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聚落”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注曰：“聚，……谓村落也。”《汉书·沟洫志》：“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逐成聚落。”其基本涵义皆指乡村居民点。近代以来，多个学科展开了有关聚落的研究，聚落的定义因此有多种表述【1】。具体到本文的研究，聚落是人类所有居住地的通称，包括乡村（基层聚落）和城镇（往往表现为各级行政机构治所，州、县治所与建制镇、市）两大基本类型。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政治、经济、人口、民族、宗教、自然等等，本文所关注的环境，系指通常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包括人的叠加因素。
江汉—洞庭平原或称“两湖平原”，位于今湖北省中南部和湖南省北部的平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平原。关于江汉—洞庭平原地域范围的界定，迄今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所讨论的聚落这一地理景观，与地貌直接相关，因此本文主要依据地貌类型来确定其地理范围，大致以平原外围50米（m）等高线为界，西起枝江，东至武汉，北达钟祥、安陆，南迄长沙，包括今湖北省的汉川、天门、仙桃、潜江、荆州、公安、石首、监利、洪湖等9县市的全部和武汉、孝感、应城、云梦、安陆、京山、钟祥、荆门、当阳、枝江、松滋等11县市的平原部分；湖南省的岳阳、华容、南县、沅江、津市、安乡、汉寿、澧县等8县市的全部和临湘、湘阴、汩罗、望城、长沙、益阳、常德、桃源、临澧等9县市的平原部分。南北介于北纬28°26′—31°25′，东西之间跨东经111°40′—114°20′，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在行政区划上大部分属于宋之荆湖北路（鄂州、安州、复州、江陵府、荆门军、澧州、朗州），小部分属荆湖南路（潭州）、淮南西路（黄州）和京西南路（郢州）；元代，“路”降为二级行政区，一级政区设“行省”，江汉—洞庭平原分属湖广行省（先称荆南行省，治长沙，后改湖广行省，治武昌）和河南江北行省（治开封）。本文所研究的聚落即在上述地域展开。但为照顾地理或政区上的完整性，空间范围略有伸缩；本文所讨论的宋元时期，也适当上溯下延，时间断限约在公元10—14世纪。
有关传统聚落与环境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丰富成果，但集中在史前时期（如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2】或现实阶段（如建筑学、景观学的研究），着眼于历史时期的成果则比较有限，具体到江汉—洞庭平原的更为数不多【3】，而以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与环境关系为主题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试图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发，宏观把握宋元江汉—洞庭平原的地理环境特点，分析聚落的基本类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向，探讨聚落变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了本地区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二、聚落变迁的主要特征
与此前（主要是唐时期）相比较，宋元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较为复杂。一方面，原有聚落的基本格局趋向稳定；另一方面，聚落在空间分布也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聚合与转移。
（一）平原中腹出现较多小型聚落和散落型民居
以江汉平原中部腹地沌水两岸为例，见于南宋陆游记载的基层聚落自东向西依次有新潭、下郡、八叠洑口、归子保、纲步、毕家池、紫媚、东场、鸡鸣、湛江【4】。它们插花式分布在平原的中腹，规模不大，但比较稳定并逐渐发展。如下郡“有二十余家”，归子保“有十余家”，纲步最初仅是“孤灯一点”【5】，数年后发展为“有二十余家”【6】。也有个别腹地聚落的规模较大，汉阳鹦鹉洲至沌口之间的金鸡洑即“如小县”【7】。
（二）新增若干县级治所聚落
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江汉—洞庭平原共有28个县级治所，五代后期省并沔阳（今湖北仙桃市），共设27县。北宋时有较大变化，在五代基础上新增了6县1监：宝泉监（今湖北武汉市境内），玉沙（今湖北洪湖、监利之间）、建宁（今湖北石首市境内）、潜江（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临湘（今湖南岳阳市东北）、桃源（今湖南常德市桃源区）和善化县（今湖南长沙市境内）。它们或是由原先等级较低的聚落升格而来，或是析原有县级聚落而置。如，玉沙、建宁和潜江3县，太祖乾德三年（965）分别由原白沙院、白臼巡和白伏巡升格而成【8】；临湘县，前身为唐巴陵县属地，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置王朝场，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升为县【9】；桃源县，太祖乾德二年（964）析武陵县上、下2乡而置【10】；善化县，哲宗元符元年（1098）析长沙县5乡、湘潭县2乡而设【11】。南宋以后，建宁县省为镇，其余县（监）保持原有格局，至整个元代，除元贞元年（1295）升桃源县为州外，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其详参见附图《宋元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
（三）大型聚落鄂州形成，并取代江陵，成为占据首要地位的区域性中心聚落
鄂州与江陵是江汉—洞庭平原发育较早的两个聚落，但直到隋唐，无论是政治地位或经济水平、人口规模，长期以来都是江陵在鄂州之上，江陵是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宋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鄂州城不断发展，江陵城则变得停滞。两宋之交，江陵遭受了严重的战乱，人口锐减，后来虽逐渐恢复，但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时的水平。与之相反，鄂州城在南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邑雄富，列肆繁错”【12】，加上州城附近延绵数里的南草市，构成一个“沿江数万家”【13】的“一大都会”【14】，成为“六道财计之所总，七萃营屯之所聚”【15】的中心聚落。入元以后，鄂州持续发展，政治地位日趋而上，至元十一年（1274）设置荆湖行省，治所定在武昌路，即宋时鄂州，自此以后，武昌便一直保持了江汉—洞庭平原区最高行政中心的地位，江陵原有的这种地位则一去不返。整个明代，武昌是湖广布政司的治所。清朝分湖广布政司为湖北、湖南两省，长沙作为湖南省会与湖北省会武昌南北分治，但本区的首位中心聚落仍是武昌，统辖两省的湖广总督便以武昌为驻所。至于江陵，仅只是武昌治下的一个中层聚落，规模、地位、影响皆不能与武昌相提并论【16】。直至今天，这种格局仍大体如是。
