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 宏观会通——《中国北方经济史——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评介
【内容摘要】《中国北方经济史》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探讨了先秦、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国北方经济的兴衰及经济重心的演变过程。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北方经济史》既是一部运用历史区域经济地理方法对北方经济进行考察的力作，更是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关键词】北方；经济重心；转移；评介
【作者简介】刘秋根（1963— ），男，湖南新邵县人，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研究。
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必有其特定的经济重心，而经济重心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中国古代而言，经济重心便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形成、转移的过程，最终在东南地区结聚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地位。这一过程无疑是古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包括区域经济史、经济开发史乃至部门经济史研究中，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唐宋变革、土地制度史等一样受人关注、引起史学界热烈讨论的核心课题之一。它的提出及进展，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尤其是魏晋至宋代经济史的研究。[1]
一研究若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冀朝鼎发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2]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1935年张家驹发表《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一文，[3]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著，就一系列的史实、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争论相当激烈，举例来说，如作为这一课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时间，就至少形成了魏晋南北朝说﹑隋代说﹑五代说﹑北宋说﹑南宋说等九种观点。从时间上说，这几种观点所说时间前后竟相差一千多年。另外，关于经济重心转移的标志﹑原因等，学术界也仍然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历史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它仍是经济史学颇具魅力的研究课题之一，[4]但有关研究仍以微观的细部研究为主，载至2004年，还没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统的著作对这一课题予以总结，以便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继续前进。而程民生教授《中国北方经济史——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5]一书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笔者得先睹之幸，在这里对本书的理论和方法、观点和内容等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理论与方法
（一）问题意识
西方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的争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大体上达成了妥协，大多数历史学家区别历史学和科学，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而实际研究中，却强调实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目标一是发现新事实；二是通过批判即细密的考证来消除谬误。在第一个阶段是搜集和准备资料；在第二个阶段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6]这种范型的史学虽然追求用尽可能丰富的、经过严格批判的历史事实，客观、中立地描绘叙述历史事件，因而推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但也具有根本的缺陷，表现在其研究对象局限于军事、外交、宪法、政治事件，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忽视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及下层阶级的研究，使史学内容贫乏、单调；在其方法上过分强调事实描述，忽视解释、分析，史学陷入了繁琐的细枝末节考证之中，认识水平受到极大的局限。这种史学，现代史家恰当地称之为“叙述史学。”【1】（p19）对这种史学的不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已产生，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尤其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西方新史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以年鉴派史学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提出了“问题史学”的概念，力图淡化乃至取代“叙述史学”，以便将史学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法国史学家费弗尔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这就是，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2】（p501）明确的问题意识正是现代新史学的一个核心的方法论特征。[7]这就要求现代史学家们要以十分明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又围绕这一问题使用尽可能全面的手段、途径、方法来回答问题，证实或推翻假设，形成对问题的解释。
