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纯洁的“山楂树之恋”
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号称表现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我看了这个称号后不由得苦笑一下：现在动辄就是“史上最”什么什么的，这“史上”也未免太匮乏了一点吧？这可不像是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文明古国国民的口气，倒像是历史肤浅的暴发户美国国民的口气。不过转念一想，如今就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阿猫阿狗都敢自称是“史上最牛”了，张艺谋如此自我标榜一下也还不算太过夸张，张艺谋固然很次，但毕竟还不算“史上最次”。
《山楂树之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70年代中期以前的爱情故事：高干子弟老三，爱上了“走资派”的女儿静秋，静秋因此得了老三不少好处，从开始试探性的一支钢笔、一个电灯泡，到后来的核桃、开后门弄来的冰糖、以及游泳衣、运动衣、新款胶鞋，直到当时堪称巨款的100元钱等等，难怪有论者不无讽刺地将其称之为“一个70年代傍大款的故事”，而影片的结尾，则俗的不能再俗了，老三得了白血病，撒手西去，静秋肝肠寸断，珠泪涟涟，等等。
现在要问的是：《山楂树之恋》真的表现了“纯爱”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张艺谋在在选择这个题材时，其动机就是不纯的。张艺谋说，他感到现在滥情的戏太多，床戏太多，所以要拍一部“纯爱”的电影。这段表白表明，张艺谋其实并没有被老三和静秋的故事所感动，他只不过是想通过逆向操作，通过取巧的方式来在市场上取胜。不客气地说，这并不算什么智慧，充其量是一种农民式的狡黠罢了。
导演的动机至关重要！我们很难想像，一部电影的故事，如果不能感动导演本人，它又如何能够感动观众？这正好比一条小溪，如果从源头就被污染了，下游又如何可能纯洁呢？导演既然意在取巧，他就不会真正用心去表现所谓“纯爱”，而会只想着制造各种噱头来讨好/愚弄观众。
影片放映后的效果，也表明了张艺谋尽管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却遭遇了电影自身的失败。记得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待到剧情发展到一个最为“催泪”的情节：老三流着眼泪蹲下身来为静秋包扎脚上的伤口时，我身边的一位通常极易被感动的朋友俯在我耳边说“我一点都不感动”，而我的感觉居然和他一样。
不真实，不合逻辑，是这部影片硬伤。老三和静秋为什么相爱？影片完全没有交代，不过这个可以用“一见钟情”的老俗套勉强加以解释，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在相爱中守身如玉，不亵渎这份“纯爱”？
假如说，他们是执着于某种信念而这样做的，那我可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份“纯爱”了，但问题并不是这样的，从“电影的事实”来看，他们之所以压制住了冲动，并非是由于对“纯爱”的信仰，而是迫于外界的政治压力以及无知。
从影片交代的事实来看，他们的爱情之所以困难重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外界巨大的政治压力——静秋的父亲是右派，母亲是走资派，但静秋本人又希望毕业后留校工作，所以，任何可能招致非议的行为，当然包括早恋，都必须绝对避免。只是如此一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假如没有政治上的压力，老三和静秋早就上床了，是不是这样呢？
顺便说一句，张艺谋对文革的理解是肤浅的，停留在概念化、脸谱化和三十年前伤痕文学的水平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静秋和她的母亲宛如生活在“敌占区”，始终面临着巨大危险，但他又不能解释何以静秋能够不“上山下乡”而幸运地留校？学校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政治背景复杂的人留下来工作？张艺谋显然忽视了，在他的讲述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假如政治真的是如此重要，则静秋不可能被留校，反之，既然静秋成功地留校了（似乎并没有遇到什么了不起的政治障碍），则说明政治并不重要。
张艺谋在影片中，还颇善于用看似不经意的“闲笔”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他刚刚用一个长镜头展示静秋和几个同学在舞台上表演“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直接切换到两个造反派在教训走资派母亲，静秋和一个同学满怀羞愤地躲在墙角观看的情景，这组镜头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当然是文革既荒诞又愚蠢。
老实说，我觉得这是张艺谋在整部电影中唯一老辣的地方：他撒了谎，但却没有说一句谎话。因为他并没有提及，文革中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并非愚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把他们从“资反路线”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张艺谋也没有提及，普通群众可以监督、教训当权派（只有当权派才有资格成为走资派），也并非荒诞，而正是大众民主的一种表现。
