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写毛岸英是怀念的过程

  电视剧《毛岸英》火起来,韩毓海笑谈是沾了“我爸是李刚”这件事的光。作为一个编剧,韩毓海谦虚地说自己是业余的。在《毛岸英》之前,韩毓海做编剧的电视剧已经有好多部了,其中电视剧《星火》还创下当时央视8套的收视新高。

  韩毓海说自己编剧是业余的,只是就职业而言,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授。采访韩毓海的时候,我们特意去他的课堂听了一节课。

  秋冬的北大校园,美丽依旧。韩毓海上的课是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当代文学课程,讲的是文学十七年中的革命样板戏。他的学生告诉我们,韩老师的课“不好懂”,然而,在北大这样一个学生挑课上的学校,一百多人的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无产阶级的涵义说到革命样板戏的传统与由来,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讲到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从古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讲到现代文学中的文学观与革命思想。韩毓海的课知识量非常丰富,学生们不用看课本,紧跟韩老师的思路。

  韩毓海其实也曾是北大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初,15岁的韩毓海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他说,当时很多同学都是自己的“老大哥”。因为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各行各业的人追着青春的尾巴进入大学,自己当时算是其中最小的大学生了。

  1991年在北大读完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十多年都奉献给北大了”。一个学生曾说,自己当初修他的课,却从未去过课堂,最后只交了篇论文,也没得到学分,便写了一封信给他,向他说明自己虽然没听课,论文还是写得不错,若不识珠便非慧眼。没有想到的是,韩毓海居然跑到系里面给他很高的分数。从此这个学生便被他北大先生的风度折服了。

  在《毛岸英》剧本的写作中,韩毓海在史实的基础上,以极具感情的语言,完美地再现了毛岸英与刘思齐的爱情,叙述了毛泽东对爱子的严格要求和深厚感情。

  说起剧本《毛岸英》的写作,韩毓海说其实是很偶然的机缘:一次去延安参加政治思想学习,在陈列馆里看到了毛岸英的遗物。当时同行的一个人说,毛岸英不死,可能会又是一个金正日。这个人的一句话,让韩毓海对毛岸英的故事充满了兴趣。毛岸英28岁就牺牲在朝鲜,是怎样一个人呢?伟人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带着这样的疑问,韩毓海以学术的态度开始注意搜集毛岸英的资料。

  在采访的时间里,韩毓海为我们讲述了电视剧中最令人伤心泪下的故事情节,其语言魅力令记者也为之动容。当记者问及,学术著作和剧本创作,哪一个更为吸引自己时,韩毓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剧本创作。他说,“剧本创作能渗透入自己的情感,学术研究不行。”

  民生周刊:在你眼中,在你的剧中,除了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一身份,作为哥哥、儿子、丈夫的岸英是怎样的一个人?

  韩毓海:他是毛主席的好儿子、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毛岸英是新中国“第一长子”。

  什么叫长子?长子是用来牺牲的。弟弟小,要靠他,妻子年轻、身体差,要靠他,父亲作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决定,你不上战场,谁上战场?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英雄是环境的产物,毛岸英幼年丧母,少年流浪,青年上战场,新婚离别,壮烈牺牲,他不勇敢不行,不坚强不行啊,因为他没有谁可以依靠,弟弟、妻子、许许多多人还要靠他,因为他是长子嘛。所以,抗美援朝他第一个报名是很正常的,他不替毛主席出头,谁替毛主席出头,他不替新中国争气,谁替新中国争气?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毛主席的好儿子,他是一切“中国长子”的表率。

  民生周刊:我知道你很早就搜集毛岸英的资料了,这些资料在你写剧本的时候,起了多大的作用?你对毛岸英的认识更多的来源于此吗?

  韩毓海:搜集毛岸英资料的过程,使我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毛岸英只活了28岁,但这却是我们党从诞生到创建新中国的28年。1922年,毛岸英诞生在长沙湘雅医院,当时,毛主席正在为长沙的泥木工人讨要工资,没能到医院来。3年后的1925年,上海爆发了中国第一次工人阶级运动,即五卅运动。而为毛岸英接生的大夫,是毛泽东的朋友李振翩;51年后的1973年,旅美多年的李振翩先生返回祖国,80高龄的毛主席接见了他。两位老人的竟夜之谈,我有幸读了这份记录稿,别梦依稀咒逝川,可以这样说……铁石心肠者,亦可为之动容。

  1926年,国民革命军一位叫刘谦初的宣传干事,和他的恋人张文秋一起敲开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门,他们是来和“毛委员”讨论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这个大问题的。就在那时,他们见到了童年时代,十分活泼可爱的岸英和岸青。张文秋,是清湖北道台的孙女;刘谦初,是中国共产党首任山东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刘被敌人杀害了,而她的遗腹女就是刘思齐。冥冥中是谁的安排,让刘谦初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女婿,当时他还抓了一把花生给岸英说: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娃娃!

