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前言

  黄土高原是范围相当广大的地区。它南倚秦岭,北抵阴山,西至乌鞘岭,东抵太行山,有今山西全省和陕甘两省的大部,兼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甚至还涉及青海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一隅之地。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乃是其北仅至于横山之北陕蒙两省区交界之处,不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当然也就不能至于阴山山脉之下。我曾徜徉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也曾徘徊于河套平原的黄河岸边。鄂尔多斯高原南与陕北高原以长城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若无长城相隔,殆不易物色其间差异之处。河套平原位于阴山之下,秋高气爽,行经其地,仿佛仍置身子关中平原,未感到有若何悬殊之处,故论述黄土高原的范围,宁取前说,不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置之度外。

  我生长于黄土高原的边沿,是生来和黄土高原有缘的。因为有缘,却也到过黄土高原的一些地方,像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之下,甚至还越过了阴山。近二十多年来不仅走到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的南北两侧,还可以勉强地说走遍了黄土高原。由于是考察,也就随时以其一得之愚,形之于笔墨,撰写了一些有关的文稿,今裒集成篇,名之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编事告竣,因略叙其间曲折,就正方家。

一、从事黄土高原研究的缘法

  在从事考察工作以前,我也曾走过黄土高原的一些地方,沿途风物虽也到处触及,皆以行色匆匆,只如过眼烟云,未能多事斟酌。1972年,我衔有关方面之命,探索历史军事地理。这项探索因需翻检文献记载,而疆场战地,以及驻军营寨,取水井泉,运粮道途,就不能不亲临其地,寻访遗迹。而这些遗迹所在,往往不与现在的通行大道相符合,有的已杳无人烟,不为世人所知,山陬水滨,必须曲折辗转,才能略得仿佛。正是因为遍历各处,对于黄土高原的面貌,稍有较全面的认识。黄土高原范围广大,为全国所少有。高原上也有平旷原野之处,关中平原和河套平原皆以平原相称,就是明显的例证。以实际情况相较量,无论关中平原或者河套平原以及其他平旷之处,皆属一隅之地,难以概括全面。黃土高原上的具体景况应该说是沟壑遍地,而陇东、陕北、晋西北、晋东南,尤为特甚,沟壑纵横之处,不仅无可耕的土壤,也难得足以牧放牛羊的草原,其甚者则是了无人居。只要亲临其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的。此情此景,能不令人惊心动魄?

  征之文献记载,则大相径庭。不必追溯过远,就以两周秦汉而论,其间差别也是很显然的。周人起于周原,周宣王伐戎于大原。周原近在关中西部,大原稍远,位于陇东泾水之北。当时的原都包括现在几个县的地方,可是现在的周原,仅保留其名称于岐山、扶风两县间三数村落之间;大原之名且已久为人所遗忘,其故地所在,竟劳学人一再考核。如果周原只有现在几个村落的大小,周人如何能藉以兴国,并建立历年八百的王朝?大原如早巳成遍地沟壑,周宣王和戎人如何能在其地进行兵争?现在的陕北、陇东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于东汉之时,设有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南)、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三郡。三郡之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如果当时这些地方已经是纵横的沟壑,怎么能够说是“沃野千里”,又怎能够获至“谷稼殷积”呢?

