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至南北朝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情况
——《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
第二编 大型灌渠及陂塘技术的发展（春秋战国至南北朝）
第一章 引水渠系
春秋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井田制迅速瓦解，与之相适应的以排涝为主的沟洫工程也堙废了，代之而起的是兴修长距离引水灌溉工程。到战国、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开发更多的土地和增产更多的粮食，加上水利知识的积累和水工技术的提高，促使水利灌溉事业蓬勃发展，兴修了一系列大型渠系引水灌溉工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在其统治的重要地区也或多或少有引水渠系的修建工程。
这一阶段引水渠道工程技术的发展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工程的规模，从小型发展为大、中型。二是渠系工程规划，从单项效益发展到综合利用。三是顺应水势地势，采用多种引水工程技术类型。四是工程就地取材，施工力求坚固。这一阶段渠道工程技术进步甚快，取得了许多引入注目的技术成就。
第一节 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情况
原始社会到西周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灌排工程的规模都甚小，技术也简单，灌溉以水稻作物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逐步取代奴隶制，铁工具的应用，促使其他各项生产技术出现了突进，带动了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水利工程技术也是飞跃的发展。至秦汉时期，在华北、关中，甚至西北地区涌现了不少大中型长距离的引水灌渠，取得了显著的工程技术成就。此时灌溉的作物主要为旱作物。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多，但在相对的安定期，在各政权的中心地区和战略要地，也兴修了一些灌溉工程，工程技术仍有提高。
一、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中的灌渠工程建设
（一）社会大变革与灌渠工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曰渐强大，而周王室势力衰弱，不能控制各诸侯国，社会由往日的“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致“陪臣执国命”的天下纷争阶段。各国为增强实力，避免被灭亡、兼并的命运，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以取得粟多、兵强、国盛的效果。由于水利建设在农业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因此，各国统治者很注重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建设，如楚国是南方江汉地区的一个古老国家，被中原诸侯看作“荆蛮之邦”。春秋之后，周王室不能远控楚国，楚国周围又多弱小国家，有利于其向外发展。楚国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努力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逐渐强大起来。楚成王（公元前671一公元前626年）、楚穆王（公元前625一公元前617年）时，其势力已达淮南地区，并向北、向东南发展。楚庄王（公元前613一公元前591年）时今河南省东南部的淮河两岸，都成为楚国的疆域。为巩固对新辟领土的控制及进一步拓展领地，楚国注意在淮河流域发展农业生产，兴修灌溉水利。公元前605年之前数年，由孙叔敖主持在淮南地区创建了引史河水的雩娄灌区，这是春秋时最先建成的较大规模的灌溉渠系工程，很可能采用了渠塘串联技术，这实际也是长江流域原先水田灌排工程技术的发展。又春秋初年小国很多，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有120多个，经不断兼并，至战国初年，只剩下十余国，其中最大的为秦、韩、赵、魏、齐、楚、燕七大强国，史称“七雄”。群雄争霸，纷纷推行农战政策，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设有专门管理农田水利的机构和官员。《管子·点政》说：“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获。司空之事也。”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卿也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3）这时人们不再限于水多时开沟排除潦水，还重视在天旱时采取人工灌溉，以保证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收成，精耕细作农业已开始出现。此时国家政权成为兴修灌溉工程的组织者，可以招聘技术人才，调动和组织大量人力、财力兴修大工程，故而大型灌溉渠系工程不断建成。如魏国的漳水十二渠、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等都是国家组织力量兴建的。尤其是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建成，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使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区，有力地支持了秦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工程的建成很大程度上又得归功于水利灌溉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势力以不同方式先后在各国取得统治权，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各诸侯国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变法活动，以清除旧势力的权力和影响，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废井田，开阡陌”，“垦草”（开垦新荒地）和“治莱”（利用撂荒地），成为各诸侯国变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大量农夫和奴隶从井田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农田开垦加快，瓦解了井田沟洫制，新的灌溉工程得以在大范围地区兴建。如魏国是变法改革较早的诸侯国，魏文侯（公元前445一公元前396年）时建立了新兴封建地主制的国家，他招贤纳士，励精图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所有制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也就是破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辟耕地，勤谨耕作，通过多种措施，大力发挥土地的潜力；同时废沟洫，重新建设新的灌溉渠系。后人说：“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4）周公经营奴隶制达到盛世，李悝大力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并兴修灌渠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为后来各国的变法和兴修水利做出榜样，故而他的变革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其自我评价不过度也。之后，西门豹任邺县令，积极贯彻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兴修了著名的漳水十二渠，此渠在技术上多有创新，漳水渠的兴建成为中原地区兴修灌渠工程的先导。又如秦国是变法改革比较彻底的诸侯国。原来秦人僻处西北，经营畜牧业。东周初秦始被封为诸侯国，给“岐以西之地”，战国初期仍维持着奴隶制，社会政治制度及社会经济比其他诸侯国显得较为落后，史称“与戎狄同俗”（5），施“戎狄之教”（6）还未脱离戎狄的影响。秦献公（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62年）即位后，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秦孝公时期（公元前361—公元前338年）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大规模地进行封建改革。