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区域城市人口分析
——《洱海区域古代城市体系研究》第五章第二节

第五章　大一统政权下洱海区域的地方城市

二、洱海区域城市人口分析

　　（一）对云南城市人口定量研究的起点

　　对古代城市人口数量的研究历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难点就在于古代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记载的模糊。比如，关于人户数量的记载常常过于笼统，如没有城乡户口的分类记录，通常只记载某某府有多少多少户，多少多少口等等，使研究者根本无法区分其中何者为城市人口，何者为乡村人口。所以，在对宋代以前的城市人口研究中，除非文献对某城人户多少、从事什么职业以及从业人口究竟有多少等明确记载外，大部分研究结论都是根据不同的方法推测和估算出来的。比如，张鸿雁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得到一些较为具体的资料，从而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进行了研究。他侧重于人口构成的研究【1】。周长山从城市居民居住面积的角度出发，推测汉代城市中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2】。这些，都为中国古代城市人口问题做过一些开拓性的学术探究。宋代以后，由于城乡分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城市实行厢坊制度管理，同时又有城乡人口的分别记载，即把城市人口叫坊郭户，乡村人口叫乡村户。这样，文献中对城市人口的记载相对完备，研究也有了较充分的依据。经梁庚尧、王曾瑜、斯波义信、吴松弟等先生的努力，宋代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3】。近来，由多位学者完成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也尽可能地论证当时的城市人口状况。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探讨云南城市人口问题提供了借鉴。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云南城市的形成时间、发展特点与中国内地有诸多不同。虽然前面曾对南诏、大理都城的人口状况作了一些探讨与分析，但苦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分析难以深入。若欲以较可信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为准则来考察云南、考察洱海区域的城镇人口，起点应是元朝的资料，即元代录事司的设置。

　　录事司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第一个管理城市人口的机构。据《元史·百官志七》曰：“凡路府所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使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4】这是元朝继承金朝城市管理制度而建立的机构。它是我们研究云南城市事务、城市人口管理等问题的重要资料。

　　在《元史·地理志四》中，云南行省的中庆路和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条下有录事司的设置。这就意味着两点，当时的中庆路和大理路的治所所在，城市人口在二千户以上；当时的中庆路和大理路治所确实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依照吴松弟先生“凡设录事司的城市，均是元代的建制城市”的观点，中庆路和大理路就是建制城市。

　　但是，这些关于录事司的记录对我们了解云南城市人口仍然存在着问题：其一，录事司的设置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人户在二千户以上的城市数量，但是并不等于二千户以下的地方就不是城市。这一点在中国肯定是普遍存在的。其二，凡记载有录事司人口数量的资料，虽肯定是最重要的人口资料，但倘若没有具体数字的记载，人口研究依然困难。比方说，云南中庆路和大理路录事司的设置使我们知道了两座城市的人口在二千户以上，可是究竟是多少呢?它可以是二千户以上的任何一个数据。

　　尽管如此，这一记录仍然十分珍贵。对内地各行省城市而言，正式记载其城市人口的资料早已有之，而云南独缺，故元朝专门管理城市事务的录事司在中庆路和大理路的设置及其记载对云南城市及其研究便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第一次标示出云南城市人口的数量；第一次标示出云南城市中有了专门管理城市事务的机构和官员；第一次标示出云南两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二千户；第一次有依据地说明了当时建制城市人口聚集形成的最低规模【5】。两千户对中原腹地和江南发达地区的城市而言，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城市而言，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从元朝录事司的设置看，我们知道中庆路和大理路的城市人口都在两千户以上，分别代表了云南省滇池流域和洱海流域两个最发达城市的水平，而其余城市的人户数量肯定不足二千。录事司的记载是我们定量研究云南城市人口的突破口，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对两座城市甚至更多城市的人口研究仍然是十分艰难的。

