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与日本社会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虽然欲望可能是无限的，但实际需求仍然是有限度的。日本元禄时代的茶书《南方录》中，立花实山阐述千利休所追求的日本茶道的理想形式时说：“小草庵的茶之汤，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追求豪华房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之本意也。 

　　汲水、取柴、烧水、点茶，供佛，施人，亦自饮；立花，焚香，此等行为皆为践行佛祖之举止也。”

　　《南方录》开篇这段对日本茶道真谛的阐释文字，非常精当地概括出了日本茶道的最大特色，即它是基于对人的欲望、对作为人的最低需求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文化，它不仅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修习者的生物性需求，同时还得体地满足了修习者的社会性需求，并且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修习者的情感需求。日本茶道的这一特色，就集中体现在其主要的修行内容———“茶事”上面。

“茶事”概说

　　学习日本茶道，其基本程序是先学习行礼、寒暄的方法，接下来是学习每一个茶道具的操作方法及其相关知识，然后是由浅入深地学习各种点炭、点茶的方法及其相关知识。这些分步修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完成一次理想的“茶事”。那么，什么样的“茶事”，才是茶人理想中的“茶事”呢？

　　在具体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茶事”一词的含意，进行简单地整理和界定。由于日语的表记本身受中国汉字的影响很大，所以日语中使用的许多汉字与我们中国的现行汉字不但字形一样，而且在字意上也一样或者很相近。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就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日语中的汉字词等同于汉语来理解，如对待“茶事”和“茶会”这两个词就要格外注意这一点。

　　在汉语中，自古以来，“茶事”一词很少用来表达“吃茶”的含义，它大多是用来表示茶的种植、采摘、制作、销售等茶业方面的事情；只有“茶会”这个词才是专门用来表达吃茶含义的词，但需特别注意的是，汉语的“茶会”也只有吃茶的含义，并没有特意将吃茶礼仪与饮食礼仪合并而行之意。

　　与之相对，日语中的“茶事”与“茶会”则不同，它们都有吃茶之意。而且，在16世纪之前，“茶事”与“茶会”的含义区分不是很明确。例如，在《看闻御记》中，到处可见“茶事”与“茶会”的记录，细考其含义，基本都是指“斗茶”游戏之会而言的。对于《看闻御记》的记录者———后崇光院贞成亲王而言，斗茶游戏可谓是他及其周边的王公贵族们最为喜欢的游戏方法之一。这些王公贵族及其属下们每次举行这样的斗茶游戏时，都要预先决定一个“御头”（即负责人）并且大家轮流坐庄。一般情况下，“御头”要负责准备赌品，有时也会由参会者“赌品各持参”（《看闻御记》嘉吉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条等）。赌品的内容也是各色各样，“有茶会，赌品为三色绵、圆镜一面、扇子一把、厚纸一束”（《经觉私要钞》宽正三年正月四日条等）。而且，“茶前一献”，即每次举行斗茶游戏前还要先喝上一杯酒，然后才开始斗茶。胜者各取所赢之物，赌品如有剩余，则用掷色子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茶了酒宴催兴”，斗茶结束后往往还会尽情地大吃大喝一顿，大有一种小赌怡情的感觉。不过，有时这种斗茶游戏会连日进行，甚至会“朝行藏庵顺茶事……晚又茶事”夜以继日地斗茶（《看闻御记》永享七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条等），这就有点儿难以用“小赌”名之，大概该称之为“豪赌”了吧。

