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
——《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第七章
四年前，我曾写过《试论两宋土地关系的特点》一文（见《吉林师大学报》），指出“官田的私田化和官租的私租化”是两宋土地关系中重要的特点之一。几年来，有几位同志正缘着这条线索，往下追寻。但在我自己，则感到孤零零地标揭出这样一个特点，似不足以表达两宋土地经济中很复杂的内涵。为此，特另写一文，作为敝前文的一种补充。
一
看到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利益，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我很支持这个观点，并且缘着这条线索，颇往下思考了很多。人的利益，人群（社会）的利益，是人的能动性、社会的能动性的重要根源。但具体结合历史，这种利益的表现，却有着不同的形式。仿佛一开始，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并不首先赤裸裸地跳出来。人们往往用什么精神利益的罩纱蒙在上边，如孟轲一见梁惠王就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也说，“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1】这显然是为了抑制利益争夺的祸患而人为炮制出来的一层精神罩纱，实际的情况则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后来，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统治者的利益（政治利益）凌驾在社会普遍的利益之上，使普遍利益不得不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北魏《均田令》一开头就写道“均给天下之田”，严格说这天下之田，有的国家有权来“均”，有的则无权来“均”，但从政治凌驾的角度上考虑，统统可以“均”，不过在大命题底下再做些对私有主的妥协让步罢了。再如北齐有大量大量的“横赐田”，难道北齐的皇帝就特别慷慨？难道他不晓得“横赐”过头了，会排挤均田的贯彻，他完全懂得。不过他在权力争夺中更懂得“政治利益”的重要，所以才不惜拿大量物质利益去为政治、为统治者的意志服务。
到了五代和两宋，上述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恐怕跟交换经济、货币流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以两宋为例，专制主义不可谓不强化，军权和财权向中央集中的很利害；但他们对土地私有权凌驾、干预的劲头，却明显地减弱了。这恐怕是人们财产私有制进一步深化的反映。试看元人所修《宋史》，在《食货志》中就直言无隐地写道：
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2】
这种话头，在中古专制主义者们，岂肯说出口来？！但在宋元，就直接了当说出来了。南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
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用！【3】
这种用商人的口吻，从经营、核算的角度去谈论土地经济，宋以前很少见。元以后，譬如说，明初的洪武、永乐，专制主义又一度强化以后，绝不会这么地谈论了。可是宋朝单单如此。北宋仁宗时，君臣们谈论出卖公田的方式时，有大臣说：
鬻卖绝户田宅，乞如买扑坊场，罢实封投状。
这是说国家出卖公田，不要用秘密投标形式，因为那种形式容易被权势之家钻空子，不如干脆学习自由市场上“叫桩”的办法，当众拍板成交，更干净利落，且无流弊。试看封建国家出卖国有土地，竞尔采用拍卖行、交易所的惯用形式，经济利益之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两宋已经表现的很充分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政治利益绝对化是会损害经济利益的，所以他们转而从经营、核算、成本、利润等方面来抓具体的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中去体现“最大的政治”。
二
在这种把具体的经济利益赤裸裸突出出来的普遍风气下，两宋在土地经济方面便出现了一些它自己的主流现象。