商鞅的主张受李悝思想的影响较大，但又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制订改革方案。根据商鞅的意见，秦国发布了垦草令，督促人们耕垦土地，以改变地广人稀的状况，“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又“制辕田”（7），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换耕作，因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对赋税制度等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商鞅变法使封建制在秦国真正确立起来，由是秦国迅速发展壮大，在与各国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同时重视发展国内农业生产，督促兴修农田水利工程。1979年在四川战国墓中出土有本牍（见《文物》1982年第1期有关文章），其中一件木牍上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丞相甘茂、内史医等“更修为田律”的诏令。“为田律”应是商鞅变法时创制，秦武王二年是“更修”。从木牍的记载可知当时的“田”，是“广一步，袤八则，为畛”【1】，即宽一步，长240步的一亩田，田间修有畛道和封埒，以标志田界。要求“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鲜草离（莱）”。商鞅时已改100步的亩制为240步的亩制，这与耕地的扩大有关。“为田律”是将修理农田封埒阡陌、兴修水利等以法律的形式在全国推行。到战国后期，秦国在以往改革成绩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适应统一六国战争的需要，兴建了中国古代杰出的两个大型引水灌溉渠系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为兴建引水灌溉渠系工程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铁农具的推广使用，作用尤大。春秋晚期铁器已用于农业生产。《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提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剧，试诸壤土”。“美金”指青铜，而“恶金”指的是铁。考古遗址中已发现春秋时代的铁农具，但此时出土的数量还不多，器类也比较简单。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才明显增多，使用地区已超出七国的范围。《管子·度地》记载了当时冬季水利施工应配备的工具：“笼、蕭、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辇什二，食器两具……”其中的“蕭”是从耜转变来的，刃口用铁包裹，工作效率比木耜、骨耜提高很多，故有“举南为云，决渠为雨”（8）之歌谣。如果用无铁工具，要修建大型灌渠工程则是很困难的。这时期的自然科学，如地理学、几何数学、测量地图学等迅速发展，加上当时人授学的流行，人材的培养不限于直接经验的体验传授，而能从授学中获得多方面的丰富知识，从而加快了水利人才的培养，如李冰“能知天文地理”，由于具有水文、水工等方面的知识，才使他能成功地建成都江堰。另外我国农业生产从战国时代起已从轮荒耕作制走上连种制及精耕细作和集约经营的道路，加上此时北方气候渐趋向干旱，灌溉的需求已比排水更为迫切，这些都促使了灌渠工程的大量兴建。
（二）灌渠工程的大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兴建了一些灌渠工程，其中以楚、魏、秦成就最大。
春秋时的楚国最先建成较大规模的灌溉渠系工程，这就是建在淮南地区的雩娄灌区。《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2】工程由孙叔敖主持，在孙叔敖任楚相（约公元前605年）之前数年建成。雩娄灌区在今河南固始县境内，是后世所称的“百里不求天”灌区。在此要说明的是期思陂应是另一工程。《淮南子·人间训》中的期思为古蒋国，公元前617年楚灭之以为县，应在今固始西北之期思集。【3】雩娄，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入侵吴，及雩娄。”雩娄在今固始县东南。《汉书·地理志》、《水经·决水注》皆讲到该地有决水（即史河）和灌水，雩娄灌区是引史河水的，而不是引期思之水，期思陂为另一灌溉工程。【4】雩娄灌区的工程情况因史料阙载，不得而知。但据后代的记载推测，雩娄灌区很可能采用了渠塘串联技术。明代嘉靖《固始县志》所记“百里不求天”灌区建有二条引水渠道：一是在史河东岸黎集的石嘴头，开渠引水向北，称为清河，史称这为孙叔敖的遗迹。清《固始县山川地舆全国》载：从石嘴头到龙潭寺之间的清河旧渠上段，为孙相公旧河，并且清河旁建有孙相公庙。二是在下游史河东岸蒋集的三岔口，开渠引水向东，称为湛河，湛河一方面直接从史河引水，另一方面又承受清河尾闾的余水。两河皆在河中修筑土坝抬高水位引水，灌溉史河和泉河之间的土地。此灌区大致南北长百里，东西宽50里，故称为“百里不求天”灌区。灌区中有众多陂塘，开成渠塘串联的形式。陂塘可起调节渠水的作用，水多时蓄起来。干旱时用以灌田，因而提高了灌溉保证率。这种渠塘串联的工程技术虽然见于记载较晚，但其起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
战国初年以魏国兴修灌渠工程成绩最大。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邺县（今河北磁县和临漳县一带）是魏的东方据点，与赵国相邻，为经营好此战略要地，魏文侯二十五年（公元前421年）前派西门豹为邺县县令（9）。西门豹积极贯彻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的主张，兴修灌溉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10）建成了漳水渠。该渠兴修后，且灌且淤，改良了盐碱地，使邺所在的河内富裕起来。引漳十二渠首创引多泥沙河流灌溉，在技术上多有创新，如渠首为多首制，筑低坝壅高水位引水等，皆合乎科学原理。
秦国后来者居上，在战国后期几十年时间内，相继建成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两大灌溉渠系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江堰位于四川省灌县，是分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的引水工程，修建于秦昭王后期（公元前256—公元前251年），由蜀守李冰主持建成。都江堰渠首工程是无坝取水，采用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引水，已具有系统工程的雏形。该工程以规模巨大，布局合理，费省效宏，历久不衰等特点而著称于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古代水利的杰作。都江堰的建成，使蜀地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11）的天府之国。郑国渠是继都江堰之后修建的另一项大型灌渠工程。此渠位于关中腹地，引泾水灌溉，建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该渠创长距离输水的记录，解决了不少技术难点，它的建成显示北方灌渠工程技术有了长足进步。“渠成，引淤浊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12）于是关中成为沃野。司马迁说：“关中自淠雍以来，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3）都江堰和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渠工程的建成，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有力地支持秦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公元前223年秦国利用蜀地丰裕的粮食财帛，浮舟东下，一举反楚。公元前221年秦又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全部消灭各诸侯国，统一了中国。
战国时的其他诸侯国也兴灌溉之利，引湖河水灌溉，形成分布于各地的灌溉区。《周礼·职方氏》叙述了这些灌溉区的分布情况，见本编第四章第二节。
由上可知，春秋之前古籍中只提到少量的简易灌溉工程，到春秋战国时期灌溉工程技术有了飞跃进步，尤其战国时大型灌溉渠系工程在一些大国轰轰烈烈兴建起来，这是当时社会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4）因社会的需要，加上当时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灌溉工程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生产的发展，进而又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技术、经济、社会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