　　（二）明清地方志书留下的困惑

　　元朝录事司的设置为我们研究云南城市人口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但明清文献中关于云南城市人口的记录资料十分模糊，直到19世纪中叶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明朝的户口统计主要源于“赋役黄册”。据《明史·食货志一·户口》记载，编册的原则是十年一次，以丁粮多寡为序编里甲，“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这是一个城乡人户分别记载的做法。又曰：“户分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以其业著籍人户……”【6】这是按职业划分的人口资料。如果真是如此记载，研究云南城市人口就有较可靠和完备的依据。遗憾的是，《明史》对云南布政司人户的具体记载是一笔糊涂账。如《地理志七》只笼统记录云南全境在洪武、弘治和万历三个历史时期的总编户数；各府条目之下只记建制沿革，没有具体人户资料。又如《兵志》中有一些关于卫所建置的人口依据。但它们皆不能用来分析云南各地人口，更不要说用来分析城市人户了。同样，在明朝成书的《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以及清初成书的《明史稿》的记载也大致只重沿革，略人户。

　　显然，正史以及全国总志等文献的记录有缺憾，若要深入研究云南城市人口只有更多地依靠地方志书。我将所能收集到的、与本书有关的明清以来的20余种地方志做了一番排列和整理，发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城市人口没有直接关系，仅只能作为参考的记录；另一类就是关于城市人口的记录。

　　我们先看第一类所表现出来的几点：

　　第一，这些方志虽然较总志有了更多的人户记录，但由于人户记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廷的税收，而税收的来源又主要源自农业的丁口和田亩数量，所以，大多只记载人户的总数，或丁口数以及卫所屯兵数，根本没有关于城市人口的统计。如天启《滇志》，将与人户相关的记录列于“赋役志”中，在大理府条下记“户口，户一万九千五百零一，口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七十六”；各州条目下只有“人丁”。

　　第二，另有一类记载有助于我们对区域人口密度的分析。如正德《云南志》中记载了当时总编户的数量，同时，在各府州县下又有“编户××里”的记载。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地的人口密度。如昆明县是云南府治所所在地，“编户二十六里”，而太和县是大理府治所所在地，“编户五十三里”，这些资料反映出它们同为府治治所和倚郭县地，但洱海西岸的编户单位“里”的密度较大。这是否证明洱海西岸的人口超过云南省府城呢?明朝是“以一百十户为一里”【7】，那么，是否意味着大理府的人口数量高于云南府呢?

　　事实上，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1521年）云南府和大理府人口数量都有较大增长，各“里”所拥有的户数远远超过规定，但滇池区域和洱海区域有所不同：

　　在正德《云南志》中，涉及洱海区域内各地人户数为：太和县“编户五十三里”。赵州“编户八里”，其所领云南县“编户一十五里”。邓川州“编户十二里”，所领浪穹县“编户二十五里”。宾川州“编户一十二里”。云龙州“编户二里”。大理府共有127里，总人户为19815户，166620口。蒙化府“亲领编户三十五里”，总人户数为4375户，45837口。鹤庆府“亲领编户一十三里”，所领剑川州“编户一十八里”，顺州“编户三里”；鹤庆府总人户为3815户，60135口【8】。

　　以正德《云南志》卷二与卷六的记载相比较，云南府共有74里【9】，大理府共有127里，将它们与总人户数字相除，得出两地“里”的人口情况是：大理府每里约156产，1311口；云南府每里约224户，1955口。可见，正德年间云南府和大理府“里”的发展远远超过110户。即使在发展水平较低的鹤庆府，其34里的平均人户为112户，也超过110户。据此我们还知道，云南府的“里”虽然不及大理府多，但各里的实际人口超过大理府。这是明代比较详细的人口资料。但是，它所记录的是编户中的总人户、总人口数，我们除了知道人口分布区的差异外，还是无法得知城市人口的资料。

　　第三，可以了解人丁的增长及其在每户中的比重。明代云南分府州县地方志的记载，主要是关于总产或男女人口的记载。如万历《赵州志》卷二记，赵州总户数为4072户，有男口、女口之别，没有丁口记录。天启《滇志》卷六记载，“本朝户”151214户，1468465口；大理府人户有19501户，241776口，人丁共71161丁（其中太和县人丁26235，赵州人丁11844，云南县人丁3959，邓川州人丁5839，浪穹县人丁7533，宾川州人丁10741，云龙州人丁5010）。康熙《云南通志》有人丁数量的记录，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云南布政使司共有人丁141058；大理府共有人丁47956【10】。

