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其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关于史学的有系统的认识，这可以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本文试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历史学学科体
1924年，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时起，就把对于史学的认识放在首要地位，此书题名“史学”之“要论”，绝非偶然。可见，一个学科之学科体系的建立，当从认识这门学科开始。
《史学要论》所反映出来的史学观，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论点：
——明确区分“历史”和“历史学”的性质，提出把客观存在的历史同人们主观反映的历史加以区别的重要性。
什么是“历史”？李大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客观存在之历史的认识：
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李大钊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1]作者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了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李大钊写道：“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记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记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2]第三，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割断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3]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4]李大钊对历史学所作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第三，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5]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指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包含“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含义丰富的方面，认为这是“广义的历史学”。
李大钊把“狭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理论”，即指个人的、氏族的、社团的、国民的、民族的、人类的“经历论”[6]。“狭义的历史学”加上记述历史，便构成“广义的历史学”。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叙事”与“议论”，尽管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存在着史学发展上的内在联系。
李大钊这样分析“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的关系，他写道：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为研究的便利起见，故划分范围以为研究。那与其所研究的范围了无关系的事项，则屏之而不使其混入；但有时为使其所研究的范围内的事理愈益明了，不能不涉及其范围以外的事项，则亦不能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例如英雄豪杰的事功，虽当属之个人史，而以其事与国民经历上很有影响，这亦算是关于国民生活经历的事实，而于国民史上亦当有所论列，故在国民史上亦有时涉及个人氏族或民族的事实。反之社会的情形，如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及氏族的血统等，虽非个人史的范围以内的事，而为明究那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及思想的由来，有时不能不考察当时他所生存的社会的背景，及其家系的源流。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7]
这两段话，把“记述历史”同“历史理论”的关系阐述得十分透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把“历史研究法”、“历史编纂法”、“历史哲学”以及“特殊历史学”（即各种专史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同“普通历史学”（即前面所说的“广义的历史学”)合称为“最广义的历史学”[8]。尽管这里没有提到“自然史”，但仍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李大钊所说的“最广义的历史学”，实已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
——阐明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关于“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作者以欧洲为例，指出在中世纪以前，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近代科学产生；其后又经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10]。这就是说，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作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11]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关于“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之突出。
——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大钊十分强调“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12]第二，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13]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14]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上，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从当时学术界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提出了关于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拓展了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这是中国史学在走向近代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变化。第二，它以“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为指导，使这一学科体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三，它展示出一种积极的史学观，认为史学对社会前途、对人生道路具有乐观的、奋进的影响。
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一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当时面世的一些史学概论教材，有的就是对《史学要论》的继承和发展。[15]
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同以往史学或其他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十分强调历史观以及在历史观指导下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1924年前后，有一些论述史学的著作出版，它们当中有的也可看作是关于历史学学科之一种体系的表述。除了在一些具体内容上的异同外，历史观是它们同《史学要论》的根本区别。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l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通俗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16]它代替旧有的历史观是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的本质上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17]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的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18]。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3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连续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9]。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标。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基础上，李大钊在历史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如下一些原则：
——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1920年，李大钊撰《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20]他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因受到世界工业经济的压迫，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变化中显著的一点是大家族制的崩颓，于是风俗、礼教、政治、伦理也都跟着发生变化，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均由此而起。
——重视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21]李大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说明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是第一次。
——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李大钊早年曾撰《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22]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历史运动中的重大作用。l918年，他写了《庶民的胜利》一文；l920年以后，他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就是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诠释。
——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23]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24]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止是指的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是又一位奠基者。