  那时人所说的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应该是确实无讹的。追溯到远古的历史,黄土高原上人们所需要的粮食,是无假外求的。周人起自黄土高原,所建立的王朝就是以黄土高原为基础,有关文献记载,除过严重灾荒的年代,还未见到多事道及粮食的不足。后来到了秦汉时期,关中作为全国都城所在地,迁来许多人口,而且开疆拓土,增加了军糈,这才由关东漕运粮食,弥补不足。后来都城东迁,漕运也就相应停止,甚至还有由关中运出粮食、接济设在中原的都城的事情。可是岁月不断流失,景况随之有所变化,到了现在,关中粮食缺乏,还须仰给于外地,所需粮食石数,早已超过往昔,所差不在升斗之间。好在交通已大为便利,无待于水上的漕运。1972年,陕北榆林及其附近地区遭遇灾荒,中央几路运粮接济,其中一路经过柳林、吴堡。我在宋家川黄河桥上停立许久,亲眼看到每隔几分钟即有一辆运粮车通过,所运输的粮食应该是很不少的,可是还不够用。这也显示当地人口的增多。灾荒之年如此,就是非灾荒之年,当地的粮食也还是欠缺的。粮食显得缺乏,当地的农民却是非常勤劳的。也是在1972年,我到绥德的九里山。承乡政府的盛意,派了引路的人员,登上山头,我看到对面的沟边岸旁,有两排新修成的梯田,每排22层,梯田面积都不很宽阔,费力都不在少数。我问引路的人员,是哪一个村庄修成这样好的梯田?引路人说,就是他的村庄。这个村庄全劳力半劳力都算上,只有76个人,用了一个冬天,就修成这44层梯田。听到这样的述说,使我十分感动,感动得都流下泪来。就是这样的勤劳,每年所收获的还是不够食用。这能说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样严重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且必须得到解决。为了想方设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更多更细致地了解具体情况。这就使我继续在黄土高原奔波跋涉。原来在黄土高原辗转探索,是为了军事地理的研究。如何探索?除过有关文献记载可资参考外,还有军事工作人员偕行赞助,易于为力。超过军事地理的范围,涉及到整个黄土高原自然的变迁,仅有的和军事地理的知识是不够的。我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只能从这一方面着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之间有一番历时较久的论争,使我能够获得若干助力,克服一些困难。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数千年来凝聚无数学者的心血,使这门学科得以继续发展下去,以迄于今日。在这悠久的岁月中,这门学科都是隶属于历史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其研究所及,用现在的话来说,大都偏重于人文地理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此进行检查和论证,指出这门学科固然列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实际上应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地理学重在现代地理,历史时期演变的研究则应由历史地理来承担。也就是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不应只限于人文地理部分,而应伸入自然地理部分,甚而自然地理部分超过人文地理部分。这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在相当悠长的时期,学者间共同讨论的结果。也有人在强调旧绩,实际上不应如此作茧自缚,有所局限。在这次悠长的讨论中,我也曾参与末议。幸而有这场讨论,使我能够逸出历史地理学旧门槛,得以略知天地之大,不复再跼躋于一隅之间,也是难得的机遇。

  黄土高原之所以演变成为沟壑纵横、残破不堪的局面,有其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而且是在自然原因的前提下,人为原因才能起到相当作用。自然原因是黄土组织疏松,易于受到侵蚀,水力风力才能显出其破坏的作用。黄土高原的残破是由于侵蚀,有侵蚀才能形成沟壑。沟壑纵横,才标志着黄土高原的残破。研究黄土高原的残破,就应由侵蚀着手。这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还牵扯不上关系。如果未曾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次悠长的论争,我还应跼蹐于历史地理学旧的门槛之内,难得具知其间的关系,就是有幸在黄土高原往来徘徊,见到到处沟壑纵横的现象,也只能慷慨悲歌,感叹一番,藉以稍了若干心愿。