　　由于明中叶到清初的这段时间大理府的行政辖区和所属州县没有变化，所以康熙年的数据可与明代志书作比较。将前面所引正德、万历、天启和康熙各志书的记载作比较后可以说明：大理府清康熙三十年的人丁较明正德年间增长了66．8％；大理府每户约为12丁。前者反映的是人口的增长，后者是每户丁的比重。

　　第二类就是关于云南洱海区域城市人口的记录。这在清朝前期的方志中很少见，详细而明确的记载大约出现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即咸丰《邓川州志》和民国初年的《大理县志稿》。这是古代云南城市发展的必然表现。

　　（三）19～20世纪之交洱海区域城市人口分析

　　 1．中心区的城市人口

　　由周宗麟、杨楷纂修，民国初年刊行的《大理县志稿》综合记录了19～20世纪之交作为府级城市——大理的发展状况。该志不仅有乡镇人口数量、有工商等职业人口构成、性别比等记载，还有其各自分布的地点及流动状况。应当说，在云南分府州县的志书中，它是一种可供后人系统研究城市人口的资料。其“户口一览表”就可以说明几点：

　　第一，记载有全县总人口数。《大理县志稿》卷三日：“兵燹孑遗久难复旧。满清《自治章程》以满五万人为镇。查本邑，当回变以前，户约六万，人约五十余万。兹承平已四十余年，各区域至多无及五万人者。”又据民国初年的调查统计，太和县的总户数为17749户，99472人；总人口数为99822人。这是指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一年间（公元1856年～1872年）杜文秀回民起义前后，以及民国初年太和县境的总人口情况。

　　第二，记载有城区户口数，它以“本城区”名之。与总户数相较，可以得出大理城市人口在全县人户中的比例。据统计，民国初年太和县城区有3221户，占全县人户总数的18．14％；城区男女人口总计1922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26％【11】。1895年时，法国奧尔良王子在云南探险游历，对大理城有些了解，他在日记中写到“大理约两万人”【12】。这与民国初年的调查统计基本吻合。

　　第三，记载了城区居民分农、工、商、僧道、教民、壮丁、童学和无职业等类，可以看出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口在城区人口中的比例。据载，农人有1103人，占城区人口的5．3％；工人有1877人，占城区人口的9．75％；商人有1009人，占城区人口的5．25％；僧道教民有146人，占城区人口的0．76％；无职业有6363人，占城区人口的33．1％，等等。城区的其他人口还有壮丁（20岁～40岁），有5184人，占全城区人口的26．97％；童学5182人，占城区人口的26．95％。

　　第四，还有关于“客籍”的记载，有助于后人了解人口水平流动的状况。当时“客籍”全都集中在太和县城区，共673产，其余三乡无。大理“客籍”的存在，说明一部分人口由外省进入大理并定居城区。

　　由于上述几种记载运用了现代统计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新方法，使得城市人口资料较过去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大理城区人口的人口数量及其构成的记载较为系统和完备，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城市发展和进行研究提供了可信依据。

　　从大理城区的人口数量及其职业构成的资料看，大理的城市人口构成已经不同于南诏、大理古都时期的人口构成。还有一个非常明晰的事实不能忽略，即公元1274年大理由古都变为地方城市后，不仅城市的政治地位下降，而且随着行政中心的东移，官贵阶层也随之东移，肯定促使大理城市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只是无法量化它。《大理县志稿》的记录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世纪交替时期大理的城居人口虽然有官贵阶层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无疑都是普通市民。其中，工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较过去有明显增长，这为20世纪初大理商会的成立和近代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人口构成的变化应当就是“新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的新城市团体”【13】的先声，这是人口构成变化的意义之所在。

　　如果说“户口一览表”反映的是一种静态城市人口状况的话，那么，其他记载则反映城市人口的动态状况。据载，自从明代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  “大理一县自洱东一带地割设宾川后，面积越形狭隘”。“满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众，生计日艰……至于农产物则菽麦稻梁不能敷食，多数仰给外邑。其商业权利则操之江西、两广、昆明等处之人。穷则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须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迨及岁暮，联翩归来。春酒魚羹，宴乐亲旧。正月既交，联翩复出。若是者岁以为常。”至19世纪末，“迤西十余郡县大都置有太和会馆，询其邦人，亦多云太和籍者。可见当日居留之广矣”。又曰：“兵燹之后，创痍初复，人口凋敝。胥以勤俭治家，成衣、小帽、靴鞋、银铜、泥木、瓦石之工为邑中大输出。惜劳金低贱不足赡家，乃仍西走腾、永，南走顺、云、蒙、景、思、普。”【14】此时的大理人口流动较大。

