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不过，如前所述，这一方面可见的显著发展，是在长江流域。而那里却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后进地带，被视为“蛮荒之地”。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一地域成为了科学．技术的先进地带呢？我认为除了资源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原因。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有的地方就是有，没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在湖北省铜绿山采矿、精炼技术得以发展，是因为那里有铜矿床。长江流域分布着丰富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为铸造青铜器所必需。湖北省阳新县港下、安徽省南陵县江木冲和广西省瑞昌县铜岭、麻阳县九曲湾等地，都发现了古老铜矿山的遗迹。铜绿山因为有优质和丰富的铜矿，自春秋以前至汉代以后，其采掘一直持续不断。近年，在江西省新淦县大洋洲的殷代大墓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其数量之众多、技术之高超、设计之精妙，在江南都是出类拔萃的。在这一大洋洲遗迹西北之西的樟树市（旧青江县）吴城村的殷代遗迹中，七○年代也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和石制铸型。相对于殷代青铜器用土制铸型铸造，这里自古就发展出了独特的铸造技术。这些技术都被战国秦汉时代的江南所继承。另外，在前述青江县殷代遗迹中发现的原始青磁器也很有名。为了烧制素陶器，能够产生一、二百一三百度高温的“登窑”是必需的；同时也别忘记鄱阳湖的周边，正是如景德镇那样的优质高岭土产地。因为技术只有与资源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发展，所以在考察文明（科学、技术）过程时，就不能忽视地域性。确实，铁相较于其他金属并非稀有。不过，只有有了铁山才能发展制铁技术。这让人想起《史记·货殖列传》中所介绍的蜀之卓氏和程郑。两人在临邛开采铁山，以冶铁致巨富。临邛位于成都的西方，是邛崃山麓的偏僻之地。在那里积聚了足以传颂于后世的财富，这故事本身就说明不应该无视地域的去谈论整体。

　　关于农业技术，前面介绍过的江西省新干县战国时期大型粮食仓库的发现、湖北省江陵县汉墓稻束的出土，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是必须了解的事实。不论是水稻、小麦还是粟，脱粒之后其种仁的蛋白质含量几乎都是不变的，不过（稻）米的蛋白质生物价（其种仁中所含的植物性蛋白质能够转化为动物性蛋白质的比率）为91，相对于面包的27，高达三倍以上。而江陵汉墓出土稻束的一穗粒数达72粒，即对于一粒种子而言，其收获量为72倍（水稻和粟的收获量都是指与一粒种子相对的一穗），相对于欧洲中世纪小麦收获量为播种量的数倍（小麦因为分蘖，每穗粒数本来就在水稻和粟之下），也高达十倍以上．当时江南水田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华北旱作地带产量的数倍乃至十数倍。顺便可以看看汉代豫章郡新干县的编户（为政府户籍所把握的户口）数量。整个豫章郡共有67462户，351965口，18县，即平均每县不过数千户、数万人。也就是说，当时的新干县应该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此的人口在生息劳作。他们除去自身食用和为交换必需品而消费的米以外，还要向县外输出数量巨大的米。这一新干县，与新淦县（有出土大量青铜器的殷墓）、清江县（有发现原始青磁器的殷代遗迹）都是南邻今樟树市的赣江沿岸城市，虽不见于战国秦汉史的表面舞台，却自古就是科学一技术的先进地域。那么，这一地域是如何产生先进稻作技术的呢？其出产稻米的流通体系又是怎样的呢？在考察农业技术的场合，有必要对地域信息加以通盘搜集和讨论。

　　再次从文化运动来看，战国时代正是黄金时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求得生存而招求国内外的人才，而诸子百家也对各个国家提出了相应的现实而具体的建议。因此，如果不能立足于他们所活跃于其中的国家之社会状况及其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论。然而，他们的论争也并非单单关乎政策，也是围绕理念的论争。如果说他们的争论是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那正是“所然”与“应然”的对决，是为了超越地域、走向整体的扬弃而进行的自我否定。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时代，这样的问题澎湃而起了呢？正如K。雅斯贝斯独具慧眼所指出的，上述问题，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同时出现了。而这三者在地域上互相并无关系。若是如此，在中国诸子百家出现的原因，就不能只考虑中国的国内状况，有必要立足于全球视野来进行考察。在全球性规模上是否发生了某种事情呢？K·雅斯贝斯介绍了A·韦伯的骑马游牧民族冲击说：“‘这种同时性是因何而致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在方法论上可能的唯一回答是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假说。拥有战车的民族与骑马民族自中央亚细亚入侵——入侵事实上遍及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为古代高度发达的文化地区输入了马匹，如韦伯所说，在三个地域都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即，骑马民族的人们，凭借马匹而历经广阔世界，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古代高度发达的文化地区；在冒险与毁灭的同时，他们也经历着对于生存的怀疑，孕育了以叙事诗表现的、作为君主性的人的英雄性与悲剧性意识。”（K·雅斯贝斯前书）在考察诸子百家活动的场合，也需要从这样的视角来进行考察。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骑射时，老臣赵造声言反对，认为服装的变乱于礼有损，礼损而国亡。这样的故事清楚说明，因骑马游牧民族的出现而带来的与异质文化的接触、摩擦具有怎样的冲击性。然而中国还是择取吸收了骑马文化，实现了自秦至汉的文化转变。有必要结合地域究明其具体形态。