程民生教授的《中国北方经济史》一书，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它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本书所探讨的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却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系统的、新的研究。本书在吸收学术界有关成果，对其主要观点进行评点、对其主要材料进行重新考察的基础上，又搜集了许多新材料，从新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既探讨了学术界注意较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两宋时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也探讨了此前秦汉时期经济重心由关西向关东转移的问题；更探讨了经济重心南移确定以后[8]，北方经济的变迁，即辽金元时代尚有相当发展空间，至明清以后则走向绝对衰落、并使经济进一步向东南地区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的发展趋势。对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既有农业、水利、手工业、畜牧业、林业、矿冶业等，还包括作为这些部门经济水平表现的人口、土地、赋税等指标，而且时时关注经济地理、行政地理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样一种新的、系统化的研究，长达六十万字，可以说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但读来却没有一点枯燥堆砌的感觉（尽管材料十分丰富），相反，却完全是在一个总问题的带动下，在一些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一个生动、和谐的论述分析整体。这应该与作者撰写本书时，以经济重心变迁为中心、论述过程中又能时时关注问题有关。
（二）长时段与周期性考察
“长时段”概念的提出，首先让人想起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及与之相配套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9]方法论，即将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对历史过程进行整体考察的方法。《中国北方经济史》一书虽对北方经济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却未明显地按照这种结构的方法安排历史事实，因为本书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发掘那种像布罗代尔等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力图发掘的那种隐藏在表层历史事件、人物乃至某种历史进程、历史趋势背后的那种能拖滞历史前进步伐的几乎不动的因素，而是要阐明北方——这一大的地区在将近三千年（诗经时代—清末）的长时段中经济的兴衰变迁，并在与南方对照的背景之下考察整个中国重心的转移变化。但是这种考察也存在某种结构主义的框架，表现在本书材料的运用、事实的叙述，总是无形之中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是对一些在一二百年内变动不大或者几乎不变的因素加以考察，如气候、森林、动植物品种、河流、物产等。第二个层次是考察在几十年之内便会因人的努力而变动的各部门经济如农业、畜牧业、林业、手工业、矿冶业、水利、交通等。第三个层次则是考察一些变动频繁的事件乃至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战争等，当然对于第三个层次，本书并未系统考察，而是为考察第一、二个层次服务的。
但与布罗代尔那种将历史事实截然按层次分开论述的方法[10]不同，本书对于三个层次的事实有时是置于一处进行论述，如考察一个地区时，既论述其各个部门经济、有时也同时结合考察其地理环境、人口、土地变动等，我想这样似乎更符合中国经济史的实际，也更适合于对本书核心问题的考察。
对于一个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当然不可能笼统而论之，只能采取划分阶段的办法加以考察。在历史上，经济周期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比较著名的有基钦（英国1923年）、康德拉捷夫（俄国1936年）、熊彼特（美国1936年）、库兹涅茨（美国1930年）等。其中康拉德捷夫提出的是经济存在五十年左右的长周期，基钦提出经济还存在三至五年左右的短周期，而库兹涅茨则补充提出还存在二十至三十年左右的中周期。但是这些周期学说主要是根据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提出来的。对于古代、中世纪经济周期性的研究我所见有两例，一是上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书大体是以一百年左右的周期来探讨工业革命前夕欧洲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二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1]，是书对江南地区经济从宋代至明永乐初（960—1421年）这样一个长周期进行了研究，他将这一时期的江南经济划分为边境时状态（开拓状态）、上升始动期等七个阶段，从而完成了这长达400年的一个经济长周期的研究。
而本书对北方经济史的考察，显然是对前近代传统经济的一个超长发展周期研究。对于这种超长时段的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界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按朝代断代的方式如分为汉代、唐代、宋代等；二是分为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如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整体上说，因资料的不足，及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如国家干预、王朝更替、重大战争等，妨碍了人们对经济运行的观察，故而至今尚未见有真正从经济运行角度对中国古代经济全过程作周期性的研究，多数整体的或专题的经济史多采取断代方法，难免拼盘之讥。上引斯波义信对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也只是选取了四百年对此作了一个尝试，其中也免不了受到战争、政治事件因素的干扰。而《中国北方经济史》对北方经济周期的探讨，虽然尚未完全摆脱中国经济史界传统的断代研究方法，但也有若干新意可寻，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本书对周期性的处理不过是综合了上述两种中国经济史界通常作法，将这一超长时段划分为秦汉时期[12]、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代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时期、清代时期而已，但这一划分是充分考虑了北方经济的兴衰及经济重心的变迁的，是与这一变迁存在某种本质联系的。虽然这种周期的划分也考虑了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
（三）历史区域经济地理方法
