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丰硕成果之一。由于墓主生前担任县一级的司法职务，墓中葬入了大量抄录法律条文的竹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国时代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不但国内已出版有专门研究这批秦简的专著和论文集，日本也已发表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但是，其中有些重要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只就秦律中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
秦律所反映的按户授田制度
秦律中有《田律》，讲到了授田制度：
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黍+魚]（穌）及*[艹+曆]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殹（也）。
从这条法律，可知秦的受田者按照“受田之数”不论是否已经垦种，每一百亩田，都必须缴纳饲料三石，禾秆二石。当然，还该缴纳收获的一定数量粮食，应该有另外条文规定，只是没有抄录保存下来。《仓律》有条文说：“人禾稼、刍、稿，辄为*[广+会]籍，上内史。”规定各地征收所得粮食、饲料、禾秆进入仓库，就要记入仓库的簿籍，上报到内史。这个内史就是后来汉代初年的治粟内史，上报到他那里的，就是各地征收到的作为地税的实物。
不但秦的《田律》讲到授田制度，《魏户律》（《为吏之道》附录）也有同样的记载：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贾）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闾）赘婿某叟之乃（曾）孙。
“廿五年”是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这是把魏安釐王给相邦的命令，用作《魏户律》的条文。从这道命令，可知战国晚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田野的开发，原来住在都邑的庶民，有“弃邑居野”，进入孤寡之家，做人家的赘婿的。魏国为了维护“邦之故”制，规定从今以后，做买卖的“贾门”，经营“逆旅”的店主，招赘于人家的“赘婿”，招赘给有儿子的寡妇的“后父”，都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宅基。按此规定，不属于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便可以立户，得到受田的权利。可知当时的授田制度，是根据户籍上所立的户，按户授给田地和宅基的。根据这条命令，这类身份低下的人，要三代以后才能改变身份。而且三代以后，改变了身份，要做官的，还得在官籍上写明是：“故某闾赘婿某叟之曾孙。”
同时，魏安釐王还有一道给将军的命令，载在《魏奔命律》（《为吏之道》附录）内，谈到了派遣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的规定：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将军：假（贾）门逆*[門+旅]（旅），赘婿后父，或*[彳+率+亍]（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
这道命令指出，所有这些身份低下的人以及“率民不作、不治室屋”的人，原来都是要杀的，因为不忍连累他们的同族兄弟没有杀，现在派遣他们从军，将军不必怜惜。在烹牛赏给士兵吃的时候，只赏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不要给肉吃。在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就派用他们到哪里，将军可以使用他们平填沟壕。说明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如同罪犯一样属于惩罚性质，在军队中待遇要比一般士兵低一等，在战斗中要担任攻城等艰巨的任务，在行军或防守中要担任平填沟壕等较苦的劳役。魏王这道给将军的命令和前一道给相邦的命令，是同时发出的，都是为了维护“邦之故”制，把这类人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作出了剥夺原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并进一步加以惩罚的规定，包括不准在户籍上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宅在内。
墓主生前担任“治狱”之类的县一级司法官吏，他之所以要把上述两条魏律附抄在《为吏之道》的文书末尾，该是因为这两条魏律的内容，基本上和秦法相同。很可能有关这方面的秦法，就是仿效魏法的。尽管抄录者因为这是魏国法律，有所避忌而去掉“魏王”的“王”字，但是他把魏王同时发布而内容相关的两道命令，分别从魏的《户律》、《奔命律》中抄录到一起，说明他十分重视这两道命令，必然有它的实用价值和意义。
