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社会的盛衰变迁——以宋金时期农业经济为例
【内容摘要】文章以北宋和金朝时期农业经济为例，论述了淮北地区社会经济的盛衰变迁。北宋时期，淮北因传统农业区和王畿之地的优势而成为当时全国经济重心之一。金朝时期，淮北因战乱及其他原因，社会经济失去昔日的优势。致使金以后淮北社会经济渐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恶化、战乱、都城移址和运河变迁等。
【关键词】淮北；北宋；金朝；农业；盛衰原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5JA770002)和安徽省教育厅项目(2006SK229ZD)
【作者简单】吴海涛(1964—)，男，阜阳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地方史研究。
The Societal Ups and Downs in the Northern Huaihe River Area
——A Case Study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during Song and Jin Dynasties
WU Hai-tao
(History Departmantof 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236032 )
Abstract: Citing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Norther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etal and economic ups and downs in the northern Huaihe area. In Song Dynasty, northern Huaihe River area became one of the economic centers of the whole country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ous status of being the district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near the royal capitals. In Jin Dynasty, this region lost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for war chaos and other reasons. It is held that the main reas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decline in northern Huaihe River Area after Jin Dynasty are the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war chaos, transference of capitals, and the change of course of canals.
Key words: Northern Huaihe Area; Northern Song Dynasty; Jin Dynasty; agriculture; causes of ups and downs
本文以皖北和豫东地区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有基本类同的历史地理特征。历史时期，淮北地区社会经济盛衰起伏，其中宋金时期是由盛而衰的重要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变化之一，将有基本类同历史地理特征的淮北作为区域研究范围，从学术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学者们已就淮北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的经济发展史作了探讨。而专题探讨宋金时期淮北地区农业发展史方面的论述还未曾见到，以之为例探讨淮北地区社会的盛衰变迁更是新的视角。本文即以当时传统社会主要经济形式——农业经济为例，对其社会的盛衰演变作一论述，以期读者对淮河流域经济发展史有更多的了解。
一、北宋时期淮北农业的发展
北宋之前的五代政权都曾统治过淮北地区，所以五代之间的混战，淮北未能幸免，直到后周时期，淮北社会经济状况才开始好转。郭威执政时废除苛敛，鼓励耕植，修复农田水利。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更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并采取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这对于当时和北宋时淮北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关重要。
北宋前中期，淮北农业处于缓慢恢复发展阶段。北宋政府针对淮北田赋不均的现象，实行均田检田，以调整生产关系。由主管财政的三司用“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并无欺隐，亦不行刑罚，民又绝无词讼”，在亳、寿、蔡、汝等几州先行均定田地。郭谘在上蔡一县即括田26930多顷，“均其赋与民”。【1】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和赋税的相对平均，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北宋政府较重视田地的开垦。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陈尧叟等奏言：“自汉、魏、晋、唐以来，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宋太宗从之，即派大理承皇甫选等前往诸州巡视。