张艺谋是聪明/狡猾的，他知道今天的中国谁是主流，也知道谁掌握着话语权和最多的资源，因此他用这看似与主题无关的闲笔，来向他们做一个交心，确保他们不会误解自己居然是在歌颂文革，也就相当于交来一笔政治保险费吧，相比较而言，姜文就比他冒失多了。
回过头来继续说“纯爱”。阻止他们上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静秋的无知了：她目睹了女友怀孕、流产的巨大痛苦，又莫名其妙地相信“只要两个人睡在一起就会怀孕”，所以对和老三的交往心存恐惧。但恐惧并不是纯洁的同义词，如果一个小偷因为担心被抓而不敢偷东西，我们能因此说他是纯洁的吗？如果这就是她拒绝和老三发生关系的原因，那我们假定，如果有人对她进行了性启蒙，并提供安全套一类的避孕工具，则结局会不会是两样的呢？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静秋对老三的爱不纯洁，那么至少老三对静秋的爱是纯洁的吧？
我只能说，老三对静秋的爱是普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老三和静秋的关系中，他一直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一直是游刃有余，可进可退的。他既未感受到政治压力，也未感受到经济压力，对老三来说，他唯一的压力来自静秋的心理压力，而从老三的角度看，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属于庸人自扰，他之所以妥协是为了迁就静秋母亲的态度，而并不是他也认为真的存在什么灾难——老三这种从容的状态一直持续他发现自己患了白血病。
人性的光辉，总是要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才能彰显出来，老三一直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克服，又能有什么令人感动的地方呢？不错，由于静秋的顾虑以及静秋母亲的命令，老三做了等待：等着静秋留校，等着她转正等。不过这种等待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都相当年轻，老三闯入静秋的生活时，静秋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即便是按今天的标准，这也属于不折不扣的早恋，老三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等待只会让爱情更加甜蜜。
大概张艺谋意识到了这个漏洞，所以他在影片的后半部，也就顾不上控诉文革了，干脆直接让老三患上白血病，试图通过让老三面对死亡时的表现，来展示“最干净的爱情”了。
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套路的，所以张艺谋预期的高潮，仍然是一出“床戏”，静秋到医院去看望老三，由于医院规定病房不许赔夜，老三就把静秋带到了一个医生借给他的房子里。坦率地说，这出戏拍得很脏，“跟嫖雏妓似的”（一评论人语）——老三的手向静秋的下身摸去，被静秋下意识地抓住，不过静秋最终还是松开了手，说“今天你无论做什么，我都答应”。
这是整部影片中老三唯一感到煎熬的时刻：自己来日无多，这个机会空前绝后，抓住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
老三最终选择了放弃。应该说张艺谋设计的这个噱头还是很高明的，在今天“性自由”、“性泛滥”的背景下，“性”和“爱”是分离的，“性”除了意味着及时行乐之外，并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性”，不妨被视为一种高尚或升华，张艺谋正是打算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赚取观众的同情乃至眼泪的。但是，张艺谋忽略了一点，他是假定在老三和静秋之间是存在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性本来应该是他们之间爱情的一种升华，但如此一来，老三的放弃，就不再是一种高尚，而是一种故作纯洁的矫情了，如果考虑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那么这甚至是一种残忍了，他在观众心中唤起的不是同情，而是厌恶。
张艺谋是很清楚自己故事的苍白，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加进了很多“佐料”。比如他使用前苏联歌曲《山楂树》作为影片的主旋律，意在讨好喜欢怀旧的中老年观众，殊不知这首歌曲是歌颂青年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的，而《山楂树之恋》是以控诉作为底色的，因此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反讽；再比如，影片中多次出现了塑料绳编织的金鱼这一小道具，这确实是70年代女青年中流行的爱好，但由于它对推动情节的发展毫无用处，因此这条金鱼也就成了一种炫耀性的无用的小摆设。
张艺谋想让观众看到“纯爱”，但观众并没有看到“纯爱”，而仅仅看到了男女主人公面对爱情时的种种机会主义的考虑，因此可能更加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结局，张艺谋想过吗？
也许张艺谋本人并不在意观众从影片中得到了什么，他在意的仅仅是观众的口袋——这意味着张艺谋自己也是机会主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你能向一个商人谈电影吗？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