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原理的探索——《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第一章
一、封建经济学的由来
研究经济史，虽然实证的研究是主要的，可是在指导思想上必然有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学来自西方，可以说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还没有发展出封建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许多模式都是以西方的情况为依据的，很少考虑到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那如何能用来指导研究封建的甚至是全世界的封建社会的经济运动和发展呢？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先作一些探讨。我这里只能以西欧为准，参照中国的情况作初步的探索。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研究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系，特别是中国的宋代更是被称为发展到了现代化的边缘，所以这个办法还是可以一试。
经济学的开始 西方的经济学知识，在古代和中古并不发达。一般我们说西方古代的经济学，当然要从古希腊、罗马说起。古希腊的经济学著作，可举出的就是色诺芬的《经济论》（应译为《家计学》）和《雅典的收入》。[1]前者是讨论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的，这就是当时希腊人观念中的经济。后者则是讨论如何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如吸引外国人来居住、发展商业、开采银矿等。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希腊哲学家实质上是政治哲学家；他是从城邦的角度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个宇宙”。[2]由于城邦限制了人的眼界，所以希腊人对经济问题不甚了了，他们的经济学就是家庭生计学。后来的罗马人也只能步希腊人的后尘，他们的经济著作，如加图、瓦罗等的《农业论》等，也是一种生计之学。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希腊的经济思想，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确实有一些，不过应该注意，他们是在政治的范围里讨论经济的，这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动物”这句话里表达得最为清楚不过了。西欧中世纪时的经济学更为贫乏，教会讨论的多是商业、高利贷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
现在我们公认的西欧古典经济学的开端是亚当·斯密（1723—1790）于1776年发表的《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虽然有人认为亚当·斯密是前工业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工业革命的产生，[3]但是应该说他的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他的分析是从分工开始的，并认为分工的产生是由于市场的扩大，由此建立了基本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不过斯密提出的研究经济的目的在于富国富民，[4]仍然把经济学包括在政治的范围内，所以他还是把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一直到1890年马歇尔写出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说经济学才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满足人们的无限欲望时作出合理的选择，资本、市场、货币、价格等都是经济学的永恒范畴，所以用不着区分封建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
中国封建时代生产发达，商品经济也远较西欧发展，经济学的成果也颇为显著。一般我们强调儒家重义轻利，可是儒家也提倡“足食、足兵”，“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就是朴素的富国富民思想的具体表述。司马迁著《平准书》、《货殖列传》，认为发财致富是人的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可以不避汤火刀锯。他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活动，主张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认为人民富了，国家也就富了，所以富国与富民是一致的。《汉书》把《平准书》改为《食货志》，说“食为农殖嘉毂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从生产到流通都研究了。后来更有唐杜佑著《通典》，其中的《食货典》在这方面作了更全面的叙述。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是一本关于家庭经济管理的重要著作，对于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管理劳动力等都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比罗马的加图等要先进、深刻很多。
北宋李觏（1009—1059）著有《富国策》十篇，对富国富民思想作出重要发展，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力，并且发展商业，反对像汉武帝那样管制工商业，而主张让人民满足自己的欲望，以求取财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人民富了国家自然也就富了，就可以做到“民不益赋而国用饶”。[5]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他主张理财是治国安民的政事，是合乎义的，通过重新解释儒家的义利观以反驳改革的反对派。理财的办法，一是增加社会生产，开辟财源；二是把商人垄断、兼并的财富收归国家，充实国家财政。王安石发展生产的办法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他的改革中的不少措施都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关，也收到实效。他还有“权商贾”的措施，即打击大商人的垄断兼并，扶植中小商人，使他们得到发展。他会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通过制定政策来调节商业，也更加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6]欧阳修更提出与商人共利的思想，他说：“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7]他们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的封建经济理论 19—20世纪，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研究大为开展，也有一些著作涉及封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布罗代尔对经济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提出怀疑，在研究物价史时，就说“用今天的理论来解释175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是不确当的”[8]。这就可以说是要建立封建经济学的一种要求。虽然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经济理论的模式对历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帮助不大，因为那些模式都把影响历史过程的复杂因素太过简单化了，[9]但我感到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西方学者关于封建主义经济学的成就，以探讨从中可以吸取的思想，这又可分为从经济史叙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和专门提出的经济史理论、发展理论两种，下面我们就选择其著名者分别探讨一下。
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1864—1920）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世界经济通史》。韦伯“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10]而是一个社会学家，该书是在学生们的要求下写的，没有写完他就去世了，由后人编辑而成。韦伯此书虽然以西欧的情况为中心，但也讨论到东方经济的一些情况。在书中他花了很多篇幅描写了中世纪西方的经济与社会，包括公社制度，庄园、领主制，农民、城市、行会等，这些大都是在19世纪德国学派研究的成果基础上论述的。不过该书的观点仍然是新教伦理才导致建立了资本主义，而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要有合理的会计制度和合理的技术，以及自由市场、自由劳动、经济生活商业化等，[11]在古代、中世纪、印度、中国、西亚等地，存在的只有不合理的资本主义，那都是一种不合理性质的临时经济活动，是发展不出合理的资本主义的。[12]与韦伯的书差不多同时，德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史家桑巴特著有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在这本著作的第一卷前面写了不少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他把欧洲的经济组织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是自足经济时代，第二是手工业经济时代，第三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他认为要区分开自然经济和自足经济以及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自足经济是指封建时期的地主庄园和小农经济，其生产完全自给自足；交换经济是指自足经济以外的一种经济组织，如商业和手工业等；而自然经济则是指没有货币的一种经济组织。[13]这一区分似乎大有问题。波斯坦曾经有文论及货币经济的普遍性，[14]完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桑巴特以注意理论著称，对封建经济倒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他并不给予中世纪欧洲城市以经济上积极的评价，认为中古的城市是一种消费城市；认为交换经济的组织是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工商业，14世纪的意大利商业直到l6世纪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业，都是手工业性质的，[15]这比现代许多西方经济史家把资本主义的兴起推广到14世纪要高明得多。第三本有关的经济史著作可推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是用当今习见的新人口论的经济史，来推行他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所以弗兰克指出，诺斯的这本书是将西方“体制的演变，特别是财产权的发展，归因于西欧人口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日益加深的经济短缺”[16]。其著名论点如中古欧洲庄园组织的成立，是由于节约谈判费用的结果；而17世纪英国所以能够起飞，则是因为它的产权较其他国家明确，能够保护所有者。[17]制度经济学对于研究封建经济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下面专门讨论。