魏律把这类身份低下的人，分为“贾门逆旅”、“赘婿后父”和“率民不作，不治室屋”三类。其实，经营“逆旅”的店主，就是“贾门”的一种，“后父”也就是“赘婿”的一种。这三类人，在秦国同样是身份低下而作为贬斥惩罚的对象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在变法令中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事末利”，就是魏律所说的“贾门”。《商君书·垦令篇》中就有不少限制商贾的规定，也还有“废逆旅”的主张，认为“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赘婿和后父，也是秦国惩罚的对象。《秦会稽刻石》上明确指出：“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不但反对有儿子的妇女再嫁，规定改嫁的妇女，儿子不得承认是母亲；而且宣布对于寄居在妇女家中的“后父”杀之无罪。所谓“率民不作，不治室屋”者，就是《商君书》中主张极力排斥的不定居、不务农的“游食之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作为谪发从军的对象，这和《魏奔命律》命令派遣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是一致的。“赘婿”即是“赘婿后父”，“贾人”即是“贾门逆旅”，“尝逋亡人”就是“率民不作，不治室屋”者，也就是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也即所谓“亡命”。汉文帝时，晁错上书讲到秦的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从人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汉代初年实行“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汉书·武帝纪》颜注引张晏说）就是沿用秦的谪发制度。为什么谪发“有市籍者”，不但追溯到父母尝有市籍者，还要追溯到大父母（即祖父母）尝有市籍者呢？看来秦法又是和魏法相同的，这类身份低下的人，要三世以后才能改变身份，就是《魏奔命律》所说：“三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所有这些身份低下的人，秦既然作为排斥和谪发的对象，当然也会和魏一样“勿令为户，勿予田宇”。
秦律和魏律所讲到的按户授田制度，是和文献记载相合的。《尉缭子·原官篇》说：“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均地分”，今本误作“均井田”，当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竹简改正。《尉缭子》一书是作者对魏惠王所讲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法令，以便采用的。书中第一篇《天官篇》，开头就是梁惠王和尉缭的问答，从书中述及的军事制度和乡里组织等情况来看，都是三晋的制度，和秦制不合。有人以为是秦始皇时的尉缭著作，不确。《尉缭子》所说的“均地分”，当是指魏的按户授田制度而言。
秦的按户授田制度，是从商鞅变法以后开始的。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记载：
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新唐书·突厥传》引杜佑的话相同。杜佑这一记载，当有所本。《商君书·徕民篇》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而谷土不能处[什]二，……此人不称土也。
这篇文章谈到长平之战，又说“秦四世有胜”，当是秦昭王晚年商鞅一派的著作。文章的主旨，认为秦国地广人稀，“谷土”（种庄稼的土地）不过所有土地的十分之二，主张招徕三晋人民前来开垦荒地。这里提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就是地方百里的土地，除去山泽邑居十分之四，良田和恶田共占十分之六，“以此食作夫五万”。但是，由于秦国地广人稀，“人不称土”，“谷土不能处[什]二”，需要采取优待办法招徕三晋人民前来开垦。
这里所提出的“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实际上就是要推行的“制土分民之律”。我们可以亩为单位，对这个“制土分民之律”作出分析。地方百里的土地，总面积为九百万亩。《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以此推算，地方百里总共九百万亩。《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九万顷”就是九百万亩，因为李悝对于其中所有山泽邑居占有面积的估计，比《商君书》要低，只占到三分之一，因此耕地面积有六百万亩，而《商君书》所估计的山泽邑居占有面积略高，占到十分之四，因此实有耕地面积为五百四十万亩，“以此食作夫五万”，分授给耕作的农夫五万户，每户可以受田一百零八亩，除去零数，正和杜佑所说商鞅变法以后授田之制“百亩给一夫”相合。可知杜佑所说秦制“百亩给一夫”，确有依据。
《商君书·算地篇》又有类似的记载：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十字原脱，从俞樾《诸子平议》增补），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以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
这篇《算地》的主旨和《徕民篇》不同，主张开荒要计算土地，不能用太少的人数去开垦太大的土地，必须有合适的“为国分田”计划。“数小”是说从事耕作和战斗的人数太少。如果人数太少，地方百里的土地，有耕地五百多万亩，每个“作夫”授给“亩五百”，只分配给一万户，这样农夫的耕地多了，固然足以每年对付一次战役，但是由于人力不足，土地不可能得到充分开垦利用（此地不任也）。同时地方百里之内，只能提供战士一万人，兵数也太少了。因此作者强调以赏罚为手段，迫使不从耕战的学士、手工业者、商人都来努力垦荒。
《商君书》一方面在《算地篇》中指出地方百里土地，分授给一万户农夫，每户授给五百亩的办法不合适，不能使耕地充分开垦；另一方面又在《徕民篇》中主张地方百里土地，分授给五万户农夫，每户授给一百亩，认为这是“制土分民之律”。这就是从理论上来肯定商鞅所制定的“百亩给一夫”制度的。
