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道光朝关税征收
【摘 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第一次鸦片战争耗时两年之久，兵锋所指，许多关之税收均降至同期最低水平，五分之四的关税来源受到威胁，给清廷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鸦片战争后，通过五口通商，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沿海各关随之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但最重要的事件，则是随着五口通商和洋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粤海关一关独大的征税格局，尤其是上海关的异军突起，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一大关键。简言之，关税是全面分析和讨论鸦片战争，以及道光晚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鸦片战争，道光，关税，流通格局
【Title】The Opium War and the Customs Duties in the late Daoguang-Era
【Author】Ni Yuping
【Abstract】The Opium War was an important affai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Opium War last two years, in which many customs’ duties fell to historic low. After the Opium War, foreign goods inflooded China. The coastal customs had to change their policy. Of course,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 was the Shanghai Customs’ rose, which changed the economic pattern. In short, Customs Duties is an key indicator of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Late Daoguang-Era.
【Key words】The Opium War, Daoguang-Era ，Customs Duties, economic pattern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关于鸦片战争起源与粤海关的征税纠纷关系，以及鸦片战后中英两国围绕海关税则所展开的谈判，学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1]但具体到关税征收本身，尤其是鸦片战争对关税征收的影响，以及鸦片战后征税格局的变动，则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即欲对此做初步分析，以期从另一侧面了解鸦片战争对当时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一、战争期间的关税征收
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于广东，途经福建、浙江和江苏，北抵天津，耗时2年之久，兵锋所指，关税征收皆陷入停顿，而相关地区亦受波及。从税关的分布来看，东至赣关和九江关，北至山海关、奉天牛庄，南至粤海关、闽海关，都在受战争影响范围之内，其中尤以东南四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以及江浙内地榷关所影响最大。
先来看东南四海关的情况。
粤海关。粤海关的税收，自林则徐禁烟开始即受影响，据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奏报可知，“粤海关税课向以进口夷船为大宗”，林则徐收缴趸烟，自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共进口外国船只93只，相较上届的138只减少了33%；所征收的税银也由144万余两减至118万余两，减少19%，“船数税数均属减少”[2]。鸦片战争进行的第一年，即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底，广州进口夷船只更是减少到13只，“不及往年十分之二”[3]。而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征收关期内，粤海关全年共仅征银86万两，远不及道光前期每年140-180万两的征税规模，且连额征正数也未能达标，[4]“盖由英夷及港脚之船既经停其贸易，而各国之船又为英夷拦阻，不能进口，是以六月后正当征输畅旺之时，转致短绌”[5]，这也是整个嘉道时期，粤海关的最低奏销额数。在道光二十二年分关期（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三年分关期（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因广州地区战事未平，故这两个年度的关税实征数分别为111万和118万，仍未达到正常的征税水平。[6]