郭沫若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位奠基者，也正在于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方面，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使他成为一位“先知”。郭沫若认为，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他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25]
这种认识，给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胆识，他把恩格斯作为自己的“向导”，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把它称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26]他针对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认为，只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才能对“国故”作出正确的解释。郭沫若所作的研究，正是这种开创性工作。他在20世纪20—40年代期间对于中国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对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之重要性的见识，把李大钊的认识丰富了、发展了、具体化了。这样，郭沫若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同他重视史家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在为1954年新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写的引言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27]这是强调了“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丰富的正确的材料”，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指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28]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论模式的简要概括。从重要性来看，历史观点是“先决问题”；从研究程序来看，“首先”要占有材料。他把两者的关系阐说得很清楚。时至今日，这些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郭沫若的研究和认识表明，历史观和方法论是相互联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方法论方面的具体运用，是同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的。在这方面，侯外庐的论述尤其值得关注。侯外庐结合自己数十年的研究生涯，总结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论、方法论原则。他对自己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确的和清晰的概括。侯外庐在1986年写道，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问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29]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侯外庐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侯外庐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个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但是，侯外庐给予人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运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同具体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使理论不至于流于空论或成为教条，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则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有系统的认识。侯外庐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论、方法论模式。即：第一，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人手。第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第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第四，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第六，研究工作重在阐微决疑。第七，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第八，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第九，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30]。侯外庐所概括的这些理论、方法论模式，有的已经涉及对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若干具体的论断，其中仁智之见，在所难免，但像侯外庐对于自己治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有如此自觉的和系统的认识，却并不多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许多辉煌的巨著，而且还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宗旨。这后一个方面的遗产，在史学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它向所有有志于史学的后来者展现出一条艰难的但却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学海茫茫，前路悠悠，回首他们的治学之路，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还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侯外庐对于自己在治学上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本身都持有辩证的认识，而不作绝对的看待。这种理论上的造诣使他在具体的研究中始终处于创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学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关于这一点，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映得最为突出。例如，他指出：“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31]既要看到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继承性对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传统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侯外庐说：“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32]同样，中国历史学家在理论上的进步、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和外国同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
近一二十年来，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成绩是不小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有些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或者过分地夸大某种方法的作用，或者只强调方法论的重要而忽略了历史观的重要，或者又因某种思想学说在世界观上的不可取而轻视了客观存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方法论，这对于理论的发展和具体研究的深入，都是不利的。侯外庐的关于方法论的辩证认识及具体运用，对当前史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33]
三、关于史学遗产
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人类历史上的优秀遗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不会排斥中国历史上的优秀遗产。毛泽东有一段名言，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他在1938年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4]
但是，应当承认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史学遗产的重视，是相对滞后的。在这方面，白寿彝对于总结史学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总结史学遗产等问题的论述、如何致力于这方面的具体的研究，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他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形成了系列文章，即《谈史学遗产》、《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撰》、《谈历史文学》、《再谈历史文献学》等[35]。《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l961年，其余五篇撰于l981—1982年，前后相隔20年，而其撰述旨趣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的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突出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政治统治之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做长期的讨论。
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作者首先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其次，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史书编撰问题。作者全面地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史书体裁，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前人在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方面留给后人的启示，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综合体”史书的概念并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作者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是在这一撰述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获得重大成功的。
