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春秋史总说
假如从本稿所立的题目来落笔，似乎应该从殷代开始，但是根据近年来中国古代研究的发展动向，至少要将视野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期，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殷代。
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半个世纪里，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取得了超乎想象新成果的，可以说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此前，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认识，少得可怜。伴随着新的基本建设，大量考古的新发现，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改变，而维持这项研究的体制得到全国性地协调；同时，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技术得到改良，并且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其结果是促进了文化编年研究越来越趋向高精度的绝对年代的确定，泛中国的文化变迁观的建立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很多“考古文化”在各地被设立，填补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空白。至少可以看到，试图把这些文化总结为数个“类型”来加以理解。
这项总结新石器时代的工作，虽然只能依靠专门的考古学者，但是，这其中尤其是近年来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很多规模极大的城墙相继被发现。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探讨。
二战前，人们所关注的所谓新石器时代的城墙，只有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进行发掘的项目，它的正式报告也在1934年刊行。在这份报告中，断定在那里发现的黄土版筑城墙，早于当时“黑陶居民”的生活垃圾。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发现了很多龙山文化的遗址，不过由于一直没有发现城墙，到八十年代公开发表了如下的观点：
……一部分人，从墓葬中已经表明的阶级分化、以及过去在城子崖发现的夯筑围墙，提出了龙山文化已经有可能进入文明时代的推测。但是，这三十年以来，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没有再次发现过与“城”有关的遗迹，没有可以充分证明龙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更为确证的材料。一般意见认为龙山文化仍然是原始社会的末期。【1】
不能否认，这种观点是以中原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先人为主的观念为基础，或者说对这一结果充满了期待的心情。在发掘河南省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的时候，尽管只是发现了极小型的城墙，但还是引起了特别重视，不外乎这个遗址是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原因吧。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在远离当初所预想的中原地区，如山东半岛、长江中游以及其他地区，陆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规模的城墙遗址。
来看一下山东半岛的情况。在1996年的时候，有十七座龙山城的位置被标于地图【2】。其中有很多只是根据田野发掘工作，确定其城的所在位置和规模。由于发掘成果报告还未公开发表，尚无法确定这些城址的性质。另外，目前已经明确的龙山城范围以外，这样的城址还有多少呢?或者反过来说，它们是同时并存的吗?每个城又是如何历经岁月，长期被使用的?等等很多疑问，是有保留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但是，尽管如此，因为新出现了过去人们从来不知道的事实，所以在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不能不作进一步地深究。
从张学海的论述来判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这十七座城址的位置和规模。可以明确地分为：济南以西、黄河下游以北有八座（现以A群称，见文末图1，1一8）；济南以东、黄河以南有四座（称B群，图l，9-12）；远离黄河的山东半岛，在其中央山区部分分布着五座（称C群，图1，13~17）。这当中的C群，由于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和位置，除此以外得不到任何相关的情报，因此不得不暂时不作讨论。