闽海关。在鸦片战争期间，厦门先后两次受到英军攻击，闽海关征税所受影响颇大。闽海关每年额征银186549两，在鸦片战争的前几年，均能收足全额，但自道光二十年六月以后，“英逆夷船在洋游奕，南北货船多有观望不前，以致船只较少，税课短绌”。虽然道光二十年英国犯厦门未果，二十一年分征税关期（二十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仍少收5000余两。[7]次年七月，英军占领厦门，闽海关只能于七月初十日起开始封关闭港，并持续到二十三年七月。关于厦门失守时的惨状，有奏折称：“厦门一口切近瀛壖，地通南北，海舶萃聚，向为闽省第一繁盛之区，故额定税银，几居通省之半，从前民物殷阜，航海贸易者实繁有徒，税额虽多，征输易集”，“迨（道光）二十年夷氛不靖，该处屡被窥伺滋扰，人情震恐，大半失业流离。至二十一年竟被攻陷，在彼居民非各奔逃，即遭蹂躏，被祸之惨，实非浅鲜。其后夷踪虽退而鼓浪屿尚被占居，流徙之民未敢全归故土，其陆续回藉者，家室一空，资财罄尽。居货之行栈既倒歇，而不能复开，贩货之船只亦毁坏，而无力复制，地方之萧索，不特大异于前，即较未经被兵之时，亦有霄壤之别。二十三年七月启关，而民间元气未复，商贩皆多裸足，日征之课未能按额取盈。”[8]加之闽海关之税源，“全恃商船装载木植杂货，在于宁波等处互相贸易，而宁波亦复失守，闽商船货难通，各税俱形短绌”[9]，故这几年的税收大受影响。其中道光二十二年分仅收11万余两，二十三年分仅收8万余两，二十四、二十五年分也不过征收12万两和9万余两，均未能征收足数。[10]
浙海关。浙江是鸦片期间的重要战场，其中定海两度被占，宁波、镇海也相继受到侵犯，而设于宁波的浙海关征税范围为浙江全省海岸，且以洋船税为主，故所受影响极大。道光二十年六月，英舰闯入浙江洋面，占据定海县城，当地官员“恐其分窜各口，并恐汉奸接济，前奉通饬沿海口岸船只封禁出入，宁波大关即于六月初七日封港，其余各口一体封禁”[11]，并持续到十月十九日，导致本年份关期之第二季度全无征收。而宁波府属之镇海大关及宁绍府属各小口，“非被该夷窃据，即有夷舰往来窥探”，亦系“一律封闭”[12]。开关之后，又因“定海洋面为商船出入必经之处，夷船尚在定海，并未尽赴粤东，所有进港贸易商船未能照常众多”。[13]根据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可知，道光二十二年分浙海关所征不过18839两，较之定额79908两，仅及24%。这在嘉道时期浙海关的征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江海关。道光二十年六月，因英舰出现于浙江洋面，为预筹防堵，经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江苏巡抚裕谦奏准，“将通海各口全行封港，其已经出口捕渔船只，亦即陆续赶回归坞”，此次封港一直持续到九月初五日。考虑到“计其封港之期，正商船最旺之际”，故本年份江海关仅征税银57046两，较之此前的73600余两，有了不少下降。但这只是第一次封港。二十二年四月，因战事又起，英军再入江浙洋面，江海关只能重新闭关封港，“迨后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往来进入贸易的船只“又被该夷拦截吴淞口”[14]，故道光二十二年分关期（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至二十二年十月底）的征收额仅为32621两，亦为嘉道时期的最低额。
再来看江苏和浙江的相关内地榷关情况。
扬州关。扬州关“自英夷滋事以来，江浙两省兵差络绎。商贾鲜通，所征盈余已难足额”，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夷船闯入大江，旋即寄于瓜洲，攻陷镇郡。所有内河各口均筑坝堵塞，江广苏杭各处客商尽皆裹足不前，间有中途绕越旱道，运赴本城及村庄售卖者，零星小贩货物无多”，截至九月初一日英舰退出长江，前后合计84天，关闸各口仅征银3270两零。此后，“虽英夷现已就抚，而镇江行栈多被焚烧，扬郡居民亦未全行复业”，故征税仍然受到很大影响。[15]这几年的征税，亦由以前的足额，变成3万至5万两盈余的亏欠不等。
龙江西新关。龙江西新关位于江宁府（今南京），因道光二十二年六月，英军军舰沿长江一线，经镇江开抵南京下关，“上下戒严，即已商贩绝迹。自六月二十八日新季起，夷船扼据关口，南北行旅不通，直至八月二十八日”，共计停征67天，少征银42350两，“委因年内撤回各路兵差，船只稀少，兼之镇江被毁，行栈迄未尽复”[16]。
浒墅关。浒墅关位于苏州府，道光二十二年因镇江失陷，“南北道路因之梗塞，零星小贩每日仅收一、二百两”[17]。最后统计，本年份少收银52601两零。[18]次年关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至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仅收银274174两，更是少收146976两，皆因“夷船甫退，商贩尚在迟疑，兵差络绎”。[19]
另外，江苏还因为“现值海洋不靖，口岸戒严，商贩稀少”，[20]加之当地大雨，故奏准暂免米税的优惠政策。而淮安关道光二十三年份关期亦因“江浙两省撤防，兵船络绎”，导致税收有了很大的下降。[21]
