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交往漫忆——《中华读书报》专版缅怀唐长孺之四

  跟唐先生接触,算起来已经60多年了。我1947年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正好是战后,武大从四川乐山复原到珞珈山。我入学的那一年,吴于廑先生新任历史系主任,唐先生则给我们讲“中国通史”课。通史课一般应该从古代讲起,可唐先生是从宋代开始的。唐先生另外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是断代史。所以我进大学学习中国史,第一位中国史的老师就是唐长孺先生。但我在武大时间不长,两年后转到北京大学。在武大正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没能好好跟唐先生读书。

  后来在北京,跟唐先生有机会在一块儿工作,向他学习,主要有两段时间。一段是1960年代初,历史所组织编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唐先生应邀参加,负责审定和修改魏晋南北朝隋唐段。当时集中在西颐宾馆的北馆,我们受到唐先生关于隋唐史的指教,学到不少的东西。另一段是1970年代末,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期间,我曾经在后期参加过一段,在故宫城隍庙。在此之前,唐先生参加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标点,一直在北京,跟陈仲安先生一起,住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上的宿舍,生活方面不太方便,有胃病,身体不太好。“北朝四史”标点工作结束后,唐先生又转向吐鲁番文书整理。当时唐先生已是70岁的老人了,每天要到城隍庙上班,吃食堂,食堂很远,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就在办公桌上躺一下,或者用几张靠背椅拼起来躺在上面,生活非常艰苦。在吐鲁番文书整理过程中,唐先生很费心思。整理小组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新疆来的同志。过去大家没做过这个工作,很多人不熟悉,特别是在历史文献方面,都是唐先生手把手教大家。当时由文物局安排专人为整理小组借书,需要什么书,都由他到北京图书馆等地借来,只要是需要的资料,唐先生都不放过,都要求找到查阅。唐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对工作的负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随时可以感觉到,大家都深受感动。

  我尽管在武汉大学听过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但那时候我只是大一的学生,并不太了解,加上唐先生乡音比较重,听起来不太习惯,接受得很少。所以我对唐先生的了解主要是在1950年代以后,逐渐加深。我记得当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刚刚出版,其中有一篇是《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论文并不算太长,但是这篇论文反映了唐先生小中见大的特点,通过《赵至传》,把士家制度讲得非常详细,几乎对《晋书·赵至传》中的每句话都作了分析,好像把一根甘蔗的汁全部榨出来,干干净净。这是唐先生读史的透彻,自己想学很难学。

  当时因为教学的需要,学校让我编《中国通史》的参考资料,主要选择一些论文供学生阅读。唐代部分,我们选了唐先生在1949年前发表的《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在唐先生出版的几本书里都没有收。后来我遇见唐先生,唐先生跟我讲,他当时不知道,如果知道要选这一篇,会阻止不让我们选。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写这篇东西比较仓促,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人做了更好的工作。当时他特别提到日本的菊池英夫,是研究中国唐代兵志的学者,很有成就。

  唐先生为人非常谦虚,很尊重别人,特别是在同行之间,当然别人也很尊重唐先生。我记得在中国唐史学会筹备期间,要推选会长,当时大家都推唐先生,众望所归。唐先生不肯担任这个会长,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唐先生才同意,但要求会址设在西安。唐先生一直主张唐史学会由西安唐史学者来办,因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后妥协的结果,唐先生做会长,西安的史念海先生做常务副会长,武大的陈仲安和陕西师大的黄永年先生同任秘书长。唐先生的谦逊,还有一个例子。1978年秋,余英时先生带着美国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余先生代表《剑桥中国史》的编委会请唐先生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部分,唐先生婉拒。我想余英时先生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剑桥中国史》编委会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06日15 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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