A群可以分为南北两组，南组三座（1—3），北组五座（4—8）。张氏把城址面积在数十公顷的定为一级；把数公顷的定为二级。假如依此为标准，南组只有一座是一级（景阳岗城，35公顷），其余两座（皇姑冢城6公顷、王家庄城4公顷）为二级；北组中一座（教场铺城，40公顷）为一级，其余四座尚庄城、乐平铺城、大尉城、王集城，都在3公顷的范围里，定为二级。另外在这个范围中，还有很多数千平方米的龙山期的聚落遗址，这些都定为三级。这两组遗迹都是以一级城址为中心，在20公里半径的区域里点状分布。
经过这样的分析，张氏认为这个阶段金字塔形的阶级社会结构已经形成，按照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3】的发展阶段模式，应该说已经相当于“古国”的阶段了。
笔者研究过黄河下游南岸的B群，一连串排列的城墙几乎都属于一级。从最东面的城子崖城（20公顷）开始，距离约50公里的丁公城（11公顷）、33公里的田旺城（15公顷）、39公里的丹土城（25公顷）在一条直线上排列。
笔者曾经讨论过关于殷周时代的国家结构问题，在那篇文章中一方面介绍了学界把这一时代称之为都市国家、邑制国家等几种用语，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从未言及的假说【4】。笔者在甲骨文和金文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在王朝首都“大邑”的下面，存在着从属于他的“族邑”，而在族邑的下面又存在着更多的“属邑”，如此形成累层式的结构。我对于以“邑制国家”来称呼的、其外在的形态上类似“金字塔”型的邑之间的相互关系，充满关注。
而“都市国家”论典型代表的地中海式古希腊都市国家之间，无法想象具有这种金字塔形的累层重叠结构。与上述不同，古希腊都市国家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或者沿着河道点状发展，“日出走出城堡，行走几个时辰到达农地，又随着落日回到城堡休憩”的生活状态，大致反映了人类一日所能够行走的距离，而古希腊都市国家正是呈现着这样的连锁状态分布开来的【5】。
上面所讲到的山东新石器时代城址群中，可以看出A群呈层累型重叠结构，B群则是作连锁状分布。到现在为止，在这些城址中只对很少的一部分做过内部发掘，因此，要判断这些邑所具有的功能和结构、以及在这里居住的人群的社会结构是不容易的；关于这些城邑之间的关系，除了他们的所处位置比较清楚以外，便很难再有更多想象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所呈现的两种形态是否同时并存，就成了注目的焦点，也期待着今后的发掘结果。
与此同时，在长江中下游，发现了稍晚时代的大型城址的聚集区。在长江的北岸发现了三座城郭、南岸发现了四座，其中最大规模的石家河遗址，79公顷，是山东最大的教场铺城面积的一倍。除此以外六座相对比较小，在7—25公顷之间，对此展开过研究的冈村秀典指出，人们只把石家河遗址分为第一等级（大型）、其余的六座定为第二等级（小型）的区分法也许是恰当的【6】，但是，如果采用这种标准，那么就与上述山东地区的划分标准发生了错位。另外相对于石家河遗址这个向城内和城外扩展的复合型遗址来说，那些小型城郭的居住区范围几乎都被限定在城郭里面。这一点也许跟山东的遗址具有共同的特点。关于城郭的问题将在后面谈的殷商时代，继续展开讨论。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城郭调查的进展中已经明确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山东城址中的丁公城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片带字的陶片。
毋庸讳言，目前为止公认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是现行汉字的祖先。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其他的遗迹中，在陶器上发现过类似记号的划痕。而把这些划痕当作文字祖先的研究也不少。但是，符号和文字是有严格区别的，应该说文字具有书写文章的功能。
我们观察到，这块丁公陶片为了书写，制成了很规整的小陶片，并在上面排列了11个刻文。如果说它确实是记录文章的文字的话，那么是可以把文字的起源再推前约800年的唯一例证。但是，尽管多次反复地观察，还是很难把它看作是汉字的祖先。
关于字释，现在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意见。冯时提出可以用中国西南部彝族现在所使用的文字来加以解读这一惊人的意见【7】。古代彝字和“夷”通用，如果现在的彝族文字跟山东省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字同源的话，那么，当时夷族的后裔当然就是现在的彝族了。这就牵涉到了现代的中国民族问题，因此，暂且搁置一边。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假定山东的夷族已经使用了相当发达的文字，而那个时候汉字尚没有形成的话（当然这个假定存在着极大的问题），那么将如何看待这以后出现的所谓华夷问题，这将是具有很大启示意义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丁公城内极有限的地方发掘，立刻就发现了这块陶片。过去对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发掘，由于没有在这种类型的城址内进行，因此没有得到相关的文字遗物的出土。我们对比殷代文字的发掘盛况，还是可以充分肯定这样的假设吧。今后随着山东境内多数大型城址的发掘，大量夷族文字发现的可能性极大，并且把这种文字与后代的古彝文作一定程度的比较，是有可能进行解读的。公元前三千年的历史，通过甲骨文、殷墟的发现和研究，也许是再建殷代历史的一线微弱的曙光。这也就是加快对山东古城发掘进程寄予热望的原因所在。