浙江之北新关位于今杭州，亦因临近战区，受到较大影响，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共收170147两，少征17906两，约减少10%，“缘自夷船滋扰，江路梗阻，并因夏间雨泽甚稀，河道淤浅，兼值兵差络绎，客贩鲜通”[22]。考虑到此前北新关的征收基本足额，亦可见战争的影响了。
除此而外，几个受到鸦片战争冲击的榷关还包括安徽之芜湖关、凤阳关，江西之赣关、九江关，以及天津海关、山海关等处。
芜湖关。芜湖之户关与工关合计，每年应征银347065两，因受战争影响，道光二十一年分仅收银279491两，短少67573两，次年更是短收106221两，原因则在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中旬，“宝山、上海失守，传言夷船已到圌山关，扬州镇江居民纷纷迁徒，皆由下而上，前赴湖广、江西各处安插，商船已税过关者亦复泝流折回”，所短亏欠“实因江路阻塞，非寻常水患偏灾可比”[23]。
凤阳关道光二十二年分关期（二十一年八月十五至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亦因“夷船拦入长江”，短绌盈余10700两有奇。[24]
赣关之道光二十一年分关期（二十二十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少征银9278两零，“缘赣关为粤省咽喉，全恃出入海口各货往来，以充盈余。今自二十年英夷在粤滋事以来，各商贾观望不前，过关货物较少”。而在此之前，赣关之征税情况较为理想，“从无短少”。[25]
九江关属长江一线，道光二十一年分关期（二十年六月初九日至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亦因为江浙战火，“各货滞销，以致商贩船只较少”，征不足数，出现44469两的亏损。[26]次年，这一数据扩大为147055两，[27]根据笔者统计的九江关道光时期的征收资料来看，这一数额亦为此间最大的亏损数。
天津海税“以上海沙船装载茶叶杂货为大宗”，道光二十年，因“夏间洋面不靖，封禁通海，港口并无只船来津，即奉天贩米船只亦俱断绝往来，直至八月下旬，始有商贩进口”，自二月初一日开河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封河，仅收银20766两，共少收19233两。[28]随后，仍然是受战争影响，导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征收额亦仅为25031两和9191两。[29]
远在北方的山海关关税征收，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据山海关税务监督奏称，山海关征税全靠海船商船，其中征税紧要之海口，是牛庄之没沟营和锦州之天桥厂，“向有江浙闽广各省商船春秋往来奉天各城贸易，征额藉以充盈”。而前来贸易的商船，又以上海沙船为最重要，“该处商贾殷富，货物充实”。每年前来没沟营的上海沙船，约为一千六、七百只，天桥厂的约为三百余只。但道光二十二年，“因以江浙夷扰”，上海失事，“商船不能通行，由五月至九月十一日，仅陆续到船二百余只，并无上海沙船。其他海口历年征额，原亦无几，本年尤属短少”，总之，“今自夏间逆夷滋扰以来，所有商贾尽皆隐避”[30]。回顾整个嘉道时期的山海关征税，“向无短欠”，但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却出现了23197两的巨额亏欠。[31]
除此而外，肯定还有别的榷关受到了鸦片战争的影响，但因资料所限，还难以做出全面判断。不过，以上情况已经说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东南四海关及江浙、安徽、江西、直隶等地之关税征收，均受到了战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许多关的税收下降到了同期最低水平。当时全国各关共计应征正额188余两，盈余273万余两，合计每年应征453万余两；笔者上列14榷关，应征正额130万余两，盈余213万余两，合计每年应征344万余两，占全国应征关税额之76%。[32]作为道光晚期最稳定的财政来源，其4/5的关税收入来源受到威胁，必然会给清廷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由此也不难看出，道光帝草草结束鸦片战争，除了军事和军饷方面的考虑，关税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
二、鸦片战争后税关章程的调整
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明确了五口通商权利。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道光时期的关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面对新的贸易形势，沿海各关随之做出相应政策调整。
其一，调整征税关期及额数。
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洋不靖，商船稀少”，天津海关经奏准，改变了以往以每年为一个征税关期，即由开河至封河为时间段的办法，变成“展限三个月，截期奏报，如有溢余，尽数报解”。[33]此后，天津关之征税，便与其他大部分关类似，跨年度征收。