【2】至道二年，皇甫选通过巡察奏言：“邓、许、陈、颍、蔡、宿、亳等七郡民力耕种不及之处，官司闲田共二十二万顷，凡三百五十一处，并是汉魏以来召信臣、杜诗、杜预、任峻、司马宣王、邓艾等制置垦辟之地。”【3】北宋前中期淮北垦辟田地的速度是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赋役太重。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陈靖奏言：“今京畿周环二三州，幅员数千里之地，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4】直到北宋中期，“汝、颍、陈、蔡、许、沼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陈泽之迹，迤逦犹在。……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5】可见田地荒芜、水利废弃之情形。为此政府仍行鼓励垦田之策，“只计每岁所垦田亩桑枣输税，至五年复旧，旧所逋欠，悉从除免。”【6】并派陈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7】仁宗时对垦辟田地仍相当重视，“初，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自天圣初下赦书，即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赋，减旧额之半。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自是，每下赦令，辄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垦为言。民被灾而流者，又优其蠲复，缓其期招之。又尝诏州县长吏令佐，能劝民修起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及二十万以上，议赏。监司能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齿益蕃，四野加辟”。【8】
因北宋都于东京(今开封市)，所以淮北为北宋王畿之区，其政治、经济地位必大为提高。从行政建置方面看，宋太祖因“以归德军创业，升宋州(今商丘市南)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又升应天府为南京，为四京之一。【9】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县)，“因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寿春府。”赵顼曾被封为颍王，于1068年即位是为宋神宗，颍州(治今阜阳市)被誉为“飞龙”之地，后升格为顺昌府。[1]崇宁四年(1105年)，宋设京畿路，并于京畿周围分设四辅郡，以颍昌(治今许昌市)为南辅。【10】当时淮北地区的地方官多是“强干之名”或社会名流。包拯出任过开封府尹，吕公著出知过单州(治今山东单县)，苏轼出任过徐州(今徐州市)，欧阳修出知过陈州(治今淮阳市)，晚年又拜徙蔡州，王钦若出知过亳州(治今亳州市)。仅颍州一地，就先后有欧阳修、苏轼、范仲淹、晏殊、吕公著、周邦彦出知过。熙宁年间，颍州人为纪念知颍名宦晏殊、欧阳修、吕公著和苏轼，建有“四贤堂”。[2](p203-211)欧阳修晚年曾多次上表请求恩准告老归颍，熙宁四年(1071年)，他终以太子少师致仕移居颍州，在西湖建“六一堂”，自号“六一居士”。【11】
政府的注重劝农垦植，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和著名政治家或社会名流的出仕，都使得淮北农业经济迅速走上恢复和发展之路。蔡州经大力开垦后，“地多山林，人少耕植”的京西之地，“自熙宁中，四方之民，辐凑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12】宣和五年(1119年)，颍昌府和郑州等地的卤碱地，“悉恳为田”。【13】
随曲辕犁、踏犁等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水利的兴修和农耕技术的提高，宋代农业走向更高程度的精耕细作。农作物不但抗灾力提高，而且易于丰产。因粮食丰产而量多，所以致使粮价下降。景德四年(1007年)，“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钱百”。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京东西、江淮路皆大丰收，米斗钱七、八。大中祥符二年，京西、江淮等路又获丰收，“京师粟斗钱三十”。天禧二年(1018年)，陈州麦斗三十。元丰七年(1084)，京西路麦丰收，元祐二年(1087年)，淮南、京东西、开封府县“夏麦丰熟，谷价甚贱”。【14】蔡州被秦观称之“汝南风物甚美”，“地无高下，所收斗斛数倍常年”，甚至有“一茎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父老等皆云数十年来无此丰熟。”【15】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南)则是“其原野，则田畴弥望，不可计数，浸以曜鱼之源，被以沃壤之土，举趾即云，荷锄乃雨”，“芃芃离离，禾麦稷黍”的兴盛景象。【16】
熙宁二年(1069年)侯叔献言：“汴河两岸沃壤千里，而夹河之间，多有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计马而牧之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此遗利之最大者也。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最宜稻田，欲望于汴河两岸稍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二十六陂水以灌之，则环畿甸间可以得数百万以给兵食，此减漕省卒，富国强兵之术也。”此建议得以实施，次年许州长社县的四百多顷牧马地被改造为水稻田。【17】此后淮北许多地区改旱田为水稻田。水稻田的实施，提高了粮食产量。至道年间，陈、许、邓、寿春等地旱粮作物亩产量为三斛。【18】庆历年间，许州水稻田亩产为二石。【19】后者在全国范围也算高产之区。