（四）活动型船居是一种较重要的居住形式
在江汉—洞庭平原广阔的水域，点缀着一种特殊形式的聚落—以船居为标志的活动型聚落【17】，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如汉阳军“有船居四百只”【18】；华容百姓“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19】南宋赵蕃《渔父诗》有“泛宅浮家一叶间”【20】的句子，描写的就是这种游居式水上聚落。
河湖边还有一种居住形式值得注意：居民随水域的季节性变化或聚或散，搭建临时性住宅，开展生产、生活。这种形式，虽无固定性建筑，时间上也不连贯，但其居民构成、活动方式比较稳定，而且保持在基本固定的区域范围之内，所以也可视为聚落。岳州船场步即是其一，每逢冬春水落，人们便来到这里，“结荻屋沙上”以为市，“鱼樵毕集”【21】，是一个季节性的集市类居民点。
（五）部分聚落迁移或消亡
原有一些聚落从旧址迁移甚至消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沿江傍湖地区。公安城，据南宋陆游所见，因“沙虚岸摧，渐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22】。岳阳县，北宋范致虚称：“父老相传，今江心，旧阑阓也，濒江沙渍地尚有税绡甚重。云：‘祖来宅税，今不曾除改。’”【23】岳州境内有北津、枫桥堡【24】、安流寨【25】、船场步【26】等，宋时见于文献记载，但其具体地望皆不可考，有的连南宋时人就已弄不清楚，有的则在南宋地志中被视为往昔的“景物”，可见这些聚落在当时兴衰不定或已湮废不存。
与宋代相比，元代的资料较少，尤其是县治以下基层聚落的资料更少，但是，元代前期，本地区长江沿线的多个分流水口被堵塞，俗称的“九穴十三口”【27】仅剩下荆北郝穴和荆南虎渡口，过去的河港湖汊被改造成农田。据此可知，元代本区聚落有较普遍的发展。
三、影响聚落变迁的环境因素
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人类对居住空间的选择首先是对环境的选择，环境中的地缘形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等要素，在塑造聚落的地域特征和空间差异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着重分析影响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变迁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
（一）地形地貌
江汉—洞庭平原四面皆为山地，东面与鄂东南低山丘陵、湘东平行岭谷交界，南边与湘中丘陵连接，西部为湘鄂西山地，北部与鄂东北的大别和桐柏等山脉相邻，整个地势四面高而中间低凹，故又称江汉—洞庭盆地。总地貌是从中部平原低地，渐次向外呈梯级上升为岗地、丘陵。这种地貌形势容易造成严重的内涝外洪，开发难度较大。
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加大，于是在低湿平原，尤其是在平原中部的低洼地带开始有聚落增加，数量和分布比过去扩展，规模与等级也比过去提高。但是，限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水平，中部低地的聚落相对来说仍分布较稀，规模较小，变动性也较强，且有较多散居的情况。
较大聚落多分布在平原的周缘，平原向丘陵过渡或与丘陵交会的地带。如，区域性中心聚落江陵、鄂州、潭州、鼎州（常德）分别位于江汉—洞庭平原的西缘、东缘、东南和西南缘；州县级聚落安州（治今湖北安陆）、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黄冈（治今湖北黄州）、荆门、枝江、松滋、云梦、孝感（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澧州（治今湖南澧县）、桃源、益阳（治今湖南益阳市）等等，也都分布在平原周缘，与平原中部洼地聚落既稀且小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二）水文条件
江汉—洞庭平原河港纵横，湖泊密布，平原内水系发育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北、南两大部分：北部江汉平原以长江、汉水为主干，组成复杂水系，区内有较大河流十余条，与众多湖泊构成河湖交错的水网；南部的洞庭湖平原，以洞庭湖为中心，容纳湘、资、沅、澧四水，形成向心形水系，湖水与长江在岳阳附近汇合。水资源丰富，航运条件优越，但也较易受到洪涝的威胁，这种水文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聚落的面貌。
大多数聚落分布在江河沿岸，往往也是水运交通线旁。或是数条通航河流交汇之处，如汉阳军、鄂州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黄州城位于岐亭河入长江口；或是河流梯级中转点，如沙市，宋代川盐大量沿长江东下，沙市是川盐出三峡后转输各地的重要口岸，中转运输与贸易繁荣，当地的居民结构也因此深受影响，“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28】。
水文条件的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聚落的迁徙乃至湮废。这在傍水聚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研究，近五千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量约为13.6m，其中宋代以来上升了约10m【29】。前述公安、岳阳等城，宋时的江流曾是昔日的市邑，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荆江洪水位上升，城址安全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搬迁的结果。岳阳城的变迁同时还受洞庭湖水文变化的影响。洞庭湖是中国“湖面盈缩最剧烈的湖泊”【30】之一，加上西岸围垦的影响，宋元时的洞庭湖湖水东压，东岸侵蚀后退，从而影响岳州的稳定。据范致明所见，北宋中后期岳阳附近洞庭湖岸线已有明显变化，旧岸在“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漱啮，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31】。”
（三）自然资源状况
自然资源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气候、水、土地、森林、草地、生物……等等，无一不是人们所赖以生产、生活的资源。自然资源又具有区域性，“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地球上各个区域资源条件不同，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资源生态环境”【32】。本文这里所探讨的自然资源，仅限于宋元时期对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发展变迁影响最为明显的两类自然资源：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
水产资源