关期变化最大的尚不是天津关。清廷规定，新的通商口岸江海洋关（上海关）、浙海洋关（宁波关）、厦门关和福州四洋关，要以粤海关之关期为关期，“所征西洋务国税银”，亦与粤海关一体办理，每三个月咨会粤海关一次，“仍由各海关另案题报”。[34]这其实是在五口通商新因素出现后，清廷仍欲固守旧有的榷关体制，将其他几处洋关纳入粤海关范围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更多的是文字游戏，没有实质意义，但却一下子将此四洋关从原来的常关体系中分离了出来。
与此同时，针对四洋关的征税数量，清朝统治者最初坚持按“粤海关原定税额”征收，即通筹沿海五关，“此后粤海关如有征不足数，应请暂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关所征西洋各国货税内拨补足数，即由各海关径自报拨，其额外赢余各归各关，尽收尽解”。同时，还想循旧例，对五口征税试行三年，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税银若干，再将粤海关定额匀归各口，作为定额；如有盈余，仍以额外盈余方式报拨。[35]这实际上是清廷担心税收征不足数而采取的变通办法。不料经过试行，他们发现即便是粤海关一关所征，也在200万两以上，“不但有盈无绌，抑且多至数倍”，这才决定粤海关之原定额数，毋庸匀归各口分摊，而是改为各口所征，“尽收尽解”[36]，取代了以往的定额征解办法。
另一方面，因洋关挤压常关，导致闽海关不得不调整每年应征额数。据奏报，道光二十七年份闽海关征税减少，“实因夷船占销华船之货，致商船大半歇业”，于是恳请“将侵占常税之夷税拨补常税定额，通计盈绌”。[37]户部议复所请“尚系实在情形”，但将夷税分为两种类别，“款目繁多，恐滋迁就，与其拨补以无定之数，而易滋混淆，不若拨补以有定之数而便于稽核”，命令闽海关仿南新关、北新关拨补之例，[38]通盘核算，每年从厦门关洋税项下拨银25000两作为定数，以补闽海关常税之不足。[39]
其二，区分华夷，加强巡洋缉查。
五口通商后，贸易流通格局大变，为适应此种新变化，清廷做出了不少政策调整。浙海关通过添雇人役、增设公所卡巡的方式，来加强巡洋缉私。据浙江奏报，宁波海口与西洋各国通商，内地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为大宗，“浙省海口纷歧，港汊丛杂，小民趋利若鹜，难保无偷漏走私之弊”。安徽、福建等省茶叶贩运来浙，均须经由钱塘江至萧山县属之义桥、新坝二处起运过塘，至宁波销售，故于此二处设充公所，派拨丁书常川住守。湖丝等项，则必须通过上游之大河头、宝幢河头及骆驼桥三处，故亦各设卡房一所。至宁波大关，设立于城外江东，“向系查验内地船货，各该商即在关前分帮停泊，兹与各国通商，未便同在一处查验，致形拥挤”，故决定在江北岸李家街头，设立盘验所一处，建造税房，搭盖棚厂，“以为夷船起货下货稽查盘验之所，使内地与外夷各船不相混淆，易于查察”。又因各国商船由镇海进口宁波，恐有水手登岸滋事，或奸民勾串夷人中途驳运等弊，复于盘验所及镇海口二处，各设巡船二只，雇募舵水选拨丁役，派委佐杂人员，分投稽查。所有开支，则均于“征存西洋各国税钞内照数支给”。[40]
厦门向为内地客商由海贩运货物、往来各省贸易输税之所，自五口通商以后，钦差大臣耆英“恐内地商船与夷商杂处，滋生事端，又因鼓浪屿原设查税小口殊多不便”，于是函商英国人议定，将查税小口移至新屿，“以期两不相妨”[41]。清廷在议复这一要求时也称，厦门关一经征税，“则商船巡船与英吉利船只同在一港，帆楫相摩，较之江浙各税口夷船业已退出情形不同”。[42]一年后，厦门方面再奏，厦门汊港纷歧，岛屿错杂，货船到彼，最易走私，“现当各夷开市之际，夷商之偷漏，固当明示禁防，内地之奸民尤须严加惩创”。当地的何厝乡、卓崎、深坞等处，均在厦门口外，水陆交错，以前内地商船贩货赴厦，这些地方间有走私案件发生，其中尤以何厝乡人口众多，“民情犷悍，较卓崎等处尤甚”。自洋人到厦门互市以来，该乡百姓以为有利可图，即开设私行，置造船只，“希图勾串夷船，于口外卸货走私”，故决定“将其行店船只拆毁”，以绝后患。[43]
粤海关也开始加强相关缉私，以别华夷。据粤海关监督奏称，鸦片战争以后，茶叶、湖丝、大黄等项，多有走私，因三水之思贤滘、虎门之三门、南海之九江沙头、东莞之石龙、香山之石岐、顺德之黄连、甘竹，这七处均有汊河可以绕道出海，“向无卡口稽查”。现在香港既准英人居住，“不得不预防内地奸商绕道偷运”，于是在这七个地方设立卡房，每卡派家人一名，书一名，役一名，巡丁十名，水火夫二名，巡船水手八名，每月各给工食杂费，凡有销售外夷之物，均不准其绕道行走。[44]
其三，裁减浮费。
因为有常关与洋关之别，江海关出现了耗银之争。据奏称，江海关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市，“开市之初，税钞皆用洋银输纳。嗣因议令补水，该夷等每多轇轕，旋即改为银两输征，而所纳之银又皆成色低潮”，上海道宫慕久通知洋商，所征税银熔解后解往户部，每千两会出现三、四十两不等的折耗，“当令该夷如数补水”，但洋商“以税钞本应纳银，今以银上纳，系遵定章办理，不能再补”，婉谕再三，坚执不允，“反称格外需索，欲缓通商”。为考虑大局起见，不能不通融办理，同意洋人要求，不再额外征收。但此后洋商来华贸易日众，年纳税钞或五十万，或六十万，甚且多至七十余万，而其银两皆系九六、九七成色，“各夷以初次收兑银色为准，不惟不能令其补水，兼亦不能令其易换”。如以此交部，则江海关必然大亏，故恳请仿粤海关章程，“在于征收税银内作正开销，以归画一，每两准销折耗银三分”。[45]后来经过部议，认为江海关征收西洋各国税钞之案，此项折耗银两“自系无款可筹”，惟所请三分，每年合计五、六十万，则折耗多至一万数千两，“未免为数过巨，减去一分，折二分”。[46]