  从事历史地理学的钻研,文献记载实为重要的依据,前哲时彦,莫不循此通途,有所建树,考察黄土高原也应有赖于此。黄土高原广大,历来多有兵争,时过境迁,战地多已废圮于荒烟蔓草之中,只能于文献记载中探求其遗迹的所在。就是自然风物的演变,亦只能于文献记载中获得有关的佐证。可是文献记载难免有讹误之处,间或有所差错。因为执笔记载者未必皆能亲履其地、具体核实,殊不易得其真相。我最初在黄土高原从事考察工作,是出于军事地理的研究。研究军事地理,首先就须探求当年战地的所在。征诸文献记载,自是有理有据,得心应手。可是由于文献记载的讹误,也确实多费过精力,辗转探索,仔细推求,始能得其确地。这样一些经历,我曾在拙著《河山集二集》的序文略作陈述,也举了一些例证,而北宋与西夏永乐城之战的永乐城所在地应该说最为典型。不嫌烦琐,再在这里略事陈述。永乐之战为北宋西夏之间最大的战争,宋军败绩,自主帅以下40万人几乎全部覆没。有关记载相当繁多。永乐城所在皆以陕西米脂县永乐村当之,言者凿凿,殆无可非议,可是亲临其地考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奇。永乐村今仍俱在,位于小沟沟口,村中只有三户人家,别无其他余地。如此小村,如何能容得数十万人马以之作为战场?文献记载以讹传讹,竟至于此。如永乐城者尚复非少,不能不令人时时警惕。以前有的学人曾经说过,耳闻不如目验,揆请实际,正是如此。

  虽然有这样一些情况,但总不能因噎废食,就轻易将所有的文献记载都诿弃而不加以运用。根据多年来在黄土高原上奔波考察,我认为只有以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获得确实的论证。正是由于实地考察,确实论证以永乐村为宋夏永乐城之战的永乐城为诬罔,也由以文献记载和实际地形相参证,核实了永乐城乃在现在米脂县的马湖峪。不见于文献记载,就未敢以意为之。黄土高原,特别是陕北陇东和鄂尔多斯高原,雨水不多,土地干燥,古城遗址不时显现荒烟蔓草之中,以未见诸文献记载,又不曾经过考古发掘,虽亲莅其地,仔细琢磨,终不敢妄为定名,自欺欺人。

  城池遗址的考核固应如此,就是自然演变痕迹的计量,也不宜以之作为例外,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成为特殊的景观。纵横的沟壑实肇始于侵蚀,侵蚀遍于各处,就是关中平原和河套平原也不能偶为幸免。如何计算侵蚀,就不应不假藉人为的设施和具体的年代,这样也就离不开文献记载。我曾经计算出黄河中壶口瀑布向上伸延的进度。这一计算深得陈桥驿教授的一再称道。如果不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具体举出孟门山的所在,而其时壶口就在孟门山下,我如何能够计算出来瀑布向上伸延的进度?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两岸多陡峻崇山和高起原野,黄河流经其间,显然受到制约。就在这样情况之下,河床也会有所升降,计算这样升降的幅度,同样须有人为的设置和具体的年代。潼关城的迁徙就可作为证据。潼关为继函谷关兴起的雄关,汉魏之际始见于文献记载。其最初建置并非就在现在黄河岸边的老潼关城,而是远在其南的南原之上。这是由于黄河紧濒南原之下东流,原下河畔甚至没有人行小道,何能再建关城?可是关城还是由原上移到河边,迁移的年代在唐代武则天的天授二年,亦即公元691年。迁徙的原因不仅是河滨有了人行小道,而且由小道变成通行的大路。小道不知始于何时,成为大路亦不知确在何年,天授二年实际上就是一个确切无误的年代。这里河道显然是由河水下切,而使河床下降,岸边才能露出空地,不仅有了通行大道,大道上还能建置关城。计算黄河在这里下切的进度,天授二年就可以作为计算的起点。

  这样的计算方法,使我体会到也可用之于原的侵蚀。原的侵蚀显现于原的破碎,也显现于沟头的伸延。沟头伸延更促成原面的破碎。计算出沟头向上伸延的进度,就可了解到原面破碎的幅度。从事这样的计算,也须先由文献记载着手,在沟口或沟口较上的沟畔得出可资凭藉的据点。其所以可作为凭藉,是能稽考出确实存在的年代。这样的计算显示出黄土高原沟壑向上伸延的速度并非都是一样的。南北两方情况不尽相同,其被侵蚀程度的强弱也就难得都是一样的。黄土高原这样繁多的沟壑,其形成的时期相应也有早晚的区别。个别大沟的渊源甚至可以和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同时存在。这显示自有黄土高原之时就有侵蚀的作用。不过,绝大部分的沟壑其形成的时期却都在近五六百年之间,这样的情形,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欲求治理黄土高原,这一点是不应忽略的。