有一些经济理论也涉及封建主义的经济问题。罗斯托写有《经济成长的阶段》，把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传统社会。虽然他自诩这本书为“非共产党宣言”，但批评的人们则认为它只是罗列了各个阶段的现象而没有作出解释。而且他把工业革命列为起飞阶段的说法已经不能成立，现在主张这一阶段应该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变。[18]罗斯托在这本书中对传统社会解释不多，他在另一本著作《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中，对传统经济（即封建经济）不能实现自我维持的增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的政府、统治阶级旨在保持稳定，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等虽然与之有一定的矛盾，不过更注意的是相互协同，他们有丰厚的盈余，但并不拿来用于生产，而是大量消费。虽有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可是无法推广。他的结论是“传统社会关键性的失败是属于观念方向的”[19]，传统文化没有使人们懂得能从利用和改造自然中取得那么大的财富。看来罗斯托对封建经济的认识更偏重于政治思想方面，所以没有更多地论述封建经济。另一个也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希克思，写有《经济史理论》，他把经济史划分为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习俗经济是由传统逐渐形成的，像部落组织的经济便是；如果习俗经济受到干扰，就会出现指令经济，也就是军事专制管理下的经济。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应该是一种习俗经济，[20]因为中央没有保留下多少权威。统一的官僚帝国就是指令经济，如古代中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无论是封建制度或是官僚帝国，“它们的主要经济关系是岁入，即由农民向某一公认的权力缴纳的税金、贡物或地租”[21]。希克思认为市场的发生是进步的开始，而市场是由城邦产生的，到了中世纪，城邦瓦解，只残留有一些贸易，以后市场对领主和农民都进行了渗透，起初是商业渗透，即他们要把自己的产品和市场交换，然后是金融渗透，即用资金使农业技术得到改进。也就是说，希克思认为市场是外于封建的，在封建时代要有进步，得有外面的力量来对封建经济进行渗透，所以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似乎完全是从西欧的情况出发的，不过他的指令经济的提法倒提醒我们对政治在封建经济中的作用加深认识。
对封建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理论概括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库拉。他在《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根据波兰16—18世纪的经济情况，研究了一些有关的问题，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大致上是把封建经济当作一种二元经济，但他不同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把农村看成消极的劳动力的供给地方，本身只是自给自足，没有变化。因为波兰的地主庄园当时大都进行商品生产，把粮食出口到西欧去，所以库拉当然认为庄园经济是和商品生产有关系的，但他指出封建地主对市场的反映和资本家有所不同，地主出售粮食的目的，是在于扩大消费，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注意的是能获取到足够多的货币。所以粮食价格下降，他们反而要多卖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上升，他们就少卖粮食，而不会像资本家那样价格愈高出售愈多以获利。在封建的生产条件下，粮食价格受年成好坏影响很大，丰年粮价下跌，荒年粮价高扬。当粮食价格高时，正是荒年，那时地主手中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所以即使他想多卖也不可能。另外，地主卖粮食的目的是供应自己消费，所以他在粮食高价时少卖一点即可。他还指出波兰地主经济的再生产特征，由于这些地主是依靠封建特权来管理他的领地，由农民为其耕作土地，所以他们在再生产上几乎没有什么投入。如果按照农业资本家的农场来计算投入产出，则这种封建地产都是亏损的，可是如果按照地主的实际投入来计算，则这些地产连年大有盈余。所以不能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来计算封建地产的经济，但如何有一个合理的计算办法则还没有解决。[22]
库拉对封建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也做了研究，他说l6-18世纪的这三百多年，波兰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而大地产的生产自给情形有所加强，地主为了尽量获取多的货币，一方面刻剥农民的份地，另一方面减少生产上的开支，以拿更多的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奢侈品。农民生活、生产越来越困难，但另外，农民生产上的商品化也在加强，这反映了农民在生产上的主动性和生产的基本趋势。但到了l9世纪，情况有所变化，库拉总结了在此前和此后的波兰经济的不同：1．此前地主尽量减少货币开支，此后他们努力投资于生产，甚至不惜为之举债。2．此前农业财产以面积大小计，此后更多则以在土地上的投入计。3．此前是农民想从土地上逃跑，地主努力阻止，而此后是农民想固定在土地上，地主则驱逐他们。4．此前地主尽量使农民土地平均化，阻止分化；此后农民分化加剧，地主则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5．此前工人工资是昂贵的，此后工人工资比发达国家要便宜。6．此前高级贵族豢养着成百上千的濒临破产的贵族家庭；此后他们只雇佣少部分的管家和工程师，小贵族许多去当国家官吏，或者成为革命党人。7．此前地主和农民的收入大体固定，只按年成小有波动；此后则受市场影响，波动幅度要大。8．此前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没有破产的，此后则二者破产是常事。9．此前价格的波动和国民收入呈相反方向，即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有限，无论是地主或农民，其收入以货币表示较之以实物表示只有很小的范围可以波动；此后则情况正好相反。10．此前当物价便宜时国民收入增加，因此是丰年，此后则情况正相反。[23]库拉认为这些变化是一个转折点，是一种突破。但是这是否会导向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库拉没有给予回答。[24]因为他所提出的只是经验的事实。
库拉所分析的，是一种进行商品生产的农奴劳役制庄园，这有其特殊性。这种商品生产是为了供应西欧的需求而进行的，西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阻碍了波兰农业的进步。布罗代尔认为二期农奴制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变态。[25]所以波兰的情况不一定和其他国家的封建生产相对应。可是库拉关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投资、成本、利润等的意见还是很有益处的，值得我们借鉴。布罗代尔也认为，库拉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26]
除了库拉以外，我以为对研究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很有帮助的还有波拉尼的著作。波拉尼是所谓人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应用了人类学的成果。他根据一些人类学的材料，认为在封建社会末期以前，人类的交换采取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模式或者是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互惠是指类似于原始社会中的部落之间的礼物或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再分配是指汉穆拉比时代的巴比伦或者新王国时代的埃及，通过政府收取各种实物或货币，然后再分配给国内的官吏、僧侣、有闲阶级等；而家计就是个体家庭和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生产。他认为，即使是家计生产，也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和逐利动机的生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观点并不成立。市场是在经济体外运转的，例如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其市场是封闭的，和周围的农村没有什么关系，它也不会形成区域性市场。西欧中世纪的长途贸易市场和其周围环境也没有关系，它是各城市之间的贸易。不会从小市场自发产生全国性的市场和国际市场，它们是由政府的干预形成的。能够形成价格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要到l9世纪方才出现。[27]波拉尼的理论强调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反对古典经济学认为的人本性是谋利的。布罗代尔不同意波拉尼对市场作用的估计，认为他根据人类学的几份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市场不可能和社会、经济分开。布罗代尔相信存在着市场的自发力量，使得小市场不断扩大。他指出，当某地区各集市的价格基本一致并同起同落时，我们就必须谈到市场经济。而l3世纪欧洲已经出现整体性的物价波动。[28]也许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市场经济并不能覆盖全部经济，还有很大的空缺，自给自足的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有强大的地盘，但是波拉尼使我们要考虑市场在中古时代究竟有多大作用，而不能盲从于古典经济学家，无限夸大它的作用。特别是他指出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这在中古时代尤其应该注意。