包括水面资源和水域上繁殖、生长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水面资源丰富，除为数众多的天然河流、湖泊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陂堰、沟渠等人工水利工程，其中多数有灌溉、舟楫或捕捞、养殖的功用。各类水生动植物品种多，分布广，其中以食用鱼的利用最为广泛，一些以捕鱼为主的聚落应运而生。仅以陆游的《入蜀记》为例，可以看到鄂州以东的杨罗袱，“居民稠众，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汉阳西南的金鸡袱，“得缩项鳊鱼，重十斤。洑中……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鲜为业”；沌水边的下郡，“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至元代，陆游笔下的这片地区属于沔阳府，仍号称“网罟之利甲天下”【33】。
河湖沿岸水域广泛生长的芦苇、菱、芡、荻等水生植物，对本区聚落的演变也有影响。苇子可建屋，菱、芡、荻等可食用，在饥荒之年更是人们的救命资源【34】。因此，除天然生长外，也有人工种植【35】，菱的产量较大，甚至有“乌菱不论价”【36】之说。荻根也有“克饥”的作用，在荻林生长的地方，“寻常旱歉之岁，安、复、光、黄之民皆辐凑于此，旋结茅庵，采取以食，动数千人【37】。”
矿藏资源
主要有铜矿与铁矿。宋代江汉平原有两个较为重要的专业性聚落，一是鄂州宝泉监，二是汉阳铁钱监。宝泉监在鄂州“东二里”【38】，“熙宁七年置，铸铜钱”【39】；铁钱监于绍熙二年（1191）设在汉阳县西北大别山下的静江营【40】，铸铁钱。二监的出现，分别依托于附近的矿藏——黄州与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县）之间的大冶铜矿【41】，汉阳军的金口铁矿【42】。
结语
本文以分解讨论的方式，对宋元时期影响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变迁的自然地理诸因素进行了探讨，指出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影响着聚落的规模、分布和兴衰变迁。但是，必须看到，第一，作为人类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多因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各因素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影响，聚落的发展变迁是自然地理诸因素长时期、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影响聚落发展演变的因素是多元的，除了地缘形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如政治军事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移民、家族制度、社会交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人文因素，无不对聚落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应当看到，“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居住空间的影响是一个可变的量”【43】，改变其影响的强度和方向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活动。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江汉—洞庭平原的人类居住空间也逐渐扩展，过去不能居住的水乡洼地开始成为人类的家园，由此奠定了明清以降本区聚落发展的基本格局，影响直至当今。因此，考察聚落变迁的时候，既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依赖关系，又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选择甚至改造能力，而且，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对聚落的能动性就越大。
从聚落的发展变迁来看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地关系，其基本特征是人适应着地理环境，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对环境因势利导；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但是，正像北宋中期人郑獬在谈到家乡安陆时曾感叹的：“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异时汉溪多鱼矣，不售则反弃诸河；今财充釜而已，是川泽不足以胜网罟。”【44】郑獬的话虽然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已开始出现。
注释：
【1】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甚至不同研究视角，关于聚落（settlement）都有不同表述。如英国地理学家P．哈吉特（Peter Haggett）认为，“聚落是人类占据地表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形成地形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引自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载同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社会学家G．R．威利界定聚落为“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加以处理的方式。它包括房屋、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与共同体生活有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文化人类学家C．阿伦斯伯格和S．金布尔认为，聚落“是将文化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环节，也许还是决定性环节”（转引自谢吾同《聚落观》，《华中建筑》第14卷第3期，1996年）。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考古学的“聚落所指的是一种处于稳定状态，据有一定地域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张光直著，吴加安、唐际根译《聚落》，《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我国一些中青年学者将聚落定义为“一个由多种物质要素和自然要素构成的综合系统。它原本是指有别于都邑的农村居民点，现代含义上则是所有居民点的通称，即人类生活地域中的村寨城镇”（杨大禹：《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或称“聚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近年较重要的成果如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钱耀鹏《史前聚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研究情况从略，可参陈宗兴、陈晓键《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国外动态与国内趋势》，《世界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3】主要相关论著有龚胜生《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地理学报》第51卷第6期，1996年11月；邓先瑞、吴宜进《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6期，2003年12月；周凤琴《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庄林德《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经济地理》第20卷第1期，2000年1月，等。
