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具——《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五）

　　使用工具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项进步。工具无论怎样简单，一般来说，可以使劳动者避免受到直接的损伤，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果。劳动所用的工具，变化多端，归纳起来，可以总结成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利用器械，突破体力（特别是手足长度）及感觉器官所受距离的限制；一个是利用一些基本物理原理，提高人类体力劳动的效果，或利用这些原理来驾驭动物体力、水力、风力等动能，代替人力工作。因为最原始的工具只能靠人体本身的两副基本“杠杆”——手与脚——来操纵，所以这些工具的意义，似乎大多数也只用于延长扩展手与脚所能达到的空间，或减少手与脚的疲劳或伤损。例如，想采到高树上的果实，固然可以爬上树去摘取，但如果用一根长些的棍棒，站在地面上也可以敲下树顶的果实，省去爬树的麻烦。如果再进一步，在这条棍棒的一端斜绑上一条小树枝作成钩，则比较更省力而效果更好。又例如，想从地面以下挖出一个芋头，固然可以用手直接掊土，但用一根棍棒去掘，手指便会少受损伤，疲劳程度也可以大大减轻，很快地就达到了目的。如果在棍棒一头，离末端不远的地方，十字交叉地横绑一条小树枝，一面用脚踏在横枝上向下压，一面用手推，效果遗要加强。在急流中横着涉水时，用一根棍棒支撑，可以更安全，更迅速，更方便。夜间出去，遇见狼羣，手里拿着一枝棍棒，安全感与实际安全程度都大大增加。要是真正一棒子打死了一只狼，拖回去就不如用棍棒扛。打死两只，拖起来更费劲，用棍棒担就轻便多了。这个棍棒就是一件原始工具。古代地广人稀，一根棍棒随手可以取得，到手之后，随时随地可以应用。同样，一片石头，可以抛向树头，打落想要采摘的果子；可以击落树上的鸟兽；可以敲碎兽骨，吃到里面的骨髓；可以砸破坚硬果核，得到果仁；可以碾开谷粒，帮助除壳；可以抛出去打野兽和敌人等等。要是把石片绑在棍棒上，作成一个复合工具，用途会更广，效果会更高。原始工具，正象人类自己的手脚一样，是多方面应用的。用于农业生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多方面都能应用的工具，效率毕竟有限度。想提高工具效率，必须适应某一项工作的特殊要求，制造专门工具。也就是说，工具本身还得有“分工”。例如，用树枝作“把（柄）”上面绑一片具有较大平面的石块，成为“椎”（槌子、棰子、磓、乡头等），打击效果用更好。如果绑一片一侧有较薄刃口的石块，切、割、砍、斫，更可有效。这一片带刃的石块，大小、形状和绑的方式不同，效用也不一样：纵长的刃口和柄垂直，是“鎌”或“戈”（战争武器）：和柄平行，是“刀”；穿孔后，垂直于柄绑上，是“锛”；绑在把的一端，刃口向前，是“臿”（即杴）或“钱”（即铲）。一片长形石片，一端打出刃口，直绑在把上是“凿”；横绑是“斧”或“斤”（即小斧头）；垂直绑是“锄”。如果一片尖石片，两面有刃口，绑上短把，是“钻”；绑上长把，是“矛”；绑一个弯柄，刺入地面向前推，是“耜”。在农业生产萌芽之前，这些原始的木工具、石工具或复合工具，大概除战争之外，也兼作采收之用。初期农业生产中，这些简单的复合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石片之外，住在水滨的人也会采用天然带刃口的大形蚌壳（即“蜃”；再早些，只写作‘辰”，下面没有“虫”字）；蚌壳所制的挖土工具，就是“辱”，（下面的“寸”字，象手的形状。这个字，后来写成“耨”或“鎒”）。老弱或妇女除草用的辱要小一些，称为“薅”。使用蚌制工具的劳动及劳动者，便是“农”。

　　冶金术发明（大概是殷代初期）以后，人类获得了更坚固更锋利的工具材料。最初采用铜，包括较纯的天然紫铜，也有铜类合金，如黄铜、青铜之类。冶化时，如用兽骨烧，容易有些磷混进去，便自然成了更坚硬的青铜。西周末年，才有铁。铜器和铁器运用到农业上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得更快。可以说，使用铁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产品的质与量的提高。农产品提高后，又启发了劳动者改良工具。二者互相促进。就拿现代的蒸汽机和内燃机等来说，如果没有金属作为材料，也不会有它们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金属制的农具，不少仍保留石器蚌器原来的形状、功用和附带的木柄。这些遗迹并不是“习惯势力”，而是基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杠杆、斜面，以及“合力”、“分力”等，确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它们的确可以给人们以应有的方便。违背客观规律的创造，是不会受人们的欢迎而被接受的。