元丰初年，淮南路、京西路、开封府、京东路等四地区的农业税的数额，分别列居全国的第4、5、6、8位。北宋农业税主要是以田亩和农业经济状况为准，此可见当时淮北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属较高之列。庆历二年(1042)，寿州已是“主额九万有畸，生齿倍之，赋租以斛计者岁二十万，以缗者四之一，总计者三十万，匹端者八之一，沿赋杂订上千百计，故输入都内，寿为多。”【20】作为供应都城的基地之一，当时是“颍寿”并称，可知颍州经济也是相当繁荣。欧阳修形容颍州是“物产益佳，巨蟹鲜虾，肥鱼香稻，不异江湖之富。”【21】宋代亳州的绢、纱和唐代一样仍为贡品，并设有绉纱专市买卖，进行大宗批发，以供民间所需。亳州生产的绢非常轻，一匹(四丈)重仅半两，“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22】亳州、宋州、定州、益州为北宋四大丝织中心。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这是学界公认的。然通过上述可知，到北宋中后期，淮北地区农业经济已发展至相当高的水平，又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在全国仍处较重要的地位。北宋中后期的京西地区(淮北大部分地区属京西北路)已是“畿甸之右，都邑相望，赋入浩繁，雄视他路。”【23】漆侠先生认为淮南路(包括淮北部分地区)在北宋分为东西两路，是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之区。[3]
二、金朝时期淮北农业的衰退
金统治时期，淮北地区曾是宋金战争、蒙金战争的主战场之一，长期的战乱与对峙，使当地人口流徙，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统治稳定后，金统治者也注意兴农，使淮北社会经济缓慢走上恢复之路。尽管淮北经济在许多方面也有所发展，但就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而言，已失去昔日的辉煌。
金人南下侵宋初期，执行烧杀掠夺的政策，“初人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24】“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25】“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26】
被金军击溃的宋军，在撤退南下途中，多以抢劫、敲诈为生，使得淮北人民的灾难雪上加霜。南宋建立后，金人在河淮之间建立傀儡刘齐政权，以作缓冲之区。刘豫对“河南”人民行苛政，“上自耆老，下至龆龀，微至倡优，无日不纳官钱。以内庭种菜，出卖京师池塘，计荷叶数目，猥屑不可尽言。”【27】淮北人民在兵灾之余，又饱受虐政之苦。
战乱与虐政使淮北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到处呈衰败残破之景象，其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的急剧减少和田地荒芜。亳州在宋时有6万户居民，后经不断调发和逃亡，兴定时(1217—1222)“存者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28】“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居民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29】大量居民的被杀或外徙，给淮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首先，它使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资源短缺。人口与劳动力是前工业时代改造自然、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原动力，人口数量的多少及其分布状况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程度。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有适度的人口存在。如果人口不足，则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对农业社会来讲，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也不足，社会经济则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讲，外迁人口多为“精英”阶层，如官僚、大族、地主、工匠、儒士等，他们是地方上的生产组织者和工技知识阶层。平民阶层能外迁的也多是身强力壮者，是生产人口。劳动力减少使大片土地荒芜，社会经济衰退。淮河南北“可耕之田，尽为废弛。”【30】金世宗统治时(1161—1189年)，女真人统治淮北已达半世纪之久，陈、蔡、汝、颍之间，仍是“土广人稀”。【31】因劳动人口少而荒地多，使得当地农业经营方式由以前的精耕细作倒退至广种薄收式的粗放经营，“两淮多旷土，官司往时募人营垦，听其占佃，今已殆遍”，“所占虽多，力实不给，种之卤莽，收亦卤莽，大率淮田百亩所收，不及江浙十亩，况有不及耕种之处。”【32】
蒙古军在攻略中原时，曾大肆杀戮，社会经济再遭严重破坏。蒙古军曾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考城(今河南兰考县境)、归德(今河南商丘市)、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等地，进行了疯狂的屠杀。除屠杀外，蒙古军还虏掠淮北人口，“河南初破，俘虏者不可胜计”。【33】蒙古统治者曾行“徙遗民实北边”之策，把河南淮北居民迁徙河北，以至淮北人口散亡，“饿殍盈道”。【34】金统治者为避蒙古军锋芒，曾迁都南京开封府(今开封市)，后又奔逃蔡州，所以蒙金战争以河南区最为激烈，而河南地所受破坏也最甚。蒙古军“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35】宋军端平入洛时，经过寿州(今安徽凤台县)、亳州、单州等地，所见一派萧条，“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迹”，【36】宋时繁华都市归德、开封等几为废墟。有的地方，“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甚或“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独啸聚其间”。【37】金亡之后，蒙古军“西起穰、邓，宿重兵与襄阳制阃骑角，东连陈、毫、清口、桃源，列障守之”。【38】宋、蒙互有攻伐，战事不断。