【4】陆游：《人蜀记》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5】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一《宿纲步》，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作“四库全书本”）。
【6】《入蜀记》卷五。
【7】《入蜀记》卷五。
【8】参见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六，中华书局校点本；脱脱等《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校点本。
【9】王朝场升为县的时间，诸书记载不同，《宋史·地理志四》在淳化元年（990）；《舆地纪胜》卷六十八在淳化四年（993），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元丰九域志》卷六和《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三十四，则皆在淳化五年（994）。
【10】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三十四。
【11】《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
【12】《入蜀记》卷四。
【13】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14】《入蜀记》卷四。
【15】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本。
【16】关于武昌与江陵的地位变化问题，龚胜生作过研究，参同著《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地理学报》1996年第6期。
【17】有研究者在对当代长江流域乡村聚落进行研究时注意到这类“以舟楫为家的水上船居”，提及两湖平原河湖地区历史上“有过漂泊民的船居情况”，称之为“移动型民居”。参邓先瑞《长江流域乡村聚落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
【18】黄榦：《勉斋集》卷三十《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籴米事》，四库全书本。
【19】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20】赵蕃：《淳熙稿》卷十八《渔父诗四首》，中华书局校点本。
【21】解晋辑：《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一《洞庭湖》引《岳阳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入蜀记》卷五。
【23】《岳阳风土记》。
【24】《岳阳风土记》。
【25】《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北路·岳州》“巴陵”条。
【26】《舆地纪胜》卷六十九《荆湖北路·岳州·景物》“金鸡驿”条。
【27】宋代以前，长江的荆江段和汉水下游有众多分流水口，当地人称之为“穴口”。民间一直有荆江“九穴十三口”、汉江“九口”的称谓。每一个穴口，都是长江、汉水分泄洪水以削洪峰的一条汉流。万历《湖广通志》卷三十三《水利志·开穴口总考略》称：“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以之道，然后上流可以分江澜而杀其势。……江水分流于穴口，穴口注流于湖泊。……此古穴所以并开者，势也。”
【28】《人蜀记》卷五。
【29】周凤琴：《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0】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31】《岳阳风土记》。
【32】孙颔等：《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与区域发展》，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校点本。
【34】《勉斋集》卷三十《申朝省乞候救荒结局别行措置筑城事》。
【35】洪迈：《夷坚志》支乙卷第九《鄂州总领司蛇》条，中华书局校点本。
【36】苏辙：《栾城集》卷十《将还江州子瞻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四库全书本。
【37】《勉斋集》卷三十一《申省豁常平米》。
【38】《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北路·鄂州》。
【39】《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四》。
【40】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汉阳府·汉阳县》“铁钱监”条，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
【41】大冶，从古至今都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矿产地，大冶铜绿山矿藏资源丰富，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建立起大规模的铜矿产地，宋代大冶“有富民钱监及铜场、磁湖铁务”（《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四》），铜、铁及铸币三务并兴。我国近代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就是以大冶铁矿、汉阳炼铁厂以及萍乡煤矿组成的。参见许惠民《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兼对两宋煤炭开采的总结》，《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42】余口有铁，参见王周《余口步》诗，《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43】管彦波：《论中国民族聚落的分类》，《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
【44】郑獬：《郧溪集》卷十十《虎说》，四库全书本。
原载《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6期（刊登时个别文字和较长注释有删节，此据原稿补足），选自《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