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陈永贵

  去大寨看看这个念头很久了,五月中旬的一天,终于有了空闲。  

  顺道昔阳县城,蓝砖砌就的两层楼房映入眼帘,似曾相识的感觉由然而来。那个年代的新闻宣传图片就是如此,是有了陈永贵昔阳才有了往昔的辉煌。  

  大寨距县城三公里,村庄座落在谷口,座东面西,街道整洁干净,两旁很有红色旅游的景象,饭店门口挂有毛主席会见陈永贵的巨幅照片,纪念品超市更是毛主席的相片、纪念章、样板戏唱碟应有尽有。正是中午时分,街上的游人不多,都市的喧闹与这里似乎不相干。村中有一个小广场,往东不远就是陈永贵故居,故居坐南向北,外面院子靠墙的橱窗里陈列着他用过的农具,里面是居住的两孔窑洞,一孔是厨房仓库,一孔是卧室,卧室有十多平方,靠西是门,东面靠门窗的是两米见方的土炕,成为副总理后依然住在这里。这里曾招待过中央、省里的很多大干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同志——这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者,曾在此吃过派饭,是他发现了大寨,并亲自向周总理毛主席推举的。  

  现在的大寨已不再是全国学习的榜样,看得出有很多人在从事旅游服务,曾和陈永贵搭过班子的宋立英正在签名售书,并有人与她合影。一进纪念品超市,就会为你播放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解说词却是林彪如何迫害刘少奇之类的,我问一售货员:“你们对中国的这桩大案是如何认识的?”她不好意思迷惘地摇了摇头,看来他们为了生存对政治学习也很陌生了。  

  一路走来,我的心情很沉重。来到虎头山的半山腰,一座中国特色的收费亭拦住了去路,那天的精力和时间已不容许再奢侈下去了,还有三百五十公里的山路等着我,天黑前必须赶回去,暂不能凭吊陈永贵同志和赶了未班车落户于此的当代文豪郭老了,暂不能一展“登上虎头山,眼望全世界”的豪情了。但已知足了,放眼望去,虎头山顶及坡度很陡的地方,放炮挑土栽上的松柏已郁郁葱葱,西眺几里外的昔阳城也纳入眼底,山梁上,山沟里,视土层的厚薄,因势利宜,从几分到几亩的梯田错落有致,目之所及,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得井然有序。一石、一木、一锨土、一座地岸,我一个中年农民审视着这一切,这该洒下多少的汗水呀!“农业学大寨”果然名不虚传。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劳模,曾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曾是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生机勃勃,如火如荼。树立大寨是经过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山西是革命的老区,土地革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陈原是一个孤儿,人家的养子,但他没有继承养母的遗产,品德为他挣得了人生上的第一桶金,政治上获得了大寨人的资格认证。土改中人人有了一份自己的土地,耕种上他们与时俱进地组织了变工队、好汉组。好汉组不仅劳力壮,而且有大牲畜。不,陈永贵从好汉组退了出来,因为他看到还有八九户老的老,小的小,他说:“他们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很有希望哩”。三十岁出头的他带头组织了老少组。四九年时经过三年的劳动实践,原先单干的不再单干,在好汉组的退出了好汉组,大寨村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加入了老少组。  

  人心齐,泰山移。解放初时,大寨村有七十多户人家,八百多亩的耕地分散为四千七百多块。陈永贵带领大家几战狼窝掌,奋战虎头山,用木杠、铁钎、铁绳等最原始的工具,对所有的土地重新整理,改良土壤,十几年如一日,摆论石头坡土不止,建成了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大寨人民吃冰渣饭,洒血流汗,虽很艰难,但气候环境相宜,一路顺风顺水,亩产粮食由五二年的二百三十七斤提高到了六三年的七百七十四斤,六十年代初的一场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大涝大灾的困境中,大寨人没有气馁,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上缴国家的计划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一样不能少。  

  青藤靠着山崖长,群羊走路看头羊。陈永贵用勤劳与智慧带领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奉献为荣,以助人为乐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着一条扶贫济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陈永贵——一个大跃进脱盲班的毕业生,省委书记陶鲁茄说他每年都有新套套。作家赵树里听了他的报告后说:“他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  