商鞅在秦国所制定的“百亩给一夫”之制，和过去井田制的性质是不同的，过去贵族所推行的井田制，有所谓“公田”和“私田”，耕作者要在奴隶主贵族及官吏的监督下，在“公田”上从事集体耕作的劳役，即所谓“籍法”。同时耕作者所受的“私田”一百亩，属于“份地”性质，既有定期受田和归田的制度，一般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汉书·食货志》）；又有定期重新平均分配的制度，要“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而商鞅变法以后推行的授田制度，虽然同样是“百亩给一夫”，性质却不同，受田者既没有“公田”上“公作”的集体的无偿的劳役，又没有定期归还和重新平均分配的制度，只须按照“受田之数”，每年缴纳定量地税，包括禾稼、刍、稿。这种授田制度的推行，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利用田地宅基的授与，使受田的庶民成为“强兵辟土”的“农战之民”，既要“先实公仓”，又要“为上忘生而战”（《商君书·农战篇》）。从上引《田律》规定“无垦不垦”，一律必须按照“受田之数”缴纳每顷的定量地税来看，具有强迫受田者开垦荒地缴纳地税的目的。当时执政者是通过户籍制度，推行授田之制，来迫使受田者缴纳定额的地税和户赋（即人口税），并应征兵役和徭役的。受田者的负担是十分沉重的，既不问是否垦熟一律要缴纳定额地税，又必须按户口缴纳军赋，更必须按时应征兵役和徭役。如果隐瞒户口和逃避服役，就要严厉处罚，同时户口又不准随便迁移，因此这种受田者，表面上好像是自耕农，实质上就是封建国家的依附农民。
秦律所反映的名田制度和农田结构
秦国由于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国有土地的面积是不小的。国家推行的按户授田制，就是以大量的国有土地为基础的。秦国也还使用官奴隶来耕作国有土地。秦律中就有“隶臣田者”。与此同时，秦国更大量存在着私有土地。例如《徭律》中说：
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堑）垣离（篱）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裁）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繇（徭）。
禁苑是朝廷畜养禽兽的苑囿，公马牛苑是官家畜养牛马的苑囿。这条法律规定，县政府维修禁苑和公马牛苑，可以征发徒众为苑囿建造堑壕、墙垣、藩篱并加以修补，修好之后该即上交苑吏，由苑吏巡视验收。但是，如果苑囿邻近农田，恐怕有动物和牛马出来吃去禾稼的，县啬夫应该酌量征发“有田其旁者”，不分贵贱，按田地多少出人，为苑囿修筑墙垣，把动物和牛马围起来。因为这是维护“有田其旁者”的利益，有田者应该为此提供人力，就不得作为国家征发的徭役，不得算作为国家服徭役。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法律条文，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朝廷的禁苑和官家的马牛苑旁边，也存在“有田者”，不论贵贱，可以占有多少农田。这有力地说明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广泛存在。
这样确认“有田者”，就是秦汉时代的“名田”制度。这在商鞅变法令里，早已明文公布了。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各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所谓“名田宅”，就是准许私人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宅。当商鞅变法的时候，“名田”制度实际上早已存在。商鞅之所以要在变法令中作出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是用法令公开承认“名田”的合法性，确认个人名义占有土地的所有权，以此维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规定地主占有田宅，必须按照由军功取得的爵位等级，作为奖励军功、谋求兵强的一种手段。《商君书·境内篇》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这样军功越大，赏的爵位级别越高，赏的田地的顷数就越多，赏给服役的“庶子”也越多。按规定，每一级爵位可以得到无爵者一人作为“庶子”，平时“庶子”要给主人每月服役六天，主人有特别役事，则按“庶子”服役期限供给食粮。
商鞅这个按照军功取得爵位等级“名田宅”的法令，是很难长久维持的。特别是政府奖励多开垦荒地，田地又可以买卖，怎能限制富人多占田宅呢!同时奴隶又可以买卖，富人就可以使用奴隶从事耕作。而且社会上又出现了雇佣劳动者，富人还可以使用雇农从事耕作。《商君书·垦令篇》说：“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童）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这是要商家上报所有各种奴仆的名册，分配给徭役，以便抑制商家对奴仆的使用。《吕氏春秋·上农篇》说：“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这是规定农业生产者必须有“上闻”的爵位，才能使用雇农，否则就不准许。看来这些限止富人使用奴隶、雇农的规定作用不大。上引《徭律》规定：“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说明当时贵贱等级和占田多少已经很不一致，只能按有田多少出人而不论贵贱了。推行这种“名田”制度，必然使得富贵者占有田地越来越多，弄得农民丧失耕地而无法生活。因此汉武帝时，公卿就建议“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史记·平准书》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同时董仲舒又进言：“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颜注：“名田，占田也，各自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