早期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是利润最大化考虑的背景下厂址的选择问题，是一种微观经济学方法；二战后，开始重视宏观分析，研究区域内的资本形成、劳动就业问题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工业区位形成的影响，尤其注意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区域发展问题。这一发展趋势使其不少理论、方法更适应于对传统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目前在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方面用得较多的是美国施坚雅教授的模式，他认为，经济区的划分首先必须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等方面形成一个自然的整体；在经济方面，一个经济区域应当是一个人口和财富集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该地区主要城市的商业腹地都在该地区的边界之内，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很密切，而最密集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在该地区的核心部分。【3】（p19-20）若依施坚雅这一严格的定义，本书所论北方地区可能构不成一个典型的、独立的经济区域。因为如此大的一个区域，不可能只有一个财富、人口集中的核心，也未形成人口、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等。但既然是一种地区经济史的研究，就难免受到区域经济史理论及方法的影响。对于这一方法我想借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农业地理”的概念，【4】（p25）称之为“历史区域经济地理”方法。本书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并未形成什么严格的模式，而是内化在其平静而细密的论述和分析之中。[13]它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第一、重视气候、物产、土壤、河流状况等较长时间内不易变动的因素的考察，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辅之手工业、畜牧业等，与自然、地理状况关系非常密切，某一地区经济总量、技术水平乃至商品经济均与之息息相关。故本文对北方各个地区（主要包括关中、河南、山东、东北、蒙古、西北）的考察无不根据原始材料及历史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这些因素作一番考察，其中有些地区专门考察，有些则内含在对经济的论述之中，即在探讨各部门经济如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林业、矿冶业等各部门经济时，也相应地对这些因素进行考察，二者是水乳交融的。
第二、重视地域间的比较。所谓北方，是一个十分广袤的区域。如上所述，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不但与南方地区相比经济有极大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北方各个区域之间相差亦极大，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经济的特色及水平均表现出了差异。为使对北方经济的宏观考察置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本书将北方划分为几个基本上可以独立成立的经济区域，如秦汉时期的关西地区、关东地区，以后各历史阶段的山西地区、河北地区、河南地区、山东淮北地区等，分别对这些区域内第一、第二产业、区域内著名的大都市如长安、开封、洛阳、太原、北京、临清等的经济进行了考察，还时常关注区域间的交通及通过财政和民间商品流通进行的物资交流等。在单独论述某一特定区域经济兴衰的同时，又时时关注其他区域，如整体考察北方经济注意与南方经济对比；单独考察关中经济时，注意与关东经济对比等。这样不但使对北方经济的考察具体而生动，而且对各个地区经济的定位更加准确。
以上从问题意识、长时段与周期性研究、历史区域经济地理方法等三个方面对本书方法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运用这些颇带新意的方法时，并不否认或较轻视传统历史主义方法，即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这表现在：第一、广搜博采相关历史事实，谨慎、细密地积累有关地区经济发展的知识。从其文献目录看，参考现代人论著达八十多种，征引古籍达五百多种，可见数量相当庞大。从其所引古籍种类看，既有正史、野史、方志等，也有文集、小说，更有简牍、文书及其他文物考古资料，虽不能说竭泽而渔，但无论如何是具备了一个广阔的采摘基础；而且据笔者了解，程民生教授曾发表了《宋代地域经济》【5】等专著及大量相关论文，对宋代北方经济作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程民生教授又埋首多年，上溯下连，搜寻有关资料，探讨相关问题，使本书每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其次，古代经济史不论如何勤奋，材料总是贫乏的、残缺不全的，故而总难免以举例子的方法说明问题，以单称判断得出某些全称判断的结论。本书亦难免如此。目前这一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疑虑和诟病。但就古代经济史而言，舍此似又无替代之策。为此本书采取了以下三点补救措施：一是注意数量分析。本书在叙述一个地域的部门经济之后，对于一些可能计量的经济指标，如人口、土地、赋税等总是尽量作计量分析，以印证一些根据非计量资料作出的对这一地区经济状况的判断；二是善于选择材料。古代文集、方志对各地经济、物产的描述多简略、模糊，本书面对有关记载，多注意选用其中相对叙述清晰而确定的记载，据此再作出准确、适当的判断；三是注意整体分析。即注意将经济的兴衰变迁与当时政治、军事状况联系起来考察，如魏晋南北朝战乱割据、唐末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等；注意考察各封建王朝经济政策如重农政策对经济恢复的积极影响，北方役重对北方经济的长期压力等。显然这样的整体分析使我们能更好地发掘材料中包括的一般性的信息，形成整体、全面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单称判断得出全称判断的弊病。
二、主要论点及内容
（一）主要论点
本书是一部洋洋六十万字的著作，其内容上下跨连数千年、方圆纵横几千里，而且其中心论题虽是以北方经济为例考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却又不是局限于此。大体说来，其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我国经济重心自远古时期形成于北方的黄河的中下游地区，最主要的是以河南、河内、河东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而早期经济重心是当时人口居住点最密切的政治中心或文明的发源地。至西周时期，经济重心又转移至关中地区。
2、至战国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北方东部地区完成了开发，至西汉末期，经济重心又从关中地区转移到关东地区。即由西向东移动。当时东南地区最为落后，只有巴蜀地区因自然条件优越，率先得到开发。
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虽受到频繁战乱的沉重打击，但也在不断恢复和发展。故当时经济重心仍在北方，与汉代并无本质变化。
