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章》研究综述
摘要：论文讨论《元典章》版本流传以及整理和研究等问题．全文概述《元典章》性质、编纂及其版本情况考察学术界对《元典章》体例、文体、语言结构及其价值的研究，并对《元典章》释读、整理情况进行总结。
关键词：《元典章》；版本及流传：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26．04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代诏令、条格和案例汇编，简称《元典章》。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共60卷，内容始自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讫于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另附《新集至治条例》，称作“新集”。新集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止于至治二年(1322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㈠丁、467目、2391条，是研究元史特别是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编纂与流传
传世《元典章》最早刊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刊本。该本前后不附任何序跋，既不详编纂者姓名，亦不悉刊刻之确切时间。元代著作也未提及该书，惟元末孔齐《至正直记》卷1“国朝文典”条提到，“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作者认为这些“皆为异日史馆之用，不可阙也”。这里《国朝典章》是否就是《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目前难以确定。
《元典章》元刊本“纲目”前，录有中书省“朴文”。札文宣称，大德七年(1303年)，中书省根据江西奉使宣抚申呈，令各所属机构將中统建元以来所颁圣旨条画和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新集”卷首亦有“木记”说明为续编之作，目录之后又云，“至治二年以后新例，候有颁降，随类编入梓行，不以刻书已成，而靳于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谨咨。”《元典章》(即“前集”)称元仁宗为“今上皇帝”，当完成于延祐年间；“新集”成书于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将《元典章》存目著录，认为此书“乃吏胥钞记之条格”【1】。清末沈家本《跋钞本元典章》据书首“札文”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2】：近代胡玉缙《四库总目提要补正》认为“大抵前集为官刊，新集乃坊贾所次耳”。蒙元史专家昌彼得据书中内容和行文款式，赞同《四库全书总目》之说，认为中书省札文仅令官府置簿编辑圣旨、条格，“并无颁行成书之辞”，沈、胡二家不过揣测之辞。昌氏认为书首冠以中书省札文，乃抄录吏胥所为，“以有此令，各衙门之案卷始易所抄录”。【3】根据中书省“札文”，《元典章》的编纂起于江西奉使宣抚的建议。书中录有诏令、条格、断例以及中央部门档案，但多数还是地方各行省尤其是江浙、江西、湖广等省文书。沈家本认为是书“刻于江西，故有江西奉札之语”。【4】昌彼得则认为，传世的元刊本乃“建阳坊刻无疑”。建阳距江西不远，自宋以来刻书极盛，江西出书到建阳坊刻很是正常。
所以尽管此书未必刻于江西，但为江西胥吏所编或许近于史实。自明代以来，《元典章》未见翻刻，然有多种传抄本，其中错漏之处颇多。据昌彼得先生看法，这些抄本“似皆自此元刻出，而辗转传录，致讹误衍生”。《四库全书》将该书“存目”，以为“其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但又认为，“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观省札中有‘置簿编写’之语，知此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足以资考证。故初拟缮录，而终存其目焉”【5】。
存世元代刊本，民间未见著录。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14《政书类》记载，“《元典章》一部，十册，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钱曾《述古堂书目》所载者均为抄本15卷，内容相去甚远。目前通行本主要有两种版本。其一是沈刻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武进董绶金据杭州丁氏所藏抄本，刻之于北京法律学堂，由法学名家沈家本为之作跋，世称沈刻本。沈刻本以其刻印精美，受到人们重视，成为最通行的版本。后来文海出版社、中国书店又分别于1964年、1990年出版发行。然沈刻本错误较多，往往有整段、整页脱漏。民国二十年(1931年)，著名史家陈垣根据故宮所藏元刻本，参以吴氏绣谷亭、阙里孔氏之影钞本及巴陵方氏、南昌彭氏两抄本进行校勘，校出沈刻本讹脱衍倒多达一万二千余处，撰成《元典章校补》10卷，包括校勘札记6卷，补正阙文3卷及改正表格1卷。二十三年，陈垣又从中抽取一千余条进行归纳，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沈刻本《元典章》时，将两书收入。其二是元代坊刻本。民国十四年发现于故宮博物院，现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书中钤有“毛晋之印”、“毛晋私印”等朱文方印，当为明清之际常熟毛氏汲古阁旧藏。197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据此影印《元典章》，使该书得以原貌重新问世。此外在台湾以及国外如俄罗斯彼得堡和英国剑桥大学等图书馆，也藏有残抄本和《元典章》刻本若干卷。