恰亚诺夫是苏联的经济学家，也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学家，他对俄国的农民经济组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即农民并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样无限地追求发家致富，他们要在劳动的辛苦程度和消费的满足之间求得平衡。这一理论后来对西方农民学的研究影响很大。他自己认为，这一理论是对农民经济组织的一种静态分析，而农民家庭农场这一组织，是多种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可以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也可以存在于其他经济制度之下。[29]他的思想在我们讨论农民经济时值得深入研究。
以上略举有关封建经济的重要思想，作者见闻有限，大概乃挂一漏万之属。不过我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要专门研究封建经济，所以我们还得从一般经济学中去探求封建经济原理。
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保存的经济史资料也十分丰富，大可用来研究封建经济史的运行规律。可惜我们的经济学相对落后，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很多。我这里推荐两本重要的作品。一是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他是想建立一种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封建经济的各个方面，如土地制度、农民经济、城市和商品经济、地租、货币、高利贷等，都进行了静态的和动态的分析，也提出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如小农经济的大量长期存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价格运动的特征、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是由于胡如雷受写作此书时思想环境的影响，所以强调阶级斗争比较厉害，如说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是一种寄生阶级，地租是他们的纯所得，全部拿来消费，而不投资于再生产等。[30]另一个多次提出建立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是吴承明先生，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经济十分发达，能够容纳商品经济，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下降时期，明清时代中国的经济仍然不断发展，并
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封建主义危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比较微弱，而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他认为小农经济、小手工业者、其他劳动者都是封建经济的异质的东西），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都对经济的发展起作用，所以他的观点和胡如雷不同，认为地租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31]他还特别提出可用魁奈的经济表来研究中国的封建经济，说明市场的发展。吴承明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贯持肯定态度，反对新人口论等的停滞论或内卷论等，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性。
把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经济联合考察，试图说明它们有一些相同、相似的原理，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它是否能够成立也有问题。因此有几个一般经济理论还想谈一下，主要是自己学习的体会。这就是合理性问题（也就是经济人的问题）、边际经济学问题、制度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等。
二、几个相关的问题
经济人的问题 亚当·斯密已经形成了经济人的观念。他认为人都有追求利益的本性，只要条件合适，就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产，增进自己的利益，只是他的这些活动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支配。斯密还认为，经济人的这种活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公共的幸福，他考虑的只是私人的利益，但却在客观上有益于公共的利益。[32]斯密从他倡导的富国富民论出发，研究了一些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他不同意重商主义者把商业当作财富的源泉，也不同意重农主义者认为的农业生产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主张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都可以创造财富，都是重要的。斯密的经济人的观点，很明显是以启蒙学者的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是以当时开始流行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不过斯密还不是完全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是主张个人利益的发展有助于社会利益的增进。斯密的经济人观点一直是支配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以为追求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后来的经济学大多数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
到了韦伯那里，理性主义变成了合理性。什么是合理性呢？其实也十分简单，按照韦伯的解释，就是精确的估计和核算[33]。这和理性主义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却把这种合理性神秘化。他说这种合理性是西方所独有，例如中国就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管理方法，没有其簿记之类的东西[34]。其实，合理性的模式并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而严格的推理、合理的计算，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具有的思维方式。布罗代尔已经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35]。
经济人的观点建立在当时简单的经验观察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其合理性，但如推广成为抽象的真理，就有其局限性。因为无论是理性主义的经济人，还是合理性的经济人，都是以个人为其理论前提的。这反映启蒙运动以来西欧对个人主义、自由的向往。但是生产从来就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的生产。人不能自己选择自己所面临的生产环境，而是一生下来就处在一定的生产环境中。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和其他人发生一定的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所以作为个人，在生产活动中的选择性是很小的。从个人来分析，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当然和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和个人的能力、意志、机遇有关；但如果从社会来看，你的选择只能是在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l8世纪的资本家，不可能去选择IT行业发财致富。你的能力、努力，只能在社会所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经济学虽然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分离出来进行分析，但是在分析中一定也要关注到非经济的因素，这已是现在经济学家比较一致的认识了。韦伯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不同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是在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36]即他还是把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了区别。