关于“历史文学”问题。他首先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学”的含义和性质：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如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优良的传统。作者从史文的运用上举《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并有广泛的涉及；又从理论上举《史通》、《日知录》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分析。在讲到文与史的关系时，作者的这一段话是值得格外予以关注的，这就是：“是否有这样的作品，既可以说是历史书，又可以说是文学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既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但究竟是历史书。它们是历史书，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但确实有一些书，同时具备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性质，而不好说它主要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如《盐铁论》、《世说新语》等就是这样的书。但这样的书毕竟不多。”这些见解，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界限是有帮助的。作者除了阐述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外，还有一个鲜明的旨趣，就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二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对于史学成果走向社会并广泛传播，进而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是大有裨益的。
白寿彝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梳理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宏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他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四、关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这个问题，从本质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民族特点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
侯外庐曾提出“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化”？侯外庐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36]侯外庐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37]其实，侯外庐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成功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38]侯外庐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从“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这是侯外庐治学的原则和方法给予人们的又一个重要的启示。侯外庐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正如许涤新所评价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写出了完整的系统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39]这个评价，语言是质朴的，含义是准确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话，都是不足以概括侯外庐在“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究这个成就的具体方面，固然需要继续下功夫，但更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侯外庐重新提出这个“民族化”的问题？他批评的“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并表示“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今天是否还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侯外庐在40年中两次讲到有关“民族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在今天仍须引起史学界同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多层次交会的形势，介绍和仿效仍是不可避免的，但真正的出路和发展却在于创造。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都要注意“民族化”的问题，更何况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呢。“民族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不行的，没有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也是不行的。这个道理，适用于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史学理论这个领域。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当十分冷静地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跟侯外庐说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相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注意史学理论民族化的重要。侯外庐的辉煌巨著和理论认识，给人们提供了启示和榜样。
“民族化”的要求是要注意到民族的特点和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在本质上并不是排他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0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的论述。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时，也指出对于外国文化应当避免排外主义的错误和盲目搬用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正确地吸收了外国优秀的或有益的文化成分，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就不仅具有民族的特点，而且也具有时代的高度。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史学理论研究自亦不能例外。我们应当把“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侯外庐提出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这是走出教条主义误区的正确道路；从未来前景着眼，这是中国史学不断开拓创新的正确途径。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潮起潮落的历史，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前进道路时，更加强调这个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白寿彝的《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讲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认为历史资料有记载过去历史的作用，也有解释现在的作用，还是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这是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第二，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涉及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第三，关于对外国史学的借鉴。第四，强调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重视历史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理论是先进的，但是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第六，史学队伍知识结构的问题[40]。这些问题，同侯外庐说的历史科学民族化的思想是相通的，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挥，而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接触到大量的外国著作特别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著作的时候，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要不要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培养、造就出和外国历史学家平等对话的史学工作者，就不能没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如果中国学者只会模仿外国学者，用他人的话语来解说我们的学术遗产和学术研究，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和别人平等对话，以致会被别人误解为中国史学的贫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确是任重道远。
五、关于史家修养的新境界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自我修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家修养方面又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深刻认识。史学同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展到现代意义的高度，赋予它以崭新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1]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于1929年写出这些话，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对于“未来社会”的信念。历史学的时代价值之高和社会作用之大，从郭沫若的这一论述中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如果说郭沫若的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是时代的号角、历史行程的记录；而他的史著和史论，便是在更深层的历史意识上揭示出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未来去向。
