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牧地区分界编》之二

  本文所论述的黄河上中游,和当前一般说法所包括的范围略有不同。当前的说法是西起青海湖畔,东迄太行山上,南始秦岭,而北达阴山。这里所论述的却是根据唐代的地方区划,大体是指唐代的关内道、河东道和陇右道的东部。这里没有根据隋代的地方区划。隋代的地方区划最高的只是郡。在这一地区中设郡将及40个,不能一一备举,故以唐代3道为准。

  唐代关内道南起今陕西省中部的秦岭,而北至于今内蒙古的阴山。关内道所属,有若干羁縻州。羁縻州有远在阴山以北者,然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张仁愿所筑3受降城皆在黄河北岸,并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1800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1]。牛头朝那山在3受降城北,当是阴山的一部分。可知当时恃以防守的就是阴山。河东道有今山西全省,兼有内蒙古一部。这个道所属的最北一个州为云州。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云州州境南北491里[2]。这个里数当不是按直线距离计算的。云州之南为朔州,可以用云、朔两州之间的里数相比照。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云、朔两州相邻,其交界处当在今山西怀仁、应县两县间[4]。由朔州东北至云州为340里[3]。若以直线距离计,仅为225里。以此来度量云州的北界,当亦不能远越阴山之北。陇右道辖境西北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里所谓东部仅限于乌鞘岭以东,其西甘、凉诸州不预数内。

  按诸自然地理的形势,这3道分别是在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这3道的农牧业地区,前在拙著《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5]及《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分布及其变迁》[6]两文中曾经有所涉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黄河上中游各地由于西、北两方面游牧民族的内徙,农牧业地区的分布相应地作了调整,与前代迥异。再经过数百年融合变迁,至南北朝之后,就应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隋祀短促,二世即亡,未及了此大任。唐代继起,瓜瓞绵延,几有300年之久,可能有所创建,使神州河山重现异彩。故重为论证,以见其间绍继兴革的历程,兼对旧著作补充是正。

一、隋时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及半农半牧地区

  隋祀虽然短促,未能在南北统一的基础上对农牧地区的分布多所奠定,然局部的变迁还是时有所闻。就算是局部变迁,对于唐代以后的设施也间或能有若干影响,故不能舍而不论。长城的修筑就是其中的一端。

  远在战国秦汉时期,秦、赵两国和秦、汉两王朝先后皆在北边修筑过长城。长城的修筑是为了边境的防守,实际上也构成了当时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因为长城隔断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为农为牧就只能限于长城南北各自的一侧。以后隔了相当长久的岁月,到北魏时才又重新修筑。北魏太宗泰常八年(公元423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2000余里[7]。长川城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赤城在今河北省赤城县[8]。五原既在赤城之西,相隔又有2000多里,当即秦汉时的五原,或其附近的地方。果如此,则这条长城仅其西端一部分在本文所涉及的地区之内。东魏时,高欢又在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今山西静乐县北),东至土蹬(今山西原平县西北[9])。这两条长城作为边境防守设施,也许有它的意义,可是却不能作为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鲜卑族,尚多保持其游牧习俗,未能改换成农耕生涯。北魏初期建都平城,曾大徙山东人口以实京师[10],并规定畿内之田的范围。所谓畿内之田,乃是东至代郡(今山西大同市东),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南极阴馆(今山西代县北),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11]。这应该是一个农耕地区,可是其北还接不上长川之南的长城。其实在这个畿内之地之南,也还不是都已成为农耕的地区。高欢早年所追随的尔朱荣,就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牧主[12]。尔朱荣的祖上为北秀容人。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位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至尔朱荣的祖父始居于南秀容[13]。南秀容在今山西忻县西北,正当高欢所修筑的长城之内。高欢修筑长城时,尔朱氏一族皆已败亡,当地畜牧风俗当不能卒然就已改成农耕生涯。