正因为秦有“名田”制度，秦律中就有保护土地所有权和处罚侵犯者的规定。《法律答问》说：
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
秦律把私自移动农田的疆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刑，战国、秦、汉之际，法律条文所说的“盗”和“贼”，含义和后世不同。“盗”是指侵犯财产所有权而言，“贼”是指伤害别人的人身而言。《荀子·修身篇》说：“害良曰贼，窃货曰盗。”秦律把移动农田疆界，称为“盗徙封”，就是看作侵犯土地所有权的行为。《法律答问》把“封”解释为“田阡陌”和“顷畔封”，“田阡陌”是指百亩田中间和周围的道路，“顷畔封”是指百亩田周围修筑的高起的封疆。秦律所说的“徙封”的“封”，只是指百亩田周围的田界和封疆，因此问者就进一步问：这样判处“赎耐”的刑罚何其重呢？而答复：“是不重”。秦律防止侵犯土地所有权，这样从百亩田的周围开始，说明秦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保护小块的土地所有权。
建筑“田阡陌”是为了耕作需要，建筑“顷畔封”是作为所有权的标志，都是商鞅变法以后开始的，商鞅在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进行第二次变法，“为田开阡陌”（《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或者说“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阡陌”即是秦律所说“田阡陌”，“封疆”即是秦律所说“顷畔封”。阡陌是指每一顷田的田间之道，“封疆”是指每一顷田的疆界。《汉书·地理志》说：“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汉书·食货志》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伯。”又引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从这些记载，可知“开阡陌”，具有“坏井田”和“制辕田”的作用，“开”具有开拓的意思，就是把百步一亩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一亩，既要破坏旧的井田的阡陌，又要立置新的辕田的阡陌。《战国策·秦策三》记载蔡泽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汉书·王莽传》记载区博说：“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所谓“辕田”，就是“名田”制度。《汉书·地理志》颜注引张晏说，解释“辕田”是取消村社耕地“三年一易”的制度，是“割列（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有常制”；又引孟康说，认为是取消耕地轮流休耕制度，“爰自在其田”。他们解释为取消“三年一易”和轮流休耕制度，并不正确；他们解释为“令民有常制”和“爰自在其田”，近于事实，就是确认私人占有田地的权利。
1979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木牍，有秦武王命令更修田律的记载：
二年十一月已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
“二年”是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据汪日桢《历代长术辑要》，“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正当秦武王二年。丞相戊即是丞相甘茂。李昭和《青川出土木牍文字简考》（《文物》1982年第1期）的推定，是正确的。内史即后来汉代初年的治粟内史，掌管田租（即地税）的征收、积储和使用。有关农田的制度和法令，也该由内史掌管，因此秦武王更修田律，要命令丞相和内史执行。
商鞅变法改井田制的“百步为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亩”。当时的“亩”是狭长方形的。这里所说的“畛”是指一亩田两端所开沟的小道。这里所说“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则”是“卅步”。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卅步为则”的记载，所说“田广一步，袤八则”，“八则”是二百四十步，这样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正合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制度。
《氾胜之书》的区田法，规定“以亩为率，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引）。秦汉以六尺为步，广四丈八尺，正合八步，长十八丈正合三十步。说明汉代关中地区农田的亩制，还是沿用秦制。
这里说：“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亩二畛”是说“亩”的两端有小道；所说“一陌道”，是说“亩”与“亩”间有一条陌道间隔着。这条陌道是不宽的，这里没有规定有多少宽。接着又说：“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这是说一百亩为一顷，“顷”与“顷”之间有一条阡道间隔着，规定宽度是三步。没有说明长度，因为长度可以推算而得。既然每亩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并列一百亩成为一顷，除去畛和陌道不计，一顷田的面积当为宽一百步，长二百四十步，成为长方形的一块大田，阡道该长二百四十步。
