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兵器——钩镶

  钩镶。是主要流行于汉代的一种集钩束、防御、推刺三种功能为一体的铁制复合兵器。汉刘熙《释名.释兵》云:“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说文解字》卷3(上)“句部”载:“钩,曲也。”又卷14“金部”载:“镶,作型中肠也。从金襄,声汝羊切。”即“镶”应读作rang,同“攘”,不读作xiang。

  历史文献中有关钩镶的记载不多。难见全貌。不过其实物在考古发掘中有多次发现。另外.在汉代画像石、砖中亦有不少钩镶和使用钩镶的图形.资料尚属丰富。

  钩镶整体呈弓型。两头各有一个向外的弯钩,两个弯钩一般上钩长于下钩。钩为圆柱形的长铁铤,都稍向后弯。上钩顶端为锐尖;下钩末端有的为小球状。有的则为锐尖形:两钩中间连接一小型铁镶(盾牌)后的把手,把手前面为一块圆角长方形薄铁板制成的镶。用圆盖钉固定于钩架上。有的镶则呈上宽下窄的犁形状。镶前面上部的正中位置有一突出的长柱形尖锥。尖锥的顶端有的作小球状。有的则作锐尖形。钩镶一般通长(包括上钩、下钩和中间的镶部)在60—70厘米左右。

  在河南鹤壁市发现一件铁质钩镶。上钩长26厘米。下钩长15.7厘米.连同镶部长61.5厘米。两钩均为锻成浑圆的铤,向前钩曲。下钩的尖端是圆球状,上钩的尖部残失。中间镶部,背面的铤是锻成扁体形,并折成长方形把手,正面是用长18.5厘米、宽14厘米的薄铁板制成的镶,用圆盖钉固定在钩架上,镶板上无其他附属物的遗迹,中部向外鼓出,以便于手握(见图1)(李京华《汉代的铁钩镶与铁钺戟》,《文物)1965年第2期)。

  1969年,在河北定县发掘的43号汉墓(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一件“错金钩镶”。该钩镶为铁质,“上钩完整,下钩及把手残缺,上钩长38厘米,镶头为犁形.上方下尖,高l8厘米、宽13厘米,钩和镶上都有错金流云纹”(《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

图1

图2  

  1972年在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钩镶”。该钩镶上钩长32厘米、下钩长27厘米、镶长11厘米,全器总长70厘米。两钩均锻成圆形的铤向前钩曲,上钩尖端为尖锥形,下钩尖端为圆球状。中间的镶部背面锻出扁平的长方形把手,在把手部分有两层附属物,里层为竹皮,外层为丝绳缠绕。在把手的正面为一长22Ng、宽15厘米、厚O.3厘米的铁板,此板由7.5厘米宽的两块铁板合成,在距铁板一头5.5厘米处有一跨两铁板的圆孔,当是固定铁板之用。铁板前突出的长形尖锥上端为圆球状。在镶板(铁板)靠手的一面有丝织物和髹漆痕迹。钩镶全重1500克(《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

  2002~四川德阳市中江县发掘了九座东汉中晚期的崖墓。其中 M3中的画像上刻一兵器架,上面不仅刻有戟、剑、盾等兵器,还清晰地刻有一钩镶,钩镶的下钩尖端亦作圆球状(见图2)(《四川中江塔粱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图3

图4


图5 

  在江苏铜山十里铺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其中部清晰地刻有一钩镶和环首刀,钩镶中间镶部前面突出的长形尖锥和下钩的尖端均未见圆球状,而作锐尖形(见图3),其他图4、5、6、7、8、9等画像石、砖资料。所见战斗人员使用的钩镶,其镶前面突出的长形尖锥和下钩的尖端亦未见圆球状,均作锐尖形。