粤海关是裁费归公的大头。在旧有的体制下，粤海关例于正税之外，征收羡余，“是以监督、洋商，一切公事得以从容措置”，无如日久弊生，各方皆受其害，“外夷积忿生事”。中英谈判时，英方代表朴鼎查“首以裁革洋商、删除浮费为请，实由于此”。伊里布抵粤后，英人又以正税之外，不能另有加增，“设有必不可少之项，应于则例内注明，正税若干，另项若干字样，以免另起釁端”。经反复讨论，“应允将大宗货物税银逐一加增”。[47]又因粤海关例有办理贡品开支，经此次裁革后，费无所出，但清廷并不想舍弃此种来源，故仍命粤海关监督“查看情形，可否呈进，据实具奏”。经查，粤海关所有税款，均归正项奏销，“并无闲款可抵备贡之需”。惟查管关监督除每年应支养廉外，尚有每年更换各口书役酌缴备公银五、六万两，除每年解交造办处米艇规银3万两，“其余以资办公”。[48]如此通融办理，才算是勉强解决了燃眉之急。
以上变化，均系鸦片战后，清廷在关税方面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从中不难看出，旧制度对新因素的应因，具有极大的惰性和保守性，这种应对之策，实质上是忙于补漏，被动应付，而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开创性。这也表明，鸦片战争对关税征收所带来的影响，清廷统治者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通盘的考虑。
三、征税及流通格局的变化
如果仅就关税征收本身而言，鸦片战后最重要的事件，当属随着五口通商和洋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粤海关一关独大的局面，尤其是上海关的异军突起，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一大关键。
鸦片战后，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些关的税源开始发生变化。天津海税向以上海沙船装载茶叶为大宗，耆英在通筹沿海五关收税事宜时，曾规定“茶叶一项止准内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愿由海贩运者，即照西洋各国贸易例，一体完税，商贩率皆裹足不前”。后来经两江总督议复，认为从江海关运茶叶到山东、天津和奉天贸易，“仍系内地交易”，“与外洋无涉”，结果茶叶贸易开始出现转机。[49]江海常关也成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至二十四年九月底，江海关共征收运赴奉天、天津、山东等处茶税银9398.455两，系全新的税收来源。[50]此后，这一数据在二十六年份关期是3557.113两；二十八年份是7016.786；二十九年份是6112.676两；三十年份是6283.695两。[51]茶税遂成为江海关极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流通格局的变化，在使一些关的征税受益时，也必然会使另外一些关的征税受到影响。厦门关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英夷派令领事来厦开市，其运至销售者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内地向销之货，复为所占，致税课复有亏计”。同时，厦门从前征收税课，“以棉花布匹洋货等税为大宗”，向来由、厦商人将本省漳州府属及同安县土产之棉布等物，由海道运至宁波、乍浦、上海、天津、锦州及台湾鹿港一带销售，“复在宁波等处贩买江浙之棉布以及各种货物至厦门售卖，其各省商船之来厦者，亦如此辗转行运”。至外洋所产之大呢、羽毛、毕叽等类，并一切贵重之器物，则专有闽广商舶赴粤运销，一出一入，均须征税。自五口通商以来，“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海关征收夷税、常税，分而为二，“夷税既增洋货棉布之银，则常税自减洋货棉布之课”[52]。
此后，即便经过政策调整，厦门关之征收亦无起色。据奏报，厦门贩海之船共有四项，一曰透北之船，载闽产之白糖纸张，赴宁波、乍浦、上海、天津、盛京等处销售，复载北路杂货回厦；一曰过台之船，载内地棉布烟茶杂货赴台湾销售，复载台湾之米谷白糖；一曰出洋之船，载内地杂货赴南洋之吕宋、暹逻诸岛国销售，复载诸岛国所产之燕窝、海参、胡椒、沉香、檀木、乌木、苏木、番木、藤条、牛皮、铅锡等货回厦；一曰广拨之船，本地称为红头船，专赴广东洋行拨贩洋布、棉花、大呢、羽毛等货，分销闽省各府。四项商船内，惟出洋之船最大，资本最重，嘉庆初年常有二、三十只，道光二十年以前尚有五、六只。其广拨之船，从前有数百只，道光二十年以前尚有一百余只。自道光二十三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洋各国之船来厦者络绎不绝，皆为以前厦门船所载之物，“货色相同，而价值则较为轻贱，内地商船断不能折赀本而与之争售，不得不收帆歇业，别图生理”。故二十三、四两年，出洋之船绝迹，而广拨之船尚有二、三十只，自二十五年以后，广拨之船亦并绝迹，仅余透北过台两项船只，数亦不及从前之半。针对江海常关和浙海常关同系新开洋关，为何常关税收并不致短绌的原因，闽海关的解释是：上海商船专贩北洋出口入口之货，以布匹、米豆为主，“与夷船销路不同，货色亦两不相涉”。故上年上海关征收洋税至66万余两之多，而江海关征税依然足额。宁波情形亦与上海相类，“是夷税之侵占华税，乃别口未有之情形，而厦门实独受其累”。[53]
当然，五口通商后，所受影响最大的乃是粤海关。随着上海关的崛起，粤海关一口通商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彼省所赢，此处所绌”。[54]根据相关资料，笔者做出道光后期上海关等其他四洋关的征税统计表：
