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太湖平原的治水经验和治水理论
——《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
第三节 太湖平原的治水经验和治水理论
太湖平原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大型碟形洼地，地势低平，洪涝潮灾威胁严重，历史上水网圩田的发展与治水工作密切结合。唐代至宋元都进行了不少治水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水经验。而宋代以后，由于围垦逐渐加剧，围田与水利的矛盾激化，自然灾害增多，引起社会人士对太湖治水问题的关注，各种治水议论纷纷出现，丰富了太湖治水的理论，对后世治理太湖水利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太湖平原的治水经验
太湖的水源，古今无大变化，主要来自西、南两方面，南面有来自天目山的东、西苕溪，西面有来自茅山山脉和苏皖界上的荆溪。苕溪和荆溪分别在吴兴和宜兴流入太湖，并以多条溇渎分流入湖。
太湖下游的去水，对太湖平原的影响很大。历史上太湖泄水干流变化很大，由“三江”即东江、松江（吴淞江）、娄江排洪转变为吴淞江一江排洪，并依靠东北、东南港浦作辅助。后来东南港浦封闭，吴淞江萎缩，黄浦变大，排水任务主要就由黄浦江承担。
（一）唐代
唐代前期吴淞江宽广，东江、娄江还存在，故太湖泄水通畅。唐代后期（约公元8世纪后）东江、娄江在自然演变中逐渐湮塞，但当时建成的塘浦圩田规划有序，堤岸高厚，外水不入，塘浦深阔，排水通畅；大圩内又保留水面很大的漤渎湖荡，可以调蓄雨涝水。并且全线建成太湖湖堤和沿海海塘，较好地起到防洪、防潮的作用。初步实行了内外分开（建塘浦圩田）、高低分开（开元和塘、盐铁塘等）、洪涝分开（建太湖湖堤和海塘）等，故而围垦与水利同步发展。
（二）五代吴越
五代吴越重视太湖水利建设，这一时期可谓是历史上太湖水利搞得好的一个时期。设有“都水营田使”，统一规划水利工作，使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其治水的主要技术经验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保持太湖人海干河和塘浦的畅通。当时泄洪以吴淞江为纲，以东北及东南两路河港为翼。当时吴淞江比较宽广，泄水较为流畅。东北方面因娄江已淤湮，于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浚治新洋江（今青阳港），兼浚横塘，通小虞浦∽31。新洋江开浚后，吴淞江以北的积潦，可北出长江，或向南排入吴淞江，这代替了娄江上段。又经常疏浚常熟二十四浦，以起娄江下段的作用。在东南方面因东江已湮塞，故在公元915年，开浚淀泖上游的急水港；公元927年，又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人海[94]。可见吴越注意保持出海干河的畅通。这时塘浦圩田系统的河网井然有序，平时又经常对塘浦进行撩浅疏浚，农田之水可通过河网循序人江出海。
2．大量设置堰闸，控制蓄泄和防止潮汐侵入。郏亶《水利书》讲到吴越的遗法说：“秀州（今浙江嘉兴）滨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盐一县，有堰近百余所。”郏侨《水利书》也谈到，吴越时北从常州、江阴界，南至秀州、海盐，一河一浦皆设堰闸。沿江沿海设堰闸可防止咸潮沿河侵入腹地，干旱时可蓄水灌溉，雨涝时开堰闸排水。此外，为防止高地降水流失，在高田区与低田区交界地带，也建堽门斗门，使高田旱时有水灌溉，又减轻低地排涝负担。即采取“浚三江，治低田”，“蓄雨泽，治高田”（郏亶《水利书》）的治理方法，使高低分治，旱涝兼顾。