在我看来，第一个主流现象应该是土地兼并，亦即土地向大土地私有者集中。但两宋的土地兼并和集中，又具备它自己的特点。皇室向勋贵大臣赐田的次数，较以前诸代是大大地减少了；偶尔赐田一次，所赐田土数量，也较前代大大减小。总起来看，“贵者有势可以占田”的趋势，到宋朝有明显的减弱。自然什么事也不是绝对的，依势强夺、强买民田的事在史料中还是零星可见，如徽宗时杨戬的狗腿子李彦在汝州“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4】；如高宗时（南）通州通判方云翼“强市民田三十余顷，驱归业之民，为之耕种”【5】；再如陆游的儿子陆子通在溧阳做官，为了一位王爷看上了某一乡的腴田，他就“追田主索田契，……置囹圄，灌以尿粪，逼写献契”【6】，等等；但从总形势来看，这些明抢白夺只能算作是“小动作”了。主流现象是“富者有赀可以买田”。一个时代的风气是共同的，朝廷讲究经营、核算、成本、利润，地主自然更是如此。他们买地要买好的、出产多的、价钱公道的。假如有瘠地、赔钱地，那就卖掉。南宋“四大将”之一张俊的第三子张子颜，《三朝北盟会编》中说他共有十五个庄，跨越在六个州府，十个县的县境【7】，假如不是选购膏腴，事情不会如此。其父即为宋高宗所知“与民争利”，他“岁收租米六十万斛”，【8】其子更有发展。试看历代限制勋贵富室占田数额，西晋的最高品限额才50顷，隋唐为100顷，只北齐为120顷，北宋仁宗时限额才30顷，而到徽宗就一下子提高到100顷，但又何尝限得住？《宋史·食货志》中记谢方叔的奏言说，最大地主“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刘克庄在他的文集中也说，最大地主“岁入号百万斛”【9】。南方一亩之收，当不止一石，但肥瘠相均，亦不过一石半至两石之数；且租米往往五五分，地主实收只不过总收获的一半强，那么，百万石（斛）租米的实收数量当为二百万石，非万顷以上田主，绝达不到这样高额。由此可见，自南宋初至南宋末，万顷田主已经出现，无怪蒙元的皇太后看到南宋竟有这么大的田主而为之惊讶不置了。
宋朝田主要买好田、出产丰富的田、价钱公道的田，这不仅从下户那里弄来，也可以从皇家鬻卖公田的过程中，钻空子弄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有一段说的很完整，兹引于下：
……盖估价之初，豪民大姓，请嘱官吏，相为欺隐，其已卖者，皆轻立价贯，上色之产也。而中、下之产，估价反高，是以不售。【10】
宋代田主不仅用低价买好田，并且规避税役。自然规避的方式和花样还不像明朝那么多、那么复杂，（如什么“诡寄”、“洒派”、“移丘”、“换段”等等），但雏型已经具备了。司马光在其《涑水纪闻》中记录了一个典型村的情况说，“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长多逃去。南公曰，此村无用户长，知县自督之。豪右皆惧。是岁，此村税最先集。又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豪右谓之曰，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输之。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11】但天下不可能每县有一个吕南公，所以田主仍旧可以所占膏腴之田日增，而规避税役；下户小民则田日减，而税役不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阶级对立形势就日益尖锐了，生产的发展也受阻。这一点，应该说是两宋社会经济问题中最根本的一项，谁来处理也避不开的。
三
两宋土地经济中的第二个主流现象，在我看来，应该是宋朝统治者在田土问题上玩弄着的一个把戏。这个把戏，从北宋真宗、仁宗时候就开始耍弄，迄南宋之亡；自以北宋徽宗赵佶、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眘为其主要角色。这一把戏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广置营田”，另一方面“尽鬻官田”。这初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像一个商人似的，既不停地拍卖旧店铺，又不停地开设新店铺，假如不是自己跟自己捣乱，这又是为什么？数十年间，未见学术界触到这一问题上来，故不揣谫陋，专门来接触接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搞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它是本文预定的重点内容之一。
先谈“广置营田”。什么是“营田”？“营田”，其实就是屯田；或者说，是屯田的一种变种。“营田”跟“屯田”间的共同点，是二者均为国有土地，或者是被国家认为是国有土地的其他田种（如无主，主权因战争而丧失、难予确定，荒滩、沙滩涨田，等等）。二者问的异点大体有二，（一）明显为战争或防卫军事服务的，（如西北诸田），叫“屯田”；不明显为战争和防卫服务的，（如两淮、荆襄这两个著名的拉锯区），叫“营田”。（二）专一以兵卒务田作的叫“屯田”；以兵、民杂用，譬如这边几个庄用兵卒，那面几个庄用民户（客户、浮户），甚至同一庄用兵卒数十百名、复用民户数十百名者，这样的一般叫“营田”。