4、隋与唐代前期的历史主要是北方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唐前期经济重心仍位于北方关东地区。而当时的河北地区又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社会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发展艰难，但是经济实力仍很雄厚，南方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北南方经济总量开始接近。唐朝中央政府财赋重心南移，经济重心也开始向南移动，但这种移动是行业性的，即麻苎纺织业、矿冶业、盐业等生产重心移向南方，然后是行政区划南方多于北方，然后是农田水利建设重心移向南方。而总体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5、从唐代中叶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时期越来越明显，但这一明显的趋势，不是表现在北方经济的衰落，而是表现在南方经济的迅猛发展。结果是双方在一定时期内基本均衡。之所以说宋代是大发展的时代，在地域上就表现为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北方经济的尚未衰落，所以能左右逢源。故而北宋经济重心仍在北方，直至北宋末年，河北、河东为代表的北方社会经济在国防和赋税的重压之下走向崩溃，随着金兵南下，以宋室南渡为标志，我国经济重心终于完成了300余年的南移历史过程。
6、金元时期北方经济在经济重心完成南移后，存在一个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脱离的问题，但是北方经济仍有发展空间，如金代许多地区经济赶上或超过了北宋，其中山西经济在金元时代仍继续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古代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当然整体上不能与东南地区等量齐观。
7、明代除河南地区状况略好之外，大部分地区如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经济均走向衰落。清代除东三省、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经济得到开发以外，其他广大的北方内地，大部分地区生产能力低下，缺乏新的增长因素，总体上说，明清时期是我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强化于东南地区的时期。
8、明清时期北方经济的衰落除北方地区自然环境恶化、人口大量南迁等原因以外，还有思想观念陈旧落后、精神萎靡不振与懒惰、生产关系倒退、劳役沉重等原因。尤其北方地区役重问题更值得我们重视。
（二）主要内容
本书包括引言、余论、及正文十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其中引言与第一章为第一方面；第二、第三章为第二方面；第四、第五章为第三方面；第六、七章为第四方面；第八、九章为第五方面；第十章、余论为第六方面。以下即依此顺序作一简介。
1、学术史清理。本书首先从地质形成、及历史地理角度界定了“北方地区”，然后对所谓北方地区经济、经济重心形成及演变研究的历史、现状进行了分析考察。我国第一个经济重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经济重心也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变迁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汇聚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重心地位。这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学术界至少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即对经济重心南移问题进行探讨，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发表了大批学术成果，形成了多种学术观点，本书对这一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的清理﹑考察。
首先叙述了关于北方经济重心形成及经济重心南移具体时代的诸种观点。关于前者学术界有远古说﹑商周说﹑战国秦汉说﹑秦汉说﹑汉代说等五说；关于后者则有魏晋南北朝说﹑隋代说﹑隋唐说﹑唐代说﹑唐代后期说﹑五代说﹑北宋说﹑北宋晚期说﹑南宋说等九说。[14]可见就后者而言，时代的判断相差是相当大的。其次叙述了经济重心形成标志及原因方面的有关观点。尤以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探讨观点最为众多而复杂，至少有战争对北方的破坏及流民的南下说、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变化说、农业经济本身发展规律说、北方生产关系落后说、南北人各自的行为模式[15]说、综合因素说等共六种学说。在全面叙述了这些情况之后，也分析了学术界研究所存在的关键词混乱、概念模糊的缺陷，厘清了发展速度与经济实力、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的含义及其区别，分析了经济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北方经济落后与南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为北方经济史及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确定了概念的基础。
2、先秦秦汉时期北方经济重心形成及变动的研究。虽然考古学资料显示出，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其它南方地区也是重要的人类起源及文明发祥地之一，但黄河流域无论如何是我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主要表现是：自然环境优越，如气候温暖湿润、土地疏松肥沃；而且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建立早期国家。而最早建立国家的地区，无疑是社会生产最发达的经济重心。至战国时形成了中原﹑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五大经济区，【6】（卷一百二十九）本书所言“北方地区”，实际上包括当时中原﹑东方﹑西方﹑北方四大经济区。整体上说，自上古文明发祥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经济的重心，自西周时期曾移至西部关中地区，随着犬戎破坏，西周灭亡，经济重心在春秋时期又移至东部。战国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北方东部经济区正式确定了经济重心地位。第三章论述了秦汉时期北方经济的情况。随着秦以后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全国开发的范围扩大，经济区空前广阔；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出现，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配制资源，集中力量建设重点地区及重点工程。秦汉时期，因南方地区尚比较原始，当然谈不上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就整个北方地区来看，却以西部地区发展最为明显，不但经济区地域范围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从农田水利事业，生产人口及农业手工业等部门经济看，至少在西汉末年以前，以关中为中心的西部经济区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地区，如司马迁所言即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7】（卷一百二十九）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关东经济逐渐兴起，至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经济发达程度超过了关西，成为经济重心。从纺织业﹑冶铁业﹑盐业等官私手工业的分布看，以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及河北最为发达，而畜牧业则以关中及西北地区最为发达。因资料较缺乏，本章对各地农业及经济开发的叙述稍显简略，而对纺织业及畜牧业的探讨则相当细致﹑深入甚至生动，如页94-95对汉代民间畜牧业的探讨即是如此，尤其是对牧猪的论述。