  这些具体的情况和积累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探索并进而研究黃土高原,应该采用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仅仅依据文献记载,前人诬罔之处就难得一一匡正。只求实际考察,而不以之与文献记载相参证,就难尽得其实况,如果进而任意攀比,曲为解说,其为诬罔,更有甚焉。这样一点经验,不仅用之于探索考察黄土高原,也将用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研究课题。

二、《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轮廓

  这本以《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为名的著作中,收集了文稿二十余篇。这是近二十多年在黄土高原上辗转奔波从事考察探索的一得之愚。现在年已垂老,步履虽尚矫健,不至于过分癃癃,不过像过去那样长途跋涉,到处奔波,大致已是力不从心,不易再图此举。因稍事归纳,略作总结,汇报国人,就正方家。

  这二十几篇文稿,是近二十余年陆续撰写而成的,其初只是略陈其一得之愚,并未以之作为整体著述,因而难得章节俱备、条理分明。好在当年执笔撰写之时,也还有一些设想。前面已经说过,在黄土高原上不断徘徊往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就是到处沟壑纵横,残破不堪。这对于国计民生大有影响,增加各项建设的困难,长此下去,继续演变,恐将难于收拾。其时不自量力,颇思探讨治理之方,亦欲略陈鄙见,聊作芹献,故这二十几篇文稿还是相互关联的。今稍事区分,列为九编,以黄河侵蚀编开端,接着是河流流量编、原隰沟壑编、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地区分界编、直道遗迹编、区域地理编和治理管见编。

  这九编之中,生态环境作为一编。这一编只概括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兼及泾渭两水和汉唐长安城的生态环境。如果说得广泛些,则其余各编绝大部分都是在探索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是由侵蚀的过程说明生态环境的演变。在黄土高原上侵蚀是相当普遍的,只要地势稍微显出一点倾斜性,就能起到侵蚀的作用。黄河流贯黄土高原,黄河经过的地方皆应是其地的最为低下的地方,黄河就已经显示出相应的侵蚀作用。由于黄河位置的低下,成为由侵蚀所引起的泥沙汇归的所在。所以论黄土高原的侵蚀就得由黄河说起。

  侵蚀作用不断发生,促成黄土高原地形的演变。高原虽然还是高原,可是高原之上的地面却因侵蚀而时时在演变之中。这只是自然的演变。自然的演变有一定的幅度,是可以推测出来,甚至可以计算出来的。再加上人为的作用,演变的幅度就会相应扩大,不易作具体的掌握。所以推究黄土高原的变迁,自然原因之外,就不能置人为作用于不顾。人为作用改变了自然规律,就不易对自然演变作出适当的控制。黄土高原本来是一片草原,草原之上又富于森林,森林草原都可以控制侵蚀,使之受到一定的区限。草原缩小了,森林被破坏了,侵蚀就仿佛放缰的野马,再说控制,显然是不容易的。虽说不容易,却必须了解清楚,这才能说到治理,不然,放言高论,难于说到什么裨益。

  这二十几篇文章的论述,主要是说明黄土高原残破的景况和肇致残破的原因,最后落脚点是如何治理。在《治理管见编》中,仅列出《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等三篇论著。由于这二十几篇文章并非同时一气呵成的,有一些篇目随文都多少涉及到如何治理的问题。又由于各篇文章写作的目的不尽相同,所涉及的治理意见也就不尽相同。但这只是具体的措施。所论述的问题各有其重点的所在,具体治理的措施也就难得都能归于一致。不过,总的设想则是以治理黄土高原和治理黄河相互联系在一起。黄土高原应该治理,就是治理黄河,也应该先从治理黄土高原着手。因为黄土高原被侵蚀的泥土和泥土所含杂的沙粒,随水流下,汇集到黄河之中。黄河流到下游,水流迂缓,泥沙随处沉积,抬高河床,就容易引起泛滥。黄土高原不治,还不至立即引起巨大的灾害,若肇致黄河泛滥,灾害就难以幸免。故治理黄土高原也就是治理黄河,两者是不可分开的。黄土高原治理好了,黄河也就不至于多所泛滥。1996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为了纪念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特辟专版,邀请有关人员撰写文章,我也在被邀之列。我因以《防止河患应着眼治本》为题,陈述愚见。文中指出:“河患频生,历来多在下游。重视下游,自是当务之急。下游虽多河患,肇因却在中上游。仅重下游,只能治标,不能说是治本。如果舍本治标,河患将永无止息。”黄河中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因而治理黄土高原,也就是治理黄河。黄土高原不治,年年秋汛之时,举国上下都为之寝食不安,将永无止时。