二、秦汉时期灌溉工程的蓬勃发展
（一）大一统封建国家与灌溉工程秦汉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有利于在更多、更大的地区兴修水利，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
秦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建立了空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在进军岭南时，因山路崎岖，军粮运输很是困难。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派名叫禄的监御史负责“凿渠运粮”（15）。在今广西兴安县兴建了大规模的渠系工程灵渠，沟通了湘水和漓加。灵渠的作用主要在于航运，但对当地的农田灌溉以及后来岭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也具有重要作用。灵渠工程利用分水坝铧嘴分水，有大小天平调节水位水量，有泄水天平排泄过量的渠水，有陡门控制渠水的蓄泄【5】，反映了当时渠道工程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汉代是秦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延续，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得到真正的巩固和发展，国家采取重农政策，政府成为兴修灌溉工程的有力组织者，推进了灌渠工程在北方大量兴建。又为了统一国家的需要，派重兵戍边和西征抗击匈奴，为就地解决军粮给养问题，大力移民，实行屯田，西北灌渠水利由是而兴。屯田水利对开发西北地区意义重大，中原先进的水利技术也随之传人新疆等边区。
西汉初，为了恢复经秦末战乱后破坏的社会经济，汉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农桑耕织，鼓励开垦土地和增殖人口，采取崇本抑末、轻徭薄赋的方针，田租规定十五税一。于是社会经济较快得到恢复，汉文帝时提出：“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16）的诏示，将田租减半，三十税一。这样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财不可食。”（17）农业生产富足，社会经济达到兴盛。此时原有的灌溉工程得到修复和一定的发展【6】。在北方，灌溉对农业生产增产作用巨大，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是其他农业增产措施替代不了的，因此在经济实力增长，要求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时，大修水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水利灌溉的国策在汉武帝时期得到充分体现。公元前111年，武帝发布诏今，他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8）提出了农业是天下人民衣食的根本，水利灌溉是农业的根本，通过兴修灌溉工程能有效地防御干旱，故而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和管理水资源，以尽地利。农作物生长通过人工灌溉措施，可以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而取得高产的收成。这就将灌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以利用地利，改变不利的天时。从这一诏令，可见汉武帝对灌溉事业的重视，并将此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付诸实施：体现了国家在组织生产方面的重要经济职能。在他统治期间，“用事者争言水利”（《汉书·沟洫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修水利的盛况，一批大中型灌溉引水工程先后建成，小型引水灌渠工程的兴建不可胜数。当时灌溉渠道工程兴建的重点：一是在京畿关中；二是在西北边疆。此外，建成的大型引水灌区还有：山东临淄、广饶一带的钜定灌区，泰山南麓的引汶灌区，山西引黄河和汾水的灌区等。《史记·河渠书》称：汉武帝时堵塞瓠子黄河决口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这些工程在规模、类型和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二）灌渠工程的发展
1．关中灌溉渠系的兴建。西汉建都关中长安，是因“关中左觳丞，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18）。既因关中形势利于固守，又因经济基础好，水运又方便之故，到汉武帝时，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因京城消费量的增加，及供应边疆作战守卫者，对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关东漕运量从汉初的数十万石，到公元前128年左右，增达一百余万石（8），之后公元前110年，则急遽增加到六百万石（19）。此时采取的措施，一方面是开凿漕渠，改善水运航路；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关中地区的水利灌溉，增加当地的农业产量。
关中平原，亦称渭河平原，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南界秦岭，北抵北山，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宽度一般约40—50公里，由西向东逐渐展宽，最宽处达100公里，面积2．57万平方公里。渭河横贯中部，形成宽广的阶地平原，被盛称为“八百里秦川”。平原地势平坦，黄土深厚，土质疏松，土壤肥沃，利于耕作。但降雨量较少，年平均降雨量只有600毫米左右，雨量在季节上分配又很不均匀，降水集中于秋季，造成秋雨连绵，而农业生产需水多的春、夏少雨，往往发生春旱和伏旱。又由于地下水埋藏较浅，尤其在平原的东部，处于诸河的下游、地势低平，排水不畅，在于旱季节，大量可溶性盐分随水分的蒸发，积累于地表，造成土壤的盐碱化。这些都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需要对农作物进行灌溉，并对土壤进行淋洗改良，才能有效地战胜干旱和盐碱灾害。
关中平原发展灌溉的有利条件是水资源状况较好，?胃水由西向东流贯全境，还有发源于北山和秦岭的数十条支流汇人，渭北有泾、洛、汧、漆、沮（石川河）等支流，渭南有涝、沣、沪、灞等支流构成了一个羽状水系，为兴修引水灌渠提供了较好的水源。汉武帝曾说：“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17）左、右内史辖关中地，有发展灌溉水利的良好条件。
武帝时代的水利建设始兴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其时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意见，为了减少运输的困难，节省运输的时间，于长安县境开渠，引渭水，沿南山（即秦岭）麓东下，至华阴。直抵黄河。用民工数万人，三年凿通，渠长300余里。原来从渭水逆上运粮，水道长900余里。漕渠开成后，航程缩短了三分之二，运输时日大为缩短，“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17）。这条漕渠渠线很长，工程技术要求高，渠道线路是由水工徐伯“表”定的。渠道开凿的成功，表明在复杂地形中定线及测量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