3．创设撩浅军，注意经常的疏浚养护工作。吴越撩浅军设于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据《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下》可知撩浅军共七八千人，在“都水营田使”的统率下，分四路执行任务：一路着重于吴淞江及其支流的浚治；一路分布在急水港、淀泖地区，着重于开浚东南出海河浦；一路分布在杭州西湖地区，担任清淤、除草、浚泉及运河航道的疏治和管理工作；又一路称作“开江营”，分布于常熟昆山地区，主要负责东北通江港浦的疏治和堰闸管理[95]。这支治水专业队伍，其给养采取以水利养水利的方法，“收图回之利，养撩清之卒”（郏亶《水利书》）。通过植树、水产养殖等维持自给，故而能长期保持这支专业队伍，实施养护的制度化，这是吴越治水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制订法令，禁止乱垦乱围破坏水利。对于围垦，吴越也制订有一套积极方针。一方面官府募民大力垦荒，减其租税，“由是境内并无弃田”[96]；另一方面，对围垦河湖滩地，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立法甚备”[97]，不许乱围乱垦，以免打乱水系，堵塞河浦，影响水利。
由于吴越治水能统一规划，注意整体治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特别是坚持施行养护管理制度，长时期维系不懈，因此水利搞得较好，水旱灾害甚少，农业经常丰收，其水利成就得到后人的赞扬。
（三）宋代
北宋时太湖下游洪涝灾害明显增多，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条件的变化因素。人为的原因：始治水方针以漕运为纲，破坏堰闸斗门设施，筑吴江石塘造成太湖泄洪不畅；小农私有制的发展使塘浦大圩体制解体，又有“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水利）”[98]；权豪对松江河床“占夺无度，地窄而流涩，故多淤垫”，及在江中“设置罾断，阻遏水势，日积月淀，下流浅狭”（郏侨《水利书》）。自然条件变迁的因素：太湖地区腹里历史时期一直处在断续沉降之中，唐宋之际尤甚。东太湖→澄湖→淀山湖，包括吴江全县及吴县、昆山两县的周（庄）、陈（墓）、角（直）水网地区，似乎是一个沉降的中心[99]。这一点，解放后在澄湖、淀山湖等水域发现不少唐宋水井和文物，可以得到印证。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也记载遇大旱时，太湖水退数里，见有昔日的邱墓、街市在湖中。由于平原的沉降，使湖沼面积扩大。另外宋代海平面有所上升，“北宋以后，海面始接近目前海面，遂使潮汐倒灌，将太湖下游各河口淤浅，此后就出现水灾频仍，治水问题也就日趋迫切”[100]。再有，由于南方开发加剧，长江泥沙量增多，东部海岸线迅速向外伸展，从公元5～12世纪，大约伸涨了60多里[101]。太湖地区排洪干流河线延长，河床比降趋平，流速减缓，宣泄能力减弱，潮水倒灌越来越深入，河道淤积严重，使低洼圩区积水长期不退，造成“千里一白”的状况。其时苏州五县积水面积约达四万顷，比太湖面积还大（郏侨《水利书》）。史称苏、常、湖三州常遭水患，“较旧赋之入，十常减其五六”（单锷《吴中水利书》）。鉴于这种情况，宋代不得不多次进行太湖水利的治理工程。
宋代太湖治水工作着重于解决太湖下游的排洪出路。
首先对吴淞江进行疏浚治理。吴淞江源出太湖，古代正源在今吴江县城外的太湖口，起初吴江南北数十里间是宽广的水域，为便利漕运，唐代元和时筑成平望至苏州的塘路，宋代庆历间又筑太湖口的吴江长堤及吴江长桥，吴淞江进水口束狭，下泄清水量减少，水流缓慢，泥沙停积。元祐时（公元l086～1093年）单锷《吴中水利书》称：“吴江岸东之水，常低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淞江下游海口段，“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茭芦丛生，泥沙涨塞”，出现了吴淞江水流不畅的局面。为了改善水利状况，宋代对吴淞江进行过两次较大的裁弯工程和一次疏浚海Vl段工程。盘龙汇位于黄渡下流，因盘龙浦?[入而名，其直线距离才l0里，而河道迂曲长40里。宝元元年（公元l038年）的两浙转运使叶清臣在盘龙汇北开新江，裁弯取直河道[102]。白鹤汇在盘龙汇的上游青龙镇附近，环曲甚于盘龙汇，水行迂滞，下泄不畅。嘉祜六年（公元l061年）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知昆山县韩正彦主持取直了白鹤汇[103]。经过这两次裁弯，吴淞江壅噎不利的状况有了改善。吴淞江近海段，于崇宁二年（1103年）进行浚治，从封家渡古江开淘至大通浦人海，计74里[104]。工程浩大，役夫五万，但因施工组织不好，效果不显。