关于《元典章》源流与版本研究，日本仁井田陞发表《<元典章>的产生与<大德典章>》【6】、《永乐大典本<大德典章>续考》【7】，通过比对《大德典章》遗文与《元典章》，指出《元典章》资料多来自前者；太田弥一郎《<永乐大典>卷1942<站·站赤九>所引的(元朝典章)——<元典章>和<大德典章>的关系》【8】也讨论两书渊源关系。仓田淳之助《<元典章>的流传》【9】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元典章》各种版本的流传情况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岛田正郎《关于<元典章>的一个旧钟本》【10】介绍他在台湾见到的黄丕烈《元至治纲目》所藏钞本，考察此书系《元典章·新集》“兵部”以下之残本，与阙里孔宪培旧藏抄本有密切关系。
二、体例与内容
《元典章》内容丰富，其体例也直接影响到明清《会典》。《元典章》附载“五服图”亦被《大明律》所采用。陈垣在《沈刻<元典章>校补》中称，《元典章》是元代传世文献中“可谓详悉无遗”之巨著，“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尤详于刑律”，【11】是研究元代社会及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黄时鉴在《通制条格·点校说明》【12】中也提到，“《元典章》是仿照《唐六典》编纂的元朝法令制度的大全，不是专门的法典，但其中包括了许多法典的内容”。
《元典章》前集分为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则分为八大类，“以类相从”，分类编排元代法规、法令。国内外学者对此均有研究，国外主要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其中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13】分析《元典章》内容特点，概述《元典章》文书基本用语，又以三篇文书为例考察文书的转递关系。海老泽哲雄《<元典章>中的“圣旨”问题》【14】考察《元典章》中由八思巴体蒙古文直译过来的“圣旨”。宮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裁判机构：元典章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一文，【15】主要分析《元典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国内研究方面，韩志远《研究元史的重要参考书——<元典章>【16】简述《元典章》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李淑娥《<元典章>试析》【17】全面分析《元典章》产生背景、内容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该书是形势需要和元朝“祖述变通”的产物，全书内容丰富，尤详于法制史资料，其所载“条格”体现出相当浓厚的民族色彩。
舒炳麟《试论<元典章>的特色》【18】从法制方面讨论《元典章》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丁华东《<元典章>的编纂评略》【19】评述该书按照纲、目、子目三级分类编排，突破《唐六典》硬搬《周礼》六典的做法，为后世修撰《会典》开创了新体例。陈高华《<元典章沪部>简论》【20】全面总结《元典章沪部》内容、体例及史料价值，并与《大元通制》作比较，并指出其内容存在的疏漏之处。
三、文体与句法
《元典章》文体较为独特，语言结构复杂。行文不仅有一般的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还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一般概述为文言、语体吏牍和蒙古语硬译体公牍等三种文体。其中蒙古语硬译体公牍不仅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还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只有弄清这些语法结构，掌握这些语词的特殊含义，才能理解其内容。在这方面，中曰学者都做出不少努力。日本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吏牍文体》【21】考察《元典章·刑部》中吏牍文体，认为吏牍文体大量使用汉语口语，而且多以四字句及其变形为主，与汉语文言有很大差异。田中谦二《<元典章>中蒙古直译体文章》【22】考察圣旨、条格、断例中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分析其句法结构及所用新奇词汇，并与汉语文言做比较。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国内学者亦邻真(林沉)的研究。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23】通过《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等书以及元代圣旨、令旨碑文，称这种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为“硬译公牍文体”，已为学术界所接受。这种文体虽采用口语词汇，然常有蒙古语和其他民族借词，但并不等于元代汉语口语，其行文又拘泥于蒙古语法。作者认为“最适宜的解读方法是蒙句蒙读，汉句汉读，凡硬译蒙古语的地方都应按照蒙古语语法规则断句，按原意去理解”，并通过标点注解硬译文体公牍十篇(其中《元典章》4篇)，展示其释读方法和内容。