之后，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间（公元前120一公元前111年）又开凿龙首渠。这是因关中漕渠虽通，但是关东漕运船只仍要溯黄河西上，有三门峡砥柱之险，船只败亡甚多，航运花费不小。为避砥柱之险，又修建沟通汉中地区的“褒斜道”工程，此工程陆道虽通，但水道湍急多礁，无法行船。又黄河于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在瓠子（今濮阳县西南）决口后，二十多年未堵口，洪潦漫流，关东之地，“岁因以数不登”（8）。因此，兴修灌渠，发展关中农业生产显得日益迫切，所以庄熊罴建议兴办引洛灌溉工程。他说：“临晋（今大荔县东南）民愿穿洛以溉重泉（治今蒲城县南重泉村）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今亩十石。”（12）汉武帝同意此奏，征调了一万多人穿渠。工程很是艰巨，渠道穿过商颜山长十余里，修了十余年才通。因穿渠得龙骨，故名为龙首渠。此渠在工程技术上的最大成就是首创了“井渠法”。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距郑国渠兴建后136年，左内史兒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印之田。”（8）因记载的简略，对六辅渠在何处未作交代，后人形成两种不同的看法。唐颜师古注《汉书·沟洫志》谓：“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又在《汉书·兒宽传》注中说：“此则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讲六辅渠是郑国渠南岸增开的六条支渠。此六条支渠存在是事实，但不应是兒宽主持兴修的六辅渠，因六辅渠是灌溉渠旁的高地，郑国渠干渠已布置在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其高地应在渠北，故而水源不应是引郑国渠的水。另一种看法如《史记·河渠记》所说：“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堵水，徐广解作诸川!）。”可能是引郑国渠以北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川【7】，以扩大灌区的水源，增加灌区的灌溉面积。在水资源管理利用上，六辅渠也很有特色，制定了灌溉管理制度“水令”。六辅渠尽管灌溉面积不多，但因兒宽首创水令，故而引起后世的重视，产生的影响深远。
同样为扩大引泾灌区的灌溉面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因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开凿灌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人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8）因而名为白渠。白渠在工程技术上既继承了郑国渠，又更合理，故而使用的时间长久，效益显著。《汉书·沟洫志》称“民得其饶”，相与讴歌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重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班固《西都赋》称：“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着成云。五谷垂颖，桑麻辅棻。”（20）可见当时白渠已与郑国渠齐名。白渠是汉武帝时代关中所建灌渠中经济效益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对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作用最为显著。
汉武帝时期在关中兴修的灌渠，规模次些的还有灵轵、成国和炜渠。《汉书·沟洫志》载：“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皆是引的川谷水。见图2-1-1-1。
此外，与关中一河之隔的河东郡，汉武帝时期也有灌溉工程的兴修。在开龙首渠前数年，约在元朔元年至四年间（公元前128—公元前125年），河东郡太守番系建议，由于关东漕运困难，应在河东郡兴建渠道，灌溉改良黄河旁荒瘠土地。即穿渠引汾灌溉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和汾阴（今万荣县西南）的土地；引黄河灌溉汾阴和蒲坂（今永济县西南）的土地，估计两灌区可开垦出5000顷土地，每年得谷200万石以上。此建议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发卒数万人开渠作田。几年后，因为河道摆动，引水口不易引水，造成耕种者不能偿还种子的局面，多年后渠道就废弃了。这项引汾引黄工程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给后代引黄灌溉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借鉴。
由上可知，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的灌溉渠道工程得到大量兴建，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以往只有引泾水的郑国渠，而汉武帝时泾、渭、洛及许多川谷水都得到利用，狭长的渭南和宽广的渭北平原形成不少灌区，如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灵轵渠、炜渠和漕渠等大小灌区，总灌溉面积达数百万亩。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需水多的麦类和水稻种植有了增加，旱作产量大为提高，这就使关中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武帝时关中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了。
2．西北边区屯田与灌渠的兴建。西北灌溉水利的真正兴建是在汉代，并与设置屯田密切相关。屯田水利开创于汉武帝时期，经过若干代坚持不懈的经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灌溉水利多以兴修渠道工程为主，内地修渠技术也随屯田的开发传人西北边区。
汉兴以来，匈奴强大，称霸大漠南北，威胁汉境，侵地掠财。武帝时，由于国力渐强，对匈奴的政策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进攻。但西北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不发达，军粮仰给于内地转运，“缮道愧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史记·平准书》）。往往不能满足前线之需，还造成政府开支“为费甚大，中国贫苦”的局面。于是随军事行动的进展就在西北开展大规模的军垦和民垦活动。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武帝派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一举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随即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和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1）。筑城守卫，在黄河两岸开荒种地。此时已在朔方穿渠，修筑者达数万人。但这次朔方修渠效益不大，“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史已·平准书》）。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又派霍去病自陇西出击匈奴，大胜，迫使匈奴退出河西地区。为巩固对该地区的统治，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先后设置了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县）、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县）、张掖郡（治今甘肃张掖县西北），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县西），史称河西四郡。元狩三年秋，因山东遭大水，徙贫民于关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今河套以南一带）70余万口（22），由官府供给衣食，令其耕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对匈奴出击，卫青、霍去病率军远征到漠北作战，从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3）。西北大部分边区不再受匈奴的侵扰，为大规模从事农垦水利提供了安定的环境条件。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远迁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3）。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就是说从河套至永登有五六万人在从事屯田水利的建设，屯田区引黄河水灌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县东南）、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9），兴建了不少灌溉渠道。故《史记·河渠书》记载：“朔方、西河、河西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说明从朔方到河西，皆有许多灌溉工程的修建。