而桑巴特则把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更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一种支出经济，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物品的自然需要，但因为按照西欧封建的标准，社会是严格划分为阶级的，所以桑巴特又把这种需要分为两种，在封建主的那一方支出总是超过了收入，所以必须注意尽量扩大收入：在手工业者和农民那一方，则只能是一种糊口经济，因此他们并没有尽量扩大自己的劳动来增加收入的兴趣，生产时期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关键，即对工作妥善完成的要求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然需要。迟至l6世纪，欧洲的某矿山一年中还有二百六十多个休息日。[37]所以我们可以说，具体地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人有什么样的追求、要求、理想，比抽象地讨论人的本性更具有说服力。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是经济学的一种流派，自由放任主义的对立面，即国家干预主义总是存在的。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之前流行的重商主义就是一种国家干预主义。到l929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出现，于是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盛行，罗斯福就是靠这一主义挽救了美国。二战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又大行其道，哈耶克的学说似乎成了真理，特别是苏联解体更使那些人得意忘形。现在，次贷危机引发了几乎是全球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政策成了唯一的经济决策选择，自由主义又得收起了。至于封建经济，应该看到国家的干预、管制是必需的，而自由经济反而是一种非常态的东西。我们后面再来论述。
边际主义的问题 边际主义是经济学的一大学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显学，所以又被人称之为边际革命。边际主义所说的边际实际上是一个数学概念，把这一概念用于说明经济事物变量的关系，说明两个相关变量中，一个变量的单位增量，所导致的另一变量的单位增量（或正或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了这一经济活动变化过程不能或不值得再继续进行的边缘或限度[38]。但边际概念现在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经济分析上，而且也被用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经济、封建经济，所以这里也得略加阐述。
边际主义起因于对价值的解释。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已经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他不能区别价值和价格，所以又说价值是由购买的劳动决定的。还因为斯密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他想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他说在初期野蛮社会，商品价格只简单地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可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价格，除了支付工人的工资外，很明显还包含着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在商品交换中购买到的劳动量，就大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密又说，商品的价值是由收入决定的，即包括了工资、地租和利润三种生产费用。这样，他就离开了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修正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指出不能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和商品交换所购买到的劳动混淆，在资本主义下这二者是经常变动的，并不相等。而决定价值的只能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还把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质的不同，规约为量的差别，而且指出了生产时还消耗了物化劳动，所以可以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已经相当完善。但李嘉图没有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说清楚，所以无法解释价值与价格背离的现象。而且他也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不能说明利润和地租的来源，这为以后价值论转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留下了空隙。
一般认为，边际主义形成于l9世纪70年代，是在劳动价值论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发生矛盾时提出来的。如果说劳动价值论是从客观的实证入手的，那么边际主义就把价值的由来转向主观唯心的解释。边际主义认为物品的价值来源于它对人类欲望的满足，这就是物品的效用。价值是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估计，可是单有效用还不能构成价值。例如，空气和水都是有效用的，可是因为它们并不缺乏，所以没有价值。只有对沙漠中的旅行者，一杯水才是有效用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效用必须和物品的稀缺性相结合才能产生价值。边际主义者还认为，人们对某种物品的各个单位的欲望和需要，其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相同的，因而主观评价也各不相同。随着欲望的不断满足，其评价也不断降低，其效用也逐渐变小。物品满足最不重要的欲望所具有的最小效用就是边际效用，所以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陈岱孙先生指出，l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者是第一代边际主义者，他们主要是说明价值的，即边际效用价值论；而后来的边际主义者已经用它来说明生产、消费、分配等经济学的各个方面。[39]他认为边际主义是由规范经济学向实证经济学转变的标志，即西方经济学家从此努力使经济学科学化，用各种数学公理、公式来进行推导和计算。他指出西方从古典经济学到边际主义的学说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经济自由主义有四个理论支柱，古典经济学已经完成了两个：第一，公私利益的协调性。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利己是人类的本性，在经济行为中，利己是主要的动力，但又不得不同时也利他，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得到协调，而这协调的机能，就是看不见的手。第二，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性，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后来的边际主义者认为过去的古典经济学只强调生产，因而只从供给、成本方面考虑问题，而他们则把视点从生产转移到消费，从效用和需求方面考虑问题。他们增加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三、第四个理论支柱：第三个理论支柱是生产的合理性，即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每一个交换者都可通过交换获得最大的效益，而在个人得到最大效益的基础上，全社会也得到了最大的效益，即效益的最大化，这是因为自由竞争将导致一种均衡价格，而在均衡价格的指引下可以得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第四个理论支柱是分配的公平性，就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个理论力图证明三个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共同创造价值，而且创造出生产递减律。[40]
边际主义自从产生以来，就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有名的霍布森（1858—1940）认为，商品的供给价格决定于正常的成本而不是边际成本，商品的需求价格决定于平均的效用而不是边际的效用。最差的土地、最穷的农场、最坏的耕作，对小麦的供给价格都没有特殊的影响，只有平均的生产支出而不是边际支出决定了小麦的供给价格。他的计算也是有道理的。边际主义把孤立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强调个人心理、个人意志决定经济活动；从消费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分析经济，说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已经是经济运行的大问题。我们知道，心理因素当然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是把心理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能成立的。更重要的是，边际主义的理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定前提下做出的，而我们知道，这种生产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自由市场总是受到各种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边际主义的理想很难实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的作用更为有限，有许多交换并不通过市场，[41]所以使用边际主义的分析工具要比较慎重。可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西欧中古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计算成果，许多是在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得出的。这也就使得边际主义经济学成为封建经济研究中不可摆脱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究竟是否符合封建经济的实际，仍然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制度经济学的问题 这里不准备全面讨论制度经济学，只是想说明最近用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史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和封建主义经济学有比较大的关系。