宋朝搞屯田，从北宋初开始。那时北面面对辽国，前沿在今保定、定州、雄县一带，那一带的屯田，又叫“方田”。这“方田”，跟后来王安石为均税而丈量土地的“方田”，完全是两回事。北宋初的“方田”，是为了“碍胡马”、“拒戎骑”，【12】带有战术意义的。慢慢，西北面的西夏也成了劲敌，所以又在以镇戎军（今固原）为中心的西北广大的黄土高原上，搞起了屯田。除上述的河朔“方田”和西北屯田外，不仅从南宋开始、北宋也已经开始经营了的，是营田。其设置的主要地域，有江淮，有襄阳、宜城，有汝州，等。大都有水利灌溉。设置屯田的人，大体做三件事，一是调兵卒，二是调民夫；三是市牛种。这样，假如坚持一段时间，一定会有成效；但宋朝的特点是，“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得失，寻议废格。……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13】所以表现为置而又废，废而复置。宋仁宗时即曾为了“徒费钱本”、“利不偿其费”，而算了一笔细账。【14】在这些统称为“营田”（又叫“屯田”、又叫“公田”）上，封建国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率跟世俗地主对佃户的剥削率看齐，太宗至道间大臣陈鼎上言，言农田水利之兴办，其言剥削率时说：
……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15】
这就是鄙前文所谓“官租的私租化”现象，这一现象所表示的，是统治者的实际经济收益较前加大了，而专制主义凌驾在私有制之上的权威则减码了。这个“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的剥削率，一直沿续到南宋，绍兴中营田课率，仍是“官中与客户中半均分”。【16】当然也有变通的，如“初垦以九分给佃户，一分归官；三年后岁增一分，至五分为止”【17】此盖即所谓“诱”也。
以上说的是“广置营田”的前期情况。到后期，以绍兴卅二个年头为最典型的年代，在宋金战争拉锯之后，江淮原居民死亡流徙，北方逃难流民大量麇集，要把闲旷田土与游散劳动力结合在一起，还需要有人在这中间加一把力。赵构有见及此，于是大抓营田，叫垦区文武官衔上都加“营田”管理的称号。但在实行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少问题。从繁多的史料中，当时至少有三个大问题，（一）拉锯后大片田土私有权的归属问题，即原江淮逃难的田主和种田人回乡了怎么办？北方逃难来的人种了土地，有没有私有权？等等。这要有个确定的原则。（二）文武官吏，办理营田，不免出现强迫勒逼的现象，勒逼非营田的编户齐民来兼种营田（“附种”），勒逼“上户”来承担营田上的上缴粮米（“抑配”），于是上下骚动，“鬻己牛以养官牛，耕己田以偿官租”的呼叫，统统反映到庙堂上来了。（三）办理营田，兵民混杂，究竟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这个讨论反映在实际措施上，就表现为时而军管，时而民办，政令时常改变，人民无所适从。这样办了三十几年营田，到头来是赢利还是亏本？朝廷上除了纷争不一之外，史料中不见做出来什么结论。以上，是关于“营田”。
再说“尽鬻官田”。所谓“官田”，指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沙田、退滩、荻场、圩田之类。鬻卖官田，以南宋高宗、孝宗时达到最高潮，但北宋初已经开始了。从真宗时考虑鬻卖福州官田开始，历仁宗、神宗、哲宗，直到徽宗，不断有这类事迹的记载，《文献通考》卷7中，有比较系统的胪列。这件事，牵动一个土地经济中的重要问题，有必要插进来叙述。
这就是所谓的土地“永佃权”问题。近来，论文中已经讨论了不少。所谓“永佃权”，在宋朝尚很少发展到“一田多主”的情况，主要是“久佃成业”的问题。举一个例，在范县（按原史料作“汜县”）有个李诚庄，原主李成在太祖赵匡胤时管理酒务，因罪抄没，这片田土就成了“没官田”。地方十里，田尽膏腴，佃户百家，子孙久佃相承，多已成为高廪大户。仁宗时，政府决定出卖，估价一万五千贯。因地膏腴，韩琦甚至愿出二万贯买到手。但县令侯淑献劝说佃户们凑钱买下，“则汝辈得久远佃种矣”。【18】这是“永佃权”（或称“久佃权”）买到手的事例，而更多的事例则是买不到手，标价太高，佃户们买不起，于是被“划”。这样，不但“久佃权”到不了手，连“暂佃权”也丧失了。所以大臣们在讨论时就请求停止鬻卖，仁宗天圣时的大臣说“父子相承，以为己业，乞罢估卖”。【19】神宗熙宁时的大臣说“子孙相承，租佃岁久，乞不许卖”。【20】这些意见，都是主张不要破坏“永佃权”或“久佃权”，而是巩固它。巩固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也是“一分为二”。主导作用是使佃户们安心生产，生活稳定，不受或者少受“添租”的威胁，祛除被“划”的危机。但也有副作用，即农民长期被捆绑在国家佃户的柱子上，人身依附性依然得不到多少宽松。