郭沫若对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认识，蕴涵在他的丰富的历史撰述中，可以说他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历史表述艺术。大凡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都会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迪，以至于引起思想上的震撼。他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被评价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精神决不会白费的”[42]。这一事例，再一次表明在史学与时代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高出于同时代的许多学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都具有这一特点。后人如果不能从这一意义上去认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难得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关于批判、继承和创新。郭沫若自称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先后接受过“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43]，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在从“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他是一直在走着一条批判、继承、创新的路。对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不懂“国学”，当然谈不上“跳出”；掌握了“国学”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它，就可能对国学有新的认识，进而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这里包含着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郭沫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未来社会”的“去向”，即认为历史、现实、未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他研究古代学说思想，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说：“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的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迂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44]这是用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明对待思想遗产应取的辩证态度。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和这些理论性认识，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关批判、继承和创新的一些重要问题，依然有借鉴的作用。
第三，关于自得与自省的境界。对于治学上的“自得”的追求和对于学术上的“自省”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史家自我修养的又一个特点。侯外庐作为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代宗师，胸襟博大，虚怀若谷，一方面倡导坚持真理、敢于创新，一方面“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他说：“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45]侯外庐这种对待历史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学术研究的态度，字里行间洋溢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侯外庐举例说：“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从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学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名家的自我批判，是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总是跟超凡脱俗的自省意识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省意识愈是自觉、愈是强烈，就愈显出名家的风范、学者的本色。侯外庐说：“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有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凡认真读了侯外庐这些文字和他的皇皇巨著的史学工作者，都会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增强自己的“自省”意识，促进自己学术的前进。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侯外庐所强调的“自省”精神即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品质。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对奴隶制时代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都提出过认真的自我批判。这种郑重的自我批判，无损于他们的成就的辉煌，反而越发显示出了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真诚和宽阔胸怀，赢得史学界同仁的尊敬。
这种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在郭沫若、范文澜的治学道路上，同样有突出的反映。郭沫若的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是非常突出的，这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的中国通史著作之一，对于唤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理论、方法论和史实上的不妥与错误。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对于书中的错误，诚恳地作了检讨。其后，他又在1954年、1963年作了进一步反思，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予以发表，同时作为“绪言”收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46]。范文澜在此文中指出：“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在一九五一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我在那篇检讨中所得到的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他说的这两个方面，一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47]。范文澜的这种认真地“自我检讨”的态度，既反映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胸怀坦荡荡的精神。对此，诚如刘大年所评价的那样：“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这在《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里是首尾贯彻的。除此以外，范老对科学性的重视，还表现为客观地对待材料，实事求是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借古说今，是从革命的愿望出发，斥责国民党、蒋介石，以激发人民的爱国、革命义愤。即使这样，作为科学研究，也是极不足取的。”[48]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不论是范文澜的自我检讨，还是刘大年的评论，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宽阔胸怀和严谨学风。
第四，关于史与论的诠释。关于史与论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与过去有本质区别的认识。在中国史学上，以往的史论关系，一般是指史事与议论而言，即在记述史事或人物的基础上，发表有关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传统和形式，但却增添了新的内涵，使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说的史与论的关系，或者说论与史的关系，简而言之，主要是指理论如何统率史料，以及如何从史料中抽象出理论性结论。
1962年，翦伯赞在《史与论》一文中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非常鲜明地表明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这同一些掩盖或否认自身是以何种理论为指导的史学学派有明显的区别。同时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非常重视史料；这是因为，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无从下手，理论指导也失却了指导的对象，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怎样学习理论的问题，翦伯赞认为：
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应用。记得不等于懂得，懂得不一定就会应用。我们之中有些同志，能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名言，也懂得这些名言的意思，但是每当把这些理论结合到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理论和史料就分了家。如果说也有结合，那不过是把史料贴上理论的标签，或者把理论加上史料的注释而已。这不能算结合，只能算生搬硬套。当然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经过这样的阶段是不足为奇的。但必须承认，史与论没有结合好，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好。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里，翦伯赞批评了对理论“生搬硬套”、“贴标签”、“作注释”的错误做法。同时，他也指出了学习理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要“记得”，二要“懂得”，三要“会应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体系，博大精深，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学习、记得、懂得到应用，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其间也不免走了弯路，才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境界。
对于怎样“掌握史料”的问题，翦伯赞写道：
掌握史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就中国史来说，历史书籍，浩如烟海，每一个历史问题的资料，散见各书，从那里找到这些资料，这是第一个难题。找到了，问题并没有完结，因为一大堆资料，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还要经过审查、判断。根据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这是第二个难题。审查、判断了，还不等于掌握了。要掌握史料还需要通过思考，把史料放在整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安排在恰当的地方。怎样才能把史料安排在恰当的地方，这是第三个难题。必须解决这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49]
这里也提出了三个“难题”，一是来源，二是判断，三是安排或曰处置。
在掌握了理论和史料的基础上，才真正谈得上如何“结合”。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结合”，也可以看作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正如吕振羽指出的那样：“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和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史’和‘论’的统一。‘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史’就是史料。‘史’和‘论’的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50]为了真正做到这种结合，吕振羽认为，必须克服“历史公式主义”。他尖锐地批评道：“公式主义者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任意裁割史料，或只罗列一些个别历史事例去填充他们现成的公式。这就是历史公式主义。所谓‘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实质上也无非是公式主义或类似公式主义。”[51]理论同实际的结合，是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分析、判断，从中得到结论。脱离史料的理论和脱离理论的史料，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理论同实际的结合。
