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回答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它“为什么”如此。事实材料是无限的，看起来似乎是散乱的，但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仅在叙述，而且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复杂现象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理清它的脉络线索，抓住要领，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对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起到益人神智的作用，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能有敏锐的悟性和思维能力。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论文或著作，引用资料是丰富而翔实的，叙述也是清楚的，但缺乏思想，不能从丰富的事实材料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不能对问题进行透辟而切合实际的分析，更不能给读者以“益人神智”的启发。这样的论著也是有用的，但很难说是高水平的第一流作品。对一个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不久的学者来说，能写出这样的论著是可喜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不能更上一个台阶，它的发展前途是有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一个史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连一个简单事实的来龙去脉也难以作出清晰的有条理的叙述，更不可能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深刻的分析。有理论素养的人还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不仅把某一个具体问题研究透，并且能从中领略到一些普遍的带规律性的认识，富有启发性，使读者读后能收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效果。总之，理论素养的高低对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有如影之随身，到处都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理论，锻炼并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
在众多的理论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科学真正变成科学。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像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大学的。原来所受的教育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流行的许多西方学说如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汤因比等，我们那时多少也接触过。它们不是一点合理因素也没有。相反，在某些问题上提出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但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位终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说明历史。我们只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作了比较以后，才觉得眼前顿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原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似乎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的完整的解释，并且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正确，这是任何学说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体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学说能够从根本上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能当作教条来用，不能当作现成的公式到处去套，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得好：“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要学会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我们所要研究的具体对象。理论必须符合事实，而不是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科学的理论只能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东西。削足适履地把复杂多样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硬生生地纳入某种固定的模式中去，自然谈不上创造性的研究，并且正好违背马克思主义。
这里，我想讲一下历史研究中必然性和选择性的问题。
几年前去日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有位学者告诉我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说外国学者着重研究的是选择性，而中国学者着重研究的是必然性，这是两者间的重大区别。我当时对他说：这种提法未必适当，也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那时举出的理由大致有这样两条：
第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自然发展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活动。由于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通常总是面对着两种或多种可能性，可供选择的对策也绝不止一种。一般来说，取得成功往往基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失败往往基于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在这里，进行选择并作出决断的主体的作用是重要的。某些历史人物所作出的选择正确与否，往往直接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具体面貌。如果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只是刻板地按照某种注定了的公式演变，没有两种或多种可能性，人们所作的判断和选择无关紧要，那就成了可笑的宿命论了，同客观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要求全然不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同样十分重视选择性的研究。
第二，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又都不可单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主观意愿去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也不可能是在他自己自由选定的环境中进行创造。主体和客体从来是无法分开的，除非生活在梦幻中。人们只能在现成的客观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他必须努力使自己的选择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什么这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能够导致成功，而另一种选择是错误的，只能导致失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作出的选择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客观趋向。当然，也还要看他取得成功的客观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在这些问题背后都有看不见的客观规律性悄悄地在起支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性和必然性不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的历史学者十分重视必然性的研究，注意透过充满偶然性的复杂现象去抓住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性的基本线索，是完全合理的。
话虽那么说了，但那位学者提出的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话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
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复杂历史现象的状况确实太多了。按照这些论著的叙述，历史的发展仿佛再容易不过，一切都是当然的。取得成功的历史人物在作出决断时，似乎不需要设想多种方案，经过反复的比较甚至痛苦的思索，才能下定决心。他对形势仿佛一下子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对策。而他选定的方案一旦实行起来，似乎又总是一帆风顺，不会遇到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在实行过程中不得不作出程度不同的修正或改变。这些论著在指出他们的失误时，又往往是判决式的，缺乏具体分析，没有认真考察他们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错误的选择而还自以为是，这同当时的客观环境和这些历史人物的主观因素又有哪些关系。那种简单的而不是入情入理的判决式结论，自然难以使人心服，有时甚至会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鼓励那种简单化的直线式的研究，从而败坏了它的声誉。
其实，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从来就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历史本身比人们在书斋中所能设想的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每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不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人们在某一历史时刻需要作出行为选择时，往往面对着各种选择都各有利弊的双重后果，而且包含着大量的未知数，正确的选择通常是找出显然利大于弊的做法，便下定决心去做，同时力求对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加以防止或限制，还要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何况人的认识能力总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着由许多侧面组成的复杂事物，面对着包含许多未知数的难题，特别是面对着缺乏经验的新的课题，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都看清楚，有时难免会产生困惑或迷惘，或者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能看清楚，在进行过程中调整原有的想法和部署，绝不像后人回过头来议论时那样轻松、那样看得明白。在那种情况下，要作出完善的决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的难处就在这里。偶然性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一部科学的历史著作，理应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如实地告诉读者：伟大历史人物是人而不是神，他在处理种种棘手的问题时同样经历过种种甘苦。历史著作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根据实践结局的检验，使人们看到怎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懂得在客观历史进程中怎样才能恰当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流于空想或盲动。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读这类充满生动细节的历史著作，才能真正帮助读者从中受到启发，“益人神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不正是这样的著作吗？
这样说来，对选择性研究得不够，又确实是我们不少历史论著中常见的通病。我们应该下决心抛弃这类常见的通病，写出更多的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令人感到面目一新的著作。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对必然性的研究。恰恰相反，那样才能真正再现出那幅丰富多彩而又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历史过程的真实面貌。
我们说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历史，是不是意味着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一概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发展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新的实践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是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是要吸取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中的合理成果来丰富自己，也就是说，应该把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褊狭顽固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自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马克思不但没有抵制和排斥它们，而是充分肯定它们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向它们学习，吸取它们中的一切科学成果，又把它推向前进，构成一个完备的严整的崭新的思想体系。摩尔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古代社会》对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为我们作出的榜样。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又有了不少发展。这些年来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我们同样也应该十分关心，把它吸收过来，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做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自然也应该这样做。简单地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是错误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结果只能是阻碍自己的进步。当然，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流行学说，不加分析地认为这才是适应时代潮流，那更是错误的，成为一种新的“宗派主义”，甚至会走上歧途，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更糟的极端。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原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