金统治者为稳固统治，为恢复和发展当时的农业经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宋金绍兴议和后，南北划淮水而治，淮北属金，淮南属宋，此后，双方战事渐少，进入相对和平时期。金朝为增加劳动人口，遣返原临时征发的侵宋士兵回乡生产。刘豫政权被废后，宗弼将刘豫“诸军悉令归农”。【39】金熙宗令将汝、蔡等州的“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40】将女真贵族控制的“驱口”从农奴状态下解放出来，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并增加政府所控编户。同时，金统治者还采取减免赋税、劝课屯田等兴农措施。金哀宗为劝民耕种，曾诏令“归德、徐、邳、宿、泗、永、亳、颍、寿等州复业者，及新地民，免差税二年。”【41】南宋使臣杨万里出使金国时，曾“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42】绍兴和议后，金即开始在淮北屯田，“金人既复取河南地，……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问。”【43】金代屯田性质为猛安谋克军屯性质，方法是“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服。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米不过十斗，钱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衣无不足之虞。”【44】
金统治者重农措施的实施，使淮北农业经济缓慢地走上了恢复之路。许多荒地得以开垦。金兴定三年(1219)，侯挚奏河南军民田总数为l97万顷，金末时南京一路(治所在今开封市，金后期淮北属南京路)垦田有398500多顷，其中官田民耕为99000顷有奇。【45】毁废的水利工程也得以兴复使用，“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46】
从总体上看，金时期淮北农业经济虽有所恢复，但还没有达到北宋时期的水平。此点通过《宋史》、《金史》中《地理志》上有关人口的记载为证。本文选取北宋1102年和金1210年两个时间点，以对比各地户口数。陈州北宋时有32094户，金时有26145户；许州北宋时有66041户，金时有64097户；亳州北宋时有74000户，金时有40000户；应天府北宋时有66741户，金时(称归德府)有64000户。从1102年到1210年，中经108年的时间，淮北各地人口数还未达原有数目，此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恢复之缓慢。
金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曾在传统农业区大规模的开展畜牧业。据金明昌三年(1192)统计，仅南京路(今开封)就有牧地63520余顷，【47】相当于北宋时全国官营牧地98900余顷的三分之二。【48】金朝中后期，淮北不少地方仍是“人稀地广，蒿莱满野”，【49】与大面积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大规模畜牧业的开展，提高了畜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对传统农业区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淮北社会经济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
古代淮北地区社会经济经历了盛衰起伏，西汉、曹魏、唐前中期、北宋时期都曾是全国经济重心之一，其间虽因战乱也有衰退，但很快都能恢复，并达到新的繁荣。自金朝始，淮北社会经济已失去往日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更远落后于江南等地。这也是本文选取宋金时期为例的主要原因。
致使淮北经济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淮北有着很好的水利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汉、魏、晋、唐、宋政府重视淮北的农田水利，其农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金、元时期淮北战乱频仍，水利失修，水利设施多被破坏；明、清时期，统治者将治水的主要精力放在运河和黄河上，无力顾及农田灌溉水利。自金以后，淮北水利优势未得很好发挥，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黄河泛溢、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使淮北经济屡遭破坏，轻者使作物减产，重者使田园荒废、庐舍倾覆，甚至丧失生命。明清时期，淮北成为“十年九荒”之区。战乱更使淮北社会经济蒙受直接、多次的打击和破坏。战争使生灵涂炭，战乱导致大批居民外迁，致使当地劳动力缺乏。
上述诸种原因有时是一种原因起作用，有时是共发或相互诱发而起作用，如战乱导致水利失修，水利失修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等。但是淮北有着很好的发展生产的自然条件，包括土壤、水源、气候等。每当战乱、自然灾害等过后，淮北经济很快就能走上恢复和发展之路，特别在北宋以前。北宋以后为何走向衰落了呢?这主要是黄河自金至清长达700多年夺淮人海所造成的。黄河长期泛淮，使淮北民力资财遭受劫难、生产条件恶化、水利设施毁废、自然灾害频发。更为严重的是，它破坏了淮北原本完整的水系，使之河湖淤浅湮塞，使原本顺畅的入海口被堵，使下游河床抬高，不利于洪水下泄。
