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摘要】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一社会一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一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一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西征；宋代抗元；阿拉伯人势力；伊斯兰文明；蒙元政权；黄祸与黄福；中世纪基督教；基辅和莫斯科；中国早期现代化

【作者简介】陈启云，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终身荣勋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终身荣勋教授，南开大学陈省身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制度史和思想文化史(天津300071)。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9．4．3～22

　　近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包括汉族与非汉族)遭遇过极为艰难痛苦的岁月。论者或则归咎于中国人自身(我们的祖先不争气)或中国文化(传统儒学或专制君主的遗毒)；或则归罪于西方帝国主义之为害，这都是偏见。又或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或认为这是传统与现代化断裂的后果，这些看法，比较宽宏，但不免以理论范畴涵盖甚或曲解事实。在《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文中，①我批评了关于“中、西文化”冲突说一些最基本也是在西方渊源最长远的理论(海洋型的西方文化和大陆型的东方文化的比对)。在这里论析一些国内学术界比较忽略的问题。

一、马克·尔文的论析

　　站在宏观立场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而论述其“现代化”问题者，以日本京都学派宗师内藤虎次郎为先驱。继而对这一问题的更客观、更深入、更有系统的论著是马克·尔文用西方经济理论以组合日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巨著《中国历史发展的型式}}(Mark Elvin，The Pattem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②马克·尔文在书中第三部分全面论析中国早期的“经济革命”(约公元1000—1500年)何以在13—15世纪以后停滞不前，未能产生真正现代化的中国文明。该书中的第三部分(Part m)大标题为“经济发展没有配合技术演进”，该大标题和书中第二部分的大标题“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同样是不合适，甚而是错误的。其正确标题应是“中国近三百年来现代化的困境”。③

　　马克·尔文在书中第二部分第13章“科技革命的结局”中举出有力证据，申述在公元1313年间中国设计之大型水力推动的纺纱机，比起四五百年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纺纱机毫无逊色。并谓：

　　所有这些技术，包括其改进的方略，都完全可以由中国人在14世纪时所具有的科学知识中研发出来。但其时中国人却没有加以制作或利用，以致后来这些机器由于无人使用而消失了。因此，我们必须推断在纺织业的领域中，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基本的阻力不在于缺少更高的科学知识，而在于那些促进工业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更新的经济动力与智识思想力量的减弱。④

　　在书中第三部分，作为总结的第l7章，标题为“量的成长而质的停顿”(亦即“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词意取自马克思“由量变到质变”的论点)，尔文批评和驳斥了过去关于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多种学说：   

　　(一)缺乏雄厚资本和广大市场：这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学家勒那·诺克塞(Ragnar Nurkse)对世界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艰难析论的主旨。⑤尔文指出，在l0—14世纪时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14—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中国仍是全球最富庶的地方。中国巨商拥有的资产动辄纹银数百万两，市场所及动辄千里。远远超过13后经济发达而领域有限的欧洲国家，更不要提世界上贫困的地区了。尔文轻而易举便把此说驳斥了。

　　(二)政治环境不利商业发展：此说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极其重要；但作为经济学者，尔文未进一步深究这些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大问题，而是从狭窄的功利层面，指出明清时代的“红顶商人”大多与上下执政的官僚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大小官僚们亦对商贾们的财力、才具、影响力十分重视和倚重。因此官商合作无间，抵消了传统政治环境对工商业的不利因素。尔文因而认定“政治上的障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这结论是大大有问题的。近年来在国内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专制独裁”、“皇权至上”、乃至“永远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的各种论说盛极一时。这些论议一方面在文本理念上显示出源自西方的“东西对比”的“本质主义”成见，在近百年来西方霸权文化的主导下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度；另一方面也在实质上反映出中国人在主体立场上对政治文化在中国文明结构中的重要性，和对近百年来西方霸权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冲力的敏感度。关于前者，我已在关于思想文化史的一些文章中稍作论析；⑥后者则是本文要探究的主旨，下面再论。

　　(三)“宗法(家庭)式”的企业规模小而时间短的弱点：近代论者有谓由于旧日中国缺乏法制观念，尤其是缺乏商业法(特别是对商人资产的法律保障)和契约法(相当于西欧封建制度里国与国，君上与臣下间的契约关系，不限于商人贸易契约)，因而工商界在用人和交易上大多依赖传统宗亲世交和私人关系，难以发展出全面企业化的商务体系——在各商业个体的规模(只用亲姻世交)、交易对象的范围(只与熟人做生意)、和企业的存在发展年限(所谓“商而富则仕”，“富不过三代”)等方面的发展都有本身限度，不能发展成现代的大型企业。站在商业社会和文化整体立场而言，此说有其极确切而且重要的学理。但尔文同样坚持他的经济专业立场，主要以经济数字来反驳此说，他引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⑦的研究，谓其时中国商人如果集资不及白银十万两者不可称为殷富；⑧18世纪山西晋商银号，各有数十支店分布全国各地，甚而远及日本、俄国、和新加坡；⑨哄雇用的人大多忠诚可靠，一直到20世纪初均鲜有舞弊情事；⑩中如新安王氏商号经营历时二百年；而苏州孙氏世代经营百草药物，历时二百三四十年后仍为此行业的龙头。⑾⑿因此尔文认为：