武帝时，西北边区的灌溉水利还随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由河西向西域推进。《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破与匈奴关系密切的大宛，“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今轮台境之玉古尔）、渠犁（今库尔勒之西境）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据征和时（公元前92年一公元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所奏：“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24）说明之前轮台、渠犁一带灌溉面积已达5000余顷了。但桑弘羊“益通沟渠”的建议因过费财力而未被采纳。
之后，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扦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卒屯田轮台”。屯田还向西发展到龟兹（今库车县），向南在鄯善的伊循（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米兰，昭帝时楼兰国迁都于此，改名鄯善国）屯田。宣帝时继续经营西域，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等率吏卒等屯田渠犁、车师（今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护南北道，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设立都护府，建立了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第一个行政管辖机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匈奴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韃，扩大了屯田的范围，此时汉屯田已达莎车之地（25）。到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设置戊己校尉，掌管车师前部等地屯田。这些屯田区皆有灌溉渠道的兴建。西汉末、东汉初匈奴重又占据西域，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北征匈奴，汉取伊吾卢地（今新疆哈密县）以通西域，置宜禾都尉率兵士屯田（26）。次年平定车师前后部，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又在这些地区进行屯田。车师前部治今吐鲁番县西北，车师后部治今吉木萨尔县北。此后，章、和、安、顺时期也有经营西域的活动，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屯田时兴时废，故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兴衰。
此外，汉代在青海河湟地区也推行屯田水利。宣帝时羌族人要求渡湟水到北面畜牧，遭汉拒绝后屡次犯边。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将军赵充国击败羌人后，率兵士10000余人在临羌（今青海湟源县东南）东至浩臺（今甘肃永登县西南）一带屯田，垦田2000余顷，“缮乡亭，浚沟渠”（27），引湟水灌溉。屯田时间虽然不长，但首次在河湟地区兴建灌渠，发展农业生产，对后世影响很大。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任陇西太守。当时朝廷准备放弃河湟一带，马援上疏说：“破羌（今青海乐都县东南）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得到光武帝同意，于是马援在河湟地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侯，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28）。之后，和帝时屯田又有扩大，在龙耆（今青海海晏县）、归义（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建威（今青海贵德县北）、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县南）等地实行屯田，屯田分布在湟水和黄河两岸，共达34部，可谓盛极一时。后因诸羌反抗，悉罢屯田。顺帝时又在湟中屯田，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湟中有屯田共10部（29）。这些屯田引湟水和黄河水灌溉。
现将各灌区及其主要灌渠工程的情况概述如下：
（1）河套地区。河套指今内蒙古和宁夏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因黄河在此形成一个大弯曲而名。河套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羌戎所居”的游牧地区。秦代斥逐匈奴，占有了“河南地”，派大军驻守，又从内地移民塞之，粮食主要靠内地千里迢迢运送，在占领河套的五六年（公元前215—公元前210年）里，大约未兴建什么灌溉工程，到汉武帝时代才开始有灌溉工程的兴建。
内蒙古河套地区，汉武帝时在此设郡县，属于朔方郡、五原郡和西河郡管辖的范围内。据考古发掘和近人研究，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一带，汉武帝时设有窳浑、临戎、三封三个县。现在三古城废墟，其地理位置恰好鼎足而立。其南面、东面临近黄河，北面有大泽屠申泽，当时水草丰盛，无沙漠踪影，是汉族移民屯垦的重要地方。（30）成为朔方郡西部的灌溉区。见图2-1-1-2。据《水经注·河水三》载：“河水又北径临戎县故城西，元朔五年立……河水又北，有枝渠东出，谓之铜口。”在临戎县北的铜口建有引渠口，引黄河水灌溉，说明汉武帝时临戎三城一带的农垦区建有灌溉渠道。至于今南北河之间的河套腹地，当时尚为河滩沼泽化地带．还不适宜开垦。
宁夏河套地区，亦称为宁夏平原。黄河出青铜峡后从平原中穿过，将平原分为河东和河西两部分。据方志记载，河东的汉渠，起自青铜峡口，经金积到灵武，长百余里；河西的汉延渠，起自黄河西岸二道河，经永宁、银川到贺兰，长约100公里。各灌田数十万亩。这两渠历史悠久，可上推至汉武帝时代。《史记·河渠书》说：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这里所说的西河，是指黄河经今宁夏灵武，北流千余里，至内蒙古五原这一段河，“非谓西河郡地也”（31）。当时有数万至数十万人在这一带从事开渠置田工作，引黄河水及川谷水灌田。到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尚书仆射虞诩请复朔方等三郡，称：“《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力，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顺帝同意此奏，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32）。可见武帝时宁夏河套已有引黄灌溉，顺帝时重又“激河浚渠”，修浚旧有渠道以溉田。
（2）河西地区。灌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河湟地区。河西走廊主要河流有石羊河、弱水（上游称黑河）、北大河、疏勒河、党河等，这些河流大部分发源于祁连山，每年夏季，山上积雪融解，分别流人诸河。以往河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西汉时开始修渠发展农业生产。《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穌得县（今张掖县西北）有“千金渠，西至乐涫（今酒泉县东南）人泽中”。引羌谷水（今黑河）溉田。该郡的番和县（今永昌县）是农都尉的治所。《汉书·百官志》说：“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当时也有灌溉水利的兴修。敦煌郡冥安县（今安西县东南），“籍端水（今疏勒河）出南羌中，西北人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今敦煌县西南）有“氐置水（今党河）出南羌中，东北人泽，溉民田”。敦煌郡还有宜禾都尉、效谷县，是因兴修水利，“勤效得众”，而立为县名。这些应是武帝时期引川谷水灌溉的反映。