李心传在他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专门为了南宋鬻卖官田的事，写了一篇《本末》【21】，记录自高宗绍兴初年（1131）至孝宗淳熙初年（1174）四十余年中两度大量鬻卖官田，第一次估价卖钱总额为700万缗（贯），卖了30年，实卖到钱540万缗（贯），有l60万缗（贯）未卖到钱。第二次又估卖516万缗（贯），经过七年，只卖到162万缗（贯），未卖到的数字是353万缗（贯）。故两次鬻卖东南官田所得，不过700万缗（贯）而已。
现在话说回头来，宋朝一面“广置营田”，一面“鬻卖官田”，这到底是在玩弄着怎样的一种把戏？看起来，在徽宗、高宗、孝宗之外，这些事体仅在小量或较小量情况下进行；大量进行，是在上述三朝。徽宗朝由于腐朽已甚，开支太大，不能不在田土上打主意。南宋两朝，看起来受战争影响大，战费开支庞大，故又一次企图在田土上增加收入。这时，中古式土地在皇权下冻结的情况逐渐消解，土地私有权逐渐深化，也逐渐灵活，其转移率较前也加大。袁采《袁氏世范》中所说“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正说明这种情况。宋朝皇室充分利用这种时机，在土地权的“抓进来”和“抛出去”中间，反复地谋取利益。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大大助长了土地兼并的发展。文武官僚和形势户在战乱区的无主荒田上，以办营田官庄为名，“夺民农具，伐民桑柘，占据蓄水之利，强耕百姓之田”。【22】又在官田鬻卖中，请嘱官吏，相为欺隐……轻立价贯，得上色之产。（史料来源见前引）。第二，农民们生产的秩序极不稳定。在战乱区中的原稳定农民，现受营田“附种”的勒索，自己的田土无力耕种，却被抓去在营庄上劳动。在一些累年父子祖孙“久佃”的土地上，却以“鬻卖”为借口，或添租，或划佃。这样，大量大量的“下户”，向“客户”、“浮户”、“逃户”转化，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相结合的机缘不是有所增进，而是严重地减褪了。所以，在大臣们的议论中，就自然而然出现“竭泽而渔，明年无鱼”、“苟目前之利，废长久之策”等等的话头了。
四
两宋土地经济和阶级关系中第三个主流现象，在我看来，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者，换言之，在两宋就是田主对佃户的看法，跟以前有所不同。假如奴隶主对奴隶的看法，是把奴隶看作俘虏和死囚；假如中古领主对农奴的看法，是把农奴看作牛马或骡驴的话；那么，五代两宋的田主对客户的看法，是把佃户看作农业劳动的动力和田主发家致富的本源。南宋孝宗时衢州人袁采（字君载）写过小小的三卷书，叫《袁氏世范》，其中如实地反映一个世俗富民（田主）应该如何处理他身边的若干事情，如何对待家族成员，如何处理田产和债务，等等。其中一条是讲如何对待佃户的，抄录如下：
国家以农为重，盖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朋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无愧怍矣。【23】
对这段材料，我相信人们会有很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认为，这是宣扬阶级调和、在阶级斗争面前撒一把沙子。有人会认为，使用这条材料就会美化地主。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它具具体体地反映了一些阶级关系，如田主每乘佃户需钱时，行高利借贷；每指使子弟仆役，骚扰佃户；每无故增添租额；每看到佃户“稍买田宅三五亩”【24】，便图谋霸产；等等、等等。袁采从对立面上说，这样做都是不好的，于地主阶级不利；佃户是地主农业劳动的动力，是田主发家致富的本源，要好好对待。对待不好，佃户会跑到别的田主家去。王岩叟就反映过：“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末收获间，借贷赒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25】故袁采的这段话，恰好反映了世俗田主的明智观点。明、清之际的丁耀亢（野鹤）在他的《家政须知》中说：“财之言才、货之言化，有才能化则贝聚，无才不能化则贝散矣。”从这中间，我们清楚地看到宋、元、明、清时候，人们对待被剥削者的看法，跟奴隶主、农奴主，已经明显有所不同了。他们的脑瓜已经很活。