黄河不断决溢泛滥有不少人为因素，如黄河中上游树木滥遭砍伐、黄土高原的过度开垦、战争时期的人为决河、统治者不注意对黄河的治理等。黄河泛淮又使淮北生态环境恶化。致使淮北生态环境恶化还有人为原因，如对原有湖泊、滩地的围垦、对原有森林植被的砍伐等，此外还与淮北单纯的种植农业有关。恩格斯曾说：“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生产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4](p311)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文明是某一地域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是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延续以至文明的衰亡，都与支持文明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5]战争和自然灾害可以延缓文明的进程，但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完全毁灭，真正使一个辉煌文明衰落乃至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生态环境源的恶化和彻底破坏。“生态环境决定论”虽然偏颇，但是古今中外因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对社会经济，甚至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例证却是举不胜举的。这也是淮北经济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下几个原因也使得淮北经济由盛转衰：其一，都城的变迁。邹逸麟先生认为：政治格局变化可引起经济区调整，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6]中国王朝的都城是由关中渐向东移的。自秦至唐，中国都城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摆动，唐以后都城东迁，金以后都城又东，分别都于南北，但以北京为主。
形成都城的条件是复杂的，包括政治、军事、地理、经济等方面，虽不以经济条件为主要因素，但经济因素不可或缺。唐以前各朝主要以长安、洛阳为都城，因为长安地处富饶的八百里秦川，洛阳地处河南平原。开封作为都城，其中也因为其周围平原旷野、农业经营条件较好。杭州、南京为都，更有唐宋后富庶起来的江南地区作保证。北京为都，有华北平原和京杭大运河为其提供物资供应。而都城的建立，对其周围和重要交通线上的经济也有辐射、带动作用，因为都城确立后，以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网必须建立、为解决都城粮食供应问题而必须对河流加以利用和改造、为减少运输，都城附近土壤将得到改良，且重要农作物种植也将得以推广。[7](p247-288)
淮北在唐以前，处于黄河下游和东南地区向关中、洛阳运送物资的生命线上。北宋时淮北作为王畿之地，其发展状况如何，无疑将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金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却北移，传统的中原地区(淮北是其一部分，或可作为毗邻区)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此不再是社会中心的舞台。[8](P187)此对淮北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运河的移道。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或者因为是政治、经济中心，或者因地处交通要道，古今中外，大体相同。而大小不等的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经济都可产生一定的辅射和带动作用。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运河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途径之一，往往是国脉所系。所以在运河沿线产生和发展了大批城镇，因运河而发展了沿线经济，因运河而使沿线地区政治、军事地位大大提高。早在战国时期，因鸿沟的开凿，在黄淮间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促进了淮北地区的开发及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随鸿沟的淤废，汴渠取而代之，成为联系西北与东南的交通要道。隋、唐、北宋时期，通过对汴河的治理，使之更成为当时国家的生命线。唐宋时期不仅有汴河，又以颍河、涡河运道和惠民河、蔡河等组成河运网，淮北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经济因而繁荣。金朝淮北成为边境之地，统治者对淮北运道不再重视，汴河和其他一些河流因黄泛淤浅而渐失航运之利。元、明、清时期另以京杭大运河为主要运道，并辅之以海运。淮北运河及其他河流航运地位明显下降，其政治、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