与这个时期比较接近的江苏省高邮市龙虺庄发现的刻文陶片、以及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数件刻辞，可以说几乎都具有类似的性质【8】。
撇开民族问题，那么在这个阶段出现文字的本身，自然就引起人们的注目。通常认为在一般的古代社会里，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文字也随着出现。例如， Gordon Childe在用考古资料来定义古代都市的时候所设立的指标之一便是文字的发明【9】。至少在旧大陆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现在很难把公元前三千年后半的这个时期，看作过去曾经认为的原始社会末期，而作为支持这一看法的其中一项指标，当然引起关注。
在这一时期另外引起关注的方面，正如上述所言及的在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遗迹里出土了风格浓郁的、精巧的玉制品。玉因为其质地优美而备受喜爱。不过这里要探讨的不在其质地如何。由于玉是硬度极高的物质，雕琢玉器既要有极其高度的技术，又需要集约性的劳动，所以，玉器在上述的大型遗址中的集中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出玉器的大量存在，正说明了它是与这块地方权力结合的产物，也具有显示支配阶层内部身份标志的功能，也反映了在形成的身份制度中，中间官僚阶层的存在。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尚没有出现。殷周时代青铜器所承负的表示支配阶级内部结构的意义，在早先的这个时期里，则是以玉器的形态存在的。这种理解该不会太偏离吧。
总结上文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时期原本不该称为原始社会，应该说是向国家形成跨出最早一大步的阶段。如果这样，那么它与殷周时期究竟有什么最显著的差异点呢?令我们不得不探讨这一课题。
可是，这些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突然之间衰退了，或者灭亡了。在山东龙山文化层的上面覆盖着岳石文化、在良渚文化的上层发现了被叫作马桥文化的新的文化层，不过这些文化都没有继承和发展它们先前的文化，而且文化水准都不如前代。这些文化应该考虑在公元前2300到2200年间。而关于其原因的解释，在今天的考古学者中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比如，俞伟超推测，这是因为发生了“突变”的缘故，而洪水以外的原因很难成立：经历长期的大泛滥，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创造了这两种文化的居民，不得不移居他处【10】。而两遗迹的下层和上层，都看不到明显的洪水的痕迹，因此，也有考古学者对这种意见提出疑义。我们关注着这场讨论的结果。
其次，关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迹，由于其关系到“夏王朝”的问题，在此也必须作一些探讨。
从很久开始，中国的学界把“夏王朝”当作实际存在的王朝来看待的，在此前提下的讨论很流行。而日本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王朝实际上是否存在，并不非常积极地加以认可，可以说很多的研究者坚守着这样的立场。日本的许多通史书籍、教科在今天仍然从殷王朝开始讲述是很普遍的。
这与完全否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并不可同日而语。在半个世纪以前，和田清就曾指出，殷王朝的实际存在被证明的话，那么，留下了许多传说的夏王朝，恐怕也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王朝了【11】。而问题在于，能否经受得住历史学的彻底地科学检证，史书中传承下来的内容作为“史实”来接受是否可行的问题。
我们将把这一点，同殷代实际存在的证明过程作一对比。毋庸讳言，在甲骨文发现以前，殷和夏同样完全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而甲骨文发现并且加以释读的结果是，那里记录着很多王的名字，跟《史记·殷本纪》里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同时也证明了《史记》记述的可信性。这就是王国维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但是，关于夏代，至今为止还没有进展。虽然是早就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仍然必须首先加以确认。
尽管如此，中国的学界认为“夏王朝”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王朝，不外乎根据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认为这是一个先于殷的王朝。关于此遗址的年代问题，在第一到第四期的文化层中，长期存在着将第三、第四期当作殷代初期，而把在此之前的第一、二期看作为夏代的意见，以及将整个二里头全都当作夏代的两种意见。而考古学者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12】。而且推测目前已知的、已经发掘的数个大型建筑城址也许就是先于殷朝的“王朝”的中心据点——王都。