　　但是，大体上自16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文献中逐渐趋向于用“茶会”来称呼一般意义的饮茶，而将“茶事”限定为日本茶道的专用语。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所谓茶事，即通过点一碗浓茶，总括主客交流的所有要素，综合所有的文化，创造出新的美，时而作为一种社交活动来进行，时而作为一种庄严的仪礼来举办，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千宗室：《正午之茶事》“序言”，淡交社1985年）。简言之，“茶事”，就是食礼与茶礼的精美结合，即“茶事”不单包含饮茶，还伴有怀石料理的应酬，茶事的参加人数最多在5人左右，其更加重视和追求精神层面的内容；而“茶会”则多指单纯的饮茶，不伴有怀石料理的应酬，参加人数少可几十、数百，多可达几千，其重视的更多的是饮茶的社交性。在现代日本，有时举办茶会时，也会采取与“茶事”极为近似的形式，即分设“茶席”和“点心”席，在“茶席”专门喝茶，在“点心”席主人为客人提供一点儿简单的饭菜，简单得有时甚至就是一份盒饭或者一小碗荞面条，根本谈不上礼仪上的应酬。所以，我们在谈到日本茶道时，将其主要的修行内容“茶事”翻译成“茶会”是不够准确的，中文文献中对日本茶道的专业用语“茶事”的处理，直取其形意而不做翻译的做法，源自清人黄遵宪，笔者亦赞同其做法。

　　日本茶道举办的茶事，种类很多，根据举办茶事的主题来进行分类的话，则既有以赏雪、月、花为主题的季节性茶事，也有庆祝某人新婚或逝世几周年之类的茶事等；若根据茶事具体举办的时间来分，则又可分为“拂晓茶事、早晨茶事、正午茶事、晚间茶事、临时茶事”这样五种。

　　举办茶事时，主人在决定了茶事的主题、时间、地点以后，一般要充分考虑到客人回复的时间，大约在举办茶事的一到两个星期以前，正式向客人发出请帖，请帖里要注明茶事的时间、地点以及所邀请的客人。在现代社会，由于通讯手段愈来愈发达，亲密朋友间往往也会通过传真、电话来发出邀请，但在一般情况下，如举办正午茶事，主人都会用毛笔亲自书写请帖，函寄相邀。客人收到请帖以后，如果决定参加茶事，就要在举办茶事的两三天前给主人答复，并且要在正式举办茶事的前一天，去向主人当面致谢，这被称为“前礼”，而且在茶事结束的第二天，客人还要再一次到主人家，向举办茶事的主人表示感谢，这被称为“后礼”。

　　茶事是“用餐仪礼”与“饮茶仪礼”的一种组合。一次正规的茶事，一般是由“前席（初座）”、“席间休息(日语称之为‘中立’)”、“后席(后座)”这样三部分构成。客人按约定的时间由茶庭进入茶室，先是主客的礼仪性寒暄，随后是点炭(初炭)、为客人献上怀石料理、茶点心。客人用完怀石料理、点心后退席至茶庭中小憩，此即所谓的“中立”。客人席间休息时，主人则要迅速重新整理和装饰茶室，一切准备停当后，按着约定好的击打方法敲铜锣以通知客人再次入席。这席间休息后的茶席即所谓的“后席”。“后席”的主要内容是点浓茶、点炭(后炭)、上茶点心、点薄茶、主客互致感谢辞别之礼。

“一汁三菜”的怀石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因为人是动物，所以人也自然有着与动物一样的维持个体延续之需求，即“生物性需求”或“生理要求”。“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日本茶道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茶事”将饮茶礼仪与用餐礼仪合而为一，首先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

　　前席进餐→席间休息→后席吃茶，这种茶事的形式，大约是在日本天文年间（1532-1555）形成的（筒井纮一：《怀石之研究》，淡交社2002年版，第56-57页）。日本茶道成立初期的茶事料理，是对本膳料理的一种简化。日本室町时代的正式料理———本膳料理，也被称作是七五三料理，一般是在中央摆放一个食案(一之膳)，在其两侧摆两个食案(二之膳、三之膳)，再多的时候还会在对面摆出四之膳至七之膳，而且一般在每个膳里各要摆放上七种、五种、三种点心。“绍鸥的时候，直到十年前，大家还会不吝金银准备二之膳、三之膳”（《山上宗二记》）。由此可见，茶事的料理虽然没有本膳料理那么正式，但在茶事成立初期也是相当讲究的。而且，由于过度追求满足客人的口福，如元龟3年(1572)的《乌鼠集四卷书》所述：“准备料理时的要点是，给山区的客人准备海河之物，给海滨之人准备山野之物。依此类推，给居住北方的人准备南国食物”，结果导致茶人将能否给客人献上珍奇物品看得很重要，茶事料理中的猎奇想法非常严重。

