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大清将亡，其行也壮——清政府南海维权记
前言
鹤龄
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清政府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宣告灭亡了。没落的清政府，积贫积弱，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了太多的悲伤和屈辱，使得今天的我们回忆起那段历史来，尤感悲愤不已。然而，一篇《大清龙旗在南海》的帖子，却像黑夜中划出的一道流星，使我看到了行将就木的清政府的一个闪光点！
就在它行将就木前的1909年，却干出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收回了已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迅速派员赴西沙宣示主权，从而将一个完整的南海移交给了后继的民国政府。
今日，面对南海被“列弱”瓜分的局面，一读此章，不禁万感交集，对清政府以及参与此举的外交部官员、地方官员和许多爱国人士倍生敬意。故将此篇改题为《大清将亡，其行也壮——清政府南海维权记》转贴，希望与大家共飨此美文而皆知南海主权得来之不易。若能使今日之肉食者见之而效仿之，则幸甚矣！
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
[澳大利亚]雪珥（《国家历史》特约）
1909年，南海东沙岛被日本人强占，激发了大清上下捍卫主权的热情。清政府不顾自身嬴弱，毅然宣示主权，维护领土的完整。李准，也因缘际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
“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
——【清】姚锡光《筹海军刍议》
南沙群岛告急！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
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南沙九岛！而早在两年前，当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步步鲸吞我东北领土之时，法国人就以越南宗主国的身份，对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质疑。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在这股热潮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了天津《大公报》报社，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他当年率领大清海军舰队巡航西沙、宣示主权的故事。
这位老人名叫李准，四川邻水县人，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民国政府的直威将军，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尽管李准的回忆所涉及的岛屿，并非就是法国人正在强占的，但依然极大地鼓舞了正处身于“最危险的时候”的全国军民。
故事要从东沙岛的鸟粪开始述说……
东沙鸟粪引来日本人
东沙岛，一个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每年在此经营的中国渔船，不下数百艘。这片海域，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的淘金宝库，来此捕鱼的大清渔民中，许多都发了财。
这里的出产太丰盛了，据广东香山县渔民梁盛向清政府出具的证词，渔民们一般每年要来此三次，主要是捕鱼，在岛上进行腌制，也捕玳瑁，在岛上去鳞晒干。每次能收入2万元左右，沿海一带普遍有“要发财、趁东沙”的说法。
渔民们在岛上建了一座海神庙，还安葬了数百位同胞，并为这些孤魂们建起了一座祠堂，名为“兄弟所”。
在西方人的记载中，东沙岛名为“普拉塔斯”(Pratas Island)，因为1866年有位名叫Pratas的英国人在此避风。在西方的海图中，东沙岛明确标注是广东之岛屿。
捕鱼致富的大清渔民们，并没有注意到东沙的另一个富饶资源：鸟粪。千百年累计下来的鸟粪，已经形成了富含磷质的砂矿资源，是绝好的天然肥料，在欧美广受欢迎。根据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东沙岛上的磷质矿砂居然厚达15-20英尺。
这个巨大的鸟粪金矿，无意间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日本商人西泽吉次，1901年因商船遇风暴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磷质矿砂。次年，他率船前来大量挖掘，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日俄战争结束后，1907年夏，西泽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他在东沙岛的南端，用废木料建了一个码头，并修建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小铁路，还通上了电话、水管，建立了淡水厂，盖起了日式办公室和宿舍。他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竖起了日本的主权木碑。
在西泽留下的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开发东沙岛的筚路蓝缕，但他故意略去未说的是：在这块“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不服从的中国渔民，甚至连渔船都被捣毁。岛上的海神庙、兄弟所等也被尽行拆毁，而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西泽将骸骨尽行烧化，扔入大海。
这一年冬天，日本军舰也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
英国人的警报
大清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他在1907年9月底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并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
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 不可置之不问”。
外务部立即致电张人骏，请他火速查清。但张人骏发现，根据外务部所提供的经纬度，“该处汪洋一片并无岛屿”，而且离广东十分遥远，很难声明是广东的辖地，最为关键的是，广东还没有可以远洋航行的舰船。他请求外务部协调南洋舰队派舰前往调查。