内蒙古额济纳河（弱水）流域，汉代称为居延。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在此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木简。这些汉简是汉武帝时起在河西地区修筑障塞，进行屯戍活动的文书。屯戍始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是年“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32）。一直延续至东汉和帝以后，时间长达二百多年。以简文得知，居延地区有两大片屯田区。居延泽西南为居延屯田区；地湾、大湾、双城一带为骋马屯田区。见下页图2-1-1-3。屯田水利有明渠和凿井灌溉两类。关于明渠灌溉，是从额济纳河开渠引水，浇灌作物。有简文载：“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骍马田官穿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阴郡。”（33）简文意为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正月为骋马田官调来淮阳郡戍田卒1500人，修浚沟渠，为春种做好准备。可见这条泾渠是有相当规模的。简文中还出现一些以渠道命名的地名，如“甲渠候官”、“临渠贤”、“广渠熒”等，候官、{隊火}分别是候及變长的治所，它们以渠命名，表明附近有渠道分布。甲渠在居延屯田区，临渠和广渠在骋马屯田区。简文中还有“河渠卒”、“监渠佐史”等名称，说明有专门管理维修渠道的兵士和官吏，其渠道管理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方法。
河湟地区。贵德以下的黄河谷地和湟水谷地海拔2000多米，是青海地势最低的地方，故亦称为河湟谷地，有三个多月无霜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该地灌溉水利开始兴修于西汉宣帝时，一直延续到东汉顺帝时。灌溉水源引自湟水和黄河水。黄河谷地从贵德到化隆皆引水灌溉；湟水谷地从海晏、湟源、西宁直至乐都，及黄河支流庄浪河的永登一带也皆有灌溉水利。可见，河湟地区的灌溉建设在汉代已有相当的规模。
（3）西域地区。西域在此主要指今新疆地区。新疆四周高山环列，天山横亘中部，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新疆在西北地区最为干旱，尤其是南疆地区，年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下，因此，解决灌溉问题成为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汉代新疆地区的灌溉水利随屯田的开拓而发展。大体以轮台、渠犁一带为中心向三路发展。
轮台、渠犁一带，地处西域之中，素有“广饶水草”、“良畴美土”之称，是汉武帝时通西域之要道，有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屯田。宣帝时西域都护驻于乌垒，位于轮台与渠犁之间，而与渠犁田官相近。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书中有对汉代轮台、渠犁之屯田遗址之描述：“玉古尔，汉轮台地……庄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十余里，尤多旧时城郭，田畴阡陌，畎陀依然，直达河岸，田官所治。”现在轮台县克孜尔河畔汉代故城附近泥滩上仍可见到古时沟渠田界的痕迹（34）。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记载：库车西南沙雅县境内有一条汉代古渠，保存的遗迹长达100多公里，渠宽8米，深3米，维吾尔语称之为“阿古斯当”，即汉人渠之意，渠道附近发现有汉代五铢钱与陶片。
由轮台、渠犁出发，屯田水利一路向东北发展，西汉宣帝时推进到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前部。东汉时车师的屯田由前部发展到吉木萨尔的车师后部，车师成为西域屯田的重心，屯田点也有增加，在车师的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高昌壁（今吐鲁番哈喇和卓）和后部的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北）、且固城等皆设屯田。屯田水利还向东北推进到哈密，汉时称伊吾卢，是西域的门户。这一地区“土沃草肥”、“山泉竞发”，有较好的灌溉条件。西汉时被匈奴所控制，东汉时始有屯田另一路向西，经龟兹到疏勒（今喀什）、转莎车（今莎车）、于阗（今和田）。1959年，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尼雅遗址发现了一颗“司禾府印”的印范（35），证实汉代的灌溉水利确实发展到这些地区。再一路向东南发展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楼兰灌溉水利有相当的规模，修筑有横断注滨河的拦河坝引水工程。20世纪60年代在今若羌县米兰古城堡地区，发现了汉代灌渠系统，渠道从米兰河引水，干渠长8．5公里，有七条大支渠，毛渠纵横密布，灌溉土地1．7万亩（36）。这些都体现了内地灌渠工程技术向西北边地的传播。见下页图2-1-1-4。
由上可知，两汉时期由于大一统帝国政治稳定，经济兴盛，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重视在北方兴修灌溉水利，因此出现多种类型的灌渠工程，渠首枢纽分为有坝的、无坝的，渠道的规划设计更加合理，广泛利用了各种水资源。中原的灌渠技术还向西传播到西域一带。汉代之前，河西、新疆的原始绿洲农业无灌渠工程兴修，人们只是把种子播在邻近河湖的低洼地，利用夏季河湖漫流水及泉水等维持作物生长，或稍作导水沟堤把河湖水引入农田漫流，称之为“漫滩种植”。汉代随屯田水利的扩展，河西、西域修筑灌渠的技术取得很大进步，促使这些地区绿洲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灌渠工程的曲折发展
（一）社会大动荡与灌渠工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最后趋向统一的时期。北方战乱多，政权变动频繁，各军事集团的攻战，造成“百里无烟”（《三国志．吴志。朱治传》），“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因此灌渠工程惨遭破坏，甚至一些军事集团采用水攻法作战，“以养人者害人”，他们将主要的力量用在争城掠地上，较少注意发展经济。但是各分立政权为了兼并战争和自身生存的需要，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其中尤以三国曹魏时的军事屯田最有成效。由于屯田以军事组织编制，能统一调度劳力，故利于兴修水利工程，这就使北方的灌渠水利得到恢复，并取得一定的发展，工程技术也有所进步。
曹魏屯田始于东汉末年，当时由于统治阶级之间的混战，人民死丧流亡，中原户口，十不存一，土地大量荒芜，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尤以中原地区为甚。军队无粮可征，粮食匮乏。“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出现军队乏粮，“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的现象。粮食成为军事集团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当时“土广民稀，中地未垦”，曹操采纳枣祗、毛蚧、韩浩等人的建议，募民设置屯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首先在许下屯田，开枣祗河、灌沟引颍水溉田（38），一岁得谷百万斛。之后大规模地在“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37）。
曹魏屯田的分布，一是在内地州郡设置民屯，二是在与孙吴、蜀汉、乌桓等接壤的边防地区布设军屯。民屯置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统领；军屯以度支中郎将、度支都尉统领。民屯、军屯上总于大司农。民屯的分布以许昌、洛阳一带为中心，大致集中于现今河南省中部以北与河北省的南部，陕西省的东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如司州的洛阳、荥阳、原武、弘农（郡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闻喜县西南）、河内（郡治怀，今河南修武县西南）、野王（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豫州的颍川（郡治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梁国（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谯郡（治今安徽亳州市）；冀州的魏郡（郡治邺县，今河北临漳邺镇）；雍州的长安、上邦（今甘肃天水市）及凉州的武威、酒泉等地。兵屯主要分布于缘边，如两淮地区、陕西西部与河北北部。发展农业生产，需要兴修水利，特别在北方地区灌溉尤为重要，北方屯田区前代灌渠水利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在屯田的带动下，修复和扩建了不少灌渠工程，在工程技术方面也不乏新的建树。