  隋时也曾继续修筑长城。当时所修筑的长城有两条,一是由朔方(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修起,东至黄河,西拒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南至勃出岭(在今绥德县东南),绵亘七百里[14]。另一条是由蔚汾县北修起,东经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延袤千余里[15]。蔚汾县于唐时为合河县,在今山西兴县西。唐时繁時县(今山西繁時县)亦有长城,东向经灵丘县(今山西灵丘县)北,东人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也是隋初修筑的[16]。今山西兴县在今陕西绥德县东北,中隔今山西临县,虽尚有相当距离,却都濒于黄河岸边。因此,这条长城可以和前一条长城遥相联系,这就是说由灵武县蜿蜒达到幽州以东。这是远在秦汉长城之内了。这两条长城并不是修筑在边地,因为当时的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和马邑郡(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皆远在这两条长城之北。当时在这两条长城之北设了这4个郡,就说明这两条长城不能当作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不仅这样,当时为了供应防边军粮,曾经在边地屯田,而朔州附近的屯田,于塞北最为兴盛[17]。朔州就是马邑郡。由于在长城之外,当时就称为塞北。屯田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劳[18]。稍后朔州屯田更向北推进恒安镇[19]。恒安镇在今大同市西[20]。也就是说在今山西省的北部,那时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

  不过还不能因此而说塞北已经成了农耕地区。就是在这个沃饶可以屯田的恒安镇,曾安置过突厥降人万余家[21],说明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特别是还修筑了大利城以居突厥启民可汗[22]。据说为了启民可汗又修筑了定襄和金河2城[23]。大利城就是定襄郡的治所[24],可能是两种不同记载,因而有了重复。大利城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金河城当在今和林格尔和托克托2县之间,今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在当时就称为金河,恒安镇附近还可说半农半牧地区,金河流域大概要成为游牧地区了。启民可汗后为其别部所攻,因西渡黄河,移居于夏、胜2州之间。夏州就是朔方郡,胜州则为榆林郡。启民在这两州间发徒掘堑,长达数百里,东西皆拒河[25]。这是说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除过胜州外皆已成为游牧地区了。胜州仅辖3县,榆林县是附郭,金河在黄河以东,另外还有一个富昌县,在今准格尔旗南[26]。虽说是3个县,实际上只是鄂尔多斯高原东侧黄河沿岸一条窄狭地区。稍后一点,启民可汗的部下更住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据说是“人民羊马,偏满山谷”[27]。甚至还有南人长城的。西突厥特勤史大奈就曾移居于娄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28]。隋代长城的修筑本是为了防备突厥。突厥既人长城,则所至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游牧地区。

  如上所说,隋代的长城西起灵武,东经幽州,达于海滨。仅就黄河上中游来说,长城以北,游牧地区多于农耕地区。就在长城以南也不是没有游牧地区的。最主要的应是稽胡活动的地区。据说“自离石(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以西,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29]。其北更蔓延到绥、银2州[30]。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这2州于隋时为雕阴郡。其更南又复蔓延于上郡[31]和丹州[32]。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丹州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隋时这里是属于延安郡(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的。这是说,稽胡主要活动区域,兼有今陇东、陕北和山西吕梁山西各地。这一族人的习俗,据《周书·稽胡传》说:“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好像这是一个完全从事农耕的部落。如果细释《稽胡传》的文意,还是有些问题。说是“亦知种田”,看来并不一定以种田为主。在北周时,对于稽胡固然是“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役,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33]。可能是居于平原地方的已经从事农耕,居于山谷阻深的仍从事畜牧。这只能是畜牧,是不可能有很广阔的草原从事于游牧的。为什么居于山谷阻深的仍能从事畜牧?因为他们本是从事于游牧的部落,山谷阻深的地方和外界接触不多,故仍能保持其原来的习俗。正是由于能保持他们的习俗,所以像北周这样的政权,都未能尽数役属。