诺思理论的出发点仍然是斯密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每个人，或者是由人组成的经济体，都会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诺思以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还不只是这些。他要追寻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要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原因，不能只在经济中寻找，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即人人都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但出于自私，有些人总想在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时付出的比别人少，在一个集体中得点儿便宜，如不愿意交纳个人所得税，或者不承担应该承担的交易费用，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问题。这样就使得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等。只有有了某种制度的保证，使个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才能促使每个人为促进生产发展进行不懈的努力，而这种制度最主要的就是要对产权作出保证。保证产权制度最主要的机构是国家。国家是一种具有暴力潜能的机器，它可以用暴力、法律等界定产权，即保证个人的完全的私有财产权利。由于产权明确，个人的努力能保证得到回报。但是，只有国家界定产权，还不能完全保证个人的努力取得合理的回报，还不能完全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国家的界定是一种全面的规定，要保证每个人都遵守，还必须有监督机制，而监督费用过高，往往使得国家无法实行监督。所以还需要有意识形态来协助，让人们自觉地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减少“搭便车”的行为，这样就使得个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使得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诺思的理论相当完整，他不是简单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是产权，界定产权的是国家，保证产权能够实行的除了国家的暴力外，还有意识形态。所以他的理论对西方经济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实，经济学家从经济论经济，把经济和其他社会结构完全隔离、孤立开来的模式，已引起许多的批判。所以结合其他社会结构研究经济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也说明了更多的问题。例如，现在应用心理学说明经济人的决策考量即是。现在的问题是他的理论能否应用到对封建经济的研究上。诺思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因为他的研究就是以封建经济开始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这里面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首先，诺思虽然在经济学中引入了其他社会结构，如国家、意识形态等，但他的分析方法仍然把政治也经济化了。例如，他虽然也指出，国家的理论有契约论和剥削论，但他却主张，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以保护和公正这样的服务为交换，换取居民的纳税作为回报，以使得自己实现收入的最大化。而居民之所以这样做，也就是因为如果每个人自己保护自己的产权，那成本太高。可是国家还有许多的潜在对手，这既包括争取当统治者的个人和其他集团，也包括别的国家，所以在使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是社会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的根源。[42]把经济和政治隔离是不好的，但是把政治等同于经济，我以为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就很难说什么各种结构的特性了。
其次，诺思说英国之所以能最先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英国的国家规定了明确的产权。但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这样明确的叙述。他自己也承认，都铎王朝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43]所以并不符合他的理论。我们知道，英国的封建土地所有权长期没有被废除，1290年的买地法虽然被认为是肯定了土地的转移权利，但它对总佃户是个例外，总佃户土地采用代替方式转移时仍然要先取得国王的同意。l285年的限嗣继承法更给土地转移加上了封建束缚，规定封建土地只能由直系卑亲属继承，以保证封建长子继承制的实现。为争取土地的自由转移，当时的法庭只能用合谋诉讼的办法来解决。[44]以上所说的还只是封建地产，至于农民的地产，即所谓的习惯佃户的地产，理论上长期得不到合法的保护，不然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呢？随着衡平法的发展，到l536年的用益权法，才承认受益人有占有权，使土地转移可以迂回曲折地实现，使封建土地可以通过委托人向受益人转移，实现比较自由的继承。而这些都是在都铎王朝时期，即英国的专制王权时期，资产阶级势力开始显现时才实现的。所以可以说直到l7世纪初，英国才发展出一套有利于贸易的法律。[45]因此也可以说，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成长起来才促使英国的国家、法律发生了变革，而不是国家用法律界定产权使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诺思的分析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
经济史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但是我们必须对理论进行分析，看它是否适用于要分析的对象。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立首先要建立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是一种假设，假设也许是合乎经验的公理，也许是假设者个人的体验，而缺乏事实的根据，或者只有部分的事实根据。这些需要我们小心辨析。上述的三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研究封建经济，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三、封建主义经济原理的设想
封建社会经济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它的运行还受制于许多其他因素，特别是受制于政治的力量。所以我想封建的经济学仍然应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由于原来的经济学几乎都是以欧洲的史实为依据的，所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全世界范围都适用的封建政治经济学，就应该以全世界的民族、国家历史为依据。起码应该研究封建时代几个大的政治实体，包括中国、阿拉伯（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印度、东欧（俄国可以代表）和西欧。对这些国家、民族的封建经济有深入的了解，然后综合分析，得出一些共同性的结论。其中，研究最有成果的应该是西欧。我们反对以西欧的规律为普遍规律，反对西欧中心论，但是仍然必须利用有关它的成果，因为其中许多也包含有共同性的东西。西欧的封建，我想应该包括所谓的早期近代时期，即西欧封建的下限应该到l8世纪。从经济的角度看，西欧到工业革命之前，还是一个封建的世界，或者说它的经济仍然是传统经济的范畴。这是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经济史家都承认的。
下面，想结合西欧和中国的情况，谈谈几个有关封建经济原理的问题。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我国学界因为受苏联影响，原来大都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但这和我国古代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不相符。前几年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有过讨论，认为封建经济不是单纯的自然经济，也有着商品经济的成分。其中吴承明先生主张，不只是家庭的自给自足才是自然经济，在一个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都是自然经济。这个单位在地主制经济下大概相当于一个乡里，包括地主和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他们都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交换，以保证再生产的进行。吴承明认为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属于自然经济范畴。[46]所以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把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市场划分为四种：一是地方小市场，即墟集贸易，这种市场的交换，是属于小生产者调剂余缺，是自然经济范畴内的交换。二是城市市场，这里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贵族、官僚及其随从、奴仆用他们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他们的收入是从地租转化来的。所以封建城市的繁荣不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是单向的，没有由城市回头的产品。三是区域市场，如岭南、淮北等概念所指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是由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区分工和社会分工，所以是自然经济的延伸。只有第四种突破区域性市场的全国大市场，才是长距离贸易，才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我国这种长途贩运的市场是明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47]吴承明的观点和波拉尼的有些相似，波拉尼认为市场是由经济体外部嵌入的，无论是西欧中世纪的集镇还是城市，那里的市场都是孤立的，地方市场不会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起点。长途贸易也是一样。像汉萨同盟这样的著名的中世纪城市贸易同盟，加入的城市和其周围的乡村没有什么联系，其他如伦敦、威尼斯、热那阿等也是如此。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乃是国家干预的结果，是国家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48]