其次是从事太湖东北方面港浦的浚治。宋代东北方面的主要港浦有36条，对这些港浦的疏导工程共进行了20多次，效果较好的有这样几次：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江淮发运副使张纶疏浚昆山、常熟诸港浦，“复岁租六十万斛”；景祐二年（公元l035年）范仲淹主持浚福山、许浦、白茆、七丫、茜泾、下张诸浦；政和六年（公元lll6年）和宣和元年（公元lll9年）赵霖组织疏治昆山、常熟诸港浦，“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修筑常熟塘岸一条，随岸开塘”；隆兴二年（公元ll64年）沈度开浚东北十浦等[105]。宋代在东北方面开的新河有至和塘，从苏州娄门出，西承太湖鲇鱼口来水，至昆山长70里，下接顾泾、黄泗等浦以达于海。此塘开成后能承担古娄江部分泄水之责，所以有人将其看作为娄江。这是唐以后太湖东北水系的一大变化。
而在东南方面，东江湮塞后，也有通海的36浦排泄洪涝，但由于海势的变化，南宋时将36浦通海口大部捺断。这是因为宋以前钱塘江基本上从南大门人海，南宋以后，海潮转趋北大门，华亭等地海岸坍塌严重，咸潮倒灌成灾，为此不断重筑加固海塘工程，通海河港大部被堰坝捺断。如柘湖东南原有l8港出海，是东南36浦中的重要通海河港，南宋初除新泾塘外，其他l7港都筑堰捺断。而新泾塘曾多次筑闸，均遭沙淤废毁，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也只能改新泾闸为堰，并将堰内移至20里的运港[106]。于是，东南方面的积水，大部分转趋东北，从吴淞江注海。之后潮灾更为加剧，明代成化时，东南通海港口全部堵断。
宋代的治水方针，是以吴淞江为主干排洪，所以重视保持吴淞江的畅通。另外侧重于东北港浦的浚治，而把东南港浦逐渐堵塞。大的浚江浚浦工程由官府组织施工，而圩区农田水利多由民间自行维护。这一治水方针后代多所遵循。
（四）元代
元代采取的治水方针大体沿袭宋代，并根据水势的变化浚治河浦和湖泊。一是集中力量浚治吴淞江。大德八年（公元l304年）和泰定元年（公元l324年）由任仁发主持大力浚治吴淞江。这是因“吴淞江故道堙塞，使震泽之水，失其就下性，为浙西诸民害，垂二十年”。大德八年开浚了“西自上海县界吴淞旧江，东抵嘉定石桥浜”，长38里多。大德十年，在江中置闸20座[l07]，以阻潮沙进入和蓄清冲淤。泰定元年任仁发又疏浚吴淞江[108]。至正元年（公元l341年）再次大规模疏浚吴淞江。以上浚治吴淞江都在下游段，这是与海岸线迅速外伸，潮汐挟带泥沙淤塞海口段有关，同时也是围垦新涨海滩的治水需要。
二是开浚淀泖淤塞，疏治吴淞江南面的河浦。东南人海港浦大部堰断后，淀山湖因地势最低，变成苏、湖、秀三州之水总归的处所。南宋淳熙时开始疏浚淀山湖通入吴淞江的诸浦，元代疏浚工程更多。元初为防盗乱，将吴江长桥及桥洞筑塞不少，水流不疾，以致淀山湖东泥沙壅积数十里之广。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公元l291～1294年）大兴工役，开挑淀山湖及其沟港淤塞。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对吴淞江以南的水道，如赵屯浦、大盈浦、白鹤江、盘龙江等进行疏浚，以导水北出吴淞江¨o71。泰定元年（公元l324年）为排泄淀山湖涨水，又疏浚大盈浦，乌泥泾等。乌泥泾是与黄浦相通的，这时已开始疏导黄浦水系，黄浦渐大已见端倪。泰定三年，任仁发又浚治黄浦的一些支河[109]。