　　通过《大理县志稿》的记载。我们看到大理人口生息繁衍、商贾流通，大理作为一个府路级的行政中心有很大发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理府太和县的城市化水平不低，为19．26％，这几乎是80多年以后云南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5】。与此同时，一个时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日趋严重。早在康熙年间，大理已经有“地狭人繁，民力因困”【16】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中期，大理人口外流的情况比较突出，特别是技术人口的外流。很明显，19世纪中期以后大理地狭人稠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了，这势必影响大理的城市发展。

　　2．次中心区的城市人口

　　如果将当时的大理府城视为洱海中心区的中心城市，那么，其周边地区的蒙化府（今巍山县城）、赵州城（今大理市所辖凤仪镇）、邓川州城（今洱源县邓川镇）、浪穹县（今洱源县城）、云南县城（今祥云县城）等在次中心区也已经形成一个个次中心城市。由于相关资料非常有限，故对其城市人口只能作一些局部的分析。

　　在这个时期，蒙化府是一个较为发展的城市。清朝初年人蒋旭言：“按蒙境土，亦等临郡一邑耳。何以裒然列于府次?”也就是说它的地位一直处于大理府之下，究其原因，“实为细奴罗始基地”。长期以来，蒙化府处于“男安耕读而惮经商，女乐织纺而薄脂粉”，民风质朴的状态。自明朝“卫人自四方来，各从其俗”，到清朝初期“流寓者日竞骄奢，习染者亦从而傲荡”。这是流寓人口日渐增多以致影响当地民风的记录。当时，蒙化府有不少回回、豫章、巴蜀之民，由于他们大多以经商为业，像回回“多以染帛经商为业”，而江西和四川的商人则是“勤贸易，善生财，或居阛阓，或走外彝”，行行商坐贾之业。这些商人，多以城市为据点。由此可以看出巍山府城的居民不少，且工商业者有一定比例【17】。

　　赵州州城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小城市。自明朝初年迁址三耳山（即风仪山）下，“地当上下之冲要”，为“车马往来络绎道路”【18】。由于城址位于赵州昆弥岭以北的地狭人稠区，“其人好远营”【19】，所以赵州城的人口特点是流动性大，而定居人口有限。明清以来赵州的地方志分别有万历、乾隆和道光志，但几部志书都没有记载州治城市人口的资料，仅在记载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发生的大地震中有赵州“震坏街民房十余间，压死妇女百余口，不敢家居”的记录【20】。这个街“应当就是赵州州城的一角。

　　浪穹县“旧志无户口，故其数不可得而备”，故光绪年间的志书对人户的记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其户口明确记录有土著和客籍之分，无城乡人户区别，曰“土著”共6715户，男11591丁，女12681口；“客籍”共1240户，男]595丁，女1581口【21】。其客籍应当包括相当数量的客商和寄居城市的人口。

　　邓川州城在明朝末年是“民庐不甚盛而无城”【22】，但到了清朝中期，城市人口的聚集略具规模，史称：“附郭，正街暨东、北、南三门，户一百八十六，丁五百七十三，口五百五十二。各村户六百一十，丁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一千六百四十七。”其附郭之民户就是城市户口。而且，其居民中有“客民”，即“江右人，贸易城中，仅数户余”【23】。这条资料虽寥寥数语却十分珍贵。首先，它反映了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1861年）邓川州的城市人口，城区共有186户，573丁，552口。据此，每户的平均人口约为6人。其次，看出城区人口居住的地域范围在“正街暨东、北、南三门”之间。再次，它的工商业人口有外省人口流人。当然，它的城市人口规模不大，工商业人口不多，反映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邓川州基本可以代表本书次中心区不发达城市的人口规模之一斑。