　　以上几项原则：（1）使用工具，为的是提高劳动效果；（2）工具最初是一物多用，后来才有专门化的分工；（3）制造工具的材料，最初是直接利用现成的自然物，稍作加工处理，冶炼术发明后，工具材料质量改进了，从而工具的效率也就大为提高了。以上的归纳，适用于说明一切工具的制造和发展过程，包括农业生产工具在内。

　　农业生产工具，我国古时总称为“田器”、“农器”、“农具”。殷代卜辞中，虽有有关农业操作的材料，但具体农具名称还只能作不肯定的推测。《诗经•大雅》里，比较集中地见到有钱、缚、铚、艾和耜（没有“耒”）。《考工记》中，耒耜连举，记有制作形式及效用。战国诸子书中，散见有各种农具名称。后汉崔寔《政论》中，评论了西汉赵过的改良犁，并同笨重的辽东犁相比较。唐代陆龟蒙作过一篇《耒耜经》，以犁为主体，附带谈了两件农具。南宋曾之谨曾作《农器谱》三卷，又续两卷，现在已经失传。元代王祯，利用绘图这一个重要的直观工具，作出12卷《农器图谱》，共分20门，总结了当时农家使用的各种工具。虽然有些缺点，但却是一件空前的总结工作。

　　1963年，刘仙洲先生在所作《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中，根据近代的机械学原理，把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以来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按功用分作（1）整地，（2）播种，（3）中耕除草，（4）灌溉，（5）收获及脱粒，（6）加工，（7）农村交通运输等七类，这样，已经将农村中应用过的各种广义的机械加以总结，我们无须再逐类加以说明。现在仅就几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狭义农具，稍微探索一下它们的演进历程。

　　（一）耕地工具

　　推想起来，原始耕地工具，最初大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弯腰立着，用一条树枝（或加工削尖的棍棒）刺入地面，把土翻转过来，随即敲碎。一种是人蹲在地上，用一块石片或蚌壳挖掘。两种工具都比徒手翻得深，也比较省力。前一种，翻的深度和宽度可能大一些，但是不够细致，工具容易损坏；后一种，可以使工作做得比较细致一些，但容易疲劳。

　　也许使用树枝时，发现本来有分叉的树枝刺入面较宽，但费力大；用脚踏在叉上帮助，效果就好些，于是进一步在分叉点后面，横绑一条或一小束树枝，专供踏脚之用。这样改进了工具，也改进了操作法，手足并用，比单用手推既方便也有效，所以就在刺土的棍棒或木叉上，靠尖端不远的地方，绑上横条，创制了定型的刺土工具，专称为“耒”。耒字的写法，就是木叉或棍棒上绑上横木条的象形字。

　　木质耒的刺土尖端磨损得很快。也许有人尝试把两种原始形式的掘土工具合并起来：将蚌壳或石片绑在棍棒尖端，作成复合工具。这种复合工具比耒耐磨，又可以象用耒一样，立着劳动，减轻疲劳，显然比用单独任何一种都方便，效果也更好。这种复合工具，称为“梠”，现在多写成“耜”【2】字。右边的“吕”，原来是象石片或蚌壳形状的 ，可以称为“耜头”。耜头，可用骨片、木片代替，后来就改用金属铸成。未和耜是两种不同的农具：耒是简单的尖的木棒，近尖端横绑有供脚踏助力的枝条；耜是木棒尖端加上带刃口的耜头所制成的复合工具，有（也可以没有）横的脚踏枝条。很可能殷民族耕种的土地，是黄河下中游沙粒较多的地方，耒已经够他们粗放地进行耕种之用，而周民族在黄河上中游更粘滞的黄土地上进行较精细的耕作，必须用效率较高的带刃耜头，所以《诗经》中有“耜”而没有“耒”，《考工记》中耒与耜还是有分别的，后来才混合起来。