3﹑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方经济由强烈波动到鼎盛的研究。东汉末年以后，全国尤其是北方地区陷入分裂﹑割据﹑混战之中，若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讨伐董卓说起，至西晋太康元年（280）全国统一，动乱持续了九十多年；和平稳定的局面仅维持十余年，又陷入“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之中。持续一百三十多年，才由北魏统一了北方，但动乱的最终结束，还是要到隋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全国，可以说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动乱﹑破坏，而战乱的破坏主要由北方地区承受；而且从五千年气候变迁阶段看，魏晋南北朝进入第一个寒冷期，再加上其他的自然灾害，人口的大量流亡，北方经济可以说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绝境。当然，在曹魏统一北方﹑西晋统一全国、北魏统一北方以致北周﹑北齐时期或其他政权如前秦政权稳定时期，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使北方经济得到局部的﹑暂时的恢复和发展。通过第四章从行业﹑地域﹑时间等多个维度进行的考察，或者可以发现当时北方经济尽管有猛烈的波动，但是在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之下，北方经济实力仍整体上高于南方，虽然南方经济开发速度在加快，以致在东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经济重心，但还未从整体上超越北方。故当时全国经济重心仍在黄河中下游的关东地区。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统一了全国，北方地区结束了自东汉以来近四百年的动荡分裂，经济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表现在：北方西部再度兴盛，达到鼎盛时期；二是南方经济进入发展阶段，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挑战，经济重心从唐朝后开始南移。但就这一阶段整体情况而言，若以安史之乱为界，前后两个阶段的北方经济又有明显不同，故本章分隋朝和唐前期的北方经济、唐后期及五代北方经济两个部分进行考察。隋之富足，在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而这些积蓄主要来自北方地区的赋税，反映了隋朝北方经济的高度发达。隋代运河的开凿，与南方财富的运输关系不大，这一趋势延续到唐朝安史之乱之前，经济重心仍处于关东地区，盛唐的历史主要是北方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安史之乱使黄河中下游两岸遭受严重的摧残，使陇南沦丧，西北国防削弱，而且地方割据局面形成，军阀经常混战，但北方各区域除关中即今天的陕西外，山西，河南，山东淮北三大区域经济均尚存相当大的实力，而这一点当时南方地区尚不能比肩。当时朝廷的财政重心已经移向南方地区，是因为北方藩镇割据严重，不得已依赖南方地区上供所致。本章对北方各大藩镇如河北卢龙、魏博、成德三镇的经济实力及其发展经济的措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纠正了此前学术界认识上的某些偏向。从各部门经济看，纺织业、矿冶业、盐业等生产重心已经转向东南地区。
4、对两宋及辽金元时期北方经济的考察。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不久，藩镇割据局面结束。两宋时期是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最为微妙的重要的时代，故而第六章对此进行了相对更为深入的论述。不但论述宋代北方地区及辽国、西夏所统治地区农业及经济地理的情况，对北方地区手工业、矿冶业、盐业、畜牧业进行了考察。而且根据宋代北方三路国防经济的特点，考察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量并从这一角度窥探其经济实力，本书指出，三路财政收入提供了全国军费总量的68%，陕西在提供本路军费大半的同时，还上供、外援大批物资。这是以前学术界评价北方经济时注意不够的。第四，又将北方地域经济的纵向变迁分为北宋前期（太祖、太宗）、北宋中期（真宗至神宗后期）、北宋后期（哲宗至钦宗）三个阶段对北方经济变迁的时间轨迹作了分析。最后又在北南对比的背景下，从人口分布、人均赋税量的变化角度提出了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变化的总观点。认为北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正在迅速南移，但还未完成。东南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作为政治、军事活动中心，经济地位也须受此牵制，我们不能忽视北方地区作为国防经济的特点。直至北宋末年，以河北、京东为代表的北方社会经济在赋税和国防的重压下，终于不堪重负而崩溃。随着金兵南下，北方战乱及北南分裂，以宋室南渡为标志，我国的经济重心终于完成了三百多年的南移历史进程。
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因为少数民族不断入主冲击、战乱的破坏、生产关系相对落后，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是衰弱不堪的，尤其是金元之际的长期争夺，中原又经历了一场浩劫。但实际上此一时期的北方经济却又不能简单地用“衰落”一词来概括，在战乱过后，由于发展空间的拓展及统治者的重视，北方经济仍有相当实力，直至元代，北方仍是经济发达之地，如商税额北南两大区域大体相当，而人均赋税额，甚至北方略占优势。从时间角度看，金世宗﹑章宗及元世祖时代，北方经济甚至出现过繁荣的小康时代。当然经济重心已经整体上移向南方，所以北方经济尽管总量上不逊，但经济质量已经不能与东南地区等量齐观。
5、对明﹑清北方经济的客观考察，从第八章明代的情况看，经过对河北地区、山东淮北地区﹑河南地区﹑山西地区﹑陕西地区等传统经济区域的考察，大部分地区在明代以后已失去昔日的繁荣，表现出了明显的衰退。不但农业经济地理方面是这样，从人口﹑垦田面积看也表现出了土旷人稀、不如南方的趋势。所以经济重心经过明代的变迁进一步强化于东南地区。清代以后，除东北﹑内蒙及新疆等新开发地区经济得到开发﹑发展，为北方经济带来一抹动人的亮色之外，大部地区表现出的也是落后和衰退，甚至不如明代。除棉纺织业﹑矿冶业﹑畜牧业﹑毛纺织业北方仍占优势并有所发展之外，其它均不如南方。从时间上看，只有乾隆时期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有较大幅度回升，清代后期再度下滑。而新兴的边疆经济区域在财政收入方面尚未真正生成。北方地区与东南地区的距离愈来愈大。