  稽胡既然亦知种田,因而就有积谷。杨忠为北周伐齐,稽胡拒不供给军粮,忠乃施诈计,谓欲与突厥回兵讨伐,于是诸胡乃相率归命,馈输填积[34]。稽胡既有畜牧业,复有积粟,当是半农半牧。积粟不少,显出农多于牧。稽胡到隋时已逐渐消沉,不能以武力相抗衡。由于“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35],这样半农半牧的遗俗,可能还继续维持若干岁月。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招慰稽胡,于延川县(今陕西延川县)置基州,则其人还有相当的势力。

  《隋书》于《地理志》中,特别提到安定、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宁县)、上郡、陇西(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6郡,说是:“于古为六郡之地”;并说: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所说的古代6郡,是指西汉时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36]。这里面有点差别。汉代6郡中有西河,五金城;隋代6郡却是有金城,无西河。其他诸郡名称相同,所辖的地区却未能前后完全沿袭不改。譬如,汉代的北地郡有今陇东马莲河流域,向北一直伸到宁夏银川市以北,隋代的北地郡却只有今甘肃合水县以下马莲河下游各处。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差异,《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勤于稼穑,多畜牧”,还是可以相信的。《隋书·贺娄子幹传》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传》中说:“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勅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37]。从这一段记载里,可以看出当地半农半牧的风光。这段记载里以陇西和河右对举。当时固然有陇西郡,河右却有武威、张掖、敦煌3郡。以1郡和4郡并论,似乎不很相当。且贺娄子幹当时是以行军总管率军出征,并不是一个地方长官。在于幹所上的书中,特别提到“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则这里所说的陇西应与陇右为同义语。如果是这样,则陇西就非仅指一郡,而是兼指陇山以西各郡而言。就是天水、金城诸郡也都应包括在内。这样所谓陇西就可以和河右相提并论了。

  《隋书·地理志》于上述6郡之外,还提到平凉(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朔方、盐川(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灵武、榆林、五原6郡,说是“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这样的评论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天水、陇西等六郡的说法相仿佛。班固说那6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38]。固然是边荒所在,容易多尚武节,可是在那时,要修习战备,就得饲养马匹。这也显示出这几郡当时是有一定畜牧业的。其实平凉、朔方、盐川、灵武4郡就是从汉时的安定、北地、上郡析出来的。另外,还有雕阴(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延安(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弘化(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3郡,《隋书·地理志》说是“连接山胡”。山胡就是上面所说的稽胡。如果追溯渊源,弘化郡乃是汉时北地郡的中部,延安郡和雕阴郡乃是汉时上郡的中部,只是雕阴郡还有汉时西河郡的一部分。如果隋天水、陇西等郡还有汉时6郡的遗风,这几郡也当不至成为例外。这不能说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汉时的旧俗到隋时还依然存在,而只能说是在自然环境没有很大更动的时候,当地居人适应自然环境,就前后有所仿佛。

注释:

[1]《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牛头朝那山,《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作牛头牟那山。或以牛头为一山,牟那为一山,恐误。

[2][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云州》。

[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朔州》。

[5]《历史地理》创刊号。

[6]《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由学论文集》。

[7]《魏书》卷三《太宗纪》。

[8]《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9]《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10]《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当时迁徙到平城人口很多,这可能是最多的一次。

[11]《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1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13]《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忻州》。

[14]《隋书》卷六○《崔仲方传》。按《传》说:“东至黄河,西拒绥州”。绥州东侧诚有黄河,然距绥州过近,且与朔方、灵武无关。颇疑此处当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

[15]《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岚州》。

[16]《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蔚州》。

[17][18]《隋书》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

[19]《隋书》卷六一《郭衍传》。

[20]《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

[21][23]《隋书》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

[22][25][27]《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24]《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26]《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28]《新唐书》卷一一○《史大奈传》。

[29]《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0]《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又卷二七《辛威传》。

[31]《周书》卷二《文帝纪》,又卷五。《郭荣传》,又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2]《周书》卷二七《辛威传》,又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3]《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4]《周书》卷一九《杨忠传》。

[35]《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6]《汉书》卷二九《地理志》。

[37]《隋书》卷五三。

[3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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