近年以来，国内学者著文专门研究硬译公牍文体的具体结构。李崇兴《<元典章·刑部>中的结构助词》【24】就“底”、“地”、“的”等结构助词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分析。曹广顺《<元典章·刑部>中的“讫”和“到”》【25】以《元典章·刑部》为基本材料，考察其中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状态的“讫”和“到”的使用情况。李崇兴《<元典章·刑部>中的人称代词》【26】对其中第一人称代词“我”、“俺”、“咱”及其复数形式的用法进行考察。此外，李崇兴在《<元典章·刑部>中的“了”和“讫”》【27】，考察《元典章·刑部》出现470余次的助词“了”和490余次“讫”的用法，总结其基本含义及使用特征。丁勇在《<元典章>的被字句》【28】总结《元典章》共有被字句210例，作为动词“被”有“遭受”之义，但更多的则是表达原因的被字句。邓渝硕士论文《<元典章·刑部>词汇研究》【29】主要考察词汇以及语言与文化、法律之间关系等问题，着力考察元代新出现的词汇、人称代词和结构代词，归纳出元代北方汉语的若干特点。胡斐绩《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以<元典章>为例》【30】，讨论硬译公牍文体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语法特征等问题。祖生利《<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的特殊语法现象》【31】以《元典章·刑部》中硬译公牍文字为基础，结合元代白话碑、《元朝秘史》以及《华夷译语》中蒙汉对译材料，揭示其语法特点和某些特殊的用法。
四、价值与利用
《元典章》是元代法令汇编，保存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料，反映元代社会及法制情形，为治元史及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所必备。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称，“《元典章》为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32】李治安《元史学概说》、白寿彝《中国通史》等著作均对其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专题研究方面，国内李崇兴《<元典章·刑部>的语料价值》【33】分析其在语法史研究上的价值，指出其“语体吏牍”和“蒙古语直译体”两种文字对考察元代汉语的意义。丁华东《<元典章>的编纂评略》【34】认为其史料价值是：采掇广泛详密，保存佚文；照录原文，材料可靠；兼采方言俗语，保留元代语言资料。
屈文军在《<元典章>的史料价值和通读要领》【35】总结其史料价值：一是可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记载，二是补充其他史籍的不足，三能反映元代官府处理政务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读通《元典章》，需要掌握元代硬译公牍文书的词法和句法规则，掌握公文的固定格式，掌握公文的结构。
张帆利用《元典章》来校勘《元史》。在《读<元典章>校<元史>》【36】中，作者通过对照和分析，指出《元史》存在三种类型错讹，一是删节公文不当，致乖原意；二是错字或脱字；三是年代错误。国内外学者还利用《元典章》进行资料辑存工作。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37】中，“至元新格辑存”共96条，辑自《元典章》就有93条：“大元检尸记”中的“检尸式”、“尸帐式”、“检尸法”等条亦辑自《元典章》。日本学者植松正也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辑出《至元新格》佚文，【38】并在《元典章、通制条格：附辽、金、西夏法》【39】概述《元典章》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价值。
五、整理与释读
《元典章》兼采方言俚语，语法结构复杂，文字晦涩难读。洪金富先生曾言：“今存元代载籍，论材料之富，《元典章》允称第一。惟学者利用是书，每以为苦．揆其原因，盖有二端。其一、元朝刻本，错讹颇多，传钞诸本，每下愈况，考订为难；其二、硬译公牍，所在多有，语法乖戾，诘屈聱牙，难以卒读。”【40】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释读工作，其中翁独健《元典章译语辑释》【41】考释从蒙古语硬译的元代口语，逐一考释其语源与意义，多有创获。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42】就《元典章》之《刑部》、《户部》中两则“断例”进行解读。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著有《读<元典章>札记三则》【43】，前两则阐释“合无”与“曾无”、“惟复”与“唯复”之含义，后一则以《兵部·逃亡军粮》为例，提出自己的校订意见；船田善之著有《关于解读<元典章>——兼谈有关工具书、研究文献》【44】，列举有关研究《元典章》论著，该文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晓克先生译成汉文，发表在《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3、4期上。国内学者陈高华、张帆、刘晓等先生组织《元典章》研讨班，相继发表《<元典章·产部·禄廪>校释》【45】、《<元典章·户部·户计>校释》【46】、《<元典章·户部·分例>校释》【47】、《<元典章·户部·婚姻>校释》【48】、《<元典章·户部·田宅>校释》【49】等论文考释“产部”条文，每条资料分为原文标点、参考文献、校注、解题四部分，考释极为详细。
学术界在《元典章》校点方面亦有成就。日本京都大学安部健夫、岩村忍、佐伯富、田中谦二等组织《元典章》探讨班，并于1954年在《东方学报》第24辑刊载《元典章》研究专辑。岩村忍、田中谦二又集多年之研究，出版《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出版于l966年，第二册出版于l974年。2004年，国内学者祖生利、李崇兴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研究，出版《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50】，洪金富出版《元代台宪文书汇编》【51】，校点《元典章》中“台纲”二卷，并收入该书。日本东北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寺田隆信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0年发表《校定元典章兵部》(上、中、下)，收入主编《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二、三、四集。