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养动物——《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三)

  上面谈过,我国驯养动物,和世界上其它古老的先进的民族一样,起始于远古时期,根据最早的文字记录(甲骨文字)来分析,我们的祖先当时驯养了的动物,至少已有马、牛,羊、猪、狗和鸡,可能还有象【1】。后来称为“六畜”的种类,那时都已全备。秦汉以后,黄河、淮河两流域的人们自己新驯养的和由南北各地引入的,有驴、鸭、鹅、骆驼等【2】。

  至于饲养昆虫,桑蚕在殷商时早已相当盛行,周代更为发达,一直是我国农村乃至中小城市的一项重要副业。蜜蜂大致从南宋时开始家养【3】,到元以后才渐渐普遍。

  利用湖泊和人工水库(陂、塘)来养鱼,大致不会迟于春秋末或战国初【4】。海滨地带养牡蛎、竹蛏,可能是唐末以后盛行的。

  除了上述这些为了供给衣食或力役资源而驯养的动物之外,还有畜养玩好的动物。一种是宫廷和富贵人家,让鹿类、熊类、乃至某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在“猎囿”(围场)裹面繁殖,作为围猎对象。这些猎囿,对羣众说来是“禁地”(即“闲人免入”的地方),可能还要由附近的农民以“租、赋、贡”等形式,供给饲料。也还有宫廷的“动物园”,其中饲养着的“百兽”,有时还排入“卤簿”(仪仗队)里面。另一种是普通有闲阶级饲养些犬、猫、兔、鸽、笼鸟、丹顶鹤等,有些是妇女儿童们的玩物,有些是文人雅士们的伴侣。汉代,中原的象已经绝种,从岭南输入遇象,充实皇帝的仪仗队。从西域送来过驼鸟(“大雀”或“巨雀”)和狮子。西汉初年,岭南的鹦鹉到过中原,《淮南子》和《礼记》中都记载着这种“能言鸟”,晋代开始教八哥(鸜鹆)说话(见《荆楚岁时记》)。这些驯养动物,虽然与农业生产无直接关系,但是从猎获,到驯养和饲料的供应,都是劳动人民的事。饲养管理的人,和饲养管理的技术知识,也都出白劳动人民。

  (一)食用动物

  人类依靠渔猎,从自然界获得肉食,是驯养的前奏。最初从驯养中繁殖的动物,除了力役与偶尔供妇女儿童们玩好之外,主要还是当作食品来源。在古人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神的观念中,一也往往宰杀活动物来给“鬼”(死去的祖先)“神”(人身化的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上帝、山、川、风、雨、雷、电等)享受,这就是“祭”(用“手”拿“肉”来行礼)和“牺牲”等的来历。

  供人类食用和祭鬼神用的家畜,最早以牛、羊、猪、犬四种为主。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不少用这四种动物中的一种至三种作牺牲的记载,有时数达百只至四百只。而占卜所用的骨料,以大形的肩胛骨为多,在一个发掘所见的储藏备用的“骨库”中,已加工和未加工的骨料,有几千件之多。这两件事都说明这时畜羣很大。畜羣大,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草原,供放牧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殷代统治下,垦辟的农田并不很多。《诗经·小雅·无羊》,所记西周末的畜羣规模,羊只有三百头,牛不到一百(九十)头。祭祀和“燕享”(天子宴会),最隆重的时候也只用到“太牢”,即用“牛、羊、豕各一头”,一般都以猪、羊、狗一两只为常例。用牲这样少,不是关中不宜于畜牧,也不是“天子”特别注意节约,而是大面积有水源、适于放牧的土地,都已经开辟成为农田,用来生产粮食。草地大大地缩小了,不能供养过大的畜羣。

