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兵器——钩镶
钩镶。是主要流行于汉代的一种集钩束、防御、推刺三种功能为一体的铁制复合兵器。汉刘熙《释名．释兵》云：“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说文解字》卷3(上)“句部”载：“钩，曲也。”又卷14“金部”载：“镶，作型中肠也。从金襄，声汝羊切。”即“镶”应读作rang，同“攘”，不读作xiang。
历史文献中有关钩镶的记载不多。难见全貌。不过其实物在考古发掘中有多次发现。另外．在汉代画像石、砖中亦有不少钩镶和使用钩镶的图形．资料尚属丰富。
钩镶整体呈弓型。两头各有一个向外的弯钩，两个弯钩一般上钩长于下钩。钩为圆柱形的长铁铤，都稍向后弯。上钩顶端为锐尖；下钩末端有的为小球状。有的则为锐尖形：两钩中间连接一小型铁镶(盾牌)后的把手，把手前面为一块圆角长方形薄铁板制成的镶。用圆盖钉固定于钩架上。有的镶则呈上宽下窄的犁形状。镶前面上部的正中位置有一突出的长柱形尖锥。尖锥的顶端有的作小球状。有的则作锐尖形。钩镶一般通长(包括上钩、下钩和中间的镶部)在60—70厘米左右。
在河南鹤壁市发现一件铁质钩镶。上钩长26厘米。下钩长15．7厘米．连同镶部长61．5厘米。两钩均为锻成浑圆的铤，向前钩曲。下钩的尖端是圆球状，上钩的尖部残失。中间镶部，背面的铤是锻成扁体形，并折成长方形把手，正面是用长18．5厘米、宽14厘米的薄铁板制成的镶，用圆盖钉固定在钩架上，镶板上无其他附属物的遗迹，中部向外鼓出，以便于手握(见图1)(李京华《汉代的铁钩镶与铁钺戟》，《文物)1965年第2期)。
1969年，在河北定县发掘的43号汉墓(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一件“错金钩镶”。该钩镶为铁质，“上钩完整，下钩及把手残缺，上钩长38厘米，镶头为犁形．上方下尖，高l8厘米、宽13厘米，钩和镶上都有错金流云纹”(《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图1
图2
1972年在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钩镶”。该钩镶上钩长32厘米、下钩长27厘米、镶长11厘米，全器总长70厘米。两钩均锻成圆形的铤向前钩曲，上钩尖端为尖锥形，下钩尖端为圆球状。中间的镶部背面锻出扁平的长方形把手，在把手部分有两层附属物，里层为竹皮，外层为丝绳缠绕。在把手的正面为一长22Ng、宽15厘米、厚O．3厘米的铁板，此板由7．5厘米宽的两块铁板合成，在距铁板一头5．5厘米处有一跨两铁板的圆孔，当是固定铁板之用。铁板前突出的长形尖锥上端为圆球状。在镶板(铁板)靠手的一面有丝织物和髹漆痕迹。钩镶全重1500克(《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
2002~四川德阳市中江县发掘了九座东汉中晚期的崖墓。其中 M3中的画像上刻一兵器架，上面不仅刻有戟、剑、盾等兵器，还清晰地刻有一钩镶，钩镶的下钩尖端亦作圆球状(见图2)(《四川中江塔粱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图3
图4
图5
在江苏铜山十里铺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其中部清晰地刻有一钩镶和环首刀，钩镶中间镶部前面突出的长形尖锥和下钩的尖端均未见圆球状，而作锐尖形(见图3)，其他图4、5、6、7、8、9等画像石、砖资料。所见战斗人员使用的钩镶，其镶前面突出的长形尖锥和下钩的尖端亦未见圆球状，均作锐尖形。
钩镶一般与刀、剑等兵器配合使用。江苏铜山十里铺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其中部清晰地将钩镶和环首剑(或刀)亥0在一起(见图3)。在山东嘉祥县东北洪山村、嘉祥县武氏祠、山东莒县东莞村、安徽宿县褚兰镇金山孜、陕西绥德等地发现的画像石，所表现的战斗、搏杀场面。凡手持钩镶的士兵，均一手持钩镶，一手握环首剑(或刀)。形象十分生动逼真(先后见图4、7、8、5、6)。另外，l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在“武库永始四年兵器集簿”中连续记有“盾九万九千九百一”、“镶一”、“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把盾、镶、剑归在一起，表明镶具有盾的功能，同时也说明镶与剑是配套使用的。
