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茶墨人生

  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代名茶计有90余种,而建州所产的北苑贡茶就有龙凤茶、京铤、石乳、的乳、白乳、龙团胜雪、白茶、贡新銙、试新銙、北苑先春等40余种。可谓集宋茶之大成,其中尤以龙凤茶最享盛名。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蔡襄出生于兴化仙游(今属福建),字君谟。蔡襄童年受到外祖父卢仁的严格教育,15岁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十名,时年19岁。天圣九年,20岁的蔡襄任漳州军事判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起用范仲淹为辅相,施行新政,蔡襄成为新政阵营中的一员。但新政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便宣告失败,主张革新的官员相继被逐出朝廷。

  蔡襄于庆历七年(1047)自知福州府事改福建路转运使之职,从此,他与北苑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茶史多了一位杰出人物,这也许是君谟自己所料不及的吧?

  蔡襄任职期间改易大团茶制作工艺,造小片龙茶,质量精绝,得到了宋仁宗的称赏,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宾出而传玩。”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该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可见龙凤团茶之珍贵。

  以文为诗,乃宋诗独特之处。蔡襄根据自己在北苑督造贡茶工作中的所见,于庆历七年初写下了《北苑十咏》。《北苑十咏》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蔡襄督造北苑贡茶时期唯一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充分展现了君谟早期的小楷书法风貌。虽然该作现存为拓本,缺少了墨迹本生动鲜活的意象,但作品笔致活泼、格调轻松,我们还可从中体会到君谟行笔之际心情畅快,毫无滞障。

  据曹宝麟先生考,君谟此作本无署款识,帖后署“至和丙申六月望日,蔡襄”。与正文书体风致全乖,乃藏家作伪。且帖首钤“贞观”、“宣和”朱文印两方,皆唐朝年号,以宋人书作钤唐人印迹,可见作伪者识见之寡陋。

  庆历八年,丁父忧,君谟解职离任。他实际在福建转运使任上仅两年时间,但这短短时间却使他以开明革新的姿态进入了中华茶史,而奠定他茶史地位的《茶录》一文终于在1052年诞生。

  蔡襄曾多次书写《茶录》,刘克庄云:“余所见《茶录》凡数本,暮年乃见绢本,岂公自喜此作,亦如右军之于《禊帖》屡书不一乎?”可惜墨迹均不存,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即为蔡襄晚年重书付刻本和其他翻刻本。君谟正定之本应为宋蝉翅拓本,此时距《茶录》完稿十三年之久,距他去世(宋英宗治平四年,即1067年)仅四年,可谓人书俱老,所以论《茶录》书艺当取“宋蝉翅拓本”,其余翻刻本可存而不论。宋蝉翅拓本为经折装,计八开半,每半开高21.8厘米,宽11.9厘米。现仅存序、上篇论茶及下篇论茶器中的“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等部分,凡82行,共774字。缺“茶罗”、“茶盏”、“茶匙”、“汤瓶”、“后序”五部分,及“方孚若家藏刘克庄观”九字题款。

  蔡襄楷书浸淫晋唐法乳,苏轼对君谟的小楷倍加推崇,称: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本末”二字正道出了君谟小楷书法之关键所在。观君谟大字楷书《谢赐御书诗表》、《颜真卿告身书跋》,清劲有余而雄壮不足。而小楷远法晋人,近取唐贤,符合宋人以晋为旨归的书学理想。欣赏是帖,结字劲实端严而不失飘逸,笔意开展清瘦而不失厚重,格调淳淡婉美,珠圆玉润,融钟、王、虞、颜为一炉,允为君谟平生得意之作也。

  如果说《北苑十咏》、《茶录》两件作品无墨迹本之生动鲜活,那么他的行书尺牍作品则可满足我们对墨迹心理和视觉上的需求。

  皇佑二年末,蔡襄三年守孝期满,服除。朝廷以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为召。翌年(约农历二月)抵杭州,逗留两个月。离杭之际,适逢冯京自荆南通判御任还朝,途经杭州。他给冯京留下书信《思咏帖》。

  《思咏帖》为纸本,纵29.7厘米,横39.7厘米,凡10行,共107字,草书间偶杂行体,行笔轻灵洒脱,墨色温润,字字独立而笔意相连,偶有牵丝更觉流畅,如山涧细泉。此帖谋篇甚有意味,前八行为一组,余下两行另起一组,缩小字迹,更为疏朗。通篇言茶事而不落“茶”、“茗”只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见君谟的文笔风流。

  君谟离开杭州后途经临平、崇德、嘉兴,到达无锡已是四月底。号称天下第二大泉的惠山泉就在无锡,君谟当然不会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品茗后以诗写下《即惠山泉煮茶》,收在《自书诗帖》中。

  皇佑年间,蔡襄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生中的高峰,在三件重要的茶帖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茶录》外,还有以下两件:

  《自书诗帖》,为素笺本,乌丝栏,纵28.2厘米、横221.1厘米,凡73行,共884字。开篇为行楷,一丝不苟,不离鲁公行法,至后三首渐为行草,最后一首书《即惠山泉煮茶》,结字开张略呈右倾,字字独立而映带左右,笔势飞动飘逸,点画婉转精美,清健圆润。该作为君谟平生少有之长卷,亦中年之佳作也。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纸本,行书,纵23厘米,横29.2厘米,凡9行,共68字。约写于皇佑四年(1052)六月的《精茶帖》在布局上与《思咏帖》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件尺牍结体宽博端严,笔势沉稳厚重,已熟练地把王羲之和颜真卿书风融为一炉,充满妍丽温雅的气息,充分展示了书家对王、颜两家书风的深刻理解。

  蔡襄创小龙凤团茶,著《茶录》,以开明创新的积极姿态进入中国茶史,推动了宋代茶业的发展。但他在书史上的遭遇则颇为尴尬。宋代以尚意书风著称于世,论宋代书史必言苏、黄、米、蔡,蔡襄虽位列宋四家,但仿佛是摆设而已,因为这个“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历史上颇有争议。

  欧阳修与蔡君谟论书云:

  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

  面对这种书法环境,蔡君谟力主书学晋唐,行、楷书齐头并进,以儒雅洒脱的晋唐风度、扎实完美的艺术手法成为宋初唯一的大师,为尚意书风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在这个书法群体中蔡襄标格独出,被欧阳修称为“独步当世”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一个人在相同的历史时空,面对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所呈现出的保守与维新的姿态,致使后人对他的评价不一。

  后世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毁誉参半。黄庭坚以为:“君谟书如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豫章先生遗文》卷十)米芾评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唯独东坡的态度与黄、米完全相反,将蔡襄推至与二王并行的地位:

  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设使欧、虞、褚、薛复生,仅可与之比肩,未可轻议也!(董史《皇宋书录》卷中)

  怪不得黄山谷曾发出质疑:“蔡君谟行书,世多毁之者。子瞻尝推宗之——此亦不传之秘也!”(《豫章先生遗文》卷二十九)其实,君谟并非不悟创新之要,他尝言:“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乌足道哉!”等自己明白书法需独辟蹊径时,他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

  无论毁誉,蔡襄作为茶学史和书法史上的一代大师,是无可争议的,其茶论书迹的艺术价值将历久弥新。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9期19版“后海”文章之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柯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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