　　七○年代初，在美国，地域研究（Aria Studies）正开始被提倡。在饱受“战后历史学的终结”危机之苦的日本历史学界，开创与普遍史相对的个别史之路，这样的研究方法无疑也受到关注。但是，所谓地域研究的实态，事实上至今尚未明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都有，不过相对的共通点在于，（一）关于地域的设定，例如东南亚，或者南亚．西亚。非洲．中南美洲，或者所谓 A·A圈，都明显可以说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划分。（二）关于学科，作为某种知识而言的学科不能说没有，不过作为专门科学的“地域学”则是不存在的。通常是由受过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这种既成学科领域训练的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学科间。跨学科研究。（三）关于其基础，即使是就学科间研究而言，也必须通晓相关地域的情况。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熟悉情况，而是要由各自拥有专业知识、且共有相关地域的基础和社会共有资本的人员来进行。那么，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关于历史学是否也是地域研究的学科之一，在地域研究者中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过也有这样的意见，认为“历史研究自身不是地域研究的一部分，所谓地域研究是关于现代的研究。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历史研究就不需要地域研究。毋宁说，正是想根据对于两者的区别来确认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山口博一《地域研究論》）。我也认为地域研究和历史研究是有区别的。

　　在历史学中，地域研究的起点是本地史。必须得到本地史家的帮助，才能收集到关于其地的详细信息。这种本地史的特征何在呢？如下所述：首先，本地史的承担者，是本地人士，本地人士掌握着外地人所得不到的信息；其次，本地史的范围是家乡；再次，因为写的是“我所生长的故乡的历史”，所以具有主体性；再次，其看法就算是主观的也没有关系，即使是东京人觉得可笑的东北腔，也是“让人怀念的乡音”；再次，也可以与整体史毫无关系。因此，不客气的说，本地史家或者视野狭窄，或者情绪性较强。而超越了这种本地史的，则是地方史。地方史的特征如下所述：首先，研究人员也可以是外地人，不过必须是专家；其次，地方史的范围为都、道、府、县、市等地方行政单位；再次，因为其叙述的主体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也就不一定具有主体性；再次，其观点必须是客观的、科学的，其构架能够与中央及其他地方进行比较；再次，要按照能够汇编为整体史的结构来编纂地方史。从这些点看来，中国的地方志与地方史是大体相同的。地方史很便于了解地方情况。因为其构架大体相同，想要了解的事情马上就可以查到。不过，不客气的说，这种地方史没有个性；如果某种情况不具备全国共通的问题意识，就不会纳入其范围。可以说，它缺乏主体性。

　　那么，对于历史上的地域问题，怎样才能既采取主体性的姿态，又能从整体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呢？首先，问题的提出者及其研究人员，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必须是专家。再次，其研究范围则因问题而异。例如，某年大水灾的受灾地区为何处与何处，等等。再次，其研究人员必须致力于采取对应于各自专业的主体性姿态。再次，当然必须是客观的、科学的。如果设定了如是范围，就必须调查主要原因。最后，还必须调查其是否造成了影响及于整体的结果（即历史）。这样的话，就能够对于社会过程、文明（科学、技术）过程和文化运动的因果关系作出并非无理的说明，得到关于历史过程的统一性见解。立足于如是过程，地域史研究方能成立。如下表所示：

　　如果立足于如是想法的地域史研究得以成立的话，对于战国秦汉史研究大概会是有效的。如前所述，战国秦汉时代，从社会过程来看，以洛阳为中心的周经济体系、周世界体系发生了崩溃和多极化，继而中心移向西方的秦，秦汉经济体系、秦汉世界体系又将其他地域周边化；从文明（科学、技术）过程来看，并未被纳入秦汉经济体系、秦汉世界体系的江南地区，可以看到显著的发展；从文化运动来看，来自北亚细亚干燥地区的游牧民族造成的冲击非常之大。这样，如果立足于各个地域的侧面来重新认识整体史，就可以看到至今尚未解明的战国秦汉时代的新史像。