作战时，士兵一般以左手握钩镶，右手持剑或刀(见图4、了、8、9)，但是根据士兵个人的习惯不同，也有以左手持剑或刀，右手握钩镶的情形(见图5、6、10)。钩镶在战斗中的作用，与单纯防御性的盾牌相比较，更具主动性。钩可以钩束敌方的兵器，以利于自己出剑、刀砍刺敌方。特别在用于抵抗对方用戟进攻时更为有效，因戟有横出的刃。一旦被钩束后，难以迅速抽回，持钩镶的士兵则可乘机攻击对方。如果距离较近，还可以甩两头的钩攻击对方。镶用以推挡和防御，主要起盾牌的作用；镶前部突出的长尖锥可用以推刺攻击对手。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和陕西绥德发现的画像石上，即再现了当时士兵手持钩镶钩束住对方剑、戟的激烈战斗场面(见图7、6)。
根据画像石资料看，钩镶在汉代战场上使用颇为广泛，而且灵活方便。既可以用于步兵单兵对决(见图4、5、6)，也可以与骑兵搏杀(见图7)：既可以在水面舟上与对手交战(见图7、8)，也可以与敌方战车上的人员拼斗(见图8、9)。
钩镶在当时是一种必备的重要兵器，如《八家后汉书辑注》卷8辑录《太平御览》卷357载：“江汉字山莆，迁丹阳太守。是时大江剧贼余来等劫击牛渚、丹阳、边水诸县居民，殴略良善，经岁为害。汉到郡，会集劲士，修整战具，钩镶刀椐大戟长矛弓弩劲兵，转送承接。余来亟战失利，遂见枭获。孝顺帝喜其功，赐以剑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钢铁制造的兵器。到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数量、品种增多，并已装备军队。尽管战国时期青铜兵器还占有很大比例，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金属加工技术也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出现了锻造、淬火、柔化处理等技术。到秦、汉时期，特别是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制度后，冶炼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钢铁兵器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考古发现的钩镶均为铁质，并经锻制加工而成。锻制是对锻件进行反复锻打，可提高器物的硬度和韧性。因此，汉代钩镶的制作，与当时冶炼技术的进步是一致的。
另外，据《墨子》卷13《鲁问篇》记载：公输班“白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太平御览》卷334“战舰”条所引《墨子》的话为：“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也。”这里所载“钩强”(或作“钩拒”)，其具体为何种兵器，已难以详证，不过其功能与“钩镶”“或推镶，或钩引”的功能颇为相近。因此，“钩镶”或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钩强”(或作“钩拒”)以及“盾”演变、发展而来。
图6
图7
图8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钩镶主要流行于汉代，大约到东晋晚期。钩镶仍然继续使用。晋张华在《博陵王宫侠曲二首》中云：“……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一作起)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612页)另外，1972年3月，在江苏镇江市发掘了一座东晋晚期的画像砖墓，出土了一批画像砖。其中有一“兽首人身画像砖”，其画面为：兽首有双尖耳，双角，圆睛凸出，左手前伸执钩镶，右手向后张握环柄铁刀，两腿前后分开，一曲一直呈箭步。腿臂上均缠有带束(见图10)(《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尽管该画像砖所表现的是神话故事，但是神兽所持兵器，当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可以认为。到东晋晚期钩镶仍然继续使用，以后逐渐退出战场(注：文中图3、4、5、7、8、9均录自张道一著《画像石鉴赏》，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01、284、236、234、236页)。
图9
图10
原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管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