和他们二人观点不同的有布罗代尔。前已指出，布罗代尔强调市场的力量，认为虽然不能说市场通过自发调节而使经济逐步合理化，但是市场经济是逐步发展的，由小市场逐渐发展而成地方市场，以至全国市场、国际市场，形成市场经济。[49]布罗代尔还具体地研究了西欧各地的商品经济、市场的历史性的发展，也指出了亚洲的类似情况，特别对中国他还引用了施坚雅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基层市场以六角形形成中心的市场和周围的村子相互联系。在商品经济、市场等问题上，布罗代尔基本上是采取了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不过他把15—18世纪的经济世界分成三层：底层是庞大的生活、生产领域，这一层是很少变动的；第二层是横向联系的市场，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通常有一种自动调节机制；而第三层才是资本主义的领域，但是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是用垄断实行巧取豪夺。[50]
所以，对于封建经济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比较强调它的自然经济性质，另一种是强调它的商品经济性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无论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和进行商品生产的经济在封建社会是同时存在的。但无论如何，商品经济在封建时代的运行是有限的，不能和资本主义时代相比拟。从发展的过程看，商品经济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也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商品经济不可能覆盖全部经济领域，总是有许多空隙留给自给自足的生产存在。[51]所以在封建经济里，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应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认识。
管制经济和短缺经济 我以为封建经济的实质应该说是一种管制经济，当然它不是指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管制经济，而是指封建时代经济的发展是受到国家政治、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严重控制的。而自由经济，也就是说不受控制的经济，即所谓laissez faire经济是很少的。可是因为经济学的主流是古典主义，也就是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所以西方学者提到封建经济，也往往是从私人经济出发的，以为它是自由运转的，由此导致了许多的误解。
说封建经济是管制经济，我以为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当时的经济活动许多是受国家控制的；二是当时国家直接就是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布罗代尔就说“国家是十六世纪最大的企业家”。[52]其实早在16世纪以前，西欧许多国家已经就是企业家了。例如，矿藏等地下资源都是国家（国王）的财产，所以它们的开采必须得到国王批准，向国王交纳税金。其他国家直接经营（也就是垄断）的工业还有武器制造、货币铸造等。至于中国古代的官工业之庞大和先进，那更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不过中国的官工业往往为人所诟病，认为它是服务于剥削阶级，阻碍经济发展的，其实这是受了“东方专制主义”论者的宣传而形成的错误见解，后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谈到国家控制经济活动，我想我们可以说，封建政府对农工商业都进行着控制，而控制及于生产、流通等各方面，不过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农业，国家注意的是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以便长治久安。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明显；国家实行均田、限田等各种制度，反对兼并，保证国家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小农。西欧国家则是通过封建主地产上的习惯、农村公社传统等，保证小农经济的存在。而保持小农，说到底就是把农民控制在土地上，这也就是超经济强制的由来。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则中西封建国家都有许多措施，如专卖、专营、禁榷制度等，对生产工具、产品质量、产品价格、销售方式，都有详细规定。对盐、铁、茶、酒等实行专卖，收取税款，也是中西皆有之。所以封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管制经济，像人们想象的那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
西方学者往往是从市场的角度看待封建经济，不重视它受管制的事实，而中国学者则往往大力批判中国的封建管制经济，认为它是东方特有的，是中国不发达的根源之一，或者是最主要的根源。我想需要指出的是，封建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运行的范围、力量有限。通过政治力量的协助，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快。所以管制经济的存在是必然的，有时是有益的。认为政治干涉必然妨碍经济发展，是从经济人的观点出发，主张经济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自发运行，是不正确的。当然，封建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也有妨碍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以税收而论，封建国家的税收也不能说全是剥削，因为它必然有一部分或者相当部分是应用于公共财政、灾荒救济、政府机关运转、国防开支（特别是为保卫国家的国防开支）等，这些都不能说是剥削。说封建国家的财政完全是为了封建主奢侈浪费的需要，也并不完全正确。
封建经济还是一种短缺经济，短缺经济的意思是指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所以人口与资源（土地）的矛盾相当突出。而分配不公更使这种矛盾加剧。一般说来，广大的生产者（农民）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过糊口的生活，否则就是难以为生。所以，在这一时代，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前者是主要的。消费对生产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封建时代大都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许多国家都有过禁止奢侈的立法。而中国古代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状况。封建时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还是有限的，通过大自然的补偿，不会造成大的破坏。而到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情况就会起变化，最后导致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于庞大，自然界无法补偿，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更为突出。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谋生与谋利的问题 社会经济虽然涉及许多方面，但生产还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来讨论流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讨论，深入下去也会讨论到生产领域。谋生与谋利，实际上讨论的是生产的目的性。生产应该都是具体的，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使用什么劳动工具，哪一种人在进行生产，都是研究生产必不可缺的具体问题。所以我认为，抽象地讨论生产的目的是谋生还是谋利，就如讨论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是不可行的。
封建时代的生产，有地主经济的生产和农民经济的生产。我们先考虑地主组织的生产。封建主组织的生产，一般说来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其家庭、随从等的生活需要，从这一点上，我们说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是自然经济。如我国北魏时期著名农书《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地主经济（大概是小地主）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种植粮食、水果、各种蔬菜、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多种手工业。这样可以充分满足需求。英国13世纪著名的农书《亨莱的田庄管理》中，也告诉封建主于每年米迩勒节（9月29日）了解到庄园的收成之后，就可以安排全年的生活旅行，根据各庄园的情况，确定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使当地负债，而且还应该留下一些牲畜，可以拿来抵消封建主的开支。[53]当然，任何地主经济，即使最古老或最完备的地主经济体，也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总有一些自己不能生产而要从外面得到的货物，也有一些多余要出卖的货物。这就构成了流通的基础。《齐民要术》一方面说“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可是另一方面又写了大量货殖之事，说明各种蔬菜、水果是“供自家，有余出卖”，又写了如何经营经济作物林木等以获利，如何利用粮食、蔬菜的季节差价以获利等，说明地主经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也是会向为利润而生产的方向发展的。至于西欧，也有大量的材料说明在13世纪时英国的许多庄园都进行商品经营，把大量的农产品如粮食、牲畜、畜产品卖出以获利。[54]所以，地主经济是兼有谋生与谋利两种倾向的。不过我们应该说，谋生的倾向还是主要的。它首先是要满足本身的需要，然后才可以谈出卖。