  黄土高原为农牧可以兼营的地区,我国历来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国家,经营农业自须多开垦田亩。在黄土高原上多开垦田亩,必然会导致牧业所依据的草原相应有所蹙缩,其间差距若是过于悬殊,就难于保持黄土高原的生态平衡。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中叶,司马迁在所撰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规划出一条黄土高原的农牧分界线。司马迁区分当时全国的经济地区为四个部分,为山东、山西、江南和碣石龙门以北。司马迁认为碣石龙门以北多马、牛、羊、旆裘、筋角。这分明是畜牧地区擅长的物产,也就是说在碣石龙门以北为畜牧地区,和山东、山西、江南的农耕地区不同。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龙门则在今山西河津市和陕西韩城市的黄河两岸。由碣石向西引出一条线,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之北,再横过吕梁山的南端,而至于黄河两岸的龙门山下,这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这条线斜越现在的山西省。司马迁所区分的山西、山东两个经济地区,是以位于现在的河南三门峡市和灵宝市之间的崤山为分界地,和现在的山西省无关。

  生态环境是现在使用的名词,司马迁当时是没有这样的称谓的。不过司马迁所规划这条界线,却是完全和生态环境相符合的。在悠长的历史过程中,这条界线也曾经过人为的推移,都肇致不同的后果,应该说可以作为黄土高原演变中一条具有规律性的界线,是不宜稍加漠视的。

  为了研究这条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我也曾撰写了一些有关的论文,可都是就全国范围立论的,不宜以之列入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之中。在我所提出的九编目录中,虽然列出了《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名称,只包括两篇文章,其一为《论两周时期农牧地区及其分界线》,再一为《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前一篇是就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再向前推论,后一篇实际上是确定了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经过人为的推移,又复返于故处,却没有作深入的论述。隋唐以后就更付之阙如了。为了弥补不足,我只好另外撰写一篇《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和影响》,以说明其间的曲折。这是最近才撰写的文章,由于篇幅较多,未能一并附入,将编入拙著《杏园集》中。

  这里我还应该提到以直道遗迹为编名的几篇文章。黄土高原范围广大,纵横往来的道路相当繁多,为什么在这时涉及到直道?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对付匈奴的侵略而开辟的具有军事意义的道路,即由甘泉宫循子午岭北向直达九原的道路。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北大体端直相向。甘泉宫为秦时的离宫,和都城咸阳相距并非过远,故直道由甘泉宫筑起。其实由咸阳到九原是有道路的,战国时赵武灵王由九原南到咸阳,就走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通过上郡,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南。由上郡到咸阳,早就有了道路,后来秦昭襄王到上郡去,也是由那条道路前去的。为什么秦始皇放弃那条道路另辟新道?当然是从军事方面着眼的。因为那条旧道经过若干原和河谷,就军事行动来说,是有其不便之处的。可能还有若干沟壑,都会妨碍军事行动。路筑在山上,就可以免除这许多困难。就现在子午岭上的遗迹看来,山峰虽有起伏,道路却平坦无阻。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应是对生态环境的巧妙运用,是有其道理的。有的人以为直道虽起于甘泉,中间却由山上下来,再经过上郡北行。由山上下来的地方据说就在现在的富县。甘泉宫所在的现在淳化县,距富县并非过远。这条道路还要经过上郡,为什么还要开凿这一段并非很长的山路?不能不令人感到奇异。这条道路不经过上郡的道理,拙著一再阐述明白,用不着再在这里琐琐累赘。