这种对劳动者看法的改变，自然大大有助于人身依附性的减轻。这种观点是新的，所以我把它当作主流现象看待。但主流在开始不一定占势力，因为非主流的势力可能依然很大，并且这种势力依然很大的、顽固的、强化人身依附性的非主流力量，分析起来，有旧存，也有新生。所谓“旧存”，是指两宋传统上就有的，如川、陕旁户，如川、陕间视佃户如奴隶，等等。所谓“新生”，是指两宋传统上没有或者很少的，而到元、明则很盛行起来了。我是指“投献”和因“投献”而形成的家奴、世仆、佃仆等的出生。南宋末这种苗头已经出现了。宋理宗淳熙六年（1246）大臣谢方叔有一段上言：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境土日荒，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百姓日贫，经制日坏，若有不可为之势。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26】
这种“献”，不仅仅献了“产”，同时也献了“身”。这既是一种经济依附，也是一种超经济依附，也就是说，是一种新生的人身依附关系。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松解，同时，新的依附关系在增生。松解的远远未松解完，增生的又层层增生起来，这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表现之一。但必须指出，这种松解和新生的根源迥异。松解，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是从经济、也就是说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方面来的。新生，则和专制主义有关，是从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从统治者的意志方面来的。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管多么迟缓，它与社会前进的道路，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而专制主义，则表现为与社会前进道路相违背的方向上走去。这种上层建筑起反作用于基础的作用，非常鲜明。我在对我国各段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中）查来查去，就总查到专制主义这个顽固的东西。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形象点说，像茫茫黑夜中好容易仿佛看到了一点微明，可是刚刚一闪，又被专制主义顽固力量重新拖到茫茫的黑夜中去了。
注释：
【1】《本议》第一。
【2】《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3。
【4】《宋史》卷468（列传227）《杨戬传》。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
【6】近人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下册卷17，页933引《吹剑录》。
【7】《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9】《后村集》卷51。
【1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
【11】《涑水纪闻》卷14。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5、56。
【13】《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14】《宋会要辑稿》第121册卷2页2。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
【16】《宋会要辑稿》第154册，卷63页103。
【17】《宋会要辑稿》第154册，卷63页117。
【18】《古今图书集成》第681册引《闲燕常谈》；又见《丛书集成》初编魏泰《东轩篆记》卷8。
【19】《宋会要辑稿》第154册，卷63页85。
【20】《文献通考》卷7。
【2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3。
【23】《袁氏世范》卷3。
【24】胡宏：《五峰集》卷2。
【25】《宋会要辑稿》第157册卷65页48。
【26】《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载《赵俪生文集·第二卷·中国土地制度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