近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元典章·礼部》研究，在《东方学报》第81册、第82册发表《<元典章．礼部>校定与译注》(一、二)。索引方面，则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撰《元典章索引稿》四册，为该书词汇之索引，分别于1954年，1957年，1959年，1961年结集刊印，又有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一册，将包括《元典章》在内的元代十四部法律资料文献编成年代索引。这些成果，便利人们对《元典章》的利用与研究。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深入，《元典章》整理和研究将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注释：
【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83《史部三九·政书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
【2】沈家本《寄簃文存》卷8，中国书店，1958年。
【3】昌彼得《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附录”。
【4】沈家本《寄簃文存》卷8．中国书店，1958年。
【5】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3，《史部三九·政书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
【6】《史学杂志》第51编第9号，1940年。
【7】《史学杂志》第52编第4号，1941年。
【8】《集刊东洋学》第27号，1972年。
【9】《东方学报》京都24册，1954年。
【10】《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1963年。
【11】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励耘书屋丛刻》(上)，北京师大出版社，l982年。
【12】杭州古籍版社，1986年。
【13】《东洋史研究》第23卷第4号，1965年。
【14】《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记念东洋史论集》，同记念会刊，1976年。
【15】《亚细亚研究》之四，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16】《文史知识》1985年第12期。
【17】《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
【18】《法学》1995年第1期。
【19】《档案管理》2001年2期。
【20】《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21】《东方学报》京都第24册，1954年。
【22】《东方学报》京都第32册，1962年。
【23】《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24】《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25】《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
【26】《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27】《语言研究》2002年2期。
【28】《孝感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30】台北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1995年。
【31】《蒙古史研究》第七辑，2003年。
【32】《元典章校补释例》，《励耘书屋丛刻》(中)，北京师大出版社，1982年。
【33】《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
【34】《档案管理》2001年第2期。
【35】《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6】《文史》2003年第3期。．
【37】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38】《汇辑<至元新格>并解说》，《东洋史研究》30卷4期，1972年。
【39】滋贺秀三主编《中国法制史——基本史料之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0】《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1】《燕京学报》第30辑，1946年。
【42】《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3】《石滨纯太郎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古稀纪念会，1958年；后收入《元代史的研究》，创文社，1972年。
【44】《中国語学研究·开篇》第18卷，文献案内，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46】《暨南史学》第四辑，聾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
【49】《燕京学报》新2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0】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51】台北史语所专刊，2003年⒅同朋舍，1980年。
作者简介：张金铣(1965-)，安徽庐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蒙元史、隋唐史和历史文献学。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