　　蚌壳或石片与棍棒合制成的耜，也许不是唯一的形式，更不一定就是周民族的创造。可能殷民族中有人曾用过整块的兽骨（特别是牛、马的肩胛骨），将前缘加工弄得更薄一些，作为掊土工具。这样一种工具，既有柄比蚌壳好掌握，又比尖棍棒掊得深些宽些，可以作为一种比较进步的耒、耜之间的过渡形式，不妨称它为“原耜”。原耜，前缘可以是宽刃，也可以象分叉的耒一样，具有双齿。双齿的原耜，使用时阻力小些，比较省力。各个地区土壤的物理性质不均齐，耕种要求的精细与粗放不一样，天气干湿时耕作的难易也不一样，再加上取材也有难有易，因此，各地所用的掘土松土工具，不一定有统一的形式。估计，从殷末到西周中叶，黄河中游的上段、中段、下段，以种谷子或麦为主的各地农业劳动者，在不同地段、不同时代，从事不完全相同的耕地劳动时，所用的耜可以有骨片或木板的分叉形原耜，有蚌壳、骨片或木板的耜头加上木柄的单刃耜，同种材料的双齿耜，分别使用。后来冶炼技术进步了，各地区依照传统习惯，用铜甚至铁铸造耜头时，仍旧会保留单刃和双齿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随着耕作要求的精细程度不断的提高，效率较低的双齿耜头便逐渐地被淘汰了。考古学者发掘出来的双齿耜头和单刃耜头都有。但是双齿的只有铜制耜头，而且时间都早些。单刃的铁制耜头，时期较迟，形体较大，无疑地是后来改进了的形式。这些发现，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还是合乎实际的。

　　铁器坚利耐久的程度比铜器高。有了大量的铁可供铸造农具用之后，耜头逐渐加大，形式也渐渐趋于一致，成为前端尖而有两面刃口的“铧”（古时写作 ，正象两面有刃口带木柄的掘土工具形状，也写作“釪”）或“犁”。现在，犁和铧两个名称，各在一定地区通用，有些地方将耜头称为铧，装柄后才总称为犁。推想起来，象这种方言上的差异，过去也就存在着，不一定全国用统一的名称。  

　　耒，可以一个人推着刺土翻土，掘成一个个的穴或一条沟。小型原始的耜，刺入土中之后，翻起来的土块（称为“垡”），比耒所翻起的要大一些。一个人用耜掘下翻起一个垡后，向后退行一步，再翻起一个垡来，前后各垡，依序列排戍一行，所以说“耕者日退”。大型的耜，翻起的垡更深更大，刺和翻耗费的力量便更大。可以由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前走，前面的人用耜翻起后，后面的人跟着用另一个耜再刺再翻，于是一行中的垡，按单双数分别属于两个人的劳动。也可以由一个人在前用绳索牵引，后面另一个把着耜，使耜头一次刺入得更深，翻得更快。这时，一行垡中各个垡是两人一同用力而翻起的。这样两个人合作，比两个人各自单干的效果要好得多，应当就是“耦耕”【3】。再大的耜入土更深、翻出的垡更大，刺土和翻土所耗费的力量也就更多，一个人操作力不胜任，耦耕便成为必要的了。耦耕时，尤其是前面牵引的人，劳动强度太大，于是改用畜力牵引，人专在后面扶犁，这种办法，大概在战国时只是零星出现。秦汉时已经很通行。到汉武帝时，牛耕早巳成为“定例”。人在前面牵引的旧方式，可能已被人们遗忘了，因此，平都令光重新提出人挽犁的补救方法（见前面第38页），竟被当作新发明来看待。另一方面，战国末年，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时，曾从畜力牵引的耕犁出发，制作过一种特大的铧，用多匹役畜牵引，称为“浚铧”。唐代已经发掘出这种特大的起土用的工具。王祯《农器圆谱》第十三卷，有一个“铧”图。

　　耒和耜柄，都以用弯曲的棍棒为方便。直柄的松土工具则是另一种类型。例如，带刃口的蚌壳、石片和骨片，以及仿制的木片或金属片，装在直柄前端，用手推刺人土，或在柄上装上横条，藉助于脚踏，也可以刺土翻垡。用金属铸造时，还可以在金属片上留有较宽的肩，便于脚踏。这种形式的工具，有些地区叫做“铲”（从前也写作“刬”、“钱”或“馋”），有些地方叫做“锹”古代也写作“喿”或“*[庣＋刂]”），也有叫做“臿”或“杴”的，其中特别小的一种，古代叫“锋”。这种形式的起土工具都是个人操作，斜着或近于垂直地刺入地面，再向前翻，也可以平行于地面来除草。

