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口辨析
【内容摘要】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时期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所控制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掌握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人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关 键 词】三国；人口统计；荫户；吏户；兵户
【作者简介】朱子彦（1949—），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祥伟（1974—），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0．4．188—193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B．10-0102-07-005）；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A．15-A011-09-001）。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沿袭了东汉的户籍制度。在此种制度下，户口隐匿脱籍虽然严重，但国家所掌握的编户数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晋书》卷14《地理志》载：“至桓帝永寿三年（157），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此为东汉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又载：“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门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为西晋统一全国时所掌握的编户数量。然而由于《三国志》缺乏“志”的缘故，《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均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系统的户籍统计数字，故给研究三国时期的人门带来了极大困难。
一、三国人口统计史料的考证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户门数字并无正式的记载，散见于史书的原始史料大致有如下数条。
其一，《三国志》卷33《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时蜀汉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
其二，《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门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时吴天纪四年，即公元280年。
其三，《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及魏武皇帝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产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门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时吴赤乌七年，即公元244年。
其四，《晋书》卷14《地理志》：“刘备章武元年（221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其五，《晋书》卷14《地理志》：“孙权赤乌五年（242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
其六，《通典》卷7《食货·历代盛衰产门·丁中》：“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门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孙权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很显然，《通典》的叙述源自于《三国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或将数字简单相加，或稍加处理，使尾数略有差异（疑为抄错），并非资料另有来源。然而由此得出的“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的结论[1]，长期五人能推翻。学者或不假思索地引用，如胡焕庸先生模糊地宣称三国时期人口为六七百万[2]，或虽存疑虑但难以解决，如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明知“吾国调查之学不精，且更有种种原因，使版籍之数势必失实”，但他在该文内仍合计三国时期人口为7672881人。[3]其他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亦重复原有的结论。社会学介入历史学后，人口学专家在对中国人口史撰述的过程中，可能由于不够重视，也可能是入口统计学的构架模式难以用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故学者在叙及三国时期人口时，或回避，或以787万来作为标准，如刘铮等编撰的《人口统计学》就把三国时期人口定为787万。[4]
事实上，《通典》由前列史料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换言之，在之前列出的史料中的五个年代（公元221年、242年、244年、263年、280年）的数据，大部分甚至全部不可靠。笔者兹作如下考证：
其一，蜀汉灭亡吋，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口户之比跌至1：4以下，令人难以置信。何况蜀汉仅凭十万带甲之士，全国九十四万口人，怎能与强大的曹魏抗衡?退一步讲，即便如赵文林、谢淑君在《中国入口史》中所论证的“将士吏人数不在民户之列”[5]，也只能得出蜀汉灭亡时有“一百零八万二千”人。这样的结论与787万的总人口数相悖姑民不论。问题是，蜀汉的户口数大有可疑。《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云：“刘备章武元年（221），……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既然章武元年就有户20万、口90万，过了42年之后的后主炎兴元年（263），还只有户28万、男女口94万，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吗?在三国中，蜀汉的版图最为狭小，仅占有东汉十三州中的益州。其中，占地面积极为广袤的南中亦在益州境内。东汉末年，被衣冠士族视为蛮荒之地的南中，虽名义上归属益州之域，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无论是刘焉、刘璋父子，还是刘备都难以有效地统治南中，更遑论占有其人口，蜀汉建兴三年（223），诸葛亮亲率大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才最终平定了南中。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此次用兵，大有斩获。战事结束后，“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至蜀，分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诸葛亮的后继者，如安汉将军李恢亦秉承诸葛亮的做法，不断地从南中徙出入门，并掠取大量的战略物资。“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除尽恶类，徙其豪帅部曲。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6]