三是浚治东北港浦。东北方面的河道在自然演变中元代出现了刘家港（即刘河，今浏河），它是由一般河浜变成大港的，因所处地势低，水流顺直，所以在江冲浪刷的作用下逐渐深阔。元初至元二十四年（公元l287年），宣尉使朱清疏导刘家港，把至和塘与刘家港连接起来[110]。这样，自然演变与人工整治相结合，刘家港于是成为东北方面最大的干河，它的位置与右娄江接近，故人们把它看作为娄江。元代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太湖之水纡回宛转多由新泾及刘家港流注于海”[lll]。东北方面其他港浦也进行了多次疏治，其中以至正二十四年（公元l364年）占据苏州一带的张士诚浚白茆塘工程为大，施工时共用兵民十万人。白茆塘疏浚后效果很好，“水势峻下”，涝水排除迅速，由是“境内丰熟”[112]。
元代的治水，吴淞江治理效果不显。元末周文英说：“今因湖水有阻（谓吴江石塘桥洞出水不畅），江水势缓，潮沙积渐壅塞；又以江口河沙汇嘴至赵屯浦约七十余里，地势涂涨，积渐高平，此所谓海变桑田之兆，即非人力可胜。”[113]因此需要改变治水策略以适应自然变迁，他提出：“弃吴淞东南涂涨之地置之不论，而专意于江之东北刘家港、白茆浦等处开浚放水人海。”张士诚即采取了这一策略。后来明代夏原吉也吸纳此策治水，效果都不错。
元代在治水的同时，较为注意治田，所以水利与围田的矛盾没有宋代尖锐。采取的措施有：大德二年（公元l298年），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于平江路，专督修筑田围，疏浚河道，次年即在平江路置闸堰凡78所，加强了圩区的水利建设。至大初（公元l308年），江浙行省规定浙西圩岸的分等标准，以便督促修筑。直到至正二十年（公元l360年）还大修昆山州田围[114]。所以元都水书吏吴执中说：“浙西水乡农事为重，河道田围必常修浚，二事可以兼行，而不可偏废。”[lll]就是说治水要与治田同时并举，经常进行，这是在实践中反复多次而得出的宝贵经验。
二、太湖平原的治水论说
宋元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治水问题日益复杂，水利与水运的矛盾，治水与治田的矛盾，蓄水与排水的矛盾，围垦与禁垦的矛盾日益尖锐，水旱灾害增加，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故引起朝野人士的关注。尤其在北宋颁布《农田水利法》之后，鼓励人们对水利兴修献计献策，因此言水利者日众。太湖地区因其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更是备受重视，一些人士调查研究，探古论今，著书立说，纷纷上奏，其中以范仲淹、郏亶、单锷、郏侨等人的治水主张影响最大。
（一）范仲淹的治水论说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于景{；占元年（公元l034年）六月至二年十月知苏州。他对太湖水利很是重视，实地到海浦查勘，主持疏浚了太湖东北的白茆、福山、浒浦、茜泾、七丫等港浦。工程进行中，范仲淹给当时宰相吕夷简上书，即《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一书（载《范文正公集》卷九），力排众议，对太湖水利提出自己的治理意见。
书中指出当时苏州的水利问题主要是水害严重。原因是苏州地区地势平坦，湖荡占十分之二三，西南有大泽太湖，太湖向东的出海干流为淞江。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淹没诸邑。河渠湮塞已久，宣泄能力减弱。淞江水退落后，漫流才能消去，故苏州地区长年处于水害之中。
解决水害的办法是要疏导港浦，使东南流入淞江，又使西北流入扬子江与海。也即是吴淞江以北的水，分两路排泄。对积水能否排泄人江人海的问题，范仲淹反驳了“江水已高，不纳此流”和“日有潮至，水安得下”的议论，举已开港浦“下流不息”为证，说明开港浦泄水的有效性。
为防止潮沙淤塞河道，范仲淹提出“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以御来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闸外，工减数倍矣。旱岁亦扃之，驻水溉田，可救嫫涸之灾。涝岁则启之，疏积水之患”，清楚地阐明了防潮闸的作用。