　　带刃口的片，如果穿孔后和柄呈垂直方向安装的，就是“锄”（古代写作“钮”）、镢、薅（现在多写成“镐”）等这种类型。其中较小而短柄的一种，南方称为“小锹”，古代称为“手判”（或“手拌”）。刃片最初有石片、骨片和蚌壳，后来一律改用金属片，其大小和形式，变化很多，各处名称也不一样。所有这种类型的工具都是个人靠手力操作的，主要用刃口掘入土中，然后就原位置使刃口向上翻转，也可以翻过来用装柄的环状部分（古代有个专名叫銎）来敲碎土块，使用非常灵活。　　

　　犁铧和鉏、铲这三种类型的松土工具，在形状、大小、厚薄、刃口阔幅，以及装柄角度上，由于各地土壤结构、乃至操作方式等的不同而有种种不同。尤其耕犁一项，由于专用，构造上增加了许多变化，地区性表现得特别显著：山陵地区，常常有隔一个山头，耕犁零件就不能互换的情形。就是小型的鉏镢等，也有程度不同的地区性的变化。这些农具，灵活性大，使用配置也比较方便。同一工具，也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要求。翻土工具，不仅农业生产上需要，而且在土建工程、乃至陶瓷、采矿等方面也常需要，所以不少已借用到其它劳动项目中，并且往往得到新的发展，上面谈过的浚铧可以算是一个例子。

　　（二）平整工具

　　耕过的地，高低不平，也还有未散碎的土块，必须平整，

　　用枚或鉏推平击碎，费工大而效率不高。如果有一个面积较大、同时又能击碎土块的工具，就比较方便。最简单的是结扎一把树枝，从耕翻的地面拖过，既可以减少高低不平的情形，也可以磨碎一些土块。《泛胜之书》曾推荐秋天用棘（酸枣）柴在麦田里拽过，让土壤覆盖麦根，作为“黄金覆”。大概见于记载的，最早也许是这一条。《齐民要术》里，把这样一个工具称为“挞”。挞上有时还加上泥土或石块，增大重量，提高平地碎土的作用。进一步，用软树枝在一个长方形硬木框中，来回编织成一片，《齐民要术》中称为“劳”，关中地区叫“耱”。《泛胜之书》中的“摩”，大概就是这种工具。劳，水平地放在耕过的地面上，加上石块或驾驭役畜的人站在上面，由牲口拉着，把土压平磨碎。挞和劳，只可以在土壤润而不湿时使用。太湿的土壤，压过以后会板结。这样的平整还可以在播种后进行，除了平整之外，可以有覆土和镇压的作用，使种子和润湿土壤接触，也还可以防止土壤中的水分过度蒸发。在黄土地区，劳（或耱）是一种很有用的旱农工具。

　　另一种类型的平整工具，结构原理大致上和耱相似，后来利用金属作为材料的，就是“朳”（也写作杷、耙、爬、*[耒＋罢]、钯等）。最简单的朳，大概只在一根棍棒上，垂直地装上许多齿，形状有些象一把梳子，在棍棒中间配上长柄，由人力操作。后来改用铁齿，再进一步，用铁铸成带銎的整件，以便装柄，称为“钉钯”。陆龟蒙《耒耜经》里提到过这种“钯”。

　　将两根带齿的棍棒在一端连结，作成“人”字形，王祯《农器图谱》中有这样的“人字耙”。他还认为这就是《齐民要术》里所说的“铁齿*[钅＋屚]楱”。后来较通用的，是将两根带齿棍棒用横档联系，作成的“方耙”。还有南方水田用的一种形式，是一根颇重的横梁，排着长齿，梁上竖一个方架，驾驭役畜的人站在架上，用手扶着架，来驾驭役畜（通常是水牛）。王祯《农器图谱》把它叫做“耖”。在江南各地，多半叫做耙。人字耙、方耙、耖，都用役畜牵引。水稻田中，也还用一种竹齿或木齿的长柄钯，和匀搅动泥水，称为“耘荡”，是用手力操作的工具。