  农村人口增加,田地面积必须扩大,畜牧就只能让步。牛这时主要用于力役方面,头数大大减少。羊羣可以“上山”,由无耕种价值的丘陵,供放牧用。少数的猪,一般养在住屋近旁“溷”【5】里面,利用一些不能供人类食用的农业副产品来饲养。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家禽,尤其是鸡和鸭,可以经常供给蛋,饲养管理又很简便,这时便相应地增高了重要性,几乎每一个农家都养有一定的数量。雄鸡报晓,也成了农家重要的天然计时方式。大体上说,春秋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转到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局面。一般人口的肉食,都减少得很多。除了自然淘汰的役畜,以及偶尔猎获的野兽野禽以外,供给肉食的,只有家养的小动物。《春秋左氏传》里,曹刿和他的邻居,称统治阶级为“肉食者”。《孟子》裹面的理想标准,老年人“七十者可以(并不是一定)食肉矣”【6】,都说明肉食不是一般羣众日常生活中能常有的事。大概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转变,乳类和乳制品,在长城以南各地区,由于没有经常稳定的来源,所以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的食品。一般羣众,日常所能获得的食品中的高级蛋白质,只有水产品、禽蛋和豆类。

  《孟子》里为肉食提出的具体来源,是“鸡、豚、狗、彘”和“鱼鳖”。前四项是家养的,后两项应由渔捞供应。鸡是我国最早的家禽。它的祖先,是“原鸡”。现在云南野生和半野生的茶花鸡,是家鸡的祖先。现在各地培养出来的优良品种很多,是否都起源于原鸡,很难确定【7】。春秋时代起,斗鸡曾是有闲阶级的娱乐项目。汉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曾将“长鸣鸡”作为玩好。战国时,已开始养鸭(古来称为“鹜”和鹅。鹅在《孟子》裹面提到过,《战国策》和《楚辞》襄鹅骛和鸡骛连举,可见南北各地都已经饲养。鸡在甲骨文字和金文里遇见的次数不多,但有一个著名的食物盛具,叫做“彝”的,近来文字学家们认为它只是煮炖鸡汤送上食桌来的铜碗。可见,鶸从商以来是颇常用的供食家禽。战国到西汉,有不少阅于“狗屠”(屠狗、卖狗肉的人)的记述(例如,“燕市狗屠”是荆轲的一个好朋友,樊哙是“狗屠”出身)。贡献的“献”字,原来写作“献”,是“肤”的会意。“鬳”,是陶制炊具。加“犬”,意思是用瓦锅煮狗肉。表示赞成的“然”字,就是用火烧狗肉的意思。这个行业后来渐渐消失了,原因还不清楚。

  (二)役畜

  蒸汽机、内燃机等动力机械发明以前,人类所能利用的动力只有风力、水力与畜力(动物的肌肉动能)。然而,对于风力、水力的利用,要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只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才能应用。人类的体力在强度、速度与持久力上,都比不上役畜。因此,役畜的驱使,是人类脱离自然羁绊,建立文化的重要关键之一。

  马在我国家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大致也和世界其它民族一样,在进到农业生产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依靠马的速度与持久力,在猎获中取胜。随后,更把马善走的本领运用到战争中,逃走和追捕能否成功,马速与骑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就古典汉字分析一下:表示速度的字(例如,驶、驰、骋、腾、骞、骏、驽等字)和控制技术的字(例如;驾、驭、羁、骑、驱、驯、骄、惊、骇、骚等字)都与马有关系,可以想到古人对马的体会与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农业生产渐渐发达,黄河流域许多草原都逐渐开辟成耕地之后,饲料与牧场限制了马的自然繁殖。国防上所需用的马匹供应不及,就从长城以外兄弟民族那裹大量输入【8】。到南宋时,黄河流域的直接交通隔断,蒙古马得不到时;除了购买甘肃的洮岷马外,还企图从西南地区输入。由两漠直到明代,如何从“口外”换取足够的军用马,常是军政机构最迫切的任务。这项贸易,对蚕桑和茶叶栽培,一直是重要的刺激因素。输入以后的牧养管理,同农业生产发生的矛盾,也一直不易解决。占用民间耕地放牧国家所需要的马羣,常是统治者与人民羣众之间的尖锐矛盾之一。