　　明朝以来，弥渡再度兴起，引人注目。“其地乃赵州、洱海、云南县、蒙化分界”【24】，地理位置重要，所以明朝不仅在那里设卫所、建城池，而且设弥渡市巡检司，属赵州。在经济上，弥渡川市为巳、酉、丑日集【25】。其周期之短与赵州同。其富庶程度令走南闯北的徐霞客为之感慨：“弥渡川中，饶稻更饶麦。”【26】所建新城是明景东卫的贮粮之所，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弥渡的经济发展水平。弥渡俨然是一座米粮仓。到了清朝初年，那里已经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城镇。在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的大地震中，“惟弥渡更甚”，“官舍民居，不存片瓦。压死人民三千有余，客商无名者不知其数。”【27】由此可知弥渡城市的人口达数千人。

　　明清以来，云南县的城市人口资料缺乏记录。云南县人口众多，城市人口可能集中在“城川（县城所在地）”、“云川（云南驿所在地）”，但无法区分出城市人口究竟有多少【28】。

　　明清以来，次中心区城镇的城市人口已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外省客商也纷纷在云南城市落户，史载“滇省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地则不成其地”，而且江西商人中又以抚州商人为最。王士性在云南任职期间，看到“云南全境，抚人居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到了后来，凡土著民难以胜任的事常常由他们承担。显然，江西客商寓居云南并已渗透到云南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29】。

　　归纳上述人口资料至少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有以下几个特点：（1）次中心区城市人口聚集已经形成规模，并明确记有工商业人口，其规模大小不一。（2）外籍人口和外籍客商流入云南并安家落户，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3）工商业人口多为外籍构成，多来自江西和四川，他们与土著共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3．边缘区城镇人口

　　边缘区的城镇人口多记载不详，如鹤庆，明朝末年时的城镇人口聚集有一定规模，因徐霞客看到其城“市舍颇盛”【30】，但人口数量不详。剑川州因自然环境较差，土地贫瘠，“又近雪山，寒气侵逼”，“五谷少成”，所以“禾麻菽麦种广而收薄”。在这样的情况下，“丰足之家仅堪自瞻，而仰食他邦者十之八九”。当地人大多“兼能习工”，“禾稼即登，各挟技艺糊口外境”，而且“土、木、金、皮工多而值寡”。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人口被迫外流，其城市人口的聚集必定是非常有限的【31】。漾濞、永平和云龙三个城镇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漾濞在元代只是一个驿站，到了明代，成为巡检司，清代沿之。由于巡检司的设置只是在交通岔路口上派人巡守，维护治安，所以，即使有人口定居，也不会有太大规模。永平县的发展有限，城镇人口情况不详。

　　在边缘区城镇中，云龙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明清以来再度兴起，成为洱海区域内的工矿业城镇区，人口状况也有特点。

　　云龙，西汉时为比苏县地。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其地之所以能够设县，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盐产地。在南诏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盐产地在云南广大地区发现并兴起，云龙一度沉寂。明清以来，云龙州的发展再兴高潮。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原有丰富的盐产及丰富的制盐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不断被发现和被开采的银、铜、铁、铅等金属矿。凡是被开采的地方，都形成了区域内大小不等的经济中心。其手工业工人的数量、规模和流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边远地区在特殊经济条件推动下城市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工矿业城镇人口的变化及其特点。

　　清朝初年官方开始开采云龙州的铜矿、银矿等。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开始开采有丰富矿藏的“白羊厂”。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又开采“大功厂”【32】。一时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3】。

　　矿冶业的兴起迅速聚集众多的从业人员，其职业内涵及人口规模都推动着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史载：“凡厂之初辟也，不过数十人，……四方之民，入厂谋生，……久之，由寡而渐众。”由于产地“皆在山林旷邈之地，距村墟市镇极远”，所以厂主常常“出资本，募工力”。这些人因产业需要而聚，其发展之迅速，以致“无城郭以域之，无版籍以记之”。“其来也，集于一方；其去也，散之四海。”“游其地者，谓之厂民。厂之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由于“厂之所需自米、粟、薪、碳、油、盐而外，凡身之所被服、口之所饮啖、屋宇陈设、攻采煎炼之器械、祭祀宴飨之仪品、引重致远之畜产，均当毕具。于是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风闻景附”。就这样，一个经济中心形成了。但是，由于矿苗等条件的差异，“厂之兴废靡常，甫见毂击肩摩，烟火绵亘数千万家，倏为鸟巢兽窟，荆榛瓦砾添塞溪谷，然其余矿弃材，樵夫牧竖犹往往拾取之”【34】。很快，一个经济中心又消失了。