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各分裂政权的中心地区，为了巩固基本基地，取得粮食等物资供应，也较为重视兴修灌渠工程。如北魏的河套地区、前秦、北周的关中，东魏、北齐的邺地等地区，都有灌渠工程的兴修。这些政权都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他们入主中原后，改变原来的经济生产方式，逐步接受汉族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从事农耕，并继承了汉代以来北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灌溉工程技术也得到了继承，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北魏是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国家，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就从游牧经济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魏孝文帝为了巩固统治，采用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他实行改革，推行“均田制”，以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将许多官荒地授与失去土地的农民，促使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为了增强抗御水旱的能力，于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五月丁酉颁布诏令：“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十三年八月戊子，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39）”黄河流域的灌渠水利有了修复。
此外，经过长期的斗争，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各民族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较为频繁，内地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进一步传人边地。如十六国时期据有今河西走廊地区的前凉政权乘中原战乱之际，出兵击败了孤悬一隅的西晋所置戊己校尉，在今吐鲁番地区设置了高昌郡（治今吐鲁番东哈拉和卓），此后据有其地的前秦、后凉、西凉、北凉都置有高昌郡，这是第一次在新疆地区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行政制度，这有利于汉族人民的迁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出土文书可知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水渠众多，管理严密，这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灌渠技术和管理制度影响的结果。
（二）灌渠工程的曲折发展
1．曹魏时期。曹魏屯田水利主要在以下一些地区举行：
关中地区。曹魏与蜀汉长时期相峙于渭河之滨，关中谷帛不足以供魏军，因此，魏在长安设立典农官组织屯田，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又“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40），且耕且战，并“兴京兆、天水、南安监治”（41）。在屯田过程中兴修了一些灌渠工程，如成国渠、临晋陂等。
《晋书·食货志》载：“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沂洛溉舄卤之地3000余顷，国以充实焉。”《水经注·渭水》载：“成国故渠，渠，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蜀所开也。号成国渠，引以浇田。”成国渠修建于设置屯田后二年，其功用增加了粮食生产，直接供应征讨蜀汉的军粮。成国渠上承讶水，渠线比汉代延长，水源不仅引渭水，还增加了汧水。
临晋陂是一项引洛的灌溉工程。临晋，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西南，东汉末移治今大荔县。大荔县一带地势低洼，多盐碱。估计此项工程是引洛水淤灌低洼之地，临晋陂与成国渠共溉田3000余顷，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京畿洛阳地区。曹魏将洛阳地区作为重点屯田区，设典农中郎将，主持洛阳屯田。洛阳一带有洛河、伊河之利。早在东汉初王梁曾兴建洛阳渠，“引谷水以溉京都”（《水经注·谷水》）。谷水是洛河的支流，在偃师县东注于洛水。该渠引谷水经洛阳城下，东泻巩川，但“渠成而水不流”（42）。之后建武二十四年太仆张纯改以在洛水上筑堰开漕渠，此渠称为阳渠。阳渠虽为漕运而凿，但也灌溉农田，“百姓得其利”（43）。曹魏时重新修复旧渠。《水经注·谷水》引《洛阳记》说：“千金竭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竭，积石为竭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竭。竭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筑此竭，更开沟渠。……竭是都水使者陈协所修也。”此渠规模较大，其维修管理人夫就达千人，“岁恒修之”，因灌溉经济效益达到“日益千金”的程度，所以称为千金堰（堨）（44）。此竭是一座有坝引水灌溉工程。
河内地区。河内在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有沁河流经其间。此沁水发源山西中部的太岳山东麓，“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在五龙口出山，形成扇形冲积平原，引水灌溉方便。相传沁河水利在秦代就修建有秦渠。东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颁布过修理河内等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的诏书（45）。河内离京都洛阳很近，曹魏时河内经济区的地位上升，设有河内、野王等郡屯田区，当时曾组织“典农部民”大力修复水利，其中对引沁灌溉工程做了较大的改建工作。原来东汉时引渠口设置的是木门，“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进，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46）。引水得不到保证，影响了农业生产。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左右，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建议改木门为石门，得到批准。由大司农府出人工，从五里外运来方石数万余枚，“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故石门亦沿习称为枋口。石门建成，利于控制水量，“若天亢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劳”（46）。此工程进行了两年才建成。在工程技术上有许多改进，为以后引沁工程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邺城地区。邺城是曹操“王府”（魏公，魏王）所在地，所以重视恢复这一带的农业生产，数次移民于邺，在魏郡设典农中郎将，实施屯田。邺地原有的水利基础较好，战国初年，建有引漳十二渠。但东汉末战乱中漳河水多次被引用攻邺城，而不是用来兴利，因此漳水渠灌区“废堰田荒”（47）。建安年中曹操在经营邺地的过程中，兴修了天井堰和漳渠堰两项水利工程。
天井堰是对引漳十二渠的修复工程。《水经注·浊漳水》称：“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魏武王（曹操）又竭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建成的是多渠首引水工程，其布置和引漳十二渠相似，灌溉面积近十万亩。
漳渠堰是新建工程，在邺城西十里漳水上筑堰。西晋张载《魏都赋注》称：“魏武帝时堰漳水，在邺西十里，名曰漳渠堰。”从堰上引漳水从邺城西通过水门流人城，进城后渠道称为长明沟。沟水南流再分为南北二支，“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经石窦堰流出城，注入湟水（48）。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开凿了利漕渠，此时，长明沟可与利漕渠相通，再经白沟，人黄河。因此漳渠堰具有灌溉、航运、城市供水之利等多种功能。
