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文化交流大通道，千百年来，围绕着这条大通道，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东西方文化以此为纽带碰撞、融合、升华，对人类文明的产生，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商贸通道的雅称，以丝绸贸易为商品流通标识。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4条：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沙漠丝绸之路”；其二为贯通蒙古高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茶马古道”。可以说，丝绸之路承载着人类文化的全部因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文化线路，其中，以“草原丝绸之路”最为典型。
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与内涵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间范围可以定位为青铜时代至近现代，空间范围大致框定为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这一区域，自然环境以草原为主要地貌特点，活动的人类群体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类型。其主体线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沿线经过的主要古代城市有辽上京（今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元上都（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集宁路（今集宁路古城遗址）、天德军（今丰州古城遗址）、德宁路（今傲伦苏木古城遗址）、哈喇浩特（今额吉纳旗黑城遗址）、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剌和林遗址）、讹答剌（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塔拉斯（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托克马克（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等地。草原丝绸之路东段最为重要的起点是内蒙古长城沿线，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活动的人类群体主要是游牧民族，自青铜时代起，先后有卡拉苏克、斯基泰、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主要民族。
“草原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的大动脉，它的发展与繁荣在蒙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在窝阔台汗时期，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元朝形成了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这些驿站既是元朝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政府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了三条主线。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帖里干”道属东道，起点站为元大都，北上经元上都、应昌路（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至翕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浑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区；“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集宁市）、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浄州路（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纳怜”道又称“甘肃纳怜驿”，自元大都西行经大同路东胜州（今托克托县大荒城）溯黄河经云内州至甘肃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绕杭爱山东麓至哈剌和林。由于哈剌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条主干线大多通过这里再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了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丝绸之路的形成必须具备两大前提要件，首先是要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与相对文明的组织结构，其次是要有大宗商品交换的社会需求。在蒙古草原地带，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青铜时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应与之同步。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有关。2500年前，来自欧洲的斯基泰人在亚欧大陆之间的阿尔泰山地区开采宝石与黄金。黄金宝石是最豪华的装饰品，深得草原游牧民族的喜爱，由此促进了草原地带贵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在亚欧草原的中部相继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种文化等。这些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野兽纹”艺术装饰风格的盛行，这些野兽纹装饰品大多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这些贵重金属装饰品的交换与流通，既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开辟了不同地区的商贸通道。在整个亚欧草原地带，相继发现装饰风格与造型相类的黄金饰品与青铜器，即是不同地带文化交流与商贸通道畅通的体现。在蒙古草原南端的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大量黄金与青铜质地野兽风格的装饰品，其中以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区出土的鹰形金冠、四虎噬牛纹金饰牌、虎形镶宝石金饰、金项圈、金耳坠最为典型，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开通的重要标志，内蒙古地区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区位优势日渐凸显。
在夏商阶段，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也初见端倪。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时代的人。其母简狄。“狄”皆为北方或西北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称谓。这一古代民族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又是举族经商，故又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汤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称之为“商朝”。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其间，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先进的马车，七世祖王亥发明了先进的牛车，载货运输，十分方便，遂为天下所推崇。商族的畜牧业和贸易都很发达，甲骨文中有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数百的记载。另有王亥率牛车队以牛、帛充当货币，在华北地区从事贸易交换的故事。王亥进行贸易的财富引起世人的觊觎，狄人有易族于是杀死王亥，掠夺了他的牛车队。后来王亥之弟王恒战败有易族，夺回牛车。该故事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由此可以看到，在商品交换中重要的交通工具车辆可能在商代已经普遍使用。在蒙古草原地带发现的岩画当中发现不同形制的车辆图案，说明车的发明应当与北方草原地带生活的游牧民族有关系。由于车辆是承载货物进行交换的重要运输工具，说明此时已经具有商品远距离交换的能力。由于车辆的发明是以道路的形成为主要前提的，因此，可以推断在中原的夏商时期就已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形成。
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传承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质，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草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还与中国历史上后来的与匈奴、突厥、回纥、契丹、蒙古族都有着密切关系。
匈奴族肇兴于公元前3世纪，在部落首领冒顿单于时，一举统一北蒙古草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公元1世纪，由于部落战争、自然灾害与汉王朝的持续打击，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北二部。其中北匈奴西迁至欧洲，南匈奴南下附汉。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是影响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南下的结果是中原汉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巩固；西迁的结果是引起了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因此，匈奴族在当时也被称之为“上帝之鞭”。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实际上是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掇与拓展，与漠南的沙漠丝绸之路形成亚欧大陆南北两大交通要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带状体系。在蒙古国诺言乌拉、高乐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漆耳觞、汉式铜镜以及棺椁葬具，还有写有汉字的丝绸与青铜鍑等文物，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例证。
匈奴之后的鲜卑族，经过轲比能、檀石槐部落大联盟，又一次统一蒙古草原地带，草原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拓拔鲜卑崛起于大兴安岭北端的嘎仙洞地区，公元1世纪前期，拓拔鲜卑开始南迁，历经九难八阻，定都于盛乐（今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建立了北魏王朝，其后迁都平城、洛阳，彻底完成了鲜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鲜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具有密切的关联。鲜卑族的南迁基本上是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的。一个民族的迁徙实际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过程，嘎仙洞北魏李敞的石刻祝文、和林格尔的盛乐古都、大同的平城旧址都是拓拔鲜卑在草原丝绸之路上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古迹。在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与波斯银壶，还有在西方的金银器皿上施用的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这些都是渗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因子，喻示着草原文化的昌盛与繁荣。