但是，根据这些材料就匆匆忙忙地把《史记·夏本纪》里记录的内容，当作史实来接受是否可行呢?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所谓“王朝”，意味着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继承性地接受支配权的制度。而《夏本纪》所说的完全符合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夏本纪》中记录的相关王的系谱是否确实是当时史实的反映?还是后人制作后假托于“夏王朝”的呢?最近，从考古学的角度承认“夏王朝”为实际存在王朝的林巳奈夫的说法【13】引入注目：王国维在他晚年所作的《古史新证》里谈了如下意义的一段话：“司马迁看了‘实录’《世本》以后，撰写了殷周王世系，那个世系是正确的。假如果真的如此（可以说至今未经‘二重证明’所证实），那么，对于夏后氏世系的推断当然也会是准确的。”不过，《夏本纪》中所见王名大都作“帝某”，我们从甲骨文中“帝”字的用法来看，很难考虑当时这个文字有放在王的前面（帝乙、帝辛在甲骨文中也没有）的用法，何况在其以前的时代里这样的命名方式会在当时实行。因此，像王国维所推测的司马迁看到过关于夏代历史的“实录”，它是否真的可以信赖，颇存疑问。在《夏本纪》的开始部分长长记叙的大禹事迹的传说，也是可以按在任何地方的一个传说而已。“夏”的名称在当时是不是就已经存在了呢?它在战国以前是否出现还是一个疑问【14】。
就在殷代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着作为王都的大型遗址，这一点从考古学角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从其他方面来看，我们能不能把古文献中流传下来的关于“夏王朝”的内容作为史实来接受，“二重证据”的必要性，不正是我们历史学者所寻求的立场吗?
至于殷代史方面，最近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经田野考古发掘的结果，已经判明在小屯的对岸有一个巨大的城墙【15】。过去一向把这个地区作为殷墟遗址分布区的外围来考虑的。近年来，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与中国展开了共同的调查，结果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有浓厚前殷墟时代风格的陶片，一时间引人注目【16】。此后，随着发掘的继续，最后在洹水沿岸首次发现了巨大的城墙。此城墙掩埋在距今天的地表以下2．5米多的地底下，因此长久以来一直未能发现。其规模极大，东西南北四方分别达2230米、2200米、2170米、2150米，城墙底部的宽有9．2米，城内面积超过400公顷。
城墙建造和使用的年代成了争论的问题。根据古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陶器器形特征，出现了此城分别属于第十二代河亶甲建都的“相”，以及第十九代盘庚到小乙所立之都这两种对立的意见。
如果采用小屯遗址就是殷墟的通常说法，那么，这次发现的洹北商城，即为盘庚到小乙的王城。一直到武丁时期将都迁移到洹南为止，可以被认为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一发现又被作为后世《竹书纪年》里所说的盘庚以后不迁都的一种解释。
但是，洹水南岸的所谓“殷墟”的形式与目前已知的其他王城有着极端的不同，如果把它当作王城来看的话，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对其中至少一部分持有很大的疑问【17】。下面将列出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思考。
（1）小屯遗址并非王都址。现在所谓的“宫殿区”在王都的近郊（即北郊），是为了祭曰，亦即祭祖的一个特殊的圣地。它被洹水和大规模的蓄水壕沟所环绕成为一块特殊的区域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18】。
（2）《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年数暂且不论，恐怕都是事实。
（3）根据⑴和⑵的情况来看，从盘庚到纣的都城，也许是在小屯以南，与洹北商城一样，至今仍然还被深深地埋在地下呢。相反，只有圣地的小屯是建立在微微的高地上面，因而是露出地面的（《史记·周本纪》的克殷记事里说，存有鹿台的“武王至商国”的“商国”就是指这里“盘庚到纣之都城”。而“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之“纣宫”的所在地，恐怕就是今天的小屯吧）。
（4）从上面第⑶加以推论，洹北商城不可能是盘庚—小乙的都城（按照排除法，那么，赞成洹北商城就是河亶甲都城的说法）。
（5）与此相关联，从侯家庄大墓的数字来判断，王城的西北是盘庚以来直到殷末的殷王墓地。
（6）而洹水和大沟所分割出来的小屯北地，是作为祭日、祭祖的圣地，从甲骨文的年代来判断属于武丁时期。
近年来，在洹北花园庄发现的大批陶器的主要部分，比殷墟大司空村一期更早、而在二里头白家庄期之后，被看成是殷中期即介于郑州二里岗和殷墟之间的器物。可以看出这些陶器器形的变化呈现着连贯性【19】。由此，即便在洹北商城发现以前，就有人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相当于第十二世河亶甲所建都之“相”地【20】。陶器编年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完全从另外的理论角度支持了笔者上述的推论。当然，这跟郑州商城的年代究竟是属于殷代前期，还是属于中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洹北花园庄遗址的情况越来越清楚，更多的学者倾向于郑州商城即殷代前期的意见【21】，笔者的推论基于这一前提。