6、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原因的探讨。在对北方经济进行全时段﹑全区域的考察之后，最后一章探讨了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南方经济的崛起并逐渐超越北方，形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地区。第二个原因是北方经济自然环境的恶化，黄河泛滥﹑沙漠化严重﹑旱蝗灾害﹑气候变冷。第三个原因是因人口大量南迁，北方人口文化水平落后﹑思想观念落后﹑精神萎靡与懒惰。这一切导致社会基本生产力的衰弱。第一﹑二个原因及第三个原因中的人口南迁因素是学术因素所注意到的，而文化﹑思想﹑精神等则为学术界注意不够，是本书作者的创新。第四个原因是北方地区生产关系的倒退，如辽﹑金﹑元以来少数民族入主导致向农奴制﹑奴隶制的倒退，皇室﹑贵族﹑官僚的非经济手段对土地的强占﹑掠夺等。第五个原因，由于北方政治﹑军事活动量相对较大导致的北方劳役负担相对沉重。本书最后还概要地分析了北方经济的特点。从自然方面看，是以旱地农业﹑种植旱地作物为主；从社会方面看，始终是一种国防经济，军费负担极为沉重，官营手工业发达，长期是全国的商业中心；从历史方面看，波动频繁，经济运行稳定性差，经济由相对落后演变为绝对衰退。
三﹑感想和看法
以上对本书理论与方法、内容与观点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可见，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本书以传统实证史学方法为主，吸收、利用了历史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概念，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及结构主义的方法特色。这一方法的运用，使本书的视野极其开阔、读完本书，我们就像站在历史的高空，廓开层层迷雾，一览北方经济史兴衰变化的时空全貎，从而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北方经济。举例来说，如受传统观点的束缚，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我也只是笼统地认为它已经走向衰落，读完本书方知，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仍有相当的实力。而之所以形成这种传统的衰败印象，与我们未能正确地评价金元之际北方战事对北方经济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延长化有关。另外对明清北方经济地位，本书提出，不但是相对于南方经济地位的变迁，更是经济的绝对衰落。我觉得这一观点是传统的经济重心南移观点的一种深化。
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明清以后衰落原因的分析，既涉及到自然环境变迁，又涉及到人的文化素质、精神状况、观念状况等等，还涉及到生产关系和政治、军事事件。这些因素有些是此前经济史界注意不够的，如人的观念、精神状况等。本书引用大量文献记载，综合这些因素，并将它与地区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不禁使人联想起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所表述的那种综合生产力思想。
关于怎样评价宋元明清，尤其是18世纪以前的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目前又一次引起经济史界的关注。传统观点有“宋元经济发展顶峰论”和“明清经济发展停滞论”，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对这两个观点都提出了挑战，经济史界对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那么，北方地区经济怎么样呢？由本书可见，除边疆地区主要是东北地区在清代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以外，传统的北方几大经济区均表现出了衰退。与唐宋时期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否表明传统观点是否也有存在的理由呢？本书似乎没有涉及这一争论，却为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角度及新的知识。至少应该引起我们对明清北方经济的重新审视和再研究。这可能是本书无意中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本书无疑是、也只是一部探索性的学术著作，正因为如此，它提供给我们的就不可能是某种终极性的结论，而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囿于作者的学术趣味、学术界目前所达到的研究及分析水平，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性及可探讨的问题。这里亦分为三个方面略加论述。
1、理论与方法方面。本书多客观的叙述，而经济史理论的分析、定位，略显不足，如北方地区经济为什么能够多次受到人为破坏、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又能较快地恢复。即使在战乱分裂时期，只要统治者稍稍贤明一点、剥削稍微减轻一点，便能出现一个生产恢复、桑麻蔽野、处处炊烟的局面。这一点虽与北方平原地区土质疏松肥沃、易于耕作有关系，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还是与古代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有关。小农生产方式虽然规模狭小、抗灾能力差、不利于技术分工发展，但是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在家庭内部实现有效的分工协作；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容易受到打击，也易恢复重建；而且它与商品经济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其小生产、大流通的特征使其生产生活消费足以拉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次，如本书页533—543考察了北方桑蚕业的兴衰，论述了在明初种桑诏令的推动下，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区种桑养蚕的情况，并罗列了河南一些方志中所载种桑树的株数，后又论述了明后期蚕桑业的衰落、棉花种植、棉纺织业的兴起及北方棉纺织业兴起后对江南棉花种植、棉纺织业的冲击等，通篇都是客观的叙述，实际上，对此还可进行一些历史的与理论的分析。这就是说，不但强制种桑养蚕诏令中所规定的不种或少种即要课征的罚税后来转化成两税常征额，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就是这类诏令本身便是对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获得的种植自由的强烈干扰，是极不利于宋元以来棉花种植的兴起，及蚕桑业地区化、整个经济地区分工的发展的。【8】