  猎手与骑兵所使用的马匹,都是直接骑乘。军用马匹,除了一部分供骑乘之外,大部分用来驾战车【9】。快马除了驾车、作战之外,似乎只有帝王、贵族和高级官员才有法定的使用权利。考古学者近来发掘了不少“车马坑”,一“乘”车配备二匹、四匹甚至六匹马。从史书中《礼乐志》中所记载的“仪注”(典礼排场节目)看来,皇帝们的大驾卤簿,多达六百乘车,少的也有几十乘。陆路运输中,公务递送和官文书递送所用的“驿马”,通常都由次一级官马服役。一般中层社会的人,只可以使用比官马差些的马。农业上所用的挽马,都是不合格的所谓“驽马”,以及牝马、老马。由于马比较难得,所以我国从殷商以后,很少特意屠宰的。而相马、医马等技术,也发达得很早。“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句比喻,流传很久。这里说医马而不说医其它家畜,可以说明对马的重视。华北不少地方,现在还以“马医”为兽医的通称。

  驴、骡、骆驼(古代写作“槖驰”),从公元前二世纪末起,已经开始由长城外陆续大量输入。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驮(背负)畜或挽(拉车)畜。健骡也常用为骑畜。和牛分担农役的驴、骡,比马还多。骆驼有少数用在驿递上。

  牛,一直是我国最普遍、最重要的役畜。大致从古代起,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东北耕垦区域,都用黄牛。长江流域以南,一以水稻生产为中心的地方,从南边输入了更适用的水牛。西南高寒山地,牦牛(“牦”)最适应。牛的速度不如马快,寻常夸说快马是“千里马”,而快牛只有‘八百里牛”。可是,牛的持久力强,饲料要求比马低,繁殖条件也没有马那样苛刻选择,饲养管理容易得多。我国农家役畜所以偏重用牛,国家管制不是唯一原因。

  最初用牛,大概只是供食用,偶尔用作骑畜。后来创造了轭,套牛挽车,牛便大量用在交通运输上。古代民间运输主要都用牛车。后汉以后,快马愈来愈难得了,大家讲究养快牛,连豪门贵族也选择快牛来驾车,因此,有“相牛”的专书出现。牛医在后汉时已成为专业。

  牛在耕种方面服役,最早起于何时,从宋代起就有争论,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不过,西汉时牛挚已经很普遍,是可以肯定的。《漠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公元前二世纪)时,有一个曾作过平都(县)令(县长)的光(不知道姓什么),曾经倡议在耕牛不够的地区,用人力代替牛来拉犂,可见人拉犁当时已被遗忘,一般都用牛挽。这个县长的领导人“搜粟都尉”赵过,创制过两条牛挽的“耦犁”和“三犁共一牛”的新式犂,也只是在常用的犂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已。轭字在早期金文中已经出现。很难相信上轭的牛,只可以挽车而不能挽犂。甲骨文字主要是占卜的记录,金文所记一般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生活。像牛挽犂这样“猥琐平凡”的事,与贵人们的豪侈生活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这是不难推想的。因此,即使早已通行,也不见得一定就在早期文字中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

  (三)猎用

  马在猎取中的用途,上面已经说过。狗也是猎人不可缺少的伙伴。从猎、狩、获、狡、猾、猝、猛、突、独、狠、犯、猜等字及其意义,可以看出,人在狩猎中和日常生活中对狗的重视程度。利用狗来看守门户和帮助牧羊是后来从狩猎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消灭老鼠原来是狗的责任之一。鹰、鹞、鹘等鸷鸟,曾为猎人们服务过。战国到汉初,猫还算在野兽行列中。西南兄弟民族,从前驯养用来捕鼠的有猄哥和猫头鹰。

  驯养鹧鹚捕鱼,大概起源于秦岭以南许多河源地区,三国以后才逐渐开始。

  (四)养蚕

  殷代已经利用桑蚕。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过剖开成两半的茧,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发现过绢帛印痕。卜辞中,有象形的蚕与桑这两个文字。传说中,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嫘祖是养蚕的创始人【10】。为什么帝王的妻子特别有才能,可以有这样的发明创造?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可能黄帝这个半神话式的领袖,为了解决人们的衣着问题,把熟谙养蚕技术的女子娶作元妃,作为提倡。也可能是与另一个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的部族西陵氏结婚,企图获得这种技术。不过,这个传说可以说明两件事:一件事是养蚕最初起源于黄河流域;另一件事是养蚕和缫、纺、织、染等,从来就是要由妇女担负的劳动。“男耕女织”,一直是男女的劳动分工和伦理标准。