因此，在围绕着新发现的洹北商城年代的两种意见，笔者在现阶段认为属于第十二世河直甲都城的意见比较妥当。不过，这还有赖于对淹没了的城内的发掘结果。与郑州商城几乎都在街市地相比，洹北商城除了一部分是军用飞机场以外，大部分是农用地。因此对于洹北的期待值远远高于小屯。
与此问题相关联，不得不提及本人过去的旧论。正如上文中已经谈到的，过去我曾经提出殷周国家的结构，在外形上是由大小邑三段累层关系构成的。而维持这种秩序所依靠的是王室的祭祀【22】。似乎正是为了校验我的说法，最近三十年中，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山东半岛、长江中游的实证性考古学的成果，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想。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指出来了。比如，冈村秀典指出了这些相似性。
殷、周时代的社会，相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说而言，松丸道雄以甲骨、金文等第一手史料为基础，提出由大邑（殷周王室）一族邑一属邑构成的所谓累层性关系的国家基本结构。以氏族制共同体为核心，以从属于许多小邑的族邑为单位的邑制国家一方面自主地存在，同时又服属于大邑（殷周王室）的相互关系。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所呈现的重层式的集落结构，与松丸所考虑的殷周时代国家的基本结构正是一致的。阴湘城遗址和城头山遗址等小型城郭集落，作为当地农业共同体的核心，与周边许多小集落共存的状况也是一致的。【23】
但是，对此重新加以思考的话，立即认定新石器时代后期与殷代的国家结构相一致，仅仅涉及它们的类似点就作结论是不够的。因为不管怎样殷代的王城跟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在规模上是完全不同的。
正如上文中所见，山东龙山城一级教场铺城40公顷，其下的四个附属二级城址都在3公顷左右。而35公顷的一级景阳岗城下所附属的二级城址也都是数公顷。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再来看殷代王城。郑州商城城内的面积大约有300公顷，很可能作为其副都、同时建成的西亳，亦即偃师商城，约有190公顷。这次发现的洹北商城其城内面积超过400公顷。而还未发现的殷代后期的王城，当然很有可能超过这个规模。就是说，与龙山城相比较，殷王城一定超过前者一个十位数的规模。因此不得不指出，把这两者作为相同性质的城址来把握，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我认为，龙山期的社会结构，必须把创造龙山文化的民族的特点、经济生活的发展等要素考虑进去。它们在基本结构上被殷周所继承。
但是应该考虑到，一直发展到了（夏）殷代，在原来的基础上，发生了需要有更大的权力结构来进行统合的事态。也许为了治理大规模的河水泛滥，也许为了解决民族间的纠纷。关于其原因这里可以暂时搁置一边，总而言之，进入了建造巨大的百位数城墙规模的阶段，这是引入注目的变化。
倘若如此，那么，我的旧说就不得不作如下的修改。我曾经推定的殷周时代的“族邑”结构，是上溯到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二层结构（虽然常常考虑是二层结构，但是并非一定拘泥于此，比如，现在就想到龙山期也有一层结构。为了避免繁琐的名称，这里以二层结构为例来叙述）。我们以龙山期为标准。现在假定将这种累层关系叫做“大族邑”和“小族邑”，而考虑殷代王城是在其基础上统合了这些族邑而形成的。那么，殷代就在四段累层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邑制国家的外形结构。
大邑（王城）[数百公顷]一大族邑[数十公顷]一小族邑[数公顷]
可惜的是，现在我无法拿出甲骨文和金文中具体表示大族邑一小族邑关系的材料。今后，特别是在中原地区，我们期待殷代具有这种结构的遗址的发现；从出土文字的资料中寻找出类似关系的史实，也可以说这是殷代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
以上四段式的累层关系，令人想起张光直曾经介绍过的美国人类学者们所提倡的“社会进化论”【24】。许多研究者分析中南美洲的原始社会就是bands（游团，张光直自译，以下同）——tribes（部落）——Chiefdoms（酋邦）——states（国家）四阶段式的进化结构，并给每个阶段注加定义和解释。关于此理论的具体内容本文在此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张氏把这种理论应用在中国社会，并作了图示表（见后）。关于这个论点，在日中两国的研究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25】。
此处，张氏依据中南美洲社会的典型形态，作了这样的四个分段，提示了随着时代的进程，社会将发生如何变化的问题。而我在上文中所阐述的是，从现象上把龙山后期的结构分为三段、殷代分为四段的累层式从属关系，必须指出是视角上是不同的问题。把它们视作同一问题并不正确。尤其必须提出的是，我所设定的“属邑”的实态，恐怕与这里谈到的“游团”，在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不得不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来考虑其发展和变化。就是说，必须从结构的发展以及其基层社会的社会经济史的进化两个层面，来观察其历史的发展，也许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整理。