对于这个问题，尚钺在1957年曾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们在谈到理论与实际问题，就包含着三个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亦即马列主义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掌握；第二个是历史材料的选取与掌握；第三个才是理论与实际联系，建立我们的历史科学。这三个问题是必须结合为一而且是缺一不可的。”[52]尚钺强调了理论、材料、结合三者缺一不可，可以认为是对史、论结合作了最简明的概括。同时，尚钺还指出：“历史家不能要求历史为自己主观成见服务”，同时也“不能作史料的尾巴与俘虏”。这就是说，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夸大主观意愿和失却主观判断，都是不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胡绳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撰述，强调了真实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他作了这样的总结：“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53]。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六、结语：三个重大转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理论奠基到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李大钊到郭沫若，实现了这一转折。第二个转折，是唯物史观在局部地区传播到在全国范围传播，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这一转折。第三个转折，是从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简单化、绝对化的缺陷中走出来，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对于这后一个转折，可以以l979年理论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为界标，黎澍对此作了很透彻的阐述。他写道：“一九七九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过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对于“重大意义的发展”，黎澍列举了如下三条。第一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第二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第三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收获，还表现在通过双百方针的贯彻，学术空气渐见活跃，科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从而大大调动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为历史研究工作实现重点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54]黎澍所概括的这三条，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学上的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里程碑。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史学界才有可能积极开展关于史学自身在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1982年，白寿彝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的题记中，详细地讲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史学概论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学理指导下的一门课程，不应当同前者混同起来[55]。这一思想的变化过程，自与思想解放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多种史学概论著作出版，有些就属于此类情况。
可见，关于史学理论的建设，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尹达在1983年初提出，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同时也应加强历史学科的理论探讨。他认为：
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畿、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56]
这里提出的写出“史学理论论著”的问题，同样也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才有这样的可能。当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八十多年历史的今天，撰写这样的史学理论论著，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观上的成就，这应是现时代史学理论著作的思想基础和学术基础。
本文所论，倘能有助于此，是所幸焉。
2005年12月25日撰讫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心
注释：
[1]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5页。
[2]同上书，第79页。
[3]同上书，第82页。
[4]同上书，第85页。
[5]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页。
[6]同上书，第96页。
[7]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6—97页。
[8]同上书，第l0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10]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ll3页。
[11]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ll6页。
[12]同上书，第l32页。
[13]同上书，第l34—135页。
[14]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l35—136页。
[15]白寿彝先生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开篇也是论述“历史”与“史学”的区别，也讲到历史观的重要，讲到史学的姊妹学科，讲到史学同文学的关系，讲到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等。
[16]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3页。
[17]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5页。
[1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311页。
[20]同上书，第433页。
[2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2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23]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6页。
[24]同上书，第l34页。
[2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2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④
[27]同上书，第4页。
[2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3页。
[29]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30]同上书，第9—19页。
[31]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l2—13页。
[32]同上书，第l4页。
[33]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有系统的论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以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展开的论述，都是有代表性的论著。本文重点不在于此，故不评述。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3—534页。
[35]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l994年版。近年，北京出版社把这6篇文章辑为一书，名曰《史学遗产六讲》，收入“大家小书”第三辑（2004年1月出版)。
[36]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l8页。
[37]同上书，第l8—19页。
[38]侯外庐：《中国古代学说思想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第3页。
[39]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40]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f!=．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l994年版．第307—321页。
[4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42]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第241—242页。
[4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4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45]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l9页。
[46]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79年版，第l7页。
[47]同上书，第l7—18页。
[48]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79年版，第5—6页。
[49]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79页。
[50]吕振羽：《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l981年版，第610页。
[51]同上书，第611页。
[52]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l988年版，第22页。
[53]胡绳：《历史与现实》，上海三联书店l988年版，第210页。
[54]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l22—l30页。
[55]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l—2页。
[56]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