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高师院校中国古代史课的专题式讲授——以唐宋历史为例

  中国古代史作为高师院校历史专业的基础课,一直采用“断代”方式讲授;高年级开设选修课的时候才打通朝代界限,分“专题”讲授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现在,有两个因素要求我们向“专题”式讲授方式做总体调整:一是中学的“新课标”历史课本已经打通朝代界限,全部设计为“专题”了。我们高师院校应该先行一步,尽快与中学的历史教学接轨,改变传统的“断代”讲授方式,尝试“专题”式内容设计。二是中国史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之后,中国古代史不仅会增加课时,也会给教学内容、讲授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变革,包括教材的调整和编写,也会走“专题”化的路子。总之,这已经是一种趋势。

  所谓“专题”式讲授,不是简单地打通朝代界限,而是根据每个专题的实际需要,灵活地截取不同的时段,使认识更加完整和系统;不过,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不涉及理论问题,体现的主要是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消化和认识。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很多,结合自己的教学情况,仅以唐宋历史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一、政治史方面的问题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把唐朝以前称为“古世”,宋朝以后为“近世”,开始强调唐宋的差别;尤其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对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影响很大,甚至误导、割裂对唐宋历史的整体认识;传统的“断代”方式的讲授,又增加了这种割裂和误导。其实,截取不同的时段,分析一下政治史上的具体问题,就可以看出,唐宋之间有一些变革,主要的还是延续。

  1.  隋唐王朝的相继建立到玄武门之变:统一局面的稳定过程

  按“断代”方式讲授的时候,隋朝建立和统一之后马上就是隋朝的灭亡,接着又是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往往简单地重复和轮回。其实,打通来看,两个朝代相隔仅37年,中间没有出现分裂,应该是连续、反复的统一过程。我们从隋唐两个朝代名称的来历,就可以看到两次统一的连续性:北周的宇文氏是“胡人”,推行“关中本位政策”,试图把关中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正宗,以抵挡和取代中原文化,从文化精神入手完成统一;不过,最终完成统一的,却是北周培植起来的所谓“关陇贵族”——代表中原文化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后人,“随国公”杨忠的后代杨坚建立了隋朝,“唐国公”李虎的后代李渊建立了唐朝。这是同一拨人陆续做成的同一件事情,只不过是重复了一遍,多走了一圈。

  隋朝建立的时候,正逢“分久必合”的历史机遇期,本来可以把统一的局面稳定下去,炀帝折腾太厉害,搞的民不聊生,很快就导致动乱;李渊趁机控制了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政权。重新统一之后全国稳定了,皇家内部还有问题,因为晋阳起兵和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功劳最大,但身为次子,只能封为秦王;长子李建成缺乏出色才干,却立为太子。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上台,内外都顺了,统一的局面才最终稳定下来了。

  这样,从隋朝的建立,甚至从北周宇文氏作统一的准备算起,到玄武门之变,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陆续完成的统一和稳定过程。我的这个认识是跟胡如雷先生学的,当年胡先生给我们讲大一的隋唐史课的时候,第一个题目就是“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从新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讲起。

  2.藩镇、五代十国到北宋:区域特色和版图范围的延续

  已经有学者指出,藩镇不都是搞割据的,各地的藩镇有着不同的风格,中原、西北和西南的藩镇闹事比较少,东南地区的藩镇最老实,闹割据的主要是河朔三镇。唐朝后期三大矛盾中,宣宗解决了党争问题,朱温解决了宦官问题,藩镇割据问题没有解决,演变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

  北方的五代共历八姓十二君,各个政权不是并存,而是一个吃掉一个;十国中除了刘崇的北汉在太原,其余九国都在南方,九个小国之间征战很少,同时并存,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趋势。这也正是唐后期两地藩镇的不同风格。五代十国是在唐后期各地藩镇政权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活动范围也正是后来北宋的版图:北有辽朝,幽云十六州没有收复;西有西夏,不属于宋朝;“宋挥玉斧”之后以大渡河为界,西南的大理与宋朝关系也松弛了。从唐朝后期的藩镇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其间的地域风格和版图的延续性是很明显的。

  把这个过程看清楚了,还可以顺便理解两个问题:一是唐朝中叶安史之乱的影响。通常认为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拐点,其实,安史之乱影响的主要是朝廷的权威,中央集权确实衰落了,经济文化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是持续发展的。二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北宋建立仅三十余年,王小波李顺就在四川青县发动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其实,“均贫富”的原意不是农民与地主均,而是川蜀地方与中央均,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从一些传说和大蜀国号、应运年号等细节可以看出,这不是通常的农民起义,而是五代十国割据的余波。与此前的三国时期的刘蜀、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连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