结语

　　回顾起来，战后五十年日本社会的变化、历史观念的变化与历史学研究体制的变化，毫无疑问都是令人惊异的。然而，借此写作“战国秦汉史总论”的机会，想简要说明的是，以1937年7月7日为分界线，日本对中国都做了什么呢？历史的观念从皇国史观变为唯物史观，又从唯物史观变为某某史观，对此我并无异议。或者，也许迅急的变化让人无所适从，但是作为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人，如果将其忘却也并非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对于日本人给与中国人毫无理由的伤害之反省，是日本人进行中国史研究的出发点。

　　如果在战国秦汉史研究中有必要进行地域史研究，那就必须得到中国当地研究者的帮助。就我们这方面（关心巴蜀古代文化的早稻田大学东洋史。考古学研究室成员）来说，就是在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和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协作下，对长江流域的历史、民族和巴蜀的埋藏文化财产进行了调查。实际上从调查看来，解明了在文献研究中不能解明的各种事实。去年（1995年）夏，四川学进行了对云阳县遗迹的考察，这是其分担的三峡大坝建设预定淹没地区埋藏文化财产调查的一部分。云阳镇是建造于河岸台地上的城镇，位于一个自码头攀援而升的高台之上。距此西行15公里的旧县坪被认为是汉代的朐忍县城址。作为一个在陡坡之上的遗迹，因为不便于陆路，便勉强建成了港口。《汉书。地理志》记载：“朐忍，有橘官、盐官。”盐井位于云阳镇北行约15公里的云安镇，至今仍在采掘之中。据传说，刘邦的军队来到当地的时候，板楯蛮的扶嘉以盐井之事教与樊哙。而据《华阳国志》，板楯蛮在秦昭襄王时被称为“白虎复夷”，扶氏是朐忍县的大姓。扶姓现只在长江以南的普安宝坪留有千户，但是他们中间至今还保有白虎信仰，其附近也有盐井、盐坡的地名。板楯蛮是自古就掌握着巴地盐井之人。这一板楣蛮在东汉时归人五斗米道。他们活跃于有鱼盐之利的长江，五斗米道能扩展至长江下游流域，一定多赖其力。据四川联合大学的张勋燎教授说，在江陵发现了五斗米道的印玺，据说是张鲁投降曹操之前的时代之物。因此，五斗米道要比想象中更早的越过三峡而传人了长江流域。在云安镇听到板楯蛮扶嘉的传说时，感到有必要重新看待五斗米道的历史。今年春天，又溯岷江而上，进入茂汶羌族自治区，调查了羌寨的碉楼、火葬场，羌族的萨满舞蹈和石棺墓。石棺墓是战国秦汉时代被称为“纵目人”的人们所留下来的特殊墓葬，分布于岷江、大渡河、雅磐江、金沙江上游海拔三一五千米的丘陵地带。这些“纵目人”之王为蚕丛，他教给中国人养蚕。茂县位于海拔三千米左右，降雪之时，朝阳辉映下的雪山美丽而庄严。这是在阴霾经年、“蜀犬吠日”的成都所见不到的景象。我认为见于三星堆出土遗物中的太阳信仰，正为古代的羌族所保持。

　　进行实地调查，尤其是在偏僻地方，并非易事。即使尽个人所能，所知仍然有限。今后，有必要让当地的相关机关或者组织与日本的机关或者组织好好对话，明确各自分担的责任，开展有组织的长期合作。对于研究体制的整备非常迫切，这并不仅限于战国秦汉史。

　　补记：完稿后已经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一年前的东西都成了过去的故事。现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五史在自家的电脑上就可以检索。遗迹、遗物的发现也接连不断，（相当于殷代的）四川省三星堆出土遗物的整理复原工作进展顺利，1998年在日本举办了展示其风采的“三星堆一一中国五○○○年の謎、驚異の仮面王国一”展览，令进馆参观者惊叹不已。另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的释文发表后，马上激活了周易研究，在中国和日本都有注释相继发表。关于近年帛易的研究动向，近藤治之《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研究概說一帛書<周易>研究二十年の動向一》上、中（1994年、1998年《中国哲学研究》第八号、第十号，下尚未刊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徐冲译）

载[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