蓟城地区。曹魏据有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后，东北边境的鲜卑逐渐强大，“数寇边”。为边御需要，曹魏派大将率重兵驻守蓟城一带。该地区灌溉水利战国时已有开发。东汉初，渔阳太守张堪在今顺义县一带引潮白河水灌溉，“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49）。曹魏齐王时任刘靖为镇北将军，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他很有作为，“开拓边守，屯据险要”，重视兴修水利，“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湿水（今永定河）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通过实地查勘，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派帐下的丁鸿督军士1000人，在湿水上造戾陵竭，又开车箱渠，灌蓟城南北农田两千顷，灌区内“三更种稻”，开始采用轮作制种稻。到景元三年，樊晨“更制水门”，又延长渠道，自蓟城西北，径昌平，东到渔阳郡的潞县，长四五百里，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水经注·鲍丘水》载有刘靖碑文，碑文称颂戾陵堰灌溉工程：“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湎泥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这一工程延续到唐代还在利用。戾陵堰工程从坝址的选择到渠线的布置，都相当合理。
2．西晋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全国外，其余时期北方战争频繁，灌溉水利失修，仅在相对稳定的时候，于各政权中心地区和战略要地修复了一些灌渠工程。现分地区择主要工程叙述如下：
海河流域。蓟城的戾陵堰工程是曹魏嘉平二年（250年）由刘靖主持兴修的，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六月，暴发洪水，堰毁损了四分之三。据《水经注·鲍丘水》记载，这时由刘靖之子刘弘主持，“亲临山川，指授规略”，组织将士两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将工程修复，共用人工4000余。北魏时又修理蓟城戾陵堰和涿州督亢陂两工程。由于战乱，此二工程“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当时水旱不调，缺乏灌溉，“民多饥馁”（50）。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幽州刺史裴延儁采纳平北府长流参军卢文伟的意见，大加修治。裴延儁亲自督修戾陵堰，“相度水形，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50）。而督亢陂的修复委托卢文伟管理，修复后也“溉田万余顷，民赖其利”（51）。还促使灌区内的水稻业有了发展。之后，北齐皇建中（公元560—561年），采纳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又修督亢陂，并设置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固赡”（52）。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幽州刺史斛律羡又修治戾陵堰的车箱渠，“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53）。渠道延长，灌区有了扩大。东魏、北齐均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重视邺地的灌溉水利。东魏天平中（公元534—537年），修建引漳水的万舍渠。此渠前身即战国时的漳水十二渠、曹魏时的天井堰。但万舍渠系单一渠首，渠口在今邺镇西30里的高穴村西北2里的漳河南岸。北齐时称为天平渠。此渠灌溉效益颇大，后来唐代以此为基础，又进一步扩建渠系，成为重要的灌区。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又发夫五万人修漳滨堰（54）。可能是对曹魏漳渠堰的修复，共修了35天，工程规模不小。
关中地区。前秦、西魏、北周皆建都长安，在关中地区有灌渠工程的修建。前秦苻坚在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对郑白渠进行改建。《晋书·苻坚载记》称：“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以下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将郑白渠渠口移向泾水上游，并对渠系进行全面整修。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正月又“开白渠以溉田”（55），重新整治白渠。当年又修成国渠六门堰，这是在武功县西漆水河与成国渠相交处，“置六斗门以节水”（56）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宇文泰因郑国渠下游段废毁，“乃命（大将军贺）兰祥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于洛”（57）。富平堰因位于富平县而命名，大约是在石川河上筑堰，引石川河水东注于洛，以代替石川河东之郑国渠。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开引黄河灌溉的渠道。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开龙首渠，“以广灌溉”（58）。此次重开龙首渠，可能将引水口移向洛水下游，未穿越商颜山，故灌溉面积有限。
河套地区。在今宁夏平原修建有引黄灌渠。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刁雍任薄骨律镇将（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督课诸屯，以为储积”。但是原有的渠道缺乏水，不能够扩大种植。他认为：“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乞雨，正以引河为用。”主张引黄河水灌溉。该处有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渠道很古老，由于河床下降，引水困难。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正月，刁雍组织四千人，施工四十天，在艾山（青铜峡一带）处重开新渠口，并在叉河筑坝壅水，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溉官私田四万余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赡。”（59）此渠史书上称为艾山渠，位于今宁夏平原的黄河西岸，灌渠工程的修建在技术上很有特色。
新疆地区。西晋时控制了新疆东部地区，继汉魏建置，在高昌（今吐鲁番东哈拉和卓）置戊己校尉，在海头（今若羌县罗布泊西北岸楼兰遗址）置西域长史。从罗布泊所出简牍表明，晋初，海头附近驻有兵卒，从事戍守耕作（60）。《流沙坠简》卷二《簿书类》第三十七简载：“将尹宜部，溉北河田一顷。”北河，即今塔里木河。《流沙坠简》卷二《戍役类》第三十二简记：“东空决六所并乘堤已至大决中，口五百一人作口增兵。”从此简可知筑堤人夫多至500余，工程有一定的规模，当引塔里木河之水灌溉。
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开始于吐鲁番盆地置高昌郡，之后，直至北凉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高昌一直是凉州或沙州的一个郡。1979年在高昌故城北的阿斯塔那古墓区出土了一批十六国时期的文书（61），其中有一些水利文书。如《功曹条任行水官文书》是一件有关水利灌溉的资料，文中记载由功曹官条任了十名行水官，由行水官掌握分配民田灌溉用水。又《兵曹下八幢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文书，是反映军屯灌溉用水情况的。又据《西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功曹书佐左谦奏为以散翟定口补西部平水事》文书，当时设有平水官，负责水利建设和水利事务。从这些文书可见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水渠众多，管理严密。高昌郡相对内地来说，战争较少，灌溉水利得以进行，同时亦与当地干旱的自然环境有关，还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影响。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灌渠水利在艰难曲折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灌渠工程技术仍在不断地进步，如渠道取水枢纽的规划，渠系交叉工程的布置，施工修建技术，灌溉管理等方面都有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的交往、融合，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水利技术水平，这就为唐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