封建社会中的小农经济（农民经济）也有同样的问题。学者们对小农经济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众多的理论与模式，但讨论小农经济，也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时间和条件。一般讨论小农经济，应该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经济，如果讨论现代的小农经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已经进行了工业化条件下的小农经济，那它和前近代的小农经济可能有相当的不同，似乎应该区别对待。按照经济人的观点，小农经济当然就是不断地寻求发家致富，小农可以发展成为资本家，或资本主义的农业家。按照恰亚诺夫的学说，则小农经济追求的是劳动与消费的平衡，就和发展成为资本家的道路不同。恰亚诺夫讨论的，是第二次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我想他们和独立时代的美国农民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拿封建时代的农民经济来说，仍然应该说，它是谋生与谋利都有的二元经济体，但是谋生是主要的。封建社会下的小农，首先是为自己、家人的生存而进行生产，条件许可才可以进行一定的谋利的生产活动，和市场发生联系。[55]
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之上的，即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会发展。而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也可以说是自动发展的。因为生产是人类和自然发生关系，人类作用于自然，而劳动者在他们的日常劳动活动中，就使生产力不断进步，社会不断进步。生产是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的，永远在不停地运动。这一论断也来自进化论，也采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来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由此引入了阶级斗争学说，即要依靠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打破旧生产关系的桎梏。我国学者对封建社会发展的认识，大体上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如上述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所说的周期性危机，就是如此。当然，每一次危机过后，封建社会仍然向前发展，仍然能够缓慢地不断前进。[56]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是由莫里斯·多布所写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引起。讨论中多布、希尔顿等主张，封建剥削的加强、农民的反抗斗争导致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而斯威齐则主张，是长途贸易的发展导致封建社会解体。讨论涉及资本主义起源的道路问题，即是小生产者分化从而产生资本主义，还是大商人投资于工业、商业控制产业从而产生资本主义，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当然也就涉及封建社会是如何发展的，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最初斯威齐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prime mover）是资本积累，那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无效率和封建主的贪婪，对农民竭泽而渔，使农民不堪忍受，导致这一生产方式崩溃？那么，为什么封建主要不断加强剥削呢？多布认为是封建主的本性、封建生产方式的本质使然，而斯威齐则强调商业、长途贸易、城市等的作用使封建主贪婪日甚。于是又发生了发展是源于内因还是外因的争论。希尔顿也认为，封建主不断加强剥削和农民的反剥削，即关于地租的斗争乃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57]他特别强调了农民反封建剥削斗争的作用。这样，西方史学家的第一次争论归结到了阶级斗争方面。
第二次西方学者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美国人布伦纳批评波斯坦等的新人口论引发。新人口论者实际上主张人口的增长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认为，封建社会、前工业社会下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提高或提高很有限度，有限的农业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从而引起生产发展的上升与下降。布伦纳指出人口论不能解决近代社会的发展问题，而还要归之于阶级斗争。他说法国农民经过长期斗争，在中世纪晚期取得了较巩固的产权，固守小块土地耕作，土地愈分愈小，不能分化，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英国农民的产权没有法国农民巩固，只能在竞争的状态下租种土地，所以分化较快，在农村中形成地主、租地农业家一雇农那样的结构，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次的讨论仍然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布伦纳想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可是阶级斗争的强化并没有促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和我们所熟悉的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提法大相径庭。另外，评判英、法两国农民中世纪晚期的产权状况也不容易。所以，这一次的阶级斗争说看起来也并不成功。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史学界也多次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合力论”等，都是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有关的，不过限于抽象的概念、理论探讨，没有联系封建社会的实际，这里不作介绍。
新人口论提出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构成社会发展的阻力，伊懋可更把这一理论具体应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他认为中国在宋代的生产、经济已经十分发达，到达了现代化的边缘。可是因为人口过多，落入了高度平衡的陷阱而无法摆脱。后来黄宗智的过密化学说、过密化商品论，也都是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立论的。琼斯写有《欧洲的奇迹》一书，从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制度等许多方面，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欧洲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不能。其因素包括欧洲地理环境优越，人口少，受游牧民族侵害也少，天灾人祸都比亚洲少：农业发展快，人均占有土地、木材、牲畜、煤铁诸方面，均胜于亚洲；再加上欧洲政治结构、国家形态等的有利，所以导致它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不久，美国出现了加利福尼亚学派，专门从事亚洲和欧洲发展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比较。彭慕兰所写的《大分流》一书就是针对琼斯的《欧洲的奇迹》展开讨论的。彭慕兰指出，l8世纪时，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不比当时的欧洲落后，甚至还更要进步。到18世纪时，或者说在工业革命之前，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在发展中都遇到生态的制约，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可是欧洲（英国）得天独厚的地方一是它的煤层浅而且分布广，运输便宜，能够比较容易地取代木材成为重要能源。更重要的是，欧洲这时进行殖民扩张，攫取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生态矛盾缓解，所以最后在发展中走到前头。[58]
彭慕兰的意见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中许多是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实证研究。根据李丹的总结，现在有三点共识：l．17、18世纪时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大体相等，同时英格兰和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是大体相当；2．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也是大体相当的，黄宗智的过密化学说在这里不能成立；3．细致的研究已经排除了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增长情况的解释，这里不存在人口增长接近土地承受能力的不受约束的趋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速度基本上和西欧相当。[59]这一讨论应该说对打破欧洲中心论，批判“东方专制主义”说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宋代时先进、直到18世纪也没有十分落后的中国不能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呢？彭慕兰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偶然性，也许还有更好的解释。