过去训诂家都把阡陌解释为田间之道，是正确的。《汉书·成帝纪》载阳朔四年诏：“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颜注：“阡陌，田间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盖秦时商鞅所开也。”而《史记·秦本纪》索隐引《风俗通》又说：“南北日阡，东西日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不见今本《风俗通》）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有一篇《阡陌考》，对此作了具体解释，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引用。现在看来，这个解释并不恰当。
程瑶田以《周礼·地官·遂人》所讲井田制结构为依据，探讨阡陌的意义。他认为“陌”即《遂人》的“径”，“阡”即《遂人》的“畛”。并不确切。《周礼·地官·遂人》说：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所谓“夫”是指百亩之田，“十夫”是指千亩之田，“百夫”以上可依次类推。“遂”是小沟，“夫间有遂”是说百亩之间掘有小沟，“遂上有径”是说小沟之上筑有小路。“十夫有沟”是说千亩之间掘有沟，“沟上有畛”是说沟之上筑有道路，其余可依此类推。农田之所以必须这样掘有纵横交叉的沟渠和道路，是为了排水的需要。当时农田的排水系统，为了配合河流东向或南向的水流，田亩的行列和排水系统有东向和南向的区别，称为“东亩”或“南亩”。程瑶田认为《风俗通》所以说有的南北曰阡，东西曰陌，而有的东西曰阡，南北曰陌，是由于“东亩”和“南亩”的不同。
程瑶田还认为：“阡陌之名，从《遂人》百亩、千亩、百夫、千夫生义。”这一见解很有启发，但并不确当。他以“东亩”为例作了说明：
遂上有径，当百亩之间，故谓之陌，其径东西行，故曰东西日陌也。遂上之径东西行，则沟上之畛必南北行，畛当千亩之间，故谓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然则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此天下之通义，以其义出于东亩，盖东亩者天下之大势也。
我们从青川秦墓出土木牍所载田律来看，程氏所说“百亩之间故谓之陌”，“千亩之间故谓之阡”的解释，并不符合事实。这篇木牍所载田律上讲到田间之道的名称，和《遂人》不同，《遂人》把千亩之问的道路叫“畛”，而这篇田律把一亩田两端的小道叫“畛”，可能出于不同地区称谓习惯的不同。按照这篇田律来看，亩与亩之间的道路叫陌道，百亩与百亩之间的道路叫阡道。由此可见，“陌”是由于在百亩之内，筑在亩与亩之间而得名，就是说，“陌”是指百亩以内用来间隔亩的道路。“阡”是由于在千亩之内，筑在百亩与百亩之间而得名，就是说，“阡”是指千亩以内用来间隔百亩的道路。
木牍所载田律所说“封”和“埒”，就是《法律答问》所说“顷畔封”，也就是《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的“封疆”，都是指田的疆界，用作所有权的标志的。律文说“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就是规定作为农田疆界的封土堆，高度和长度、宽度都是四尺；律文说“埒高尺，下厚二尺”，就是规定作为疆界的矮墙高一尺，下部又厚二尺。古时邦国、都邑和农田的疆界，都建筑有封疆。《周礼·地官·封人》说：
封人，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这是说，王的社、诸侯的封国以及都邑的疆界，都必须“封而树之”，封是指封土，树是指封土之间种的树木。从西周以来，大块农田的疆界也是“封而树之”，这从散氏盘和格伯簋铭文可以得到明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散氏盘跋》已指出这点，自从商鞅变法，确认“名田”制度的合法性，保护以百亩为单位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就在百亩田周围普遍建筑“封”和“埒”（即是封土堆和矮墙），用作所有权的标志，并且在法律上加以保护，把移动这种标志看作“盗”的一种行为了。
秦律所反映的管理农业政策
青川秦墓木牍所载秦的田律，在叙述“封”和“埒”的建筑之后，还述及管理农业的政策：
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彊（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汤+水]（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陷败不可行，相为之□□。
木牍所记“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和《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吕氏春秋·孟春纪》：“王命布农事，命田（指田官）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月令》在孟春之月，而木牍所记在秋八月，时间不同。《月令》郑玄注：“术，《周礼》作遂，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遂，小沟也。步道曰径。”《月令》下文又讲到：“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郑玄注：“准直谓封疆径遂也。”定期修理和端正封疆阡陌，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明确疆界，防止发生侵犯所有权的事件；二是整修好田间的道路和沟渠，使便于排水和有利农作物的生长成熟。木牍的田律还讲到“及癹阡陌之大草”，要割除阡陌上的大草，是为了防止大草成长和扩展，妨碍农作物的生长成熟。
木牍所记“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和《月令》季春之月、《吕氏春秋·季春纪》“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月令》在季春之月，而木牍所记在九、十月，时间不同。定期修理沟渎陂池和堤防桥梁，目的又不外乎二个，一是防止发生水灾损害庄稼；二是整顿交通，便于耕作者来往从事生产。