现在来看一下甲骨、金文的研究现状。甲骨文研究总体说来，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对历来的研究有过全面的总结。虽然说在此后的时间里，几乎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但是，随着大型研究项目的启动，刊行资料、重新整理研究，为准备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倾注了努力。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的项目，把各个收藏者所刊行的百余种甲骨资料集收集起来，对全甲骨的拓本、摹本，按时期、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将并此编为一书，出版发行了全十三册的《甲骨文合集》，这项宏大的事业是较早的1978年到1982年之间的事了。此后，很长时间令我们着急的是，尽管这一资料的收集、整理很难说不全面，但是其资料的来源完全不明晰，结果是跟旧著录的对照变得非常困难。不过，1999年，适逢甲骨文发现一百年的纪念，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这当中，上面所列的《合集》的《材料来源表》三册、《释文》四册、以及《补编》七册（《补编》又附有材料来源表、释文）同时出版发行，可以看作是这项宏大事业的一个结尾。因此可以说在甲骨文发现的百周年之际，终于完成了最基本的资料整理工作（当然，还是有很多遗漏的部分。在使用二十七册《合集》时，有必要参考如蔡哲茂的《甲骨缀合集》，台北，1999年，以及近期要出版的《同续集》）。以姚孝遂为核心，以十三册《合集》作为整理的基础，1988年出版了《殷墟甲骨刻辞摩释总集》二册（除了十三册《合集》之外，还把《小屯南地甲骨》1980–1983年、《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1992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1983年、以及《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年的四部著录合在一起，排录了摹本和释文），《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三册（1989年，这是沿袭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的体例，而用了《合集》作为资料），从而使得甲骨资料的检索有了飞跃性地进步。
毋庸讳言，甲骨文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阅读”。尝试着把过去百年中庞大的字释进行综合整理的，还是以姚氏为核心所编纂的四册《甲骨文诂林》（1996年）。以松丸为中心完成了《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一书（1994年），亦算作是参与此项事业之举吧。
另外，关于研究文献的目录，有濮茅左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1991年），宋镇豪《百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年），这些目录的出版意义重大。虽然后者的书名沿袭了1952年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氏的书中收录了876篇论著，而宋氏的编目里收录了10946篇．有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1999年），也是袭用了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的书名，对这一百年的研究进行了极好的总结。
但是，不得不指出，专心地对甲骨文字一字一字加以整理的工作已经被放弃很久了。孙海波有《甲骨文编》（1934年），金承恒有《续甲骨文》（1959年），两书都是以当时所能收罗到的甲骨著录中的集字为对象所制作的字形检索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甲骨文编》（1965年），是其抄录本。而比较全面的甲骨文字字形检索书，目前为止尚没有出现。另外，作为字书使用的如上文中所举的《综览》，在检索的时候也许不太注意，不过这本书是以科学院版的《甲骨文编》为底本而完成的，发现了很多缺陷，令人扼腕不绝。在新的释文研究充分展开、并加以全面修正的基础上，以全部的甲骨文字为对象完成一部字形检索书的工作是一项当务之急。这不是个人所能够承担的工作。我们期待着像完成了《合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样，再倾注全力，来完成这一项大的事业。
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为止，结出硕果累累的甲骨研究，正如上文所总结的，八十年代以后，总体上是在资料的再编以及为今后研究的深入展开，大规模地进行整理的工作。学术界如此一致的行为意向，令人出乎意料。此处重新审视这一研究动向，期待着下一个飞跃的到来。
