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农事诗
《乌鲁木齐杂诗》是清代纪昀的诗作。在乾隆三十四年，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得罪，时纪昀为姻家，由于漏言夺职被贬戍乌鲁木齐两年。这一组诗歌是作者在朝廷“恩命赐还”的途中所写，其内容为“追述风土，兼叙旧游”。学者们已经对《乌鲁木齐杂诗》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对于该组诗中的农事诗，即以农业为主要题材或与农业相关的诗歌，则还没有加以全面分析，所以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诗歌内容
《乌鲁木齐杂诗》整个组诗共160首，包括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及神异六个部分，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乌鲁木齐地区的社会风貌。其中的农事诗达20余首，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映当地的农业生产过程。乌鲁木齐地处边陲，古来只是一个生产落后的地区，但到了乾隆时期，经过长时期的大开发，这个地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始运用到生产中，如茹大业妻子酿醋，高台迢户试种水稻，山丹造户种植良种小麦等。作为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有着不同于内地的一些特殊情况，纪昀在诗歌中反映了这一点，强调水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乌鲁木齐并非水源充足的地区，所以水资源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尤为突出。例如《乌鲁木齐杂诗》“风土”部分第七首：“山田龙口引泉浇，泉水惟凭积雪消。头白农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长禾苗。”(1)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农事生产全靠雪水，不会利用雨水的情况。第二十首：“良田易得水难求，水列秋深却涅流。我欲开渠建官间，人育沙堰不能收。”此诗也反映了水资源的宝贵，因当地土质含沙量大不利于水的储存，所以到了秋天农业用水就受到影响。
其二，写到当地的农业政策。纪昀在诗中大力称赞朝廷的屯田制度，如其“典制”部分其六：“藁砧不拟赋刀环，岁岁携家出玉关。海燕双栖春梦稳，何人重唱望夫山。”诗歌写出了士兵纷纷携家属出关来新疆屯田的热闹场面。其“风土”部分其二十三则是赞颂朝廷的屯田制度，解决了以往千里运粮的难题：“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粟上青天”。其“典制”部分其十还写了当地的土地分配政策：“绿野青畴界限明，农夫有畔不须争。江都留得均田法，只有如今塞外行。”这种灵活地按户分配土地的办法只在塞外实行，正是当地特殊的民情所决定的。
其三，反映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习俗。乌鲁木齐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其独特环境影响，也有着一些特殊的习俗。比如“民俗”部分其二十首：“界画棋秤绿几层，一年一度换新腰。风流都似林和靖，担粪从来谢不能。”写出当地农田多用轮作制的优越性。独特的耕作习俗的保留，说明这一地区农业生产虽已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一些原始的技艺仍被保留下来。如“民俗”部分第二十一首：“辛勤十指捋烟芜，带月何曾解荷锄。怪底将军求手铲，吏人只道旧时芜。”写农户除草只用手拔而不用铲的习俗。其二十三：“十里春畴雪作泥，不须分陇不须畦。珠玑信手纷纷落，一样新秧出水齐。”写出当地农户以手播种，缺乏先进的播种工具。在诗歌中还写到了许多农民逐水田而居的生活习俗，如“民俗”其十八写的：“鸡栅牛栏映草庐，人家各逐水田居。豆棚闲话如相过，曲港平桥半里余。”农民选择这种居住方式，就大大节省了下地的往返时间。乌鲁木齐农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阊而居，往往有自筑数椽，四无邻舍，如杜工部诗所谓“一家村”者。且人无徭役，地无丈量，纳三十亩之税，即可坐耕数百亩之产。故深岩穷谷，此类尤多。
其四，详细记载了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诗中写到了乌鲁木齐众多的农产品，其中既有优质的粮食，也有大量的新鲜瓜果。如“物产”部分第十二：“收麦初完收谷忙，三春却不入官仑。可怜粒粒珍珠滑，人道多输饼饵香。”第十四：“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人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两首诗歌都对当地的优质稻米充满赞叹和惊喜。而对于当地丰富的瓜果产品，诗人则是发出由衷的喜爱。“物产”部分第四：“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谁知只重中原味，榛栗揸梨价最高。”极写果品物种之繁多。他赞美当地的甜瓜：“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炖顾渚茶。”(物产其五)赞美当地的桔柑：“朱桔黄柑荐翠盘，关山万里到来难。官曹春宴分珍果，谁怯轻冰沁齿寒。”(物产其九)总之，对于当地丰富的物产，纪昀的诗中是丝毫不吝赞美之辞的，而他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农产品种类之多，也是在以往众多的农事诗中所罕见的。
纪昀遣戍当地时，乌鲁木齐只是“西番一小部耳”，但“休养生聚，仅十余年，而民物之蕃衍丰朊，至于如此”。纪昀将其在乌鲁木齐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真实地反映在《乌鲁木齐杂诗》的农事诗中，对后来者了解当地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时代背景
钱大昕曾为《乌鲁木齐杂诗》作跋，谓其“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舂愁苦之音，有舂容浑脱之趣。”纪昀身处贬谪之边地，还能比较快乐，除了自身天性豁达的原因外，也与这个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发展有关。