  大致凡有桑树的地方都可以有桑蚕。不过有桑蚕的地方,却未必都知道蚕是可以饲养利用的。我国养蚕的起始,可能是在黄河中上游某些地方,某些年,因为环境特别适宜,桑蚕大量繁殖时,妇女和儿童们,拿了一些在住处养着好玩,然后发现蚕丝可以抽取,蚕也可以人工饲养,因此养蚕才发展起来。最初饲养的家蚕,还是带有强野生性一年多化的原始品种。多化蚕,丝的质和量都不高。可是,饲养的劳动量大,饲料也消耗得多。由于逐渐挑选的人工选择,稳定到成为二化蚕,最后就专养春蚕,只在春蚕遭受意外损失时,才养些秋蚕来弥补。在南方,也是从多化蚕开始的。晋代(公元四至五世纪),我国浙江南部(见《永嘉记》)还有八化蚕。《隋书·地理志》还说豫章(今江西)“一年蚕四,五熟”。

  蚕茧白色的最多,所得的丝是“素”(即白丝),质量较好。可是,天然有色茧也不少,最普遍的是黄色和橘红色,其次有淡红色和绿色的。古代的“缣”和“黄绢”,就是用天然黄茧缫织的。茧外面的余丝(“绪”),出蛾后的开口茧,可以制成丝绵。制绵也是一项古老的农家副业。——《庄子·逍遥游》襄所记载的“洴澼絖”(就是在水中漂洗绵絮),应是早期的记载。在棉花引入之前,一般人都穿丝绵装(从前叫“缊”或“褚”)的衣服抵御冬寒。漂制丝绵所得的副产品,是我国最早的纸(见前第11页)。蚕粪(“蚕矢”)从前是一种常用的浓缩肥料。

  养蚕必须先准备饲料。桑蚕原来是野桑树的一种害虫。它们的繁殖量,天然地由桑树数量限制着。人工大规模饲养时,野桑树就供应不及了。人类自己动手干预,种桑树养蚕,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推理。种桑的劳动量还是不小的,得由男人担任,采桑才由妇女动手。为了便于照管和采叶,桑树主要种在宅旁。《诗经》所记的,桑树在“微行”,(住宅墙边的小路)(《豳风·七月》),在墙下(《郑风·将仲子》);《孟子》的理想布置,是“五亩之宅,树之以(即种上)桑”;《汉书·食货志》假设的周代太平制度,还是“环庐(即工棚)树桑”。《史记·贷殖列传》所记富豪之家的经营,有一项标准是“齐鲁千亩桑麻”,说明已有私人大规模地培育桑林。《齐民要术》记载,公元六世纪时,黄河下游,宅旁、园畔和“田中”都种植有桑树;在田中则和庄稼套种。此后,一般方式是专门培植桑园。《泛胜之书》早已记有用黍子和桑椹子混播培育桑苗的速成方法。南宋陈旉《农书》,提倡桑园里套种苎麻。

  桑树的特性是副芽【11】数量多,而且舒长迅速。已展开的叶芽受伤损后,副芽很快就能长成叶丛来代替。如果枝条折断,副芽也会迅速长成叶片更肥大的新枝条,以“再生”,的方式递补。这就是野桑同原始桑蚕在自然界中本来相互适应的局面。但是植物再生本领毕竟有一定限度。过分采叶斫枝,树就要加速衰老,必须繁殖新树来补充。桑树实生苗生长虽然很快,可是头三四年供叶的能力毕竟不会很大。利用扦插来进行无性繁殖,效果更好些。《齐民要术》谈到“种椹长迟,不如压条之速”,并且还叙述了当时已经应用的高枝压条和切根分株两种无性繁殖法。金末元初,黄河流域的桑农更将果树栽培中的嫁接技术应用到桑树上,大量培植优良品种的桑树。

  桑叶不只是家蚕要吃的。桑树也还有种种其它昆虫用来作为食料。从金、元到明末,已经记载的桑树害虫有尺蠖、野蚕、蠦蛛、天牛、介壳虫和桑蟥(一种鳞翅目昆虫),并且总结了人们所用的捕杀、“诱杀”、用药纸捻烧和刮树皮除卵等防治方法。