进入九十年代，再一次从小屯洹南花园庄出土了包括大量完整龟版的甲骨一千五百多片【26】。过去所知道的第一期武丁期甲骨应该作为第一期的中、晚期，因为此次一起出土的甲骨比它们要早。我们期待着全部甲骨拓片的出版。据传李济曾经提议在小屯一带进行发掘，但是，最终没有实现。我们亦期待今后可以实现。另外，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如果进一步展开的话，那么，大量发现殷代中期甲骨也就不只是一个梦了。
关于金文，在中国也同样作为国家的专门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完成了十八册《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年），这个出版物选取了优良的拓本、增加了新的资料、对各个铭文都附记了数据库，采用珂罗版印刷了总数达一万一千一百十三件拓本的巨册。按照器种分类，依铭文字数加以排列。全书的编辑也很到位，可以说对研究而言没有比此更好的基础性资料了．希望今后每过十年左右，就有这样的新刊物出版。与此相同的目的，在台湾由艺文印书馆印行了《金文总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商周金文集成》。
上海博物馆以马承源为中心编纂出版了四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6—1990年）。此《集成》与收集金文资料的目的不同，选择了在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商器21件，西周器512件，东周器392件物，分为拓本篇二册、释文和考释篇二册。正如此书所记录的那样，是以补订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为目标，因此，殷、西周器是以考定的年代顺序来排列，而东周器是以国别来排列的。作为新出土的金文资料集，给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金文的研究中，青铜器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综合研究方面，林巳奈夫的研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过去，他从1984–1989年，完成了全四册《殷周青铜器综览》。尝试着以器形为基础进行断代，排列了大量的器物照片，为青铜器的研究第一次做了最基础的工作，功劳卓著。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完成《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年），此书选择对象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并按照器的种类进行排列。
但是，至今为止西周金文的编年仍然是个未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这里存在着历法的问题。
围绕着历法的问题，过去的年代学研究，近年来又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在中国这是大规模的国家级研究项目，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名，自1996年开始，集合了全国二百多名研究者，分为九个课题、其下又分四十四个专题展开共同研究，到；2000年作为课题的总结，公开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个年表转载见后【27】。
另外在日本，平势隆郎孤军奋斗，在探究如何解决《史记》纪年矛盾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启发，他综合整理各种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作了“东周新年表”，显示了其独到的见解，而且进一步向前追溯，公开发表了西周和殷末的年代【28】。关于殷周革命，平势的意见是在公元前1023年。因为在此书中平势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希望能够参考。
附记：本文应该作为“殷、西周、春秋史”的概说来写的，由于当初约定的“新石器时代”、“甲骨文研究’，文稿没有交付上来，因此在这篇概说里我做了补充。另外，关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诸位作者在各自担当部分都有各种阐述，我便在概说里割爱相让。因此，这篇《殷周春秋史总说》就成了不完备的东西，为此谨向读者致歉。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关野雄监译《新中国の考古学》（平凡社，1988年，lOO页小川诚翻译的部分，原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刊行）。
【2】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
【3】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l994年）。
【4】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構造》（《岩波講座·世界历史》第四卷，古代4，1970年）。
【5】至今为止仍然不清楚地中海实地状况的笔者，年轻时代对古代都市国家的想象，来自于高中时代一本爱读的书，也是成为笔者从事古代史研究的一个很大契机的，是坂口昂所著的《世界における希臘文明の潮流》（岩波书店，1924年），第一章“都市国家の盛衰”中所描写的“都市国家”部分。