　　但是，随着茶人对茶事的精神层面追求的加强，促动了茶人对作为日本茶道的料理的反省和深思，因而使带有二之膳、三之膳的茶事料理逐渐遭受到了被排斥的命运，于是才有了“怀石”料理的问世。《南方录》“墨引”卷中的“应在适当时候添炭，然后奉上怀石”，这大概是茶书中把茶事料理称作“怀石”的首次记录。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怀石”一词呢？“怀石在禅林亦称作药石，僧人将温暖的石头抱在怀中抵挡饥饿感，因此有了‘怀石’的名称。禅林所谓的小食、夜食等，与药石和点心意同，吃得都十分简单清淡。‘怀石’是非常适合称呼草庵茶料理的文字，颇具有侘意并且非常有意趣”（《吃茶南方录坤》）。也就是说，茶人将日本茶道的茶事料理命名“怀石”，是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是茶人为了追求“侘”的意境和体现“侘”的精神而特意选定的名称。“小草庵的茶之汤，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追求豪华房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之本意也。”（《南方录》）“怀石”之意，可以说恰好顺合了日本茶道之本意。“怀石”这一重视日本茶道精神意义的表记，是在天明7年（1787）以后才得到了统一，并固定下来（筒井纮一：《怀石之研究》，第92-95页）。

　　理想的怀石料理，一般由“一汁三菜”构成。所谓一汁三菜，就是一种酱汤和一小碟生鱼丝、炖煮菜蔬、烧烤菜蔬。“草庵的料理，汁一，菜二或三，酒也要少些。过分费心思预备丰盛的料理是不适合侘茶室的（《南方录》）。”以《南方录》为首的茶书，都一致认为是千利休改革了以往的茶事料理，并吸收了禅院精进料理做法，才创立了一汁三菜的怀石。“利休在举办茶会时，料理超过三菜的极为稀少。”（《给宗甫公古织的疑问书》）；“从前招待贵人是二汁三菜，但自利休改正后，即使是贵人也是仅用一汁三菜或一汁两菜，侘者一汁一菜。”（《茶道古典全集》第3巻，第438页）在侘茶形成的过程中，也唯有千利休是彻底遵照其师武野绍鸥“无论是何等珍奇客人也不可超过一汁三菜”的要求来做的。即使是对现世最大的当权者，只要是草庵的茶事，茶席里的料理也必须符合侘茶的精神趣向。（筒井纮一：“会席料理”，载《京料理的历史》，柴田书店1979年）

　　在对日本茶道的礼仪做法尚没有家元制度下这么容易统一的时代，关于“怀石”的形成，将其归功于某个个人是否妥当，或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历史真相如何，也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们今后的努力。总之，从一味追求饱口福的“会席”、“会膳”，到“食，能解饥，足矣”这一契合日本茶道之本意的“怀石”的诞生，可以说实现了茶人从生物性需求向社会性需求、情感性需求的飞跃，也将日本茶道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怀石”不仅满足了茶人要“吃饭”这一生物性需求，而且因其是为宴请招待客人而制作的饭菜，自然也免不了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性作用。按照日本茶道的礼法，在进食“怀石”的前席，一般壁龛上都会挂着一幅昭示着茶事主题的禅僧墨宝，主客间基于此进行“怀石”的应酬，虽不像在禅堂进餐那样要很庄重地合掌唱诵“食事五观文”，但彼此在同一主题下，共享一期一会的时空，可以说，这不仅满足了彼此交往的社会性需求，同时也实现了彼此间情感的互动，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彼此的情感需求。