  钩镶一般与刀、剑等兵器配合使用。江苏铜山十里铺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其中部清晰地将钩镶和环首剑(或刀)亥0在一起(见图3)。在山东嘉祥县东北洪山村、嘉祥县武氏祠、山东莒县东莞村、安徽宿县褚兰镇金山孜、陕西绥德等地发现的画像石,所表现的战斗、搏杀场面。凡手持钩镶的士兵,均一手持钩镶,一手握环首剑(或刀)。形象十分生动逼真(先后见图4、7、8、5、6)。另外,l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在“武库永始四年兵器集簿”中连续记有“盾九万九千九百一”、“镶一”、“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把盾、镶、剑归在一起,表明镶具有盾的功能,同时也说明镶与剑是配套使用的。

  作战时,士兵一般以左手握钩镶,右手持剑或刀(见图4、了、8、9),但是根据士兵个人的习惯不同,也有以左手持剑或刀,右手握钩镶的情形(见图5、6、10)。钩镶在战斗中的作用,与单纯防御性的盾牌相比较,更具主动性。钩可以钩束敌方的兵器,以利于自己出剑、刀砍刺敌方。特别在用于抵抗对方用戟进攻时更为有效,因戟有横出的刃。一旦被钩束后,难以迅速抽回,持钩镶的士兵则可乘机攻击对方。如果距离较近,还可以甩两头的钩攻击对方。镶用以推挡和防御,主要起盾牌的作用;镶前部突出的长尖锥可用以推刺攻击对手。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和陕西绥德发现的画像石上,即再现了当时士兵手持钩镶钩束住对方剑、戟的激烈战斗场面(见图7、6)。

  根据画像石资料看,钩镶在汉代战场上使用颇为广泛,而且灵活方便。既可以用于步兵单兵对决(见图4、5、6),也可以与骑兵搏杀(见图7):既可以在水面舟上与对手交战(见图7、8),也可以与敌方战车上的人员拼斗(见图8、9)。

  钩镶在当时是一种必备的重要兵器,如《八家后汉书辑注》卷8辑录《太平御览》卷357载:“江汉字山莆,迁丹阳太守。是时大江剧贼余来等劫击牛渚、丹阳、边水诸县居民,殴略良善,经岁为害。汉到郡,会集劲士,修整战具,钩镶刀椐大戟长矛弓弩劲兵,转送承接。余来亟战失利,遂见枭获。孝顺帝喜其功,赐以剑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钢铁制造的兵器。到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数量、品种增多,并已装备军队。尽管战国时期青铜兵器还占有很大比例,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金属加工技术也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出现了锻造、淬火、柔化处理等技术。到秦、汉时期,特别是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制度后,冶炼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钢铁兵器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考古发现的钩镶均为铁质,并经锻制加工而成。锻制是对锻件进行反复锻打,可提高器物的硬度和韧性。因此,汉代钩镶的制作,与当时冶炼技术的进步是一致的。

  另外,据《墨子》卷13《鲁问篇》记载:公输班“白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太平御览》卷334“战舰”条所引《墨子》的话为:“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也。”这里所载“钩强”(或作“钩拒”),其具体为何种兵器,已难以详证,不过其功能与“钩镶”“或推镶,或钩引”的功能颇为相近。因此,“钩镶”或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钩强”(或作“钩拒”)以及“盾”演变、发展而来。

图6

图7

 图8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钩镶主要流行于汉代,大约到东晋晚期。钩镶仍然继续使用。晋张华在《博陵王宫侠曲二首》中云:“……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一作起)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612页)另外,1972年3月,在江苏镇江市发掘了一座东晋晚期的画像砖墓,出土了一批画像砖。其中有一“兽首人身画像砖”,其画面为:兽首有双尖耳,双角,圆睛凸出,左手前伸执钩镶,右手向后张握环柄铁刀,两腿前后分开,一曲一直呈箭步。腿臂上均缠有带束(见图10)(《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尽管该画像砖所表现的是神话故事,但是神兽所持兵器,当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可以认为。到东晋晚期钩镶仍然继续使用,以后逐渐退出战场(注:文中图3、4、5、7、8、9均录自张道一著《画像石鉴赏》,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01、284、236、234、236页)。

图9

图10

原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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