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四洋关征税表（单位：两）
| 公元 | 关期 | 江海关 | 浙海关 | 厦门福州关 | 合计 |
| 1844 | 道光二十四年 | 42617.306 | 6264.468 | 15134.438 | 64016.212 |
| 1845 | 道光二十五年 | 187960.792 | 6885.047 | 48275.94 | 243121.779 |
| 1846 | 道光二十六年 | 1229628.42 | 2173.379 | 62767.48 | 1294569.279 |
| 1847 | 道光二十七年 | 680295.19 | 1571.926 | 29136.252 | 711003.368 |
| 1848 | 道光二十八年 | 587984.925 | 24599.767 | 612584.692 | |
| 1849 | 道光二十九年 | 670603.018 | 419.885 | 30655.622 | 701678.525 |
| 1850 | 道光三十年 | 704000 | 117.63 | 33684.396 | 737802.026 |
资料来源：《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经济研究所抄档》。江海洋关道光三十年数据引自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七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82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关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征收1251340.002两，咸丰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征收1308240.956两。[55]此后，江海关之税收，即超越粤海关，成为天下第一大税关。至此，对外贸易的中心北移成功，上海也迅速繁荣起来。
简言之，鸦片战争对于道光晚期关税征收、章程修订及征税流通格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清廷在关税方面所采取的应因之策，也充分显示出鸦片战争对清朝的影响，必将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如果再考虑到因关税纠纷而导致的战争开火，以及战后的税则谈判，不难发现，关税是全面分析和讨论鸦片战争，以及道光晚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项目编号：06CZS012）和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清朝嘉道朝关税研究》（2007年）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豫堃折。
[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胶片号218，页3384-85。
[4]《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粤海关监督克明额折。
[5]《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大学士潘世恩等折。
[6]《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第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10] 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1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12]《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1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1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牛鑑、江苏巡抚程矞采折。
[15]《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江苏巡抚程矞采折。
[16]《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江宁织造乌明阿折。
[17]《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铭海折。
[18]《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铭海折。
[1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文炤折。
[2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梁章钜折。