封建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生态、环境和人口的矛盾，从单因素向多因素过渡。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过渡，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按照新人口论的解释，则封建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减少，表现出经济的上升与下降。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则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只是它的步伐比较缓慢而已。封建生产方式如何打破自己的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注释：
[1] 参见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l990。
[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92页。
[3]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8，第2l页。布罗代尔指出，亚当·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却没有觉察到它的迹象。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l997，第ll4页。
[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l页。
[5] 参见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第57—58页。
[6]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l997，第l82—l84、l93—198页。
[7] 转引自刘光临的论文：《市场经济、财政国家与资本主义：对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
[8]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07页。
[9] 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七、八章，特别是第l23—126页。
[1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l03页。
[11] 参见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姚曾廙译，l981，第234—235页。6 同上书，第283页。
[12] 参见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姚曾廙译，l981，第234—235页。6 同上书，第283页。
[13]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李季译，商务印书馆，1958，第65—66页。2345
[14] Postan，M．M．，“The Rise of Money Economy”，Essays on Medieva1 Agriculture and Genera1 Problems ofthe Medieva1Economy，Cambridge：CUP，1973．
[15]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84、202—204页。
[16] 弗兰克等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7页。
[17] 参见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译，华夏出版社，l989；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l二海人民出版社，l994。
[18]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More， Ch．．Understanding the Industria1Revolution，London：Routledge，2000，P．18：Jones，E．L．， Growth Recurrin9：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15．
[19]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9页。
[20] 希克思：《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l7页。
[21] 同上书，第22页。
[22] Kula, W.,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euda1 System, London: NLB,1976, pp.28-44.
[23] Kula，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euda1System，PP．177—178．
[24] Ibid，PP．179，185．
[25] 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三联书店，l993，第280页。
[26]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82页。
[27] 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四、五、六章；许宝强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Polanyi，K．，and ct al．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Chica90：Henry Rognery C0．，l971。2
[28] 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0—-231页。
[29]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l6页。
[30]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第67页。
[31]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5顶：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41页。
[3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27页。
[3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丁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第8页。
[34]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l993，第272页。
[35] 布罗代尔：《l5—l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39页。
[3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0—41页。
[37]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22—26页。
[38] 《陈岱孙文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l989，第l045页。
[39] 《陈岱孙文集》，下，l046页。
[40] 同上书，篇814、820—824页。
[41] 布罗代尔指出，市场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见《资本主义论从》，第82—84页。
[42]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3—25页。
[43]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第ll6页。
[44]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l92页。
[45] 同上书，第191页。
[46] 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
[47] 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l2—16页。
[48] 波拉尼：《大转型》，第52—56页。
[49]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27—232页。
[50] 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3页。
[51] 同上书，第231页。
[52]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 642页。
[53] 拉蒙德、坎宁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高小斯译，商务印书馆，l995，第98页。
[54]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l65—171页。
[55] 参看黄春高：《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第l52～175页。
[56]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352页。
[57] Hilton, R. H., e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LB,1976, pp.115,103-106,111-116.11-116.
[58]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9] 李丹：《理解农民中国》，张天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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