吃茶法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除了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性需求外，还具有许多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需求，其中交往的要求可谓是人最大的社会性需求。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其实，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被抛掷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之中，就已经开始了与他人的交往。“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礼记·王制第五》）；“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大戴礼记》哀公问於孔子第四十一）；“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班固《白虎通义》卷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上述传统的“夫妇、父子、君臣、上下、长幼、兄弟、姊妹、朋友、族人、师长、乡党”等关系，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会不时地、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人倘若不能很好地适应各种角色变迁，对某种社会关系处理不当时，就有可能失去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关系，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并可能会受到指责，因而对人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也，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也，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也，乡党之间观其信惮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第七十二）。如果父子关系不好，或者子女会被人指责为“不孝”，或者父母会被人指责为“不慈”；乡党关系处理不好，则可能会被认指责为“没人情味”等等。

　　日本茶道的吃茶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无论主人的各类知识多么丰富，也无论其点茶技法多么精湛娴熟，仅凭主人个人的能力，不可能点出一碗美味可口的茶。因此，为了能够点出一碗美味可口的茶，不仅需要主人的刻苦修为，而且作为客人也必须得具备同样的修为，主客间必须做到心心相印，宾主历然且宾主一如方可。点一碗茶的过程，其实也恰是人们尝试着去建立各种人际关系、进行角色转换的一个训练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实现与人交往的心理平衡过程，而这一点恰是中国茶道所不具备的。

　　根据摄取茶叶的内容及方法为主要基准，可以将吃茶法分为“吃叶法”和“吃汁法”。所谓吃叶法，即把茶叶研成粉末等，把茶叶全体都吃掉的方法；所谓吃汁法，即把茶叶浸泡在水中等，饮用浸出的茶汁的方法。日本茶道，就是采纳吃叶法创制了其程序复杂、体系庞大的吃茶作法。日本茶道的吃茶，不是像中国茶道那样意在谋求神清气爽、飘飘欲仙的那种饮茶的生理效果，而是更看重如何为修习者们创造一个交往的机会。日本茶道的点茶法，一般分为秘传和非秘传两种点茶方法。秘传点茶法则要通过家元或其代理人亲口教授才可学得到，因属于不可形诸文字的内容，在此不便过多提及，但比较而言，可以说“秘传点茶法”是在传承着日本茶道的历史，“非秘传点茶法”则是在展现着日本茶道的现在。无论是“秘传点茶法”，还是“非秘传点茶法”，其出发点都是以吃茶这一活动为茶人提供社会交往的机会，为茶人们提供一个修行得道的指月之指，因此，日本茶道的做法很容易给人一种日本茶道里无茶的感觉。这一特点在茶道具的使用、点茶法、吃茶形式等方面表现得都非常明显。

　　无论是日本茶道，还是中国茶道，对茶道具的遴选都很慎重。例如，《茶经》“四之器”对茶碗的选择标准做过如下阐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由此可知，中国茶道的择器标准，主要是看器皿的色泽是否与茶色相合，所以把色青类冰玉的越瓷奉为上乘。

　　日本茶道的择器标准与中国茶道的择器标准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茶道中陆羽排斥的白、黄、褐色碗，在日本茶道中非但没有受到排斥，反倒成为武野绍鸥、千利休等茶人嗜好的茶碗。如绍鸥喜好的白天目，千利休培养的陶艺师长次郎烧制的茶碗不是黄就是黑或者是褐色，如著名的黑色乐烧陶碗“勾当”、刻有利休花押的“黄B戸茶碗”，还有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点文物的“无一物”、“太郎坊”、“白鹭”都是赤色茶碗。

　　中日茶道择器标准的不同，不单纯是一种美意识上的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各自追求的目的不同所致。日本茶道对待茶道具，几乎不考虑与茶的颜色般配与否，而是更侧重于考虑茶人修为深浅与茶道具的色调是否般配。如据传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村田珠光所作的《心之文》中说：“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最违道。须请教于上者，提携下者。此道一大要事为兼和汉之体，最最重要。目下，人言遒劲枯高，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之物，真可谓荒唐之极”。村田珠光在这里批判初学者不该使用备前烧、信乐烧茶器，并非因为涩涩的、粗糙的、干燥的备前烧、信乐烧茶器色不宜茶，而是因为初学者修行尚浅，还无法把握这类茶器的使用。