查清该岛的位置是当务之急，但中国的文献记载，对海域十分粗阔。一年后(1908年)，端方才从日本驻宁波领事的口中，套出了具体的经纬度，而此前所查的地点居然与此相差了6度纬度！
此时，怪事发生了：英国人开始插手。
1908年9月18日，两广总督张人骏急电外务部，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出要在东沙岛上设立灯塔。领事提出，英政府此前曾建议在该岛建立灯塔，便利航运，但因为“不能决断该岛应属何国，应由何人设灯遂作罢议。”
张人骏认为，英国领事的这份公函，“似系意有尝试”，因此他建议外务部立即向英国和日本两国声明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同时请两江总督端方“派员前往探明，酌立标志，以杜外人觊觎。”一周后，端方则对此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解读。他认为，英国人是以“拟设灯塔为词”，“明知该岛为日人占据，见中国并未诘问，故为此旁敲侧击之词，暗为提醒，催我布置，详加筹度。”
端方认为，该岛属于中国“虽无旧籍可证”，但在英国官方公布的海图中明确此岛属于中国，建议外务部照会英、日两国，声明主权。
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东沙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舰”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以申主权。”
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
交涉
在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后，外务部指令，有关东沙岛的中日谈判，由两广总督张人骏负责，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解决。
1909年3月17日，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浅之进，正式要求日本方面敦促日商从东沙岛上撤离。但日本领事说对此事毫不知情，必须电询日本外务省。3月21日，日本外务省指示赖川领事，日本从未对东沙岛主张过主权，现在也没有占领的意图，但东沙岛确是“无主荒地”，中国方面如果主张主权，则应提供“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
张人骏对此恼火不已，他辩驳说西泽将岛上中国人的海神庙等拆毁，就是在想方设法毁灭证据，但即使如此，遗迹还是清晰可辨，“该岛属于粤境，此为最确证据，岂能为无主荒境？”但日本领事坚持索要志书等。
虽然中国的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但在端方的协助下，张人骏还是找到了大量证据。
3月29日，赖川领事再次会晤张人骏。在检视了张人骏收集的有关证据后，赖川表示，日本政府可以承认中国在东沙岛的主权，但希望中国对日本商人的投资进行补偿，否则日本政府只能坚持该岛是“无主荒地”的主张。张人骏则质问他，西泽给中国渔民造成巨大损失，那又该如何赔偿。
几轮交涉后，4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照会大清外务部，对张人骏与赖川的交涉“甚以为然”，但表示，“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全系善意，此事结局，纵定位中国领地，而对该商平善事业，应加相当之保护”。
随后，赖川提出，西泽已为开发东沙岛花费高达51万日金，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同意他在岛上开采磷质矿沙，期限30年。张人骏对此严加拒绝，他要求：必须将东沙岛归还中国，西泽已经建立的设备，可以经两国估价后由中国政府收购，但同时，西泽必须赔偿损毁岛上华人庙宇和驱逐华人渔民的损失，同时加倍补缴已经开采的岛产、海产的税收。
张人骏同时派遣“飞鹰舰”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收集了渔民们被西泽欺凌的大量证词，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 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 非惟地利之弃， 甚为可惜， 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这次巡视也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
张人骏并没有放松收集更多证据的努力。5月22日，他电询外务部，提出在1882-1883年期间，各国公使曾经联名发文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Hart)及总理衙门，请求在东沙岛设立灯塔，而海关的文件档案已被义和团烧毁，请外务部在外交档案中查找。外务部查找了两周，也无所得，却发现了早在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就曾下文要求在沿海各险要处设立灯塔，其中，东沙岛灯塔必须在1874年完成。这一重要文件的中英文原稿，均被立即抄送张人骏。
在中国强硬的立场和有力的证据面前，日本人逐渐退让，并最终在6月份基本达成意向。张人骏随即派遣洋务处道员魏瀚，与日本领事馆代表一起，于1909年7月17日前往东沙岛评估。结果发现，西泽的投资实际只值30万日元左右。
镇守东沙
东沙岛事件，也成为广东民意的焦点。
1909年3 月，惠州代表周孔博到达省城广州，与广东自治会绅商联合起来，集议此事。3 月22 日，李兆书代表粤省绅商，上书摄政王载沣，要求中央立即照会日使，收回国土。3 月31 日，广东绅商集会公议，认为东沙岛关系国家海权与国计民生，应行力争，并决定采取三个步骤来解决东沙岛之事，一是迅速将此事布告中外，以争得公正舆论支持；二是禀文政府，要求政府“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三是力争到底，即使政府放弃，“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随后，绅商学各界千余人，在府学宫内再次集会示威。
同时有人提出，前福建同安县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曾记有东沙岛，与当下政府所查东沙岛之情形大同小异。两江境内的绅士，也上书端方，积极提供历史资料线索。