除提出疏浚东北港浦外，他还指出整治吴淞江开直盘龙汇的问题，认为裁弯后排水才能迅速，后来宝元元年即按此奏实施。开直河加快排水这一技术方法后世多所采用。
另外，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法兴修水利，妥善解决了劳力、经费问题。并提出要选择能干的人担任苏、常、湖、秀等州的官吏，以在水利上有所建树，使国家不失东南之利。
庆历三年（公元l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向朝廷建议十事，即《答手诏条陈十事》（载《范文正公集-奏议上》），其中第六条“厚农桑”中对太湖水利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总结了江南圩田的修筑经验，以及吴越钱氏的管理养护制度，指出：“浙西地卑，常苦水诊，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湮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要求各州县于每年二月间兴役半月，以达水利大兴的目的。
范氏之说影响颇大，后人根据其水利奏疏的主要精神，归纳出治理太湖水网圩区要采取“修围、浚河、置闸”三项不可缺少的技术措施。筑圩、浚河、置闸三项技术措施不仅适合浙西水网圩区，也适合其他水网圩区采用，这一经验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作用。此外重视疏浚太湖东北港浦和裁弯取直吴淞江排水，设挡潮闸，以及以工代赈，岁修养护管理等方法和见解亦得到后人的赞同。
（二）郏亶的治水论说（详见本篇第七章第一节）
（三）单锷的治水论说
单锷（公元l031～1110年），宜兴县人，嘉祐五年（公元l060年）进士。但他得第后不仕，独留心太湖水利，尝乘小舟往来苏州、常州和湖州之间，考察水利形势。元祐三年（公元l088年）写成《吴中水利书》（载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二），为苏轼所赏识，代奏于朝。他的治水主张虽未付诸实施，但也为后人所重视。
单锷从太湖上、中、下游整体出发，探讨太湖水患发生的根源，提出解决洪涝水排泄的措施。其治水的思想以排为主，反对郏亶“治田为先，决水为后”的观点。
单锷能从太湖流域的整体着眼，探讨治水问题。他说：“自西五堰，东至吴江岸，犹之一身也。五堰则首也，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旁通震泽众渎则络脉众窍也，吴江则足也。”指出对太湖水患产生的原因要从多方面去探求，如仅指某一点他认为就有偏差，不全面。
单锷认为，造成苏、常、湖三州长期水患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胥溪五堰的废坏。“宣、歙、池、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反东注震泽。”胥溪五堰筑于今东坝镇至定埠间河段上，相传筑于春秋，唐末已废，北宋时仍处于废毁状态，这使西水东注，增加太湖的来水量。二是吴江长堤的修筑。“自庆历二年欲便粮运，遂筑此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当时吴江岸之东泥沙已涨成一村。他分析了吴江岸阻水的原因：“盖未筑岸之前，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至增积而茭芦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堤岸不仅壅高湖水为患，而且减弱吴淞江水势，无力冲击江中泥沙，以致茭芦丛生，沙涨成村，水道愈益狭窄，水流排泄缓慢，使平原洪涝弥漫。三是宜兴百渎的湮塞。百渎及其旁小港久不疏浚，皆为泥沙堙塞，荆溪之水不能畅入太湖而泛溢为患。在这几个原因中，以吴江长堤阻水为害最大。他说：“未筑吴江岸之前，五堰其废已久，然三州之田十年之间熟有五六，五堰犹未为大患。自吴江筑岸以后，十年之间熟无一二。”并认为太湖水利的许多问题都与吴江长堤有关。如太湖下游诸浦的湮塞，是因吴江岸阻水，水流缓慢，难以荡涤沙泥造成的。