　　耕过的地需要镇压时，还可以用重的石辊或木棍来回碾压。这种工具，有些地方称为辊子，有些地方称为Ludu或Luzhu或Lidi，写作碌碡、陆轴、砺礋。或者用两三个轻些的小辊子联合使用，称为砘子或砘车。这些工具，可以由人牵引，也可以由役畜挽。可以作为压土的工具，也还可以利用来脱粒。钉钯和耘荡，在翻晒粮食子粒时，常常是最轻便的工具。

　　（三）播种工具

　　播种，最简单是用手撒。撒播、点种、穴播、开沟条播，都可以靠手来完成，或者再用脚轻轻踏实。北方旱农地区，很早就制成了一种播种工具，称为“窍瓠”。在干瓠壳底上，穿一个孔，装上空心铁尖，拖着从沟里通过，让瓠壳中盛的种子通过铁尖，漏到播种沟里，种子可以下得很均匀。《齐民要术》里已经记载用这种工具来种葱子。王祯《农器图谱》把它称为“瓠种”。

　　开沟，须用一种工具。这种工具，《齐民要术》里记载的名称，叫做“楼”。很可能，楼是由古代的耒改进而成的。即一根棍棒装有铁尖，可以刺地面开沟。在楼上加一个等于“窍瓠”的楼斗，楼尖兼作窍瓠的铁尖，于是开沟、播种、盖土这三件事一次就完成了。楼很轻便，有独脚的，可由人力推动；两脚、三脚、乃至四脚的，装成一个架，共享一个方形楼斗，由畜力牵引。据崔寔《政论》的记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曾经创造了一种“三犁共一牛”的办法，由一个人操纵，一条牛拉着，耕地、下种、挽耧，同时完成，一个人工一天可以种一顷地（约等于今日七十市亩）。数字显然有些夸大。具体内容，过去有过不同猜测。现在，看来可以解释为：一条牛牵引一个犁进行翻土，同时带上两个独脚耧的耧车，在犁垡襄开沟下种，覆土掩盖。这样耕种并进，虽然粗糙一些，但速度较快，对于抢墒及时下种，大有好处。如果用一个两脚耧和一个陆轴配上一张犁，连镇压的工作同时作成，效果可能更好。

　　（四）收获工具

　　除了用手摘取之外，任何带刃口的石片、骨片和蚌壳，都可用来收获。古代所谓铚、艾，是切取穗子（铚）或连藁秆割下（艾）的工具。其区别在于不带柄或带柄。带柄的艾，就是后来的镰刀，应用时更方便。这两种工具，都曾从地下发掘到石器实物。铚的数量，愈到后来愈少，也许冶炼技术发明以后，效率提高，同时藁秆的用途愈来愈大，铚被放弃了，艾就成了通用的一种。经过多种改进，镰刀演变出许多形式来。

　　还有一种装长柄的大形镰刀，称为彭。王祯《农器图谱》中，记载北方当时一套特殊的收麦器械：用长钐，配合一个带有两条活动长柄的簸箕（王祯把它称作“麦绰”），向前伸出，利用系在腰上的一个灵活操纵器，移动钐和麦绰，将远处的麦“钐”下，翻入麦绰，再收回麦绰，递在后面带轮的“麦笼”里面。

　　收割脱粒以后，利用比重和风力将枇粒、颖壳和子粒分离开来的方法，发明已久。《诗经•小雅•大东》载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南方天空的“箕”宿，不可以用来簸扬），说明用箕簸扬，当时已很盛行。王祯《农器图谱》有一种“扬扇”，用人力转动，集中风力来将谷物分级，很巧妙。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把它称为“风扇”。风车这种工具，至迟北宋已经出现【4】，显然是适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区域的一种发明。水稻子粒上附着颖芒多，一个大花序中总有些粃粒。一次收获后，数量又大，简单的簸扬，应付不了，必须有一种高效率的工具，由于这种需要，劳动人民才创制了这样一种工具。

注释：

【1】刘仙洲编着：《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3年，科学出版社。

【2】许慎《说文解字》中的“相”字，遁是木字旁的。左边写“耒”，是六朝隋唐逐渐改定的写法。

【3】过去封于“耦耕”的解释，都是把它当作两个人左右并行，各人使用一个耜，同时刺土翻出两行平行的垡来，以为适才算是“耦”。可是这样的耦耕，现在已找不出任何残存痕迹。我们所说的这两种方式，在许多地方都存在。

【4】王祯《农器图谱》扬扇说明后，引有梅尧臣诗。梅是安徽宣城人，宋仁宗（1022—1053年）时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