　　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36年～1820年），云龙银矿中以白羊厂为代表，它是全省著名的银矿之一，其开采甚旺，“矿洞无虑数百，工人数千”，“矿区方圆五十里，矿工数千，多数来自湖广、山东各省，开采投资人亦多为湖广一带人”【35】。

　　从上述资料看，云龙州所谓城镇人口并不定居在州城，而是随矿业开采地而定，由此形成了若干个工矿业中心。由于工矿业中心的绝大部分人口应当都是工商业者，故而又是一个个小城镇。这就是云龙地区工矿业城镇的真实情况。从记载看，云龙的城镇人口特点是不很稳定，规模大但流动性也大；没有户籍管理；人口随矿业的兴衰而兴衰。

　　云龙地方盐业继续发展，一般说来，盐产地聚集的人口规模相对小一点，也稳定一些。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云南设“盐课提举司”四处。其中“五井提举司”统辖并管理金泉井、诺邓井、石门井、大井、师井、顺盪井、山井等七处盐务。清朝云龙州产盐之井区有八：金泉井、诺邓井、石门井、大井、师井、顺盪井、山井、天耳井，皆“坐落大理府，属云龙州地方”。

　　在光绪《云龙州志》和《云龙民国大事记》的灾异等记录中，保存云龙盐业人口的零星记录【36】：

　　明朝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雒马井有火，……共毁居民一百四十家”。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诺邓井灾，毁居民百余家”。

　　清朝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沘江泛涨，漂没灶房七十余户，田禾近江者尽淹没”。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沘水大涨，田禾、居民近水者淹，金泉井为甚，淹没一百余家，灶民赴省报灾”。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冬“金泉井大街大火，由旧衙巷至大官路，烧毁铺百七十余间”。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  “金泉大火灾，烧毁民房、州署共九十八间”。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石门“火连毁上下前后民房三十余间”。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金泉江东桥头民房起火，飞至江西大街，……毁烧州署前大街居民房九十八间，撤毁者未算”。另据民国初年的统计，从事盐业的灶户数量不多，约四百余【37】。

　　从以上资料看，数十户、百余户就是云龙盐产地的人口规模。

　　云龙州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吸引了外省人口，也一定程度上吸纳着周边地区的人口。据康熙《大理府志》载，自州治迁到雒马井后，“四方汉人慕盐井之利，争趋之，因家焉，久之亦为土著”【38】。光绪《浪穹县志略》载：“浪穹杂黑惠江西岸沿山而居户口颇多。种荞鬻薪，频赴云龙五井，为人工作，负盐贩卖。”这显然是一支古代的“第三产业”专业队伍。而且，随着外籍人口的迁入，“以尺布、只鸡租种山地，聚集渐多，反客为主……”【39】由此逐步改变着当地居民的人口构成。

　　本文通过几种方志城市人口资料的对比研究，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南诏以来，以大理为中心的城市体系没有改变。中心区仍以大理府治和太和县县治的地处——大理城为代表，且自元朝以来，它一直是大理路或府区域内及近边地区的中心。它的人口分布密度之大，城市化程度之高在本区域中是首屈一指的。从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开始，其城区的人户从至少两千户发展到19～20世纪交替时期的3220余户，近2万人口，说明了大理城市在稳步发展。次中心区城市以邓川为代表，城区的人口规模在180余户，1100人左右。而边缘区城市一如前面论述的那样，虽然地处偏远，条件不如次中心区和中心区，但是只要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它的发展也会出现奇迹，云龙州的城镇人口情况便证明了这一点。所要注意的是，从元代的云龙甸军民府到明朝初年设云龙州，云龙自身的行政地位在上升，但它在大理城市体系中的行政层级却不变；工矿业的发展，可使这一边缘地城市的经济层级突破其行政层级，一旦条件许可，其经济能量可以超过次中心区、甚至中心区城市。虽然看似一种无序，但恰恰表现出一种蓬勃的活力。其人口规模就是一例。