　　另外，日本茶道的“小习”点茶法主要是针对有来历的茶器的点茶法，如“茶碗饰”、“茶入饰”、“茶杓饰”等点茶法，相对而言，它们并不太看重茶器的样式，而是格外看重是由谁制作的、从谁那得来的等内容，这些都说明日本茶道点茶法看重的是人际交往的内容，而非局限于茶及茶器本身。而且，在点茶过程中，日本茶道还专门设定了问询茶器由来的场景。茶人进入茶室时对壁龛内的字画行礼如仪，亦非对字画等实物行礼，而是在向字画的作者致敬，所以茶人在欣赏壁龛里悬挂的字画时，也不会对字画技法的高低尝头品足，而是要怀着对字画作者德行的崇敬之心去欣赏和体悟。

　　日本茶道中重视社会交往的要素，不仅体现在择器标准上面，在点茶技法方面表现得也很突出。中日两国茶道都很重视水、火、茶，如《茶经》“六之饮”中说：“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膻鼎腥瓯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飞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遽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

　　如上《茶经》“六之饮”中所述，中国茶道重视的是点茶的技法，但日本茶道却不尽然。据《南方录》中记载，曾有人向千利休询问点茶的秘诀，千利休说：“夏天做茶事要能使人感到凉爽，冬天做茶事要能使人感到温暖，炭要能使水烧开，茶要合口外，做到这些也就没有什么秘诀可言了。”问话的人很不高兴地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你来讲吗？”利休说：“那好吧，请你按照我说的来做一下试试，我来做你的客人，如果你达到了我如上的要求，我就给你做弟子。”当时大德寺住持笑岭和尚正好也在场，他听了二人的对话后，感慨地说：“宗易所言极是，这同鸟巢禅师给白乐天的回答‘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是一样的道理。”后世茶人们根据这段轶事演化出了“利休茶道七则”，即“1、茶花要如同开在原野中；2、炭要能使水烧开；3、夏天办茶事要能使人感到凉爽；4、冬天办茶事要能使人感到温暖；5、赴约要守时；6、凡事应未雨绸缪；7、关怀同席的客人”。无论是《南方录》的茶事秘诀，还是近现代版的“利休茶道七则”，除了一句“茶要合口外”，并没有像《茶经》“六之饮”那样详细讲述什么“茶有九难云云”，日本茶道中讲得更多的是个人的修养以及在与人交往做事———点茶、吃茶活动中，个人所应持有的心得之类的内容。

　　另外，日本茶道的吃茶法与中国茶道及今天流行的茶艺的饮茶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点茶时对待主客的要求不同。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都很讲究饮茶用的茶、水、火，而且中国的茶书记载比日本的更加细致周详。中国茶道的点茶好坏几乎全是靠主人一人的技术好坏来左右的，根本无须客人的配合。也就是说，只要主人通晓了“选茶、汲水、用炭”的技巧，就一定可以点好一碗可口的茶了，而客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喝茶者。中国现存茶书中，几乎没有对客人的做法提出什么要求。

　　与之相对，日本茶道不但要求主人刻苦修习点茶法等，而且要求客人也必须同样刻苦修习。要想举办一次成功的茶事，点一碗可口的茶，就必须修炼得能够熟练调整火候、水温使其达到最佳状态；而要想将火候、水温调整到最佳状态，光靠主人一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得有客人的配合即必须靠主客共同的努力和心心相印的合作方可。千利休说：“日本茶道这个名字的意义就在于它第一追求的就是茶和汤的相应。能够根据前席的火候和后席的水温决定何时入席的客人，方是得道的客人；能够根据客人的修为恰到好处地调整火候、水温的主人，方为得道的主人。……切记，日本茶道这个名字，是蕴含着很深的道理的”；“客人要根据火候和水温确定进入露地的时机”、“若客人修习欠佳，有时会导致火候变得相当坏”。（《南方录》）这样的话，自然也就无法点出一碗可口的茶了。如上所述，日本茶道文献中的记述，往往不单纯是对主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客人的要求。这是因为，日本茶道的茶事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宾主一如、宾主历然”即既无宾主之分且又宾主分明的境界。所以，在日本茶道的相关文献中，类似于上文这种要求客人如何做的记述，比比皆是。