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蒙古草原地带建立了突厥汗国，其疆域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具体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随着唐朝对蒙古草原的统一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朝军队相继打败突厥、铁勒汗国，迫使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6个都督府和7个州，“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66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杭爱山北麓的鄂尔浑河流域（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哈拉巴拉嘎斯古城），“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北部军事重镇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也就是草原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重要支线。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被黠戛斯人攻灭，回纥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于公元10世纪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突厥与回纥汗国的建立，唐王朝对两大汗国的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再一次得到了开发与拓展。
契丹建立的辽王朝，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贯通。北宋与辽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互通有无。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新城、朔州等榷场。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辽朝以上京（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中京（今宁城县大明城）、东京（今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大同市）为骨干，形成了北达宝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公元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并征服了高昌回纥、喀喇汗王朝，建立西辽政权。西辽政权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将东方的儒家思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带到中亚地区，对当地的伊斯兰教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到了东方汉文化的强大魅力。
蒙元时期是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鼎盛的阶段。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汗国，道路四通八达，并建立驿站制度，至元朝建立，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当时，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此时最为著名的商贸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史载：“（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可见商品交易之盛况。在元上都，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频繁来访，如发郎国的使者最早在中统年间就在开平觐见过忽必烈。至元年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15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回访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最为著名的事件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尼波罗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过元上都，当时的元上都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有诗曾形象地写道：“酒馆书填金，市中商贾集，万货列名琛”。
近几年，在这些草原城市的遗址当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内蒙古各地还发现了大量中原辗转交换来的瓷器。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藏瓷器，汇聚了中原七大名窑的精品，同时还出土四万余枚铜钱，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充分说明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在中国北方大草原上，类似于元上都、集宁路、德宁路、净州路这样的草原商贸城市还有很多，它们成一线分布处于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是东西方商贸交易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原向西方输出商品的桥头堡。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为开放的元朝带来了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欧洲，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较为平坦，生态环境相对一致。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
由于草原丝绸之路具有这样的自然环境载体，因此，它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它丝绸之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草原丝绸之路所处的自然环境较海上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要优越。在大草原上，草原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具有丰富的水草与河流、植被，是人类生存赖以仰仗的基本条件。另外，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最为有力的资源供给与保障，而海上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次，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换与流通更加快速与方便。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运输工具一般是使用马匹或车辆，这些商品的承载工具灵活而又便捷，因此，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换波及面广，速度快，因而效率较高。再次，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看，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面是全方位的，而且所经过的地区又是人类生活的聚集区，文化的冲击力与波及面较大，而游牧民族四时迁徙的特点与骑马术的的普及，又使得文化的传播速度较快，而海上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面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是单一的，只局限于点状，且文化传播的速度要慢。
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草原丝绸之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连接位于蒙古高原南部边缘的中原地区，强大的农耕文化势必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草原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商品交换的附加效应势必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草原丝绸之路恰恰是连接这两种文化的纽带与桥梁，因而，草原丝绸之路从文化的角度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游牧民族的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是极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形成大的波动，也会产生为谋求生存而与他族争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战争，所以，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会出现不同民族间的和亲、朝贡、战争等复杂的文化现象。
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价值
草原丝绸之路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关于文化线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文化线路宪章》中有明确的概念定位：“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线；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于以下条件：他必须是产生于、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它也因此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以上述国际通行的文化线路概念来考量草原丝绸之路，无论从规模、影响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上来讲，它的遗产优势明显高于其它文化线路。所以，我们可以把草原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做如下定位：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时代以来沟通欧亚大陆最为主要的商贸大动脉，它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庞大而又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线路。
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在我区自东向西分布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遗址，这些古代城市遗址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以此为中心，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精粹。因此，保护和利用好当今世界上最长的文化线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史学博士）
光明网转载 来源：《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