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经济史》序

　　程民生教授的大作《中国北方经济史》，是以北方经济重心演变为主线，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高水平的中国区域经济史专著。

　　关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的演变和移动，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热门课题。但对这一热门课题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厚重的专著，有的是在中国古代史著作的经济章节中作为一个问题着重提示一下，有的写成专题论文加以论述，而民生教授的《中国北方经济史》，则是目前惟一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移动、演变的学术著作。

　　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的论著，基本上都着重研究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而本书首先研究的是从商周时期起，北方经济重心东西向移动问题，直到秦汉这种情况基本未变。以上的历史事实，应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所共知的常识，但很少有人从经济重心东西向移动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民生教授是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北方经济东西移动学说的首创者，功不可没。

　　关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逐渐向南移动，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北方经济重心什么时候开始向南方转移，什么时候完成了向南方的转移，则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民生教授在本书中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各种学说，都作了简要的介绍。如以张家驹为代表的“两宋经济重心南移说”，以傅筑夫为代表的“东汉说”，以王仲荦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说”，以周殿杰为代表的“隋代说”，以李剑农为代表的“唐代说”，以李伯重为代表的“中唐或安史之说”。对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时间，本书也简要地介绍了各种不同说法。计有以李旭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说”，以全汉升为代表的“隋代说”，以冀朝鼎为代表的“隋唐说”，以林志华为代表的“唐代说”，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唐代后期说”，以胡如雷为代表的“五代说”，以吴琦为代表的“北宋说”，以胡道修为代表的“北宋晚期说”，以张家驹为代表的“南宋说”。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了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所以作者在介绍了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各种学说之后，不无感慨地说：“像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样，或者说正因为其过程复杂，学术界关于完成这一过程的时间判断居然有跨度1000多年的不同说法。”当然民生教授不单是对繁多的不同学说发出感叹，他在书中对各派不同学说都进行了分析和辩驳，并提出了自己的全面、系统的见解。关于民生教授对北方经济重心演变及南移的观点，在本书第十章最后一段话交待得最为清楚，现转引如下：

　　我国经济重心地区，长期保持在黄河中下游一线，变化是魏晋以前曾发生过东西移动。西周时期移动到西部的关中地区，春秋时期又移至东部。战国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北方东部地区完成了开发，正式奠定了经济重心地位。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关中地区再次成为经济重心。西汉中期以后至唐代前期，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有波动，经济重心地位至隋代、唐代前期在华北平原得到充分发挥和巩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挑战，开始南移，经300多年相峙和反复，直到北宋末年终于完成了南移的历史进程，以宋室南渡为标志，我国的经济重心移至东南地区。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今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发展龙头，就是历史的延续。这种兴衰更替变化，是北方经济关键性的转折，也是我国经济地理格局最大一次划时代的转折。从金朝至明前期，丧失了经济重心的北方社会经济仍在顽强地发展，并没有衰落。北方经济的第二个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明中后期，由原来的发展速度慢于南方而变为衰退。清代前期扭转了这一趋势，但到了清代后期再一次衰退。北方经济的发展变化历程，如同一轮红日，经历了灿烂的朝霞、辉煌的正午、悲壮的黄昏和气息奄奄的沉沦。

　　以上所引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民生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移动，乃至经济重心移至南方后，北方经济发展趋势的自成体系的、全面、完整的学说。尽管这一学说不一定为所有的中国经济史学家所认同，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家之言，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纵观本书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史的研究，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即有破、有立、有吸收。所谓破，即对各家成说进行了辩驳，指出其不当之处，甚至对已有的统计，经重新计算也得出新的数据；所谓立，即作者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开始、转折、完成过程的演变的一整套学说(已见前引文)；所谓吸收，即在辩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演变、南移各种不同学说时，吸收了各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民生教授曾很谦虚地对我说过：“关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形成、演变、南移的时间，我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只是把各家学说的合理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论述。”从这个角度讲，本书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问题的研究乃是集大成之作，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书既然以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演变为研究主线，为什么书名又定为《中国北方经济史》?根据我读过此书的粗浅体会，是因为作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的形成、形成的原因及重心的演变、南移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北方经济的发展状况，包括历朝历代的人口增长、土地开垦、水利兴修、生产技术、农产物的品种及产量和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详细、深入的论述和考证。在隋唐以前，由于南方经济发展状况缺乏量化的数字记载，而北方的量化数字记载也不多，所以作者主要是根据丰富而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来论述北方经济发展史。在隋唐以后，中国南方经济发展状况也有了大量的数字记载，所以作者除了引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外，还以表格的形式，对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用数字加以表述，这样，对北方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如什么时候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什么时候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就可以一目了然。以上情况说明，作者在论证北方经济重心移动时，对北方的社会经济已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本书在论证南宋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后，又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对金、元、明、清时期北方经济演变状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说明北方经济虽然曾出现上升景象，但比起南方经济仍有逊色，经济重心在南方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由于本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北方经济重心移动问题，对北方经济的研究又深入到北方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本书定名为《中国北方经济史》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以“经济重心的转移及演变”作为副题，也是名实相符。

　　在阅读《中国北方经济史》时，令我非常叹服的是民生教授的勤奋、踏实的研究作风。构思、运筹之苦自不待言，仅从书后的参考书目来看，计有古籍书目500多种，而且均注明版本，另有论文及现代学者著作各80余种，由此可知，民生教授为写这部书耗费了多少精力!正由于民生教授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科研信息，因此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各种论点，都是言必有据，具有说服力，令人信服。

　　要说本书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我认为作者在论述中国古代北方经济的发展及北方经济重心南移时，对劳动人民的作用强调得很充分，如在论证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原因时，强调北方流民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经验，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对国家政权及地主阶级对生产的组织作用则注意不够。我的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我知道西汉中期以后兴起的多种产业综合经营的田庄组织结构，比以前单一经营方式有进步性，对两汉的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在东汉末年及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流民大量南迁，若不是南方有吴、蜀政权，若不是有官僚、地主组织的田庄收容了大量的流民，南方经济也不会得到迅速的开发。在当时战乱的北方也是这样，若不是存在着坞壁组织，若不是北方政权适时地采取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及其他相应措施，北方经济也不会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我想在唐代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南方，在宋代经济重心已经在南方确立，在这种重大经济形势演变、发展过程中，唐宋政权和当时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一定会有一些适应南方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组织生产时积极作用，对此也应正面提出进行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的一般倾向都是强调生产力、强调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时期国家政权和地主阶级在组织生产时的积极作用，则是有意避开而不敢提及，只强调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一面。现在我们祖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期，历史主义地研究国家政权及地主阶级对生产发展也起过积极作用，对现实也有可借鉴之处。

　　民生教授是我教过的学生，但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省级特聘教授，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尽管如此，他仍将其新著《中国北方经济史》书稿拿来请我“指教”，并向我索序。我虽年迈，但仍有“先读为快”的兴趣。读后产生一些感想，写出来权充小序，以应民生之邀。

朱绍侯
2004年2月21日
于雏飞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