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新序

　　这部《讲稿》，共约十八万字，1978年9月在学校印刷厂付印时，曾写《后记》一篇；而今事过境迁，感到有重写的必要，故曰“新序”。

　　事情有必要追溯到更遥远的一些年代。

　　1961年，江隆基同志来兰大当校长。当时，我正处在监督改造之下，只配在资料室等处行走，不能登上讲台。可是江校长却一来就指名叫我教《中国通史》。当时66级学生刚刚进校，课程时数还不像以后卡的那么严，我每周六小时，一鼓气教了五个学期，从中国猿人讲到鸦片战争。这次讲课，对我是一场最好的考验。我开始懂得支离破碎的考据之不济事，我开始懂得章学诚讲“通”的价值，就是从这两年半的讲课中深深体会到的。

　　通史讲完，已是1964年暑假。领导上又指定要我开专题课。当时，《农民战争史》我已下决心不搞了，于是改治《土地制度史》，开始备课。所以，64年算是一个起点；一转眼已经快二十年了。但这课，当时并不能顺畅地教下去。一会儿学生下去“四清”，一会儿老师下去“四清”，课开的零零乱乱。不久，文化大革命到来，就彻底砸个稀巴烂了。我关进牛棚又从牛棚里放出来，得到“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发去五七干校劳动。接着又来了疏散，又动员退休，当时我年龄差一点未到六十，被工宣队勒令退职，拿了四千余元现款就到贵州去了。当时这《讲稿》只写到魏晋，约十二万字。在贵州，续写了北朝隋唐一段，已达十六万字。两三年时问，退职金快花光了，只好到北京去“上访”。好容易找到陶然亭邻壁的“文革接待站”。感谢周总理，为我、也为另外三位高级工程师，发了一通《便函》，谴责了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清洗”，指令复职。这样，我才又一次回到大学里。不久，粉碎了“四人帮”，我又补写了宋代部分。至此，十八万字的稿总算凑齐了。宋以后的金、元、明、清等朝的内容，已写入《论要》，故《讲稿》不再补写。

　　当时心情很坏，“自知命不久长”，就在这十八万字的书稿上，顺手写上了“篱槿堂遗著”字样。于是朋友间传出了一股风：“赵俪生死了”。颇有几位写了唁信；后来又写了道歉信。至今谈起，成为笑柄。

　　去年（1982），我又集中精力，在《讲稿》之外，另写了一部《论要》。两稿写完，出现一个问题：这两稿的关系是什么?经自己思考，并与友好商量，最后认为：两稿间虽微有重复，但重复之处不多不大，可以并存。假如可以打譬喻的话，《讲稿》是小代数，《论要》是大代数；很可能这种譬喻不恰当。但《讲稿》是教科书性质，“面子”上宽一点，阐发的细密一点；而《论要》是专论性质，新见解多，但不免论其一点，不及其余。总之是互有长短，但假如说我个人还有个什么“晚年定论”的话，则无疑将以《论要》当之。

赵俪生，1983年3月19日序于济南之经三路交际处宿舍。

载《赵俪生文集·第二卷·中国土地制度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