　　过去各种说法，都无法肯定的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殷殷向荣的时代，未能有突破性的技术进步。所有全球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促成西北欧工业革命的(科技上的)因素，中国在那时代(按：10～18世纪)也都具备。尤有进者，其时在中国(至少在乡村地区)更发生了社会阶级结构性的革命变化。但其时在中国，这些因素对生产技术却未产生重要影响……机器纺织……甚至汽船的使用……在宋代以还的中国……都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没有人尝试。除了农业之外，中国人在所有这些领域上，都远在发展至其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极限以前便停止进步了。⒀

　　尔文因此转而从整体经济内部的结构(现在大多称之为infra—structure)去分析传统中国和现代早期的欧洲在工商业技术创发上的差异，而提出他的“高水平稳定困境说”(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高水平稳定困境”是一新的“类科学(物理学)名词”(如杨振宁所针对的“宇称守恒律”)，但立论却多基于旧说。我在《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讨论“文化的早熟与早衰”(或“先进”、“落后”与“改进”的转易)中，分析了此论点的基本事实层面。⒁经济学上的“边界获利递减律”(The margin of diminishing r日urn)是其另一理论基点；根据此律，投资发展企业的过程中，发展初期投资的成效和获利与投资的份量常常成正比：比如开一商店或工厂，第一期(如五年)投资l00万，获利成效为30万(30％)；第二期(又五年)增资l00万(共投资200万)，获利成效为90万(45％)；第三期增资l00万(共投资300万)，获利为l20万f40％)；此时投资、发展、获利都达到饱和点；以后第四期如再增资l00万甚至200万(总资400—500万)；获利可能为l40—150万(35％，30％)，甚而只为120—130万(30％，26％)；以后再增资，其获利极可能仍无大增进，甚或略减。

　　更重要的是，在此项分析中，尔文忽视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上的特色。这些特色并不在于前述的一些源自西方的“东西对比”的“本质主义”成见，⒂而是根源于后期儒学和士大夫阶层的“泛道德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对经济发展的偏见和负面影响。⒃

　　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经过30多年时光研究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后，提出他的初步结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因而轻视和忽视了工匠在科技领域上的重要性。⒄不过李约瑟的说法，在中华文明全史上也是颇有问题的。因为儒士大夫和儒学自西汉中叶(公元前100—50年)以来，即长居中国社会文化的领导地位。但李约瑟数十年来十多巨册的《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却指出中国科技在公元1400年以前，一直领先西方(其间儒士大夫和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要到明代(公元l400年前后)才开始比西方落后。而明代则是儒士大夫和儒学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开始失落的年代(论述见下文)。李约瑟的论述因此是自相矛盾的。

　　影响宋明以后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实质因素，是本文开宗明义提出的“实际人口”的增长。中国史籍上的人口数字和其时实际人口的分析，问题极为复杂。根据我的估计，汉代实际人口约为80000000—100000000；唐代实际人口约为100000000—150000000；两宋实际人口约为200000000；宋至清末实际人口，粗略推测应在2—5亿之间。(关于元、明、清人口，由于时近现代相关的资料数量极多，问题亦极繁重，目前已有不少研究，但有待进一步考析之处尚多)。关于宋代的实际人口的问题，尔文书中有几处分析，可资佐证：

　　据尔文书中第二部分第六章“农业革命”的论析(又刘子健编《宋代中国的变化》，James T．C．Liu and P日er Golas eds，Changes in Song China，D．C．Health and C0．，l969)，中国农业生产总量在宋代增加了一倍(100％)，因此养活的人口亦会相应增加，再加上农业副产品及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亦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手。因此其时实际人口增长至2亿以上，是可能的。尔文在书中第三部分第14章《l4世纪开始的转变》，指出中国东南边陲地带(以福建为核心)，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福建原为粮食输出地带，期间渐变为粮食输入地区(粮米增产赶不上人口增长)；闽粤地区在14一l5世纪开始大量往台湾岛移殖；这显示其时东南边陲地区已由“尚待开发地区”变为“开发饱和地区”，缺少可发展的空间了。这应该是自14—18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迟缓和停顿的主因。