首先是政治军事上的行动，为新疆的大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利用准噶尔内乱，收复北疆。紧接着又进军南疆，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从而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之后，乾隆帝并没有采取撤军的行动，而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实施了一系列巩固当地政权的军事措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其权限广泛，“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仍令各处驻扎大臣照旧办理，如有应调伊犁官兵之处，亦准咨商将军就近调拨”。(2)乌鲁木齐作为仅决于伊犁的北路重镇，军事实力强大，设有乌鲁木齐都统，驻有满、蒙八旗携眷官兵3000余员，另当地驻防、屯田绿营官兵总计也将近1万名。军事上的统一和合理的布防使乌鲁木齐人民生活安定，利于恢复和发展当地的经济。
其次，清政府实施了许多有效的经济政策。其中，移民屯田这项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内地之人普遍怀有“乌鲁木齐积沙无水，革木不生”之感，认为那里的条件艰苦、荒凉，故少有人愿意前往。为了使当地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清政府意识到移民屯田的重要性，采取了军屯、民屯等多种形式，大力组织移民来充实、开发新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月，清政府命陕甘总督黄廷桂“于绿旗兵内，多选善于耕种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3)次年，又增派乌鲁木齐屯兵1000名，同时向哈喇沙尔派兵2400名，进行屯垦。(4)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又从热河、盛京、黑龙江、宁夏、西安等地陆续抽调八旗营兵，移居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伊犁等地，在这些地区“以耕种为业”，“实力开垦”。(5)为了使移民尽快适应当地生活，发展经济，清政府实施大量迁移优惠政策，如“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凡携眷者，一并给予口粮、车辆”等。这些政策减免移民牵挂亲属之忧，调动了移民前往屯区的积极性。乾隆时期，乌鲁木齐的移民屯田政策成效卓著，逐渐改变了过去地广人稀，土地荒芜的局面。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南北两路的总人口将近60万。到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巴里坤两地的移民垦地数为101．4余万余亩。(6)纪晓岚正是看到了当时大开发的优势，故以“奠砧不拟赋刀环，岁岁携家出玉关。海燕双栖春梦稳，何人重唱望夫山”来肯定乌鲁木齐移民携眷政策的积极作用，以“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品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粟上青天”来歌颂清政府的屯田制度。
正是清政府能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变的移民屯田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乌鲁木齐自开屯以来“年成甚好”，粮食甚至因供大大地过于求而导致粮价极低，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如“民俗”部分其三十首：“割尽黄云五月初，眩阂满市拥柴车。谁知十解新收麦，才换青缺两贯余。”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四年(1770年—1789年)凹年中，除有三四年遇灾减产，历年都“时和岁稔，水泉充足”，收成在十分上下，有的年份高达十五六分。兵屯每亩的平均产量由初期的约一石零七升上升到一石四升七斗。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巴里坤产屯每年上交州县赋粮72410石，加上兵遣屯粮和就近从民间采买，一岁得粮195000石，供支官兵及州县公用外仍余粮3万余石。(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农业水平在乾隆时期发展极快，已实现自给自足，打破当初千里运粮所造成的损失。
此期，当地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乌鲁木齐地区耕种时，虽能“一年一度换新腰”，但是与内地的施肥之举仍有一定的差距。当地农民“宰勤十指挥烟邦”，却不能理解“带月何曾解荷锄”，不明铲为何物，反映农业生产尚未脱离原始状态。大量内地人口移民到乌鲁木齐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工具，这对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操作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乌鲁木齐气候异于内地，水源比较缺乏，可谓“良田易得水难求，水列秋深却涅流”。为了解决农业用水不足的困境，作者曾想过建坝蓄水。充分利用雪水，但因其所存在的困难一直无法实施。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因地制宜，于乌鲁木齐，阜康、昌吉、绥来三县，“皆南倚天山，山泉北流，汇成长河，其最著者曰乌鲁本齐河、特纳格尔河、济木萨河、呼图克拜河、玛纳斯河、昌吉河、罗克伦河。分流浸润，膏泽土田，一州三县地，咸资灌溉”。(8)清政府在水利工程的设施建设，有助于当地的垦殖灌溉，大大推动了农业经济向前发展。
三、独特价值
古人的生活与农事息息相关，这为“农事诗”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谓农事诗，就是指以农业为左要题材或与农业相关的诗歌，人们通过其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中国古代的农事诗历史久远，成绩显著，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
先秦时期，农事诗的创造者主要是宫廷乐师，诗歌内容以贵族巡田祭祀为主。《诗经》作为周代的产物，反映了农业社会大文化背景下的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状况。一般认为，《诗经》中的农事诗有农业祭祀与农业生活两类。农业祭祀诗密切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带有较明显的祭祀祈年目的，而农业生活诗是指直接描写农业生产活动的诗歌，以《豳风·七月》为典型。
