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阮籍与司马氏政权的关系，学界一向有不同看法，最近读到顾农先生大文《阮籍是支持司马氏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9日），认为司马氏铲除曹爽集团、专擅朝权后，“阮籍一改其过去不肯出仕的消极态度，迅即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从此阮籍与司马氏集团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又为司马昭加九锡写了劝进文。阮籍对司马昭的支持是一贯的”。这一看法当然是值得重视的，但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阮籍的险境和苦心，我又很难同意作者的论断。
阮籍少有大志，常傲然有不可一世之概。《晋书》本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争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阮籍的《豪杰诗》虽已不传，但《咏怀》其二十一“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相信是早年的作品，意气飞扬，殊不像后来“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嚅嗫畏缩。这种心态的变迁，是与他年齿渐长而经历的黑暗世道相关的。
黄初元年（220），曹丕诛丁仪、丁廙兄弟；正始十年（249，即嘉平元年），司马懿除曹爽、曹羲、曹训，何晏、丁谧、邓飏、李胜、毕轨、张当、桓范等一批名士株连，并夷三族；嘉平三年（251），王凌图谋废立失败，王广、劳精、单固、杨康被杀；嘉平五年（253），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李翼、李韬、张缉、乐敦、刘贤、许允等名士；甘露五年（260），司马昭废齐王芳，弑高贵乡公；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杀嵇康、吕安。四十余年间接连发生的这一连串血腥杀戮，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可怕的梦魇，让士大夫群体不能不对政治的变幻无常感到莫名的恐惧。
《世说新语》所载的许多故事，若细加玩味都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比如《言语》篇的这个故事：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这就是常言说的易却伪君子、难对真小人的意思。刀架到脖子上，还有什么逶迤周旋的余地？所以阮籍只有以酣醉来逃避那些他不愿面对的人、不愿面对的事。
《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一醉六十日，以拒绝司马昭为子求婚。然而即便是在醉中，他也是半睁着眼的。因为他清楚，真正要命的事，是酣醉也躲不过的。《咏怀》其二十写道：“杨朱泣路歧，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求，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此诗历来注家均不得确解，到周勋初《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一文始发其覆，认为是摅写阮籍预感司马氏将重演“禅让”而自己无计逃脱劝进干系的忧怀：
权臣的谋取政权，完成“禅让”的典礼，事先总要经过一道封王、加九锡的手续，表示他功烈辉煌，可以继承前朝基业而无愧。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而这篇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大作，却是出于阮籍的手笔。这也就是保存在《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父子三人的阴险毒辣，又远远地超过了曹氏父子。阮籍对于这一些政治活动的用意，自然洞若观火。他是多么不愿意干这违心的勾当！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谄媚逢迎如郑冲之流却偏要借重他的文章来劝进，阮籍虽想托醉推辞，无奈那些人偏不肯放过，还要派人前来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一气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禅让”大典，但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顾农先生将阮籍写劝进文作为支持司马氏的佐证，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更是从“史无前例”中过来的我们很难认同的。《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阮籍写劝进笺的过程是极富戏剧性的：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知道了阮籍的心境，这则记载就可以当做他深谋远虑的机智故事来读：魏赐九锡是迟早的事，而以阮籍的地位和文才，劝进文的手笔又非他莫属，他自然冀望以大醉躲过，但又清楚多半是躲不过的，因此作了最坏的准备，以至郑冲使至时能扶醉写出宿构的“神笔”，无所点定。
这么解说故事难免有些煞风景，抹杀了阮籍的才华和生平行事的奇特性。但参照当时的历史记载，却绝对是顺理成章的。看看《晋书》顾荣、山简、阮裕诸传，一时名士无不借酣醉来逃避政治的凶险。宋代叶梦得早已看透了这一层：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晋书》本传也称“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他的谨慎甚至连司马昭都很赞赏，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当时“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不过智者千虑，终有一失。阮籍尽管吐辞至慎，也难免有失言的时候：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这是极危险的一次失误，若非阮籍机智辩给，恐怕难逃一劫。就上举一诗一笺来看，说阮籍是在最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选择了最低限度的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大概是无可怀疑的。
因为总是处在这种临深履薄、祸机莫测的凶险环境中，过度谨慎的压抑只能通过异常的行为方式加以宣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此外便只能在《咏怀》诗中寄托他高远的怀抱，倾吐他胸中种种不能宣言的痛苦和难以尽言的抑郁了。是以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此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我初读阮籍《咏怀》诗，有一点深感不解，其中竟绝口不提他日常藉以遁世的酒！虽然这颇符合他拉开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自我距离的表现方式，但比起后来高唱出世情怀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的言不离酒来，终究有些奇怪。后来我不禁想，饮酒于阮籍既属于人生苦难的逃避，就必不是快乐的行为。在饮酒中忘却痛苦，也就意味着忧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诗来说就是“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只有从酒精的麻痹中清醒过来，忧生之嗟重又占据胸臆，才一次次泛滥于诗歌。而此刻，镇痛作用既已失效，作为麻醉剂的酒精便不再有意义，诗人也就懒得提它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么？由此我倒悟得，成天将饮酒挂在嘴边、写进诗里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太白，实在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说他们的痛苦还远不到阮籍那种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为五斗米折腰于督邮，为皇帝写写歌词，比起杀身之祸、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阮籍一直就很少真正被理解，古来无数的效颦者，无论是直接以拟《咏怀》命题还是模仿其体制、风格，都只是在抒情方式和语言风格层面上模拟《咏怀》，而根本无法在精神层面上体得阮籍的忧生之嗟。不能得到真正理解的认同，在阮籍或许有些遗憾。但那种黑暗恐怖的世道，毕竟是谁也不愿意亲历的。阮籍的遭遇在引发后人的怜悯之余，只有更增强人们对政治恐怖的憎恨和警惕。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