[21]《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淮安关监督景福折。
[2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杭州织造松蔚折。
[2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安徽巡抚程矞采折。
[2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管理凤阳关税务庐凤道郑家麟折。
[2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江西巡抚钱宝琛折。
[2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江西巡抚钱宝琛折。
[27]《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九江关监督普琳折。
[28]《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2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3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管理山海关税务工部营缮司郎中书元折。
[3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三日，管理山海关税务监督富泰折。
[32] 具体情况参见拙文《王庆云<石渠余纪>所载道光关税辨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34]《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35] 文庆等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7页。
[36]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3-375页。
[3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壁昌折。
[38] 南新关每年例从北新关之征税中借拨4000两，以补不足。
[39]《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福州将军壁昌、闽浙总督刘韵珂折。
[40]《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浙江巡抚梁宝常折。
[4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胶片号21，页2133-34。
[4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4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44]《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祁贡、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4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傅绳勋折。
[4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傅绳勋折。
[4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耆英、程矞采、两广总督祁贡、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4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粤海关监督基溥折。
[4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折。
[5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江苏巡抚孙善宝折。
[51]《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署江苏巡抚漕运总督程矞采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苏巡抚陆建瀛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苏巡抚傅绳勋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四日，江苏巡抚傅绳勋折。
[5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5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壁昌、闽浙总督刘韵珂折。
[54]《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恩吉折。
[55]《经济研究所抄档》，咸丰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杨文定折。
作者惠寄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