【6】冈村秀典《長江中流域における城郭集落の形成）（《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報》第七号，1997年）。
【7】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另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提出了个人的意见，请参考《漢字起源問題の新展開一山東省鄒平果出土の丁公陶片をめぐつて—》（《論集·中国古代の文字七文化》，汲古书院，1999年）。
【8】张敏《龙虺庄陶文的发现与殷商甲骨文之源——浅谈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故宫文物月刊》一七三，1997年8月）．龙虺庄考古队《龙虺庄一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另参见松丸注7所列的参考文献。
【9】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1990年，3页。日译：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中国古代文明の形成》）所引V．Gordon Childe：The Urban Revolution，The TownPlanning Review，Vo1．XXXI，N0．1，1950．
【10】俞伟超著、稻畑耕一郎译《龍山文化七良渚文化の突然の衰退と变化の原因について》（《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報》第二号，1992年）。
【11】和田清《夏朝は果して実在したか》（《日本学士院紀要）第十卷第一号，1952年）。
【12】参考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同成社，l999年）146~155页西江执笔的部分。
【13】林巳奈夫《中国文明の源流》（讲演笔录）（《出光美術館マ令報》第一○九号，1999年）。
【14】高津纯也《“夏”字の“中華”的用法について—“夏夷思想”の原初的形態に関する序論—》（《論集·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汲古书院，1999年）。
【15】《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0日，第14期总783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17】笔者在《再论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问题》（松丸道雄文，收入《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1996年）中阐述了个人的意见。最近，杨鸿勋有《小屯“殷墟”非殷都之墟》一文，见于《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 日。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l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91—96页）．同《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77~78页）。根据后者的记录，洹水和“大沟”所分割的范围大约有七十公顷的面积。关于“大沟”所具有的重要性，笔者曾经在四十年前的文章中（松丸道雄《一九五八——九五九年殷墟凳掘简報について》，《甲骨学》第九号，1961年）有所指出。
【19】参见小泽、谷、西江文，见前揭注【12】。
【20】文雨《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直甲居相》（《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
【21】参见注【12】。又见唐际根、难波纯子《中商文化の認識とその意義》（《考古学杂志》，第八四卷第四号，1999年）。
【22】松丸文，见前揭注【4】。
【23】冈村文，见前揭注【6】。
【2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平凡社，1989年，79页，原论文收入《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1978年）。
【25】比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l997年，10页以下），冈村秀典《農耕社会と文明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歷史》3，1998年）等等。
【26】考古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7】《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总第858期。
【28】平势隆郎《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同《中国古代紀年の研究—天文と曆の検討から—》（汲古书院，1996年）。
原载[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