　　虽然元朝录事司的设立只说明中庆和大理两个城市的发展，但是，上述资料已经证明其他小城市仍然在发展中。而且，明清以来，工商业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大理中心区和边缘区经济型城市中表现格外突出。

　　（2）在明朝中后期以后，城市人口流动频繁。我们把人口流动一般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前者反映的是人们社会地位的升降，后者反映的是人口地理位置的变动。这一时期以水平流动为主。流动的方向是由外向内的趋势，即是以省外客商流入为主，不断促进着当地的工商业发展。其垂直流动也有表现，使得山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开始成为为手工业生产服务的专业人员，其经济地位的改善，是其社会地位上升的一种。

　　（3）从清初几部志书到民国《大理县志稿》对人口资料的记录来看，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方志的内容更加丰富和不断完善，为我们提供了更详实的城市人口资料，而且还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即中国正在由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农工商共同发展的社会转型。同时，还反映出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19世纪中叶以前，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城市的发展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里只是一种陪衬，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而自1840年以后，一些智者认识到新学、新产业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作为新产业、新思想载体的城市，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从地方志的角度看，凡是记有城市人口，特别像《大理县志稿》那样的方志，应当就是19世纪～20世纪交替时期一些学人对社会主体认识的变化而产生的结果。在诸多云南地方志中，尤其应当给予积极评价。

注释：

【1】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上、下，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0期、第11期。
　　 [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版。
　　 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复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元史·百官志七》。

【5】参考吴松弟的观点。

【6】《明史·食货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7】《明史·食货一》。

【8】周季凤：正德《云南志》卷2，卷3，卷6，卷10。

【9】据正德《云南志》，云南府共有68里，缺嵩明州记载。据万历《云南通志》卷2补嵩明州编户里6个，1934年龙氏重印本。下同。

【10】范承勋、吴自肃：康熙《云南通志》卷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11】周宗麟、杨楷：《大理县志稿》卷3、（户口一览表》。

【12】[法]亨利·奥尔良著，龙云译：《云南游记》，第127页。

【13】[美]芒福德·刘易斯：《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背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14】《大理县志稿》卷6。

【15】参阅拙作《建国以来云南城市化问题探讨》，载《思想战线》1994年第6期。

【16】李斯佺、黄元治：康熙《大理府志》卷12，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版本下同。

【17】蒋旭：康熙《蒙化府志》卷1。

　　 万历《云南通志》卷3，1935年云南通志馆上海排印本。版本下同。

【18】程近仁：乾隆《赵州志》卷2《建赵州城碑记》、《潘公桥记》，云南大学图书馆抄本。版本下同。

【19】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2。

【20】庄诚：万历《赵州志》卷3，大理州文化局1983年翻印本。版本下同。

【21】罗瀛美、周沆等：光绪《浪穹县志略》卷4。

【22】《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朱惠荣校注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版本下同。

【23】侯允钦等：咸丰：《邓川州志》卷3、卷4，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版本下同。

【24】《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

【25】庄诚：万历《赵州志》卷1。

【26】《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

【27】蒋旭：康熙《蒙化府志》卷1。

【28】项联普、黄炳堃：光绪《云南县志》卷4，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版本下同。

【29】王士性：《广志绎》卷4、卷5。

【30】《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

【31】王世贵等：康熙《剑川州志》卷16。

【32】阮元、王崧：道光《云南通志·矿产一》，云南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五年刊本。版本下同。

【33】王崧：道光《云南志钞·矿产志》。刘景毛点校、李春龙审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年印本。版本下同。

【34】王崧：道光《云南志钞·矿产志》。

【35】云龙县志办：《云龙县志稿·矿产录》，1982年印本。版本下同。

【36】云龙县志办：《云龙县志稿·灾情录》。

【37】云龙县志办：《云龙县志稿·盐矿》。

【38】李斯佺、黄元治：康熙《大理府志》卷12。

【39】罗瀛美、周沆等：光绪《浪穹县志略》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