  1945年,当重庆谈判归来一病不起的毛泽东顶着国内外重重压力,当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选择“举旗不缴枪”,独立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时候,23岁的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从此跟随着父亲,跟随着解放大军,一步步从延安走进新中国。1950年,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为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和平生活,战死朝鲜沙场。

  搜集毛岸英的材料的过程使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党,是有天命的,是承载着天命的。

  民生周刊:你说就学术研究而言,搞创作更有吸引力,因为可以有自己的感情在里面,《毛岸英》你用情最深或者最打动你的是哪部分?

  韩毓海:一个是毛主席告诉刘思齐岸英牺牲的消息,刘思齐哭得几乎昏厥过去的时候,叶子龙说:思齐你要懂事啊,主席的手都凉了呀。刘思齐哭着说:爸爸,爸爸我不哭了,我要懂事……刘思齐后来回忆说:当时主席的手又冷又硬,如同一块石头。

  一个是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从四川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我儿为国舍命,作为母亲我很自豪。当时,黄妈妈还不知道岸英也牺牲了,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特别指示不要专门宣传岸英。后来主席接见了黄妈妈,主席说:老嫂子,咱们的儿子不在啦,我们是一家人啊!

  什么是感动?感动不是流泪,而是庄严。生固欣然,死而无憾。花开花落,水流不断。

  民生周刊:关于史实部分,毛岸英之死,就一些传言和说法,你想说些什么吗?

  韩毓海:所谓的传言,据说来自一本署名为杨迪的回忆录。实际上,这本书出版时没有关于“炒鸡蛋”的那一段,也没有关于毛岸英的记录,谣言是在被采访人杨迪(杨凤安)去世后,由编辑、采访者自行编造,后来加进去的。比较一下两个版本,一目了然。

  民生周刊:很多人认为,这样一个题材的电视剧,在市场条件下,可能难以取得很高的成绩,但是《毛岸英》做到了,它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觉得这部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韩毓海:我写作这个电视剧,是一个想念的过程,即它不是简单地把故事罗列、呈现出来就完了,是通过想念,呼唤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归来,呼唤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归来。什么是光荣传统?尊重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站在普通劳动者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主席身上最为高贵的政治品质。而歧视、贬低普通劳动者,这就产生了严重腐败和堕落行为的真正根源。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身上,浓缩了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它表明:中国的普通百姓最懂得慎终追远、实事求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做人的基本道理。

  因此,如果说这部作品成功了,就是因为我们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导演、编剧的基本立场站在了普通劳动者一边,而不是站在市场一边。

  民生周刊:你笑谈《毛岸英》的成功是因为“我爸是李刚”这件事,请谈一下,伟人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希望和要求是怎样的?

  韩毓海:合格的接班人,不是在老子的照应下,而是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在现实的生产活动、社会斗争中磨炼出来的。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会议上,曾谈到过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说:“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不能一个人死了,就没人管事了。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有可能。培养接班人,我看有几条:第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二,要靠大多数,为大多数人服务,中国的大多数人,世界的大多数人。第三,要团结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结仇。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个不行。第四,民主作风,必须讲民主,让人家说话。第五,要批评自己,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自己对。总之,马列、人民、多数、民主和自我批评,一共五条。”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传达毛主席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讲话时,还作了更为精彩的补充:“靠老子吃饭,靠关系办事,官僚主义盘根错节,长此以往,就会搞成青红帮一样的黑社会。”

  民生周刊:据我们所知,除了《毛岸英》你还创作了一系列的电视剧作品,而且多为“红色“题材的剧作,请问你创作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喜欢书写和表现那段历史?对你而言,那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韩毓海:我在美国许多大学都教过书,教书的经历大概是国内国外各一半。以美国为例,华盛顿、林肯的故事,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国革命和战争的故事,是美国历史的核心内容,是天天讲、月月讲的。我在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同事曾经告诫国内的一个代表团说:请你们不要忘记,毛泽东就是你们的林肯和华盛顿。在美国,你要是咒骂林肯、华盛顿,那是犯法的。因此,书写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每一个拿着国家和人民俸禄的人的职责,你不这样做,那才叫奇怪。

  你这么一问,我也觉得奇怪,我不过是一个业余编剧,就算是人民写、人民看,老百姓写、老百姓看吧。但是,电视剧《星火》却创造了中央电视台最高收视率。这说明,我这个吃中国老百姓俸禄的人,总算没白吃饭。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民生周刊》访谈 2010年12月20日)

(采访人:崔银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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