单锷治理太湖水利着重于解决洪涝水问题，其思路是减少上游来水量，中游利于宣泄，下游扩大排水出路，其具体措施如下：
1．修复胥溪上的五堰，使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的水不入荆溪，以减少西路来水。
2．开通太湖西北的夹苎干渎，开浚常州运河通江14渎，导湖西冈坡来水北入长江。古夹苎干渎位于宜兴、金坛至武进一线，南接荆溪，北入常州的江南运河。单锷认为开通夹苎干渎后，“则西来他州人震泽之水，可以杀其势，深利于三州之田也”。
3．疏浚宜兴百渎，使荆溪之水畅达太湖，利于宜兴湖漤圩田的灌排。
4．开吴江塘岸之东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凿开吴江塘路为木桥千所。计划每一里造桥十所，每桥有二丈余拱道，千余条桥共开水面二千丈，计11里40步，“随桥拱开茭芦为港走水”，扩大太湖的出水口。于下流浚治白岘、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人海，如是，“则三州水患必大衰减”。
5．疏浚临江、湖、海的所有泄水港渎，等水泄后再筑田围。他反对郏亶先治田后决水的观点，认为“昔郏亶尝欲使民就深水之中迭成围岸。夫水行于地中，未能泄积水而先成围田，以狭水道，当春交湍流浩急之时，则常涌行于田围之上，非止坏田围，且淹庐舍矣。此不智之甚也。”诚然，在深水中筑圩，确实有不少困难，但圩堤不修，水势漫流，也无法耕种。所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浚河排水，筑圩防水互为表里，同步并进。
对吴淞江的疏浚，单锷认为要保持古河道的曲折宛转，“水随地势东倾入海，虽曲折宛转无害东流也。若遇东风驾起，海潮汹涌倒注则于曲折之间有所回激，而沙泥不深入也”。他不同意将江裁弯开直的做法。然而，古代吴淞江宽广，郏侨《水利书》说：“吴松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松江旧志称唐代时江阔达20里。其时排水畅通，海潮也可直溯而上，所以河道曲折些反而有利。但到宋代河道向海延伸，河身束窄，纵坡变缓，水势已起变化，故而要裁弯使水流顺畅。对这一变化，单锷未认识到。但他能从太湖上、中、下游整体考虑治水，治水的认识又大为前进了一步。
（四）郏侨的治水论说
郏侨（生卒年不详），是郏亶之子，官为将仕郎。他总结了范仲淹、郏亶、单锷之说，参以己见，作成《水利书》一篇（载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郏侨的治水思想，突出处是提出综合治理的方略，及以吴淞江为排洪专道的设想。 郏侨对单纯的“治水说”及“治田说”，认为皆有偏差。他说：“水为东南患，其来久矣，治之者大抵二说：一则以导青龙江，开三十六浦为说，一则以使值利人户浚泾浜，作圩焊为说。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必俱是。何以言之?若止于导江开浦，则必无近效；若止于浚泾作垾，则难以御暴流。要当合二者之说，相为首尾，乃尽其善。”主张太湖水利的治理应将治水与治田紧密结合，才能奏效。
在洪涝水的治理方面，郏侨论述得更加全面、系统。太湖的水源有西北和西南两大源，单锷仅谈到减少西北方面的水源，没涉及西南水源，而郏侨注意到减少西南水源的问题。在节制西北水源方面他的观点基本与单锷相同，即主张筑胥溪五堰，常州浚通江港浦等。在节制西南水源方面郏侨提出：“杭州迁长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决于浙江。”即对苕溪水系部分流人杭州等地的水流实行高水高排，直接注于钱塘江，使不再流人太湖低地。其指导思想是“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为腹内畎亩之患”。