  肇致这样歧异的说法,关键就是直道是否就在现在富县下了子午岭?由甘泉宫的遗址向北在子午岭上探索直道的遗迹,在近二十多年,我和几位同好者应该是第一批。我们也只走到富县西北就中途下山归来。为什么未能继续前行?因为以前的子午岭上到处都开垦为农田,旧道都已被毁,不仅车辆无法再行,就是徒步前往,也一样感到困难。既然未能继续前往考察,为什么能得出直道是循着子午岭北行,直至今定边县才下到平地?这是就文献记载考证出来的。可能这样的考证未为后来论述直道的人所了解,甚或没有看到这样的考证,就以为直道在子午岭上只筑至今富县附近,再未向北伸延,由此改道山下。山下如何能达到九原?那就只好仍旧回到以前的老路上,绕道上郡北行。

  我的这番考证,后来得到李仲立同志的证明。李仲立同志在子午岭北段实地探索,证明我的考证并非虚语。李仲立同志撰写有《甘肃庆阳地区秦直道考察报告》,揭载于《甘肃社会科学》。据其所记,直道由南向北,经过合水县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方面延伸,纵贯华池县境,经过老爷岭、墩儿山,至陕甘两省交叉处,直过营崾崄。营崾崄是直道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长城内侧向西北方面延伸,至白硷离开长城,入定边县马崾岭(在铁角城以东的分水岭上),重合之处长约20公里,在华池境内长约110公里。青龙山海拔1633米,老爷岭海拔1672米,两地相距约40公里,这段直道向北是慢上坡。墩儿山海拔1400米,故从老爷岭到墩儿山是慢下坡。山势起伏大,道路崎岖,路面是凹形,宽4.8米。因梁峁多为蒿草,人烟稀少,古道基本保持完好。这里的长城沿山峁筑成半圓形,直道沿长城内侧也成弧形。

  李仲立同志的实地考察,至少有三点应予以重视。其一,子午岭北段直道的遗迹宛然俱在;其二,直道在子午岭上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相交错,是时秦虽已另筑长城,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仍有局部防范的作用,直道于相互交错处,筑于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足证其确为直道,而非其他任何的道路;其三,我在子午岭南段,曾丈量过直道的宽度,为4.5米,子午岭北段直道的宽度,据仲立同志的丈量为4.8米,差距只有0.3米,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一条道路的宽度基本相同,怎么能说它不是直道的一段?

  这里还应该再作些补充说明。前面说过,有些人认为直道由现在富县附近下得子午岭来,经过上郡再到九原。秦始皇对于直道的兴筑,诚然重视,及其巡游归来,还拟取道直道南下,不意中途崩逝,其灵柩仍按原计划遵循直道,并未路过上郡治所。这是见于史籍的记载的,斑斑可考。这里也可提出三点,作为证据。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最后归来的道路,只说“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抵咸阳”,并未涉及上郡。第二,当时主持北方军务的蒙恬,驻节在阳周。阳周为上郡属县,位于上郡治所西南,为由上郡至咸阳的道路必经之地。李斯、赵高等怂恿二世斩蒙恬,只是使使者传命,《史记·李斯传》还特著有“使者还报”之笔。若当时始皇灵柩道经上郡治所,且经过阳周,则诛杀蒙恬事,何待于使者的还报。第三,《蒙恬传》载蒙恬行将就刑之前,曾经说过:“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蒙恬掌握重兵,在其未死之前,二世及李斯扶着始皇的灵柩,虽有意诛杀蒙恬,也是不敢轻易取道于上郡的。这三点说的相当中肯,为及门吴宏岐君所道及的,今一并补掇于世,使此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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