汉至唐，宫廷文人歌颂封建主巡田祭祀的诗歌急剧减少，文人士大夫的田园诗成为主流。田园诗产生和兴起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陶渊明开辟了以士人躬耕为题材的农事诗，记载了其进行农事劳作的真切感受及在劳动过程中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这种类型的农事诗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唐代，田园诗数量大增，艺术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王维、孟浩然等人创造的田园诗是对陶诗的继承和发展，将其推向了高峰。
两宋时期，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事诗的创作，出现了田园诗与农技诗两座高峰。田园诗以梅尧臣、王安石、苏轼、范成大、杨万里等为代表，其中范成大是其集大成者，著有《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农技诗改变了农业在农事诗中的传统地位，具有较强的农业教育实用价值。元、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对农技诗十分重视，组织编写古农书，同时也注重搜集整理前人农事诗。明、清时期，农技诗具有明显的民歌化趋势，易懂易记，利于传播。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农事诗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能够有所开拓与创新。
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有关当地风俗、风物的描写，使《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农事诗具有范围广、角度新的特点。《乌鲁木齐杂诗》中几乎所有东西都能——人诗，风土、典制、民俗、物产各个部分都有农事诗的身影，突破了前人以往的思维惯性，对农事诗的范围有所开拓。纪昀对乌鲁木齐的每一样事物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总是尽力去了解它，研究它，而这最直接、最现实的接触，使之挖掘出以往农事诗之“无”与“少”。如<乌鲁木齐杂诗》“风土”部分第七首：“山田龙口引泉浇，泉水惟凭积雪消。头白农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长禾苗。”当地农业生产主要靠雪水，不靠雨水，这与内地传统的灌溉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别。“物产”部分第六首“甘瓜别种碧团困，错作花门小奖看。午梦韧回微渴后，嚼来真似水晶寒。”写出了当地甜瓜的品种甚多，开拓了农事诗的题材，写出农事诗的“无”。“民俗”部分第十八首：“鸡栅牛栏映草庐，人家各逐水田居。豆棚闲话如相过，曲港平桥半里余。”新疆地广人稀，当地农民为了耕种方便，习惯伴田而居，这种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内地极为鲜见。“物产”部分第三十八首：“露叶翻翻翠色铺，小国多种淡巴菰。红潮晕颊浑于酒，别调氛冠亦白殊”，写了新疆产烟草这一近期发生的新鲜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体现农事诗之“少”。纪昀笔下的农事诗，是当时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对以往农事诗的内容有所补充和开拓。
纪昀的农事诗选题独特，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反映主题，颇有创新之处。纪昀因当时身份的特殊性，故通过“收麦初完收谷忙，三春却不入官仓。可怜粒粒珍珠滑，人道多输饼饵香”一诗，表面上极力称赞当地出产的大米，实际目的是反映当时纳粮制度的不合理，措辞委婉，角度新颖。在诗歌中通过写当地人民依靠地利而生活，来反映其生产手段简单而落后这一思想已不少见，但是《乌鲁木齐杂诗》善于挖掘不同的角度切入主题。比如“风土”部分第十七首：“南山口对紫泥泉，回鹊荒胜尚宛然。只恨秋风吹雪早，至今蔓草幂寒烟。”通过写南山气候的异常导致农民弃地废耕，反映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土地。“民俗”部分第二十一首，写当地农民除草，只用手拔而不用铲，反映农业生产尚未脱离原始状态。这与刘禹锡的《畲田行》通过“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来反映出巴山一带农民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农事诗具有可贵的思想价值。比如“民俗”部分，第三十七首：“吐善部落久相亲，卖果时时到市图。恰似春深梁上燕，自来自去不关人。”作者仅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友好往来，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形式上，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采用竹枝词的艺术手法，对刘禹锡的竹枝词有所继承与创新。竹枝词是刘禹锡贬谪巴渝一带时学习民歌的成果，它的内容以描写爱情与抒发愁绪居多，而纪昀开拓竹枝词的题材范围，事无大小，皆可人诗。纪昀的竹枝词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善于通过当地的风俗、风物来抒发独特见解，诗风明快、诙谐风趣。如“民俗”部分第二十首：“界画棋秤绿几层，一年一度换新腰。风流都似林和靖，担粪从来谢不能。”先写风流相似，再写从不但粪，逐层递进，虽有夸张。却幽默诙谐。《乌鲁木齐杂诗》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并能巧妙地结合了当地民族语言，更添韵味。清代，以竹枝词咏风土者屡见不鲜，但创作数量颇少，而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却达一百六十首，其数量之丰，突破了前人以往的创作。纪昀继承了竹枝词的特有的表现方式，采用白描、比兴、谐音、双关等多种艺术手法，使其农事诗颇具特色。如“民俗”部分第三十首：“割尽黄云五月初，眩阂满市拥柴车。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缺两贯余。”通过对比的手法，写出乌鲁木齐粮多价低，谷贱伤民的情形。如“物产”部分第九首：“朱桔黄柑荐翠盘，关山万里到来难。官营春宴分珍呆，谁怯轻冰沁齿寒。”先用因果手法写桔柑在当地被视为珍品，再进层写人们置冰冷于不顾，突出桔柑的珍贵。
综上所述，在乾隆时期乌鲁木齐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中的农事诗，广泛而真实地记载了当时边疆的农事活动，描绘出丰富多彩的边疆社会风情，有一定的开拓与创新之处，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