另外，全书对农业区域经济地理，及畜牧业、手工业、矿冶业、盐业作了扎实而全面的论述，又从人口、垦田、赋税收入、甚至人均赋税方面比较南北经济总量。又从时间角度探讨北方经济的变化轨迹。可以说是一种全景式、立体式的探讨这在地域经济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值得我们重视。北方经济的技术怎么样？生产方式怎么样？商品化怎么样？这些在该书有关章节中所着笔墨不多。实际上这正好是真正能显示北方经济水平及质量的一些指标，比如说中国人较早地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及相应的小农生产方式，因而较早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以《齐民要术》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耕细作技术正好长期是由北方农民掌握的，直至《隋书﹒食货志》还在说江南“火耕水耨”便是明证，这正是北方经济能保持长期优势并作为经济重心的奥秘所在；斯波义信认为，直至北宋，江南开发暨精耕细作技术应用还比较有限。[16]若依此论，北方此时应该至少在技术上还不逊于南方。[17]其次如商品化问题，不论对明清经济评价是高还是低，对于明清经济货币化的进展都是承认的，以晋商的发展为例，清代以后，因国土开发及民族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北方地区商业资本的积累及商品交流，促进了晋商资本的积累。晋商对山西经济的促进确实不可高估，但对河北、河南、山东经济的影响却绝对不可低看。这些地区货币资金的借贷、货币赋税的征纳、商品的运销、与其他地区资金的调拨等均离不开晋商。晋商商业资本的积累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言是靠投靠官府、官僚或在清后期代理国库，而是有其民间私人经济的深厚根基。也就是说，明清时期不论南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地区产业分工。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是由专业商人阶级—如徽商、晋商之类所推动的。在相同的背景之下，为什么北衰南兴，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关系又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些，如能专门立条目加以探讨，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方经济形态，更好地给北方经济定位。或者说在“兴衰”之外，更多地认识北方经济的其他侧面。
2、观点与材料运用方面。首先，有些论述对同一桩历史事实似乎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如北方经济承担着相对南方经济更大的国防压力、更频繁的战争动乱破坏、更沉重的劳役暨更大的政治军事活动量这一历史事实，在北宋这一作者认可的经济重心南移的微妙阶段，即北南双方经济能双峰并峙、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是为北方经济辨护、肯定北方经济仍然兴盛的重大理由；而到了北宋末年，却变成了北方经济崩溃、走向衰落主要原因。[18]这给人的感觉是同类历史事实在差不多同样的历史空间之内发挥截然不同的作用，或者说同一件历史事实被用作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的证据。这是令人疑虑的。
其次，在材料的解释及理解方面亦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页44作者认为：《韩非子》所载“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9】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秦汉时代江南地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故“呰窳偷生”是十分相似的。实际上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所言乃是上古之世，处于采集、渔猎经济时代之事；而司马迁所言显属农耕经济时代之事，虽然可能还比较粗放。
页69引楚汉相争时，陈留人郦食其向刘邦报告说：陈留乃天下要冲，“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10】（卷九十七）作者认为“积粟数千石的城市极为罕见，不会只是本地租税”。这一理解让人觉得过分庞大，当是数十万石之误；同样页323载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在莱州城东刘姓茔地发现金苗，“得金亿万计”，“刘所得十二三焉”，“京东数郡之钱，尽券与刘氏”。【11】（卷二）作者以为“至少数千万贯”。这一数字也是让人觉得实在太过庞大。故而如二例中此类数字如无旁证，还是不坐实为好。
页583论及清代河北地区经济状况时，指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尤以全国商业中心地位最为突出”。实际上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虽然聚集了百万以上的人口、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但在清代，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却应当是苏州。苏州不但城市人口已赶上北京，而且是全国商品的主要集散地；是高档丝织品、首饰珍宝等高级消费品以及书籍、成衣、铁器等商品的生产中心；还是提供银钱借贷、货币汇兑等服务的金融中心；还拥有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作为经济腹地，还有南京、杭州、松江等城市及众多专业市镇作为卫星城市。其经济的幅射能力相当强大，是当时全国当之无愧的商业中心。【12】同理，页749分析北方济特点时指出：因为历史上统一朝代多定都于北方，政治中心、财政中心的特殊性，决定了首都长期以来是全国的商业中心。这如果是在说唐以前各代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唐以前各代经济发展尚有限，而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体第一位的是封建国家，拉动消费乃至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国家贡赋的消费。甚至对宋元时代来说这一观点也基本上适应的。但是对于明清时代来说，这一观点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因为明清时代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第一位的因素已经是农民的商品生产及其消费。商业中心的形成便与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不完全一致了。因为带动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的已经不是贡赋消费，甚至于不是地主阶级的地租消费，而是农民阶级的日常生活、赋税交纳及其生产需求。[19]正因为如此，明清以后大量生产型城市形成了，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所以正如元代以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一样，明清以后政治中心也与商业中心分离了。
页729谈到元代五户丝时认为：元代投下户“除了向政府交纳赋税外，还须向领主交纳五户丝”。此说不甚确，作为科差中丝料之一种，元代五户丝并非在赋税之外交纳，而是在人户所纳赋税之内，将其中的一部分交给投下户，一部分直接交给官府。投下户的赋税总额与非投下户是一样的。【13】（p33-38）