  3.从隋朝创制、唐承隋制到北宋元丰改制: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以官制为例,讲授隋唐官制之后,宋朝几乎没有新内容,因为唐朝基本上继承隋制,北宋初年只是在唐制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分割相权,唐朝采取的是横向过程分割:决策、审核、执行三省分立,结果权力仍然集中在了尚书省;北宋改为纵向的职能分割: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各司其职,才真的把宰相的权力分散了。还有,唐朝的使职是行政、军事混乱时候的临时办法,北宋将其整成正式制度,规范化了;唐朝后期的职业雇佣兵是形成藩镇问题的基础,北宋继续实行募兵制,同时设计了“更戍法”,防止军将们闹事…… 整体看来是因大于革,甚至说不上“革”,因为除了这些细节的调整,两朝官制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一样的。连同神宗元丰三年的改制,也不是创新,只是对隋唐以来的制度的补充完善。

  顺着五代时期的惯性,赵匡胤称帝的方式与五代诸朝相同,也是利用军权夺取皇位。为了走出五代,防止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匡胤显示出了比五代帝王的聪明之处:上台的时候利用制度的弊端,上台以后立即改革这些弊端,防止别人再钻空子。赵匡胤制订了“对内严防”的基本方针(仁宗以后被尊为“祖宗之法”),还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落实这个基本方针。这些方针和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北宋政权的稳定。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三冗”和积贫积弱问题。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试图改革吏制、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说,都是想消除这些消极影响;反对变法的人不是不想解决这些问题,是想用别的办法。

二、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

  唐宋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如经济重心的南移,通常认为是在唐宋之际完成的,其实,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从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到南宋时期才基本完成;而且有的方面如桑蚕丝织业,生产中心一直在北方,明朝初年才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这样的大问题,不打通几个朝代是看不完整的。

  还有运河,放在隋朝讲有道理,因为是隋炀帝的时候开凿的。其实,隋朝以后运河还有很多内容,唐朝对运河的使用比隋朝还充分。北宋运河的终点是开封,称为汴河、汴渠,赵匡胤曾说汴河是宋朝的“宝带”;南宋时期淮河以北地区归金朝统辖,汴河堵塞,废为官道了。元朝以后的运河已经不走汴河,改从淮河北上,经徐州到北京附近,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了。运河一直从江南往北方漕运粮物,起点相同,终点则随着都城的变化而调整,分别是洛阳、开封和北京。这也需要打通几个朝代才可以说清楚。

  我们对此且不多说,只谈谈土地赋税制度和货币问题。

  1.  以唐中叶为界标的土地赋税制度演变

  均田制是特殊背景下出现的土地制度,其功能是重新扶持自耕小农,以保证正常的税收。到唐朝中期,自耕农经济已经恢复,均田制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均田不搞了,租调的征收需要一种新的税制来取代,这便是两税法。杨炎的只设计了两税法,以贫富为差纳税,没有整饬均田制,也没有规划其他的土地制度。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中荒田再度增多,人口减少,各地方政权都没有再推行均田制(柴荣的“均田图”只是均税,不是均田),而是采用劝民垦耕,或者直接把营田的土地分给民户,然后据之收税。北宋沿用唐代的两税法,改称“二税”,专指地税一项,明确地说“田制不立”,没有专门的土地制度了;甚至“不抑兼并”,有多少地缴多少税,不偷税漏税就行了。显然都是杨炎两税法的继续。杨炎取消了徭役和代役庸制,全部纳入两税征收,符合徭役的发展趋势,但有些超前了,唐朝后期实际上仍然存在徭役;北宋时期将徭役从二税中单另出来,分为职役、差役和夫役。这是对唐朝两税法的补充修正。

  以唐朝中叶推行两税法为界标考察土地赋役制度,在按“断代”方式讲授的时候,已经这样做了,这显然比按朝代划分更符合实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自序”中说:“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剔除马端临的个人成见,对两税法划时代意义的评价是公允的:从此以后不再有统一的土地制度,也没有了拥有土地数量的限制,有多少地交多少税了。