另外，诸葛亮执政后，采取了发展生产、奖励农耕、注重水利、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措施。史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7]历史事实表明，诸葛亮治蜀期间，既开发了南中地区，又有发展生产和繁荣社会经济的措施，而人口在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增加，岂不令人生疑?因此，笔者认为王隐《蜀记》所载蜀国灭亡时的户口数是可疑的，不是蜀国隐瞒了户口数，就是王隐所据失实。如果王隐所云户门不误，以每9人要养活和供应兵吏1．5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不如军阀割据时那般频繁惨烈，大屠杀更是罕见，加之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向南迁徙，这样的增长率是说不过去的。
其二，吴国的户口数也同样可疑。《晋书》卷14《地理志》云：“孙权赤乌五年（242），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王）浚收其图籍，……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如以《晋书》所载的赤乌五年的户、门数同《晋阳秋》所载天纪四年（280）的户、口数比较，可以看出从赤乌五年到孙吴亡国时，经历了38年之久，东吴的户数没有增加，口数反而减少了十万之多。又《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云：“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曰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文献通考·户口考》亦载此条，唯“兵户九十三万二干”句，作“户凡十三万二千”，笔者疑误凡为九。今标点本《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此句作“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似系据《通考》而改。但这样一改，东吴合兵户才十三万二千，尚不及西蜀之户数，显系误改，似仍应以“兵户九十三万二千”为正。东吴在赤乌五年只有户“五十二万三千”，仅仅过了两年时间（朱照口所云魏正始五年即东吴赤乌七年），就增加到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户数几乎增加一倍。何以会增加的如此之快?蜀国灭亡之时，户口数为“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比朱照日所上东吴“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之数要少得多，何以朱却说“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另外，当魏灭蜀之后，两国合计的户数为“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如果朱照日之说可信，岂不是吴国的户数相当于魏、蜀两国之和吗?足见朱将军所云的吴国户口很成问题。①
其三，公元263年的魏蜀两国产口合计数减去蜀国户口数之后，魏国就只剩下66万多户，400多万口。三国之中，魏国最为强大，占有东汉13州疆域的9 州。如此广袤的面积，“东汉时代这一片地区人口几乎有吴蜀地区人门总和的两倍”[8]，不太可能减少到只比孙吴户门稍多一点的地步。据高敏先生考证，关于曹魏户门的数字，完全是依据《帝王世纪》所讲的魏、蜀二国合计的户口数字推算出来的。
总之，史料所显示出的三国时期的户口数，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数量太少。如果说魏国的户数少到只比吴国多一点，还能用黄河流域持续不断的战乱、天灾、人口迁徙等原因来解释的话，那么南方蜀、吴两国户口之少就怎么也说不通。战乱、灾害对南方的影响远不如对北方那样严重，况且由于北方移民的迁徙，南方人口理应有所增加，怎么可能不增反减呢?因此，对蜀、吴两国口户数的质疑是合理的、有必要的。有人提出，蜀国的户口数根本不是当时的数字。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道：“后主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此所云‘后主’指被东晋大将桓温迫降的成汉国主李势，非指刘禅。……刘禅所送降簿，当因钟会之乱毁灭。《册府元龟》所载章武户口，亦当只是对州府供赋役数耳。”[9]这种说法存在着可能性，但毕竟缺乏相关的史料佐证，当然，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提出若干假设可能已经是学者的极限了，不应过于苛求。
由于原始文献资料有限，尽管大家都觉得这些户口数有问题，却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有人认为在三国户口中，魏国基本符合事实，吴蜀两国偏低，同时三国都有某些非统计对象漏阙，因此三国人口总数可能超过了1000万。[10]此说虽比以往进了一步，有了比较具体的结论，但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户口基数。特别是认为魏国的户口数基本可信，更缺乏说服力。
二、三国实际人口数量的分析
质疑三国时期实际人口数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就是我们必须对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人口数量作一番大致的比较。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门之统计》中指出：“东汉初视西汉全盛得三之一，三国视东汉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视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视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视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较也。”[11]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因大规模战争导致的人口耗损不足为奇，而无论东汉初年，唐初，宋初，还是清朝初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人口大致均减少为鼎盛时期的1／4至1／3。惟有三国时期，人口竟然减少到东汉永寿三年（157）统计时的1／7，殆不可解。如果说三国是由治人乱，那么隋人唐，五代人宋，明人清吋的乱世比之三国时期毫不逊色，引起三国人口数量剧减的因素一个不少地影响着其余乱世，怎么能用“天灾人祸”就解释清楚呢?唯一的理由，只能是统计数字出了问题。
总之，三国期间户口数字如此之低，完全不符合当时人口的实际，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未列入户口登记。这些未列入户门登记的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世家豪族荫附户门对封建国家人口的分割。
在曹魏统治的中原，蜀汉统治的益州，以及以世家豪族作为政权基础的东吴，“荫户”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除去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而不以世家豪族势力最盛的中原及三吴地区概其全貌，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三国时期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约294．6万余户、1534．4万余口。
第二，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的编户。