  桑叶不是家蚕唯一的饲料,柘叶也可以饲用。北朝时,北方已种柘树作为辅助饲料。鳞翅目昆虫的茧能缫丝的,也不只是家蚕一种。柞蚕、樗蚕、樟蚕,过去我国都曾饲养过。最近还引入了蓖麻蚕。不过家蚕饲养最久,经过三千年的人工选择,丝的质量非常优良。

  人工养蚕最重要的技术措施是定温、定湿,使蚕儿迅速生长发育。定温、定湿,对蚕儿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利于寄生在蚕儿身上的多种病害生物。三千多年,家蚕的病害名单,已经累积得颇长:我国最早记载的是“殭病”。白礓蚕可以入药,南朝齐、梁之间的陶宏景《名医别录》中已有记载。唐代记录过“乌烂蚕”,后来还有脓病、微粒子病、寄生蝇等。相对地说来,其余蚕类,饲养期较短、丝质较次的,病害也就少些。这就表明,人工选择的效果,必须靠不断地和自然作斗争,才可以保留下来,生产中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事。

注释:

【1】董爽秋按:“象”:中国古代(殷商前后)已有畜象为人服御之事。甲骨文的“为字”,从 (手)牵象,作户畏,可知象在古代中原之地已成为家畜了。(校者按: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训古豫州的豫字为:“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谓古豫州产象.豫州印以此得名。两说完全吻合。)

【2】梁家勉按:“驴、鸭、鹅、骆驼等”:驴当是秦汉以后引进来的。但鸭(骛)、鹅已分别见于《左傅》、《孟子》、《管子》、《周礼》、《尔雅》等古书,应始自秦汉前。骆驼见于《山海经》,可能也是秦漠前引入。

【3】盛彤笙按:《三国志》“孙亮传”裴松之注谓,吴主孙亮幼年即聪颖过人,一日命太监去取蜂蜜,太监置鼠屎一粒于蜜中,以诬保管人失职。亮剖视屎粒内部干燥,断定是取蜜人新置于蜜中的。既然三国时已有蜂蜜作为食物,未必系采自野蜂,可能在汉代以前便开始养蜂了。

【4】《孟子》里所记,子产叫人把送来给他吃的活鱼放到池塘裹去的故事,未必是真正的历史。所引《诗经·灵台》,说池里满都是鱼,是否真正是西周的事,也无法肯定。但是逭两部书,倒可以说明当时养鱼已经开始。

【5】“溷”,实际上是住家中必有的一种设施:它是猪圈(这个字的右边,就是口中养着猪),同时也是家庭成员的厕所,贮积着人尿和猪粪尿(溷字左边的水,应当是尿水。溷字另一意义是浑浊,即有粪在裹面,人粪大半已被猪吞食了),作为重要而经常的有机肥料的来源。近年出土的许多明器(殉葬品)和江南农村现在的厕所,都是这种形式。

【6】《孟子·梁惠王》篇两次提出“七十者食肉”,并且在《尽心》篇解释说:“七十非肉不饱”。显然,这是当时实际存在的、照顾老年人的要求。后来《礼记》裹面,却提早了十年:“六十非肉不饱”(《王制》和《内则》),而且还要求“六十宿肉”,即先一天作准备。另外,还有“六卡者三豆”“七十者四豆”(《乡饮酒》,这里所说的“豆”是“一样菜”)“七十饮酒食肉”(《杂记下》)“七十贰膳”(更换菜单。见《王制》和《内则》)。这种提高待遇的理想要求,可能是“士”们替本阶级作的打算,决不会普遍实行。

【7】过去有人提出,我国的家鸡,都起源于缅甸,看来,“都 字不能成立。

【8】史念海按:西汉和唐中叶以前,国家都特设地区养马,陇束和陕北部是著名的养马区域。

【9】用马拉战车,以“乘”为单位,由民间供应。春秋战国时,乘的数量是国防力量与国家财富的标志。

【10】原注:相传的嫘祖故事,只是统治阶级英雄创造历史观点的反映。养蚕技术是由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累积和提高的,不应托始于嫘祖一人。

【11】“副芽”:叶腋的芽,多数只有一个,有时却并排有几个。其中,中央一个发展成为枝条或花的机会最多,其余的便是“副芽”。有时副芽是一串直列的,则只有最下面一个有僵势。桑树的副芽是并排几个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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