  说的稍微深一点,土地制度是手段,征收赋税才是目的,所以土地制度时有时无,赋税制度不曾或缺。本来,土地私有制形成以后,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土地制度了,直接按土地数量征收的“初税亩”、“履亩而税”,已经是正常的税收方式;这些“税”的征收依据,是对土地所有者的行政管辖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东汉末年开始,随着荒地的增多,在北方实行屯田、占田课田和均田制,官府以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辖者的双重身份征收租调,属于“租税合一”性质;到唐朝中期,荒地重新开垦出来了,又可以直接按各家的地亩收“税”了,专门的土地制度就消失了。两税法以及后来的一条鞭、地丁合一,实际上都是“税亩”、“履亩而税”,都是原来商鞅的办法。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2.从唐后期的“飞钱”到北宋的“交子”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至少要追溯到飞钱。

  唐宋时期的主要货币都是铜钱。标准的小平钱每贯重10斤,如果携带100贯铜钱的资本去外地做生意,重达1000斤,不太方便。为了解决铜钱的长途携带问题,唐朝后期出现了飞钱,也称便换。飞钱由各地方官府操办,以铜钱为单位和本金,交多少铜钱填写多少,异地交易的时候需要兑换成铜钱。飞钱属于汇兑性质的凭证,还不是纸币,却是纸币的雏形,所以《宋史·食货志》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北宋仁宗年间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最初由当地十六家富商操办,主要在各个富商之间流通使用。交子以铜钱为单位,可以与铜钱一起流通,也可以兑换成现钱,已经具备纸币的性质了。后来中央成立了交子务,收归官办,流通范围增大,作为纸币也越来越正规了。这样连起来看,纸币的起源和演变的线索就清楚了。

  再扩展一下,唐朝前期与铜钱伴随流通的还有绢帛,称为“钱帛兼行”,仍然比较落后;到北宋却出现了纸币,一下子发展到“钱楮并用”,达到了货币流通的最高形态,而且北宋的交子最早产生在四川,不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这就需要考虑其中的特殊原因——铁钱问题。简单地说,川蜀地区缺铜,内地流入的铜钱不够用,只好铸铁钱。铁钱很重,一贯重达13~35斤,而且价值低,与铜钱的比价为10:1,用铁钱买米,甚至会出现97.5斤铁钱买92.5斤米的情形。如果携带100贯铜钱的资本去外地做生意,用铁钱则为1000贯,重量达13000~35000斤,比铜钱重十多倍,是很难成行的。所以,川蜀地区的交子主要是铁钱不便引起的,不完全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致。

三、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

  唐朝文化的特点是“博大”,宋朝文化的特点是“精深”,更为成熟了,陈寅恪先生曾经高度评价宋朝文化,甚至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前面说过,唐朝中叶以后衰落的只是中央集权,经济文化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唐朝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宋朝文化中的很多新内容,都需要从唐朝说起。我们从哲学和史学两个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

  1.哲学:从唐代宗教到宋代理学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说“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用的是欧洲标准。唐宋时期与前后各个朝代一样,只有思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所谓哲学,是我们用今天的学科标准“解读”、“剥离”出来的,当时是附着在宗教和经学上的。

  隋唐时期哲学思想方面的建树不多,原因是唐朝中叶以前鼎盛,以后骤衰,文人学者的情绪一直处在亢奋和波动之中,冷静下来思考的机会少了。激情出文学,冷静才出哲学,这个时期的哲学游离出了文人学者的视野,主要由青灯黄卷相伴的高僧和道士们去思考了。

  佛教在隋唐时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宗派。各派的宗旨相同,思考的问题也相同,所不同的是各自的概念和解说,天台宗“一心三观”、法相宗的“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心本体”,思考、辨论和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世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心的派生,都是“心性论”;所谓佛教宗派,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可以说就是哲学学派。道教宗奉先秦时期的老子李耳为始祖,把老子的道学变成了道教,冥想出了一套超越感觉和经验、超越具体事物的“道”,作为人类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同时又讲人生策略,顺应自然、见素抱朴、游离现实,继而在世俗生活中忘却尘世,静心守一,这就与佛教的“心性论”走到一起了。佛教和道教都讲“心性”,主张从心开始,让心永恒,“心性论”是佛教和道教的本质内容,也是古代哲学思辨的极致。