对太湖下游的水流，他主张分片排水。为解决苏州、湖州水患，他要求先开昆山县之茜泾浦使水东入于大海；再开昆山之新安浦、顾浦使水南人于松江；开常熟县之许浦、梅里浦使水北入于扬子江；复筑常州无锡县界之望亭堰，并归苏州管辖，可控制常润之水东注之势。为解决常州的水患，他要求决无锡县的五卸堰（即五泻堰，五泻水即今澄锡运河），使水趋于扬子江。为解决秀州的水患，他要求秀州治华亭、海盐诸港浦，疏导积潦。
对太湖的主出水道，郏侨也同意“辟吴江之南石塘多置桥梁，以决太湖会于青龙华亭而人海”。郏侨还特别提出在吴淞江两岸筑堤，使洪涝分开。他说：“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势而筑吴淞两岸塘堤，不唯水不北人于苏，而南亦不入于秀，两州之田乃可垦治。”“开吴淞江而不筑两岸堤塘则所导上源之水辐凑而来，适为两州之患。”还要求在通吴淞江的大浦置闸控制，其余小河筑堰坝或水窦，防江水进入。太湖地区洪水时期湖水瀰漫于整个水网湖荡地区，等松江水退落后，圩区水才能排除，是典型的洪涝不分。然按郏侨的主张在水网地区将排洪道与其余河道隔断，工程量很大，于航运等也不方便，如江中水位抬得太高，对农田、城市仍有威胁。太湖地区排洪问题较为复杂，虽然从水利规划的一般原则来说洪涝分开的技术思想是合理的，但太湖地区如何解决洪涝问题，仍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郏侨的主张对后人具有启示的作用。
又郏侨认为解决水利问题不能采用单一措施，需采取综合措施。他说：“言水利者……虽知置堰闸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涨，故有堙塞之患；虽知决五御堰水，而不知筑堤以障民田，故有飘溺之虞；且复一于开浦决堰，而不知劝民作圩垾浚泾浜以治田。是以不问有水无水之年，苏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郏侨推崇古人在河浦上及沿江沿海作堰闸的做法，认为这样，“贼水不壅，久无患害”。 郏侨还主张围裹浅水湖瀼，“平江五县……其浅淤者皆可修治永为良田，若斜塘滚，大泗滚、百家瀼之类，深不过三四尺，浅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视分勒人户借贷钱粮修筑圩垾，开导泾浜。即前所谓湖瀼三十余处往往可治者过半矣”。认为围垦后能“坐收苗赋，以助国用”。
可见，郏侨治理太湖水利的意见比较全面，地区上包括上、中、下游；内容上包括防洪、排水、围垦、治田等方面；措施上采用综合方法，特别是洪涝分流，分片多路排水的技术思想，丰富了太湖水利治理的理论。
（五）其他治水论说
宋元时期，议论太湖治水者众多。但他们的技术思想多师承或补充范仲淹、郏亶、单锷、郏侨诸人之说。北宋末赵霖有太湖《体究治水利害状》[115]谓：“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三者阙一不可。”并阐述了这些措施的作用。开浦的作用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导以决泄”；强调置防潮闸“利于近外”，分析了近外的“五利”，即五个方面的好处[116]；筑圩的作用“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因当时“田圩殆尽，水通为一”，风浪危害大，所以要求“大筑圩岸围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治之上也”。南宋李结有敦本（浚浦筑圩）、协力、因时的《治田三议》。黄震有“复古塘浦，驾水归海”之说。元代任仁发有“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的治水之法。赵霖、李结、任仁发的建议皆被朝廷采纳，付诸实施，说明他们在前人治水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方法更为实用。两宋时期，特别是在南宋，随着围湖垦田的日益剧烈，围垦与治水的矛盾突出，引起朝野的关注，围绕围湖与复湖的议论大增，成为太湖治水的又一个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