　　不仅在点茶方面，在吃茶方面日本茶道重视与会者间的社会交往的性格也比较强。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做茶事时，“侘亭主只敬献一碗浓茶”，即“后席”饮茶时一般只是喝一碗浓茶而已，但慢慢地茶事内容有所变化，喝完浓茶后，又添了一道淡茶。喝淡茶时一般是人手一碗，但茶碗并不会成为某个客人的专用茶碗，而是大家先后交替来使用。主人也会在客人面前象征性地清洗擦拭，但是从现代人的卫生意识的角度讲，恐怕很多人不大容易接受。如果连喝淡茶的方式都难以接受的话，那么喝浓茶就更难以接受了，因为浓茶是需要所有在座的客人一起传饮的，而且要求每位客人必须从茶碗的同一个地方来喝，这就更不符合现代人的卫生习惯了。日本茶道中所有客人共同分饮一碗茶的浓茶饮法，令我们不由地联想起古时的歃血为盟、夫妇间的交杯酒、兄弟结拜的义酒、基督教的圣餐、神道的交心会、佛教里拜服献给佛祖的剩茶仪式等等这些宗教式的共同饮食的风俗。无论是主人点浓茶，还是客人们喝浓茶，彼此仅有极为简短的寒暄，那种气氛是非常严肃紧张的。与之相对，中国茶道吃茶则没有这些做法，而是人手一专用杯盏来品饮。比较而言，中国茶道更重视茶的色香味本身，而日本茶道似乎更注重饮茶的方式和过程，注重在茶室这个“一期一会”的方寸空间，通过共饮一碗浓茶这种方式来实现一味同心、异体同心的交流，从而实现情感的最大满足。

　　另外，日本茶道中还有一种名为“七事式”的点茶吃茶方法。做这种点茶法时，主客的角色是由五张分别写着“花、月、一、二、三”字样的小木牌来决定的，目的是在于训练茶人们随处做主的能力，每个人都要做到能够迅速适应在瞬间发生转换的角色，做到在茶室这块方寸之地不乱方寸，所有参加者都要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共心。日本在很多重大历史关头都能够随机应变，灵活应对，以及在日本企业员工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集团主义精神，应该说与以日本茶道为首的日本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应该是不无关系的。经过类似日本茶道这种型范式文化的熏陶之后，同门间彼此无需更多的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手势，亦能收到传神递意之功，那份默契，以及因那份彼此的默契而萌生的无形的力量，绝非是只知口是心非地高喊口号的人群和族群所能比的。以上，笔者主要从心理文化学的需求理论的角度，参照中国茶道的相关内容，通过对日本茶道的主要修行内容———“茶事”的考察，分析了日本茶道的特色。众所周知，日本茶道近似于宗教但不能说它就是宗教，近似于艺能但也不能说它就是艺能。今天，在日本特有的家元制度统帅下，日本茶道更可谓是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它融合佛教、儒教、阴阳道、神道思想之要义为一体，吸纳固本之食道、长智之书道、积勇之武道、增美之花道和清神之香道等诸多文化内容之精华，形成了颇具日本特色的综合性生活文化。自古以来，日本茶道人口分属的社会阶层就很广泛，既有皇室贵族政客大贾，更不乏地位低微的普通民众。可以说，日本茶道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生活文化体系，从方方面面满足了日本人的诸多身心要求，每位茶人都可按照适合自己的形式，从日本茶道中获得一份闲情雅趣，获得些许心灵的慰藉。研究日本茶道，不仅要涉及植物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文化学，还要涉及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笔者衷心地期待有志于日本茶道的研究者，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理论方面提高修养，更要尽可能去实际修习和尝试着践行自己心中认可的茶道精神，唯此才会避免对日本茶道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评议而贻笑大方。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