其三，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和统治。在冷兵器时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南下进攻中原时，往往处于优势。特别是当中原汉族王朝弱小，或偏安南避之时，进攻的少数民族多能占领中原，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在蒙古族统一中国前，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统治区多以淮河为南界。这既与南方政权的实力和抵抗有关，又与淮河以北的战场条件有关，因淮河以北直至太行山、燕山山地，多平坦地势，便于少数民族纵马驰骋，而又无淮河以南的水乡泽国之虞。西晋以后，先后有羯族建立的后赵、鲜卑族建立的前燕、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和女真人建立的金等统治过淮北。本文无意否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民族融合及其为中华文明所做的贡献。但客观上，少数民族的进攻和统治，先带来的是战乱，甚至是民族屠杀。当其统治建立后，统治者对农耕生产的重视程度，以及其随迁臣民的农业生产技术等，都逊于汉人。金人为防范汉人的反抗，甚至限制铁农具的使用。上述情况下，淮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谈何容易!相比之下，江南等地在元朝之前，远离少数民族的统治，远离战争，这是其经济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上述原因外，淮北地区在古、近代还有严重的流民和匪患问题，更有民众社会心理变迁：如积储意识差、惰性、懒散、得过且过等，这些多方面原因交织在一起，致使其盛衰状况发生了演变。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4。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
【3】《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
【5】《栾城集》卷10《进策五道·民政下》。
【6】《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
【9】潘永因：《宋稗类钞》卷7《搜遗》。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北宋四京，东京在今开封，西京在今洛阳，北京在宋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南京在今商丘。
【10】《宋史》卷85《地理志一》。其他三辅是：郑州为西辅、襄邑县(今河南商丘市南)为东辅、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市)为北辅。
【11】“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后的自号。“六一”是指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盘，有酒一壶，加上一老翁。
【12】《宋会要辑稿·食货》9之13。
【13】《宋史》卷182《食货志》下四。
【14】分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70、72、91、348、402。另：北宋时淮北属京西北路和淮南东、西路部分地区。
【15】秦观：《淮海集》卷36。
【16】王仲敷：《南都赋》，《宋文鉴》卷10。
【17】《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9、7之22。
【18】《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44。
【19】《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9。
【20】《景文集》卷46《寿州风俗记》。
【2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5《书简·熙宁元年与吴正肃公》。
【2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
【23】刘一止：《苕溪集》卷39《宋辉复秘阁修撰除京西路转运副使》。
【24】《金史》卷46《食货志》一。
【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26】庄绰：《鸡肋编》卷中。
【27】《三朝北盟会编》卷81。
【28】《金史》卷104《温迪罕达传》。
【29】《金史》卷108《把胡鲁传》。
【30】《宋史》卷350《李浩传》。
【31】《金史》卷92《曹望之传》。
【32】虞俦涛：《尊白堂集》卷8《使北回上殿札子》。
【33】苏天爵：《元文类》卷57《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34】《元史》卷159《宋子贞传》。
【3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鞑靼款塞》。
【36】周密：《齐东野语》卷5《端平入洛》。
【37】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
【38】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万户张忠武王》。
【39】《宋史纪事本末》卷47《金人刘豫》。
【40】《金史》卷46《食货》一。
【41】《金史》卷17《哀宗纪》上。
【42】《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
【44】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6《屯田》。
【45】《金史》卷47《食货志》二。
【46】《金史》卷50《食货》五。
【47】《金史》卷47《食货志》二。
【48】《宋史》卷198《兵志》一二。
【49】刘秉文：《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金文最》卷88。
参考文献：
[1]吴海涛．北宋时期的颍州[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
[2]张宁．阜阳通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8
[3]漆侠．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J]．中州学刊，1983，(1)．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原载《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