云梦秦简的《田律》中，还有保护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的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奱去大加卵]、鷇，毋□□□□□□毒鱼鳖，置阱罔（網）。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
“夏月”以前的“不”字下，疑有脱字。《睡虎地秦墓竹简》把“不夏月”连读，解释“不”字“在此用法与非同”，翻译为“不到夏月”，与下文不合。下文说：“到七月而纵之”，到七月就可以解除禁令，说明上文所禁各点，正是六月以前夏季所禁，而且解释为“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等等，那么，就等于夏季就已解禁，下文就不必再说到七月解禁。同时我们以此与《月令》对比，也可以证明作“夏月”为是，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必须在夏月禁止的。现在我们把《田律》和《月令》作成对比表如下：
我们把秦的《田律》和《月令》保护山林、渔猎以及防止水灾等措施对比来看，基本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田律》把禁止捕杀初生鸟兽等保护渔猎的措施放在夏季，而《月令》放在孟春。毋敢夜草为灰，《睡虎地秦墓竹简》解释说：“夜，疑读为择，夜草为灰，意为取草烧灰，作为肥料。”这个解释有问题。《吕氏春秋·仲夏纪》高诱注，解释“毋烧灰”说：“为草木未成，不欲夭物。”是正确的。《月令》上文“令民毋刈蓝以染”，高诱注也说：“为蓝青未成也。”
春夏两季正是草木、鸟兽、鱼鳖繁殖生长之时，《月令》有种种保护的规定，是总结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结果，秦的《田律》把许多保护措施订成法律条文公布，无疑会对生产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秦的《田律》还有各县定期上报农田受害和受益面积的规定：
雨为湗（当作“澍”），又诱（秀）粟，辄以书言湗（当作“澍”）稼、诱（秀）粟及豤（垦）田*[汤去氵加田]毋（無）稼者顷数。稼已生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早（当作“旱”）及暴风雨、水潦、*[夂+虫]（螽）*[虫+虫]、群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
澍，春天的及时雨。这里规定：下了及时雨，禾稼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时雨、抽穗的顷数以及已开垦而没有种禾稼的顷数。禾稼生长以后下了雨，也要报告雨量多少和受益的顷数。旱灾、暴风雨、水涝、蝗虫、其他各种害虫等伤害禾稼的，也要报告顷数。距离近的县，文书由轻快的人步行送递，距离远的县，文书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到。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县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好坏影响，掌握农田受益和受害的面积，为年终征收地税和“上计”作好准备。
汉代规定每年八月由各县调查户口和各户所有财物，编制成户籍，称为“案比”。《续汉书·礼仪志》说：“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县、道制定户籍以后，便制定计簿，“上计”到郡、国；郡、国便于年终遣吏“上计”于中央。《续汉书·百官志》郡国条，刘昭补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也。”汉代这种“案比”和“上计”制度，都是沿袭秦代的。战国时代秦国早已有这种制度，只是由县直接“上计”于中央。秦的《田律》规定，各县必须于八月底以前书面上报农田受害和受益面积，因为这时已经秋收，已可具体了解年成的好坏，各县正在“案户比民”，编造户籍，便于集中资料向上汇报。
秦律中有些关于管理农业的政策，是依据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一般水平制定的。秦的《仓律》规定有各种粮食作物下种的数量：
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答（小豆）亩大半斗，叔（菽，大豆）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
这里规定了稻、麻、禾、麦、苔、菽等七种粮食作物每亩下种数量，该是依据当时一般的生产经验所制定的，只适合一般的情况。因此又允许灵活应用，只要有利于种植，可以用不到这样的数量；若是原有老的习惯可以依据，可以酌情议定而后播种。这样既提出了每亩下种数量标准，同时又允许灵活掌握，或者依据原有的老经验，这是符合实际应用的。我们以西汉晚年《氾胜之书》所载各种粮食作物每亩下种数量来作比较，除了豆类相近以外，其他粮食作物都要高出许多。据《氾胜之书》，稻用种每亩只四升，麦只二升，黍只三升，大豆和小豆都是五升。秦律所规定的稻、麦每亩下种量高出《氾胜之书》如此之多，反映了当时一般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还是不够高的。
同时，秦律十分重视对官家所养耕牛的饲养、繁殖和保护，定期检查耕牛的饲养，按成绩优劣予以赏罚。秦律也还允许为抵偿债务而在官府劳作的人，在播种和管理禾苗时期回家农作二十天，以保证他们在农时的劳力，以免田地荒芜。
（原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2期，1983年出版，今作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