曹操早在建安元年（196）即开始于许下募民屯田，后又推广于各地。民屯上的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白成系统的，屯田上的劳动生产者另立户籍，不在封建国家编户之内。蜀之“都农”、吴之“屯田都尉”亦均独立于郡县之外白成系统。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晋初废除屯田制后，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重新统一全国时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7％，即8490982口。增加的户口大部为原屯田客转为州县的编户，也就是罢屯田以前的屯田客的户门数。
第二，“兵”、“吏”不属州县管辖。
有关这一问题，笔者与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门史》，王育民所著《中国人口史》以及葛剑雄所著《中国人口史》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户口统计时应分为“户”、“兵”、“吏”三类。然而，《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局限于州郡县的编户，而缺少“兵家”与“吏家”，自然不全面。赵、谢二人虽意识到“兵”、“吏”在户之外，却缺乏更深入的研究，最显著的是将“口户”与“兵”、“吏”简单叠加，忽略了兵家吏家皆有门。王育民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即兵、吏既然分开，“兵”当有“兵户”，“吏”亦当有“吏户”。“倘以此数通计之，则23万吴兵约含98．9万门，10．2万蜀兵约含43．9万门。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其兵户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即357．8万余口。”[12]
“至于吏户，据吴永安元年（258）景帝诏令‘诸吏家有五人’一语推断，吴吏3．2万，当16万门，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占1．39％，魏折衷以2．83％计，吏当为12．5万余户、62．5万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13]
第四，少数民族大都不在州县编户之内。
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与王、葛分著《中国人门史》，均对少数民族不在州县编户内做出专门论述。位于三国管辖地区（大致在原东汉管辖范围内）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有夫（扶）余、东沃沮、高句丽、挹娄、乌桓、鲜卑、匈奴、室韦、羯、氐、羌等，加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赵、谢在考证每一个部族可能存在的人数后，认为少数民族总数“共约四百七十四万”[14]。而王育民对少数民族的估计，则不同于赵、谢二人，认为：“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少数民族人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1／5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民族，其居住地区占蜀领土的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域的山越，人数更多。②……三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估计不会少于政府州县编户的1／4，即36．7万户、191．8万余口。”[15]
王育民的结论是：“综上所述，三国时期从政府分割出来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上的生产者屯户，郡县编户之外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等不属于郡县管辖下的人户，已远远超过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再加上郡县编户中广大自耕农因逃避赋役而流亡的逃户、漏户，封建国家地方行政机构郡县所能直接控制的人户仅仅是整个户口数的一小部分而已。”[16]
按照对这四类未被纳入编户人门的分析，王育民将其相加，再加上原有的州县编户787万，得出了三国末期实际人口的估计数有近3800万（3798．8万）人，而三国初期（公元220年）入门约475．2万户、2653．9万人。[17]在此基础上，葛剑雄对王育民研究中不够细致的地方做了补充，些许错误做出了更正，如吏户户口1比5的不严谨；③对少数民族的估计显得随心所欲等。总体来说，葛是在王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推敲，对统计数字进行了再分析与适当调整，得出三国末期应有3000万人[18]，而东汉三国期间的人口谷底大致在2224万—2361万之间的结论。[19]可以说，从各类未登记入户口的人为切人点进行的人口估计的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推论已经是相当细致了。毕竟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得到更确切的数据是不可能的。
然而，根据东汉永寿三年（157）的统计数据，运用统计学原理的赵文林、谢淑君二人通过精细的计算，统计出三国不同时期的口户数。他们的方法是按照“6．6的日产比”进行乘积[20]，加上他们自己估算的少数民族数量，得出三国末期人口在1800万，而三国时期人口谷底为1400万的结论，这显然与王、葛二人分别得出的结论相去甚远。虽说是“估计”，但差距如此明显，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是谁错了呢?
从结论上说，笔者更倾向于王、葛二人的估算，更确切地说是葛剑雄先生的推算，赵、谢的估算是错误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用统计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更科学，但人口估算差异在1000万以上显然是值得探讨。
关键在于，赵、谢二人参照的计算依据是东汉永寿三年（157）的人口统计数据，即东汉政府统计的“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的数据来进行的。东汉时期的赋税制度，使隐匿户口大幅增加。所以东汉政府统计的人口数字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整个中央集权时代，在清雍正以前，人口统计数量均少于实际人口数量，这是一个共识，差别在于程度而已。那么，赵、谢二人所得出的人口数量，事实上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当时政府所掌握的入门数量，即在册编户数。也就是说，是当时官方应当掌握而实际没掌握的人口不在其内。至于为什么没有掌握则很容易理解，三国时期不同以往，人口流动太频繁，加之战乱与各种灾荒，使政府官员在军政大事外，无法考虑到进行人口数量的清查。
而王育民与赵、谢二人不同，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所有的隐匿户口，也就是说，是一个真正的“三国时期实际人口估算”。按照他的四种未列入官方统计的入门计算的类别，除了过着流民生活的少量群体④，以及极少数占山为王的土匪外，几乎不存在未被归纳入“三国时期实际入门估算”的人群。当然，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也许双方的结论都不无道理。我们不妨将赵、谢推算三国时期人门谷底1400万与东汉永寿三年（157）5600万的官方数据相比，同时将葛剑雄判断的三国时期入门谷底2200万与东汉实际入口峰值超过6500万相比，前者1：4，后者接近1：3，可以说都是符合战乱后人口减少到鼎盛时期的1／4到1／3这一规律的。所以，赵、谢二人得出的1400万与1800万的数据，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并非不合理．只不过，我们认为葛、王统计隐匿户口的方法更为可取。总之，要确切地考证出三国时期人口的具体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学者要做到的，只是在遵循史料、合理分析、严密论证的基础上，给予三国时期人口数量一个大概的估计。