　　和当前的美国比较，美国疆土约3500000平方英里，在公元2000年代人口约200 000 000—300 000 000。美国疆土虽小于中国(当前中国疆土约3 700 000平方英里)，但其可用的土地则远大于今日中国，更不要说在汉唐宋时代中国(除去边疆地带)的中原已开发地区了。和在20世纪高度工商业和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相比较，宋代的传统农工商业极繁荣的社会容受了2亿多人口，应该是早已饱和了。

　　关于这种现象，费正清(John K．Fairkank)有一种多元多方的论析。从研究“l840鸦片战争”的原因开始，费正清并不完全认为这场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大清帝国王朝对待藩邦的体制”与大英帝国坚持的“国与国间平等开放的外交体制”二者立场的冲突(这是西方现代史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史的主流看法)；⒅而认为英国l8世纪末的外贸危机和经济的需要才是“鸦片贸易”和所引发的“鸦片战争”的主因。在研究英方的公私档案中，费正清发现l8世纪以来的中英贸易，中国对经济发展火热的英国有大量出超；相对而言，传统上“自给自足”或“发展已饱和”的中方，则对英方产品需求不多。因此，在中英贸易中，中方产品大量出超。此巨额的贸易差距在1790—1810年间几乎导致英国在东方殖民的核心机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财务崩溃。正好此际，英国殖民机构在缅、印北部发现了鸦片土产。鸦片体积小而载重轻，容易大量运输，却价钱贵(其他地带尚没投入生产)，而且一经使用，便难以断绝。于是英方大量输出鸦片来华，以弥补其贸易人超的损失。但中华这“文明上国”何以会变为吸用鸦片成瘾而无法自拔？费正清认为原因是：(1)中国当时有大量多余人口、闲置人力，无可事事，因而以抽大烟消磨时间；(2)中国当时经济充裕，很多人有钱消费在鸦片烟上(以上两点原因也是1960—70年代很多美国青少年，以及住在“别墅”地区远离闹市的家庭少妇们吸毒成瘾的原因)；(3)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达到饱和点，此时再想创新创业增加投资，不但无利可图，甚或会本钱无归(上述经济学上的“边际获利递减律”)；因此富裕人家，多不愿其子弟外出“开创”新天地；而设计使其安守家园，娶妻纳妾之余，抽上大烟，胜于出外生事冒险(这也与明代专制政治和清代异族统治下法网严峻和地方势力的改变有密切关系，详下)。⒆在此情境下，“浪费人力的文化”逐渐成形：妇女裹小脚、坐八人大轿、妻妾奴婢成行，都是浪费人力的社会文化行径。与此对应，为节省人力而创设的各种机器，便变为“非当务之急”了。这合理地解析了上述尔文的疑问：其时中国人具有发明新机械工业的科技知识，为何却没有生产这些新机械工业？

　　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在16—18世纪的数百年间，仍有长足增长(见尔文书第l7章，“经济生产量的增长”)；⒇这便不是单纯经济上(甚至人口成长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所能解答的了。尔文书第17章标题为“量的成长而质的停顿”；“质的停顿”，意带贬斥，广义所指包括上面讨论过的，“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崩盘，并且数百年间，仍有长足的量的增长，产生了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整体文明上都相当可观的清朝“乾嘉盛世”；这便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难能可贵的正面力道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时期的传统中国文化一无弊病，而是说在这困境(甚至是弊病百出)的境况下，这传统文化展现出的一些难得的内在力道。[21]

　　中华民族在过去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中，经历过多种极复杂的自然环境(包括极严酷的边疆地带和边疆文化)的挑战考验。现代的中国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几乎在全球任一角落都能适应而生存下去。中国工商界在种种政治不利的环境中，包括异族统治(本文所论为一重要例证)，和寄居海外的华侨在当地土著和西方殖民政府歧视敌对的恶劣条件下，仍能创业发展(近日俗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2]而有知识良心的士子们在独裁专制暴政之下，亦能一本书生本色，创作和留下了不朽的文学和哲理文章，甚至不畏权势，不惜身家性命，抗言抨击昏庸的皇帝和专权的宰相。这些精神文化的潜质(或曰：软文化)不是在经济(硬体)表象(包括统计数字)上的观察能理解的。[23]

　　尔文在书中最后提出其“高水平[超]稳定困境”来解析近百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尔文所谓的“高水平[超]稳定困境”是中华文明高度发展后期的特殊状况，有其特定时间与空间的定位，和金观涛提出的“结构性”的、“本质主义”性的“超稳定架构”完全不同。[24]

　　从上面的论析，足见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多方多元，不是任何单一的科技、政治或经济的理论范畴所能充分处理的，更不是任何单一片面的观念立场所能涵盖的。当然，多元周遍的整体论述，亦不是一篇文字所可胜任。本文只是想从多元宏观的历史视野，提出若干在国内较少为人注意的事象，添加一些相关面向，以供学术界同行们参考。[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