3、内容方面。本书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形态，这就是说，本书对唐宋尤其是北宋研究最强、篇幅最大，而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及明清时期则相对薄弱，对唐宋尤其是北宋作详细探讨是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北方经济的辉煌时期，又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对先秦秦汉探讨稍弱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文献材料实在太过缺乏，而考古材料又太不成系统。主要问题是明清时期，如能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另外本书这类宏观、全景式考察对于这样一个大课题来说无疑是必要的、恰当的，它使我们今后在研究北方经济时，能够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但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往往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仅是这样宏观式的考察，也使我们感觉到了细节研究的不足。如果在资料可能的前提下，对某些小的区域（如一个市或一个县或一个小流域）进行一至两个个案解剖研究，以与全书宏观研究互相对照，将会使我们对北方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入。当然最后关于内容方面这两点均不是本书自身的问题，更应该说是我对后《中国北方经济史》时代的北方地区经济史和经济重心变迁研究的期待。
结语
我对地域经济素少研究，要对这样一册大部头的地区经济史著作作出准确、全面的评介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于是乎便避重就轻，仅对本书理论与方法、论点与内容作了一个简单的勾勒。所提出的问题似多求全责备，有时甚至不免吹毛求疵，或是“六经注我”。有不合本书意之处，祈求作者谅解，更希望不要影响读者诸君对本书学术价值的判断。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高水平的学术佳作，不但应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对那些欲了解北方经济历史、以便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其他各界人士来说，亦当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而且本书虽是一部学术著作，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宽阔的视野、优美的文字、机智敏锐的观点等都足以引人入胜。
二稿于2005年6月24号
定稿于7月1号
注释：
[1] 研究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有点遗憾的是，未能在这一问题研究的促进下由中国学者自身﹑根据中国古代的具体情况提出某种能指导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中观理论模式。目前，我们借鉴外国学者，如施坚雅的研究模式，这是必要的。但我以为，以上所提出的任务，仍值得我们去探索。
[2] 此书1934年伦敦英文版，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译本。
[3] 《食货》2卷11期（1935年）。后来作者又写成《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全书共11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4]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史研究兴起，也提出了文化重心南移的问题。可能亦是受到这一课题的推动。
[5] 本书由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凡引本书均简称《北方经济史》。
[6] 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页7。按：大多数二十世纪初翻译西方的或中国学者自已撰写的历史研究指导手册之类书籍基本上就是这样论述这一问题的。
[7] 当然传统史学也并非不提出问题，只不过不是以那么明确而系统的方式提出来。
[8] 本书所主张的南宋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是重心南移诸说中时间最晚的一个。
[9] 这一概念乃美国史学家金瑟（S.kinser）提出，转引自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自《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页16。
[10] 可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二、三，三联书店1993年）为代表。
[11] 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 先秦各代虽有涉猎，似未详论，这里姑不论。
[13] 这种运用一定的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即用以统率史料、发掘史料信息，形成概念化事实的方法，我曾借用西哲往贤的说法，称之为一种松散的运用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文献资料尤其是统计资料比较缺乏的古代经济研究而言，我想是最为适合的。参见《明清高利贷资本·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25。
[14] 这是指经济重心南移过程完成的时代，另外开始时代﹑转折时代问题，这里不一一介绍。
[15] 此处所言“行为模式”指南北人经济行为模式，实际上从一个经济单位而言，指其经营模式。
[16] 参见李伯重《对新领域﹑新内容﹑新理论﹑新方法的辛勤探索——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见《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按：斯波义信《江南经济史研究》，江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
[17] 南方可能是较早地获得了手工业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制造业。
[18] 见《北方经济史》页114-120、页163-168、页206-230、页230-237、页348-395、页395-410、页732-744。
[19] 资源配置主体变迁说参见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2年页236-286。
参考文献：
[1] [2] 陈启能，何兆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6][7] [汉]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8] 方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9] [战国] 韩非子.韩非子–五蠹[M].北京：中华书局
[10] [汉]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1] [宋] 朱彧.萍洲可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 王毓铨，刘重日，张显清等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M];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等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3] 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