1909年，大清正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全国上下，一年多前发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平静下去，东沙岛事件，立即成为民意焦点。5月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政府如果再不旗帜鲜明地宣示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而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11月19日，在东沙岛举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这是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当月，英国人再度示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Jordan)亲赴外务部，建议中国在东沙岛上设立无线电台，与香港的天文台互通信息，以便准确预报这一海区的风浪。甚至“体贴”地说明，这一举措开支不大，不过4000两左右，却可以同时宣示“该岛为中国领土”。外务部立即批转邮传部研究办理。
西沙：先下手为强
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保卫南海主权成了广东上下的共识。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悉榆林港西边200多海里处，还有个群岛，西方人都叫它Parcels(即西沙群岛)，他认为应当立即前往考察，并宣示主权，以免重蹈东沙岛被人当作“无主荒地”强占的覆辙。他的计划得到张人骏的大力支持。
李准手上并没有大型军舰，他决心由琛航、伏波两舰组成舰队迅速前往。这两艘军舰都是福建船政所自行建造的木壳军舰，不仅船龄老，马力小，而且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均被法国舰队击沉，后来打捞修复，属于“废物”利用。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建议说，这两条军舰实在太老，如今要巡行数百海里，一旦有大风大浪，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另调大舰。但李准认为时不我待，决意立即成行。
李准与林国祥两人，亲自对这两艘军舰进行了严格检查和修理，林国祥甚至将每一节锚链都仔细敲打，如不够结实立即加固。
数百担大米、各色罐头、汽水被搬运上船，细心的李准还准备了种羊、种猪和种鸡，以及各色稻粱麦豆种子，以备在西沙各岛上放养种植。
一支多达170多人的考察队伍建立了起来：除了两艘军舰的官兵和李准的卫队排之外，还有当地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各种工人等。此时正值渔船休渔期，100多名小工均从三亚一带募集，一是解决就业，二是依靠渔民带路。
舰队由林国祥统一指挥，林亲任琛航号管带(舰长)，李准则乘坐由吴敬荣担任管带的伏波号。1909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一)，大清舰队正式出航。
巡视西沙
从李准留下来的回忆录看，此次西沙宣示主权，整个过程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舰队在榆林港停留了几天，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下午四点，再度起锚南下。这天晚上，林国祥和吴敬荣两位舰长都紧张得无法入睡，因为根据计算，本应能抵达最近的岛屿，但因为两艘老式军舰马力太小，被洋流带偏了航道，而进入了暗礁区，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两艘军舰连桅杆上也放了了望哨，随时观测。
直到次日中午11点20分，舰队才停靠上最近的岛屿。李准率人乘平底船登陆，当他登上近岸大石后，发现那石头居然会移动，原来是海里的大蛤。李准发现，此岛的椰树上及珊瑚石上，有不少1880年代的德文刻划，显然，德国人曾经在此进行了考察。
李准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指挥军人和工人，在珊瑚石上刻下了“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后世研究者所引用的西沙考察时间，大多源自于此，但实际上，此时间是不准确的。根据张人骏与外务部的电报往来，李准不可能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西沙，而且，李准发表于《大公报》的回忆录，明确说是因为东沙岛的交涉中，受到刺激和启发，才想到尽快在西沙宣示主权。据此推测，可能是李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有误，或记者记录有误。
李准在伏波岛上命令木匠们伐木建屋，在屋侧树了一根5丈高的白色桅杆，在桅杆上高悬黄龙旗，“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次日，李准下令将所带的种羊等留在岛上几对，随后便离开了伏波岛，相继登陆其它十三个岛，逐一命名，勒石树碑、升起国旗。
李准对西沙诸岛的命名，相当随意，除了甘泉岛(因岛上掘出水井，水质甘甜)和珊瑚岛以地貌特征得名之外，其余十二个岛，或以军舰名称命名或以随行诸人的籍贯命名。
这些官职并不显赫、而且多为候补的官员们，因缘际会地在大好河山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大名，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李准返航后，张人骏欣喜若狂，立即将随行测绘员所画的海图，飞章呈交陆军部和军机处，而李准所收集的各种珍奇，开始巡回展览。
6月14日，张人骏再度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两衙门代为上奏摄政王，请求调派更为大型的新式军舰前来广东听令，再往西沙巡视3个月。
收回东沙、宣示西沙后，大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和“管理东沙岛委员”，对南海岛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开发。但国人对这些岛屿的资源并不具备开采能力，加上自然环境恶劣，不少商人们都大打退堂鼓，开发相当不顺。如东沙岛的开发，最后不得不由商办收归国营，由财政拨款维持，而主事者也不得不前往日本，向被逐出东沙岛的西泽吉次讨教开发方略。
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而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只好从报章上刊登的回忆录中，去回味1909年大清帝国不顾自身羸弱，却有勇气、胆略和智慧亮剑南海的如烟往事……
转自乌有之乡2011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