三、三国人口减少的原因
有关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虽然可用“战乱”、“天灾”等笼统模糊的字眼来概括，但毕竟过于简陋。不仅如此，任何一次战争爆发，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都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但是如果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也不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事实的真相。
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对我国古代历次大规模动乱所引发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的原因，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盖扰乱既亘二二十年，则仕者涂膏血于原野。举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无以为继，一也；壮者既去，老弱妇女势不能存，二也；血肉满地，疠疫缘生，三也；田弃不治，饥馑相随，四也；……则当代之人，未能有存其半也。”[21]这四条人口减少的原因，在三国时期的乱世中可以说是条条切中要害，一个不少。例如曹操赤壁兵败，与士兵水土不服，军营之中疫病大流行有很大关系，《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赤壁之战，兵力处于劣势的孙刘联军击败兵力绝对占优但患上严重疫病的曹军。曹魏阵营发生的疫病远不止这一次。正如曹操在建安十四年七月的辛未令中所言：“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2]建安二十二年（216）又发生大疫，使“建安七子”一下子死了四位。⑤曹植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23]。再如乱世田弃不治，粮食减少引发的大饥荒，不仅对军队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致命的打击。曹操军队没吃的，程昱供他三天伙食，餐餐混有人肉；袁绍的部队在河北吃桑椹；袁术的部队在江淮，靠蚌螺水草过日子。刘备被袁术打败后，“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24]。更痛苦的是老百姓的生活。董卓之乱，民不聊生，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自李催、郭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5]以至于曹操看清形势，实行屯田制度，百姓蜂拥而至，也不管徭役多重，口子多苦，真是乱世有一口饭吃足矣。
对于人口数量的非常规减少（正常战争以外的屠杀），曹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屠伯。陶谦部下杀了曹操的父亲，初平四年（193），曹操为父报仇雪恨时，“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催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26]。在曹操征战过程中，凡曹军攻破城邑，就实施屠城，不仅全城丁壮被戮，即使妇孺亦不能幸免。以后曹操又下令：“凡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27]即敌方必须在曹操大军包围城池前放弃抵抗，否则即使投降也照杀不误。
此外，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凡斩首七万余级”．次年他自己也承认：“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悽怆伤怀。”[28]
事实上，对于任何涉及古代人口书籍的撰述而言，要考证清楚每个朝代的人口波动状况，人口峰值、低谷等具体数字虽然重要，但过于“求实”，为数字而数字，甚至锱铢必究，恨不能把古代人口还原到千位、百位甚至个位数不仅是毫无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为，对于乱世来说，在研究基础上估算出大概的人口数量，目的在于拨开入门数量减少的面纱，展现出社会真实风貌的端倪。例如以曹操两次屠杀而论，就不可简单化：前一次屠杀多半为仇恨状况下的率性而为，充分展现了曹操个性中残暴的一面；后一次屠杀袁军七万多人，可能多半为无奈之举：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决战，全靠烧了袁绍的粮草才取胜。自己部队的粮食尚且不够⑥，怎有余粮“接济”七万袁军?养不起，只能杀。此时曹操连暗通袁绍背叛自己的部下都能容忍，又怎会随意对道义上并不理亏的敌军降卒痛下杀手呢?何况曹操一向以化敌军为己军为能，这一次例外，实属无奈。
总之，三国时期人口的大幅度缩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证实人口数量减少的基础上，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三国时期的经济状况、军队数量、政局变化，能够对了解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产生有利的影响，才是研究三国时期人口数量最大的意义。
注释：
①参阅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5—355页。
②王育民先生的论断完全符合实情。孙吴政权不断遣将征讨山越，检刮人口，补充到不少山越士兵。仅据《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所载，即可窥其一斑：“（诸葛）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民闻（胡）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山越）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③《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载，吴主孙休于永安元年十一月下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不从。”从吴主诏中可见，吏家人口或三人，或五人不等。而王育民的吏户户口是1：5，取的是最高值，故葛剑雄认为此说不严谨。
④按：《三国志》卷11《田畴传》载：“（田）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据此可推知田畴之辈率宗族入深山丛林之中居住，已不属于官府管辖，自然也不属于国家的编民。田畴控制五千余家，按每家四至五口计算，当有数万之众，此类状况，于汉魏之际，当不在少数。
⑤曹丕《与吴质书》中言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幹）、陈（琳）、应（瑒）、刘（祯），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见曹丕：《与吴质书》，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卷42，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5页。
⑥《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载：“公闻（许）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可见曹军军粮已即将告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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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经济史》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