  到了宋代,文人们冷静下来了,写诗作赋的兴趣小了,治经的又多了起来,方法也有改进,形成了与寻章摘句的“汉学”相对的“宋学”;用宋学方法治经,就产生了理学(仔细说来,宋学方法并非宋代学者的首创,应该追溯到唐朝后期的韩愈,有的论著都把韩愈作为宋学和理学的先驱)。理学是探讨“性命义理”的学说,以儒为主,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有关论题和“心性论”解说,在原来儒学探讨人生问题的基础上,又探讨了宇宙的构成、人类的起源等问题,在原来的“人生观”基础上增加了“宇宙观”的内容。理学用“理”代表抽象的本原,用“气”代表具体的事物,由此出发探讨精神与物质、人类和社会的本原问题,越来越抽象越高深,思辨能力超过了传统儒学,已经具有了思辨哲学的特征。

  佛道的“心性”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心的感悟。张载的“学贵心悟”、二程的“体贴”到陆象山的“心即理也”,都是通过内心反省来理解宇宙本原、人的本性等问题;与后来明清时期王守仁的“心学”、李贽和龚自珍的“童心”一样,都有启迪自我意识的客观意义。胡适先生说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认为理学可以导致启蒙思想的产生;冯友兰先生说理学追求的是一种境界,都是就内心的自我启迪而言的。与此时书法绘画讲究“心画”、“神遇”,趋向是一致的,已经超越了具体技巧,深入到了精神层面。在追问自然和人类本源的极致原因的时候,当时只能想到“心”和“天”两个去处,“天理”比较省事,可以海阔天空放开讲;“心理”就吃力了,要认真地去“格”,仔细体悟和思考,“心学”学派也就成了理学中思辨层次最高的一派。“心学”学派的很多认识,与黑格尔说的“只有心灵是真实的,只有心灵能涵盖一切”不谋而合,却比黑格尔早的多。

  把哲学思辨作为主线,才能读懂唐代宗教和宋代理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古代史教材讲唐朝文化都是先讲宗教,讲宋朝文化先讲理学,已经意识到这条线索了,可能是囿于“断代”的讲授方式和习惯,没有明确地把这条线索拉出来。

  2.  史学:汇通古今的总趋势

  唐朝设立史馆以后,禁止私修正史,史学家们便把精力用在了撰写典志方面,并且分门别类,考证因革源流,出现了汇通古今的趋势。在史书体例已经完备、理论思考不成熟的时代,做到这一步应该是最高层次了。

  唐朝后期杜佑编撰的《通典》,是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与后来宋代的《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都是从远古讲到作者生活的时代;连同持续到清朝的续修,构成了典志通史系列“十通”。刘知几的《史通》是第一部史评著作,对以往的史书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和归类;《隋书·经籍志》汇总了当时的典籍存留情况,并且第一次把所有的典籍归结为经、史、子、集四类,构筑起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成熟框架。

  宋朝的编年体通史的编写继续了这种趋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政治通史,纪事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止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北宋建立之前,系统记载了十六代1362年的历史。该书真正续接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试图探索历代的“治乱之迹”和其中的规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续接记载北宋之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接李焘书,单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到明朝还有人不断地续写,形成了编年史通鉴系列。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其实是宋朝及其以前的科技“通史”,因为书中所记载的科技内容不全是沈括的发明,主要是对以往有关知识的整理和汇编。

  ……

  以上只是在现有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基础上的调整,没有超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的传统模式。新增加的内容如社会生活风俗之类,更应该打通考察,因为社会生活风俗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不像土地赋税制度那样直接受朝代更替、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按照民俗学的“历时性”原理,社会生活风俗不能按朝代来划分,不应该出现唐朝社会、宋朝风俗之类的提法,甚至不应该使用古代、近代或现代的概念。

  还有的内容需要更长时段考察,单看唐宋两代是不够的,比如民族关系问题,隋唐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兼容并包”,必要的时候可以称臣,也可以和亲,但不惧怕,此前的汉朝也是这样;宋朝对辽金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却不甘心,随时准备反攻,萦绕着收复失地的悲壮情结,还有一种基于内心的惧怕而生发的仇恨心态。这种情结和心态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消失,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以“复宋”为号召,讨元檄文中声称要“驱除胡虏”,清末革命仍然要“驱除鞑虏”…… 其影响甚至远及“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横向的“断代”式讲授和纵向的“专题”式讲授都有道理,前者便于把握一个朝代的整体状况,后者便于看清具体问题的发展线索。本文主要强调了后者的优势。不过,任何讲授方式都只是方法和技巧,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书成自记”中所说,“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者尤难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永远是内容的精致、条理和准确。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2011年6月在南开大学“古典学·国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建设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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