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史学与唯物史观的结合——《中华读书报》专版缅怀唐长孺之二

  唐先生是我很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我个人跟他有一些接触,并不多。

  我想谈两点感想。第一,唐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他对史学研究,对工作的敬业精神,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是1992年脱稿,1993年出版,他那时候已经过了80岁,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在0.2以下,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毅力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他的研究。眼睛近乎失明,又因胃病开刀,靠学生给他读、查,再核对,他这样的毅力和敬业精神,和陈寅恪先生可以比美。

  第二,对唐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从清末算起,中国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两条主线,一条是实证史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这两条主线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些史学家身上又有交叉叠合,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一个现实。在我看来,这两条主线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

  现在年轻的一代,有的时候对已有的成果和传统,谈不到继承,甚至很少了解,就可以很轻易的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我想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创新,但是要在原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而不能采取颠覆性的态度,把过去已有的轻率否定。我们应该看到,有一批史学家1949年前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在工作中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当时像唐先生这个年龄段的,20世纪初出生,1949年大体上40岁上下的一批学者,年富力强,具有比较好的实证研究的功底,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你承认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组成部分?我就提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好像研究近现代史的人不大注意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唐先生是这两种主线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实证史学,实证史学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但真正在自己身上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的并不多。我们的前辈学者当中有这样的范例,我们要珍惜这笔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刊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06日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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