  陈永贵,做为一个庄稼汉,身板硬,手艺精,田里山上,行家里手。作为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有魄力,肯吃苦,七沟八梁一面坡,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条,治理大寨的经验这个金不换的宝贝,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别经过文革的洗礼,从昔阳县委到山西省委再到北京,从山西的一个山沟走到祖国的心脏,脸不红,心不跳,不亏心,不害怕,理直气壮。大寨踏踏实实地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只要扛起这面红旗就可以了,实事求是地说,他做到了。出席中央党代会的陈永贵,坐在主席的身后,抹不掉那憨憨的白头巾,抹不掉历经太行山风雨,那刀削石刻的皱纹。他又深知,管理这么一个大国的农业自己不胜任,“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在哩!”为此向毛主席提出并实行了“三三制”,时间上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下基层,三分之一回到大寨劳动。  

  陈永贵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不仅夫人孩子在大寨靠工分吃饭,他挣的也是大寨一个中等劳力的工分,吃的也是大寨那份口粮换的粮票。每月中央补助36元,山西省补助60元,京城没有土地可种开销大,后提高到100元,在中央开会喝一次茶水都须付费贰角。家乡来人、各地劳模、国务院同事去看他,工作人员办理了客饭补助,“都是我的客人,要国家报?退掉”。国家给他的特供本,其实就是白白地拿着,对他的一生作过多次采访并为此写过剧本的著名作家马蜂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场争论,统率一方的党政军首脑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陆续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不到半年时间,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争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陈永贵深深地爱戴着毛主席周总理,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总理主席逝世后,他吃不下饭,对着主席的遗体痛苦失声,面对这场较量,他不是决策者,但却尽了自己最大的能量。79年3月19日,他最后一次以县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了昔阳的党代会,顺着讲话稿念了个开头,干脆撇开讲话稿,提议为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哀,此刻距他们离世已两年半至三年多,悲壮的气氛中,话筒中传来了唏嘘之声,代表们哀毕抬头一看,台上的陈永贵早已是老泪纵横。  

  改革开放初期的胡耀邦,从中央党校到中宣部及主持日常工作,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大寨的人造平原劳民伤财,《人民日报》批评山西的水利建设《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他所主持的理论务虚会,批评大寨,特别是对毛主席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①。更有文章说学大寨越学越穷,陈永贵,一个从实践中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人,以其农民式的耿直,李逵式的大骂胡耀邦,他的火气很大,多处骂,蒸蒸日上的胡耀邦已经可以用电话通知陈到他那里去一下,胡直来直去的问:“听说你骂我是胡乱帮”?陈不吭气,紧闭着嘴,胡最后摆了个台阶说:“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陈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没有委婉的语气,没有模棱的话语。  

  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方地,但代之而抬出的是那个回到大寨变工队之前的,各顾各的,并且被榜样了三十年,而又产生不出党书记的,被上委派还必须能带着钱去的安徽省的小岗村,名字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可精神却应了这么一个似乎是天性使然的大小之别,高低之分,政治这最神圣的,造福十多亿人民福祉的崇高事业,在这里变得犹如儿戏,滑稽可笑。虽说大寨失去了它应有的光环,但是陈永贵同志对党的感情却是永恒的,1986年,身患肺癌的他也将要告别人世了,他一生积蓄了8300元钱,在遗嘱里作为党费要全部上缴,老伴与他发生了争执,最后缴了三千元。他心有不甘的地方,有未了的心愿,大寨和他搭过班子的几个人围坐在他的病床前,他语重心长的说:“我们班子中最年轻的要数(郭)风莲了,你有机会一定要向领导反映,我们大寨是干出来的……”他又是自豪地:“我这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不枉活一场了,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到另一个地方与他干事……”  

  信仰坚如钢,意志硬似铁,这就是我们要纪念和学习的陈永贵同志!  

注释:

①《党史博览》2000年第9期《中央理论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转自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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