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茶墨人生
一
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代名茶计有90余种，而建州所产的北苑贡茶就有龙凤茶、京铤、石乳、的乳、白乳、龙团胜雪、白茶、贡新銙、试新銙、北苑先春等40余种。可谓集宋茶之大成，其中尤以龙凤茶最享盛名。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蔡襄出生于兴化仙游（今属福建），字君谟。蔡襄童年受到外祖父卢仁的严格教育，15岁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十名，时年19岁。天圣九年，20岁的蔡襄任漳州军事判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起用范仲淹为辅相，施行新政，蔡襄成为新政阵营中的一员。但新政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便宣告失败，主张革新的官员相继被逐出朝廷。
蔡襄于庆历七年（1047）自知福州府事改福建路转运使之职，从此，他与北苑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茶史多了一位杰出人物，这也许是君谟自己所料不及的吧？
蔡襄任职期间改易大团茶制作工艺，造小片龙茶，质量精绝，得到了宋仁宗的称赏，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宾出而传玩。”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该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可见龙凤团茶之珍贵。
二
以文为诗，乃宋诗独特之处。蔡襄根据自己在北苑督造贡茶工作中的所见，于庆历七年初写下了《北苑十咏》。《北苑十咏》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蔡襄督造北苑贡茶时期唯一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充分展现了君谟早期的小楷书法风貌。虽然该作现存为拓本，缺少了墨迹本生动鲜活的意象，但作品笔致活泼、格调轻松，我们还可从中体会到君谟行笔之际心情畅快，毫无滞障。
据曹宝麟先生考，君谟此作本无署款识，帖后署“至和丙申六月望日，蔡襄”。与正文书体风致全乖，乃藏家作伪。且帖首钤“贞观”、“宣和”朱文印两方，皆唐朝年号，以宋人书作钤唐人印迹，可见作伪者识见之寡陋。
庆历八年，丁父忧，君谟解职离任。他实际在福建转运使任上仅两年时间，但这短短时间却使他以开明革新的姿态进入了中华茶史，而奠定他茶史地位的《茶录》一文终于在1052年诞生。
蔡襄曾多次书写《茶录》，刘克庄云：“余所见《茶录》凡数本，暮年乃见绢本，岂公自喜此作，亦如右军之于《禊帖》屡书不一乎？”可惜墨迹均不存，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即为蔡襄晚年重书付刻本和其他翻刻本。君谟正定之本应为宋蝉翅拓本，此时距《茶录》完稿十三年之久，距他去世（宋英宗治平四年，即1067年）仅四年，可谓人书俱老，所以论《茶录》书艺当取“宋蝉翅拓本”，其余翻刻本可存而不论。宋蝉翅拓本为经折装，计八开半，每半开高21.8厘米，宽11.9厘米。现仅存序、上篇论茶及下篇论茶器中的“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等部分，凡82行，共774字。缺“茶罗”、“茶盏”、“茶匙”、“汤瓶”、“后序”五部分，及“方孚若家藏刘克庄观”九字题款。
蔡襄楷书浸淫晋唐法乳，苏轼对君谟的小楷倍加推崇，称：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本末”二字正道出了君谟小楷书法之关键所在。观君谟大字楷书《谢赐御书诗表》、《颜真卿告身书跋》，清劲有余而雄壮不足。而小楷远法晋人，近取唐贤，符合宋人以晋为旨归的书学理想。欣赏是帖，结字劲实端严而不失飘逸，笔意开展清瘦而不失厚重，格调淳淡婉美，珠圆玉润，融钟、王、虞、颜为一炉，允为君谟平生得意之作也。
如果说《北苑十咏》、《茶录》两件作品无墨迹本之生动鲜活，那么他的行书尺牍作品则可满足我们对墨迹心理和视觉上的需求。
三
皇佑二年末，蔡襄三年守孝期满，服除。朝廷以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为召。翌年（约农历二月）抵杭州，逗留两个月。离杭之际，适逢冯京自荆南通判御任还朝，途经杭州。他给冯京留下书信《思咏帖》。
《思咏帖》为纸本，纵29.7厘米，横39.7厘米，凡10行，共107字，草书间偶杂行体，行笔轻灵洒脱，墨色温润，字字独立而笔意相连，偶有牵丝更觉流畅，如山涧细泉。此帖谋篇甚有意味，前八行为一组，余下两行另起一组，缩小字迹，更为疏朗。通篇言茶事而不落“茶”、“茗”只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见君谟的文笔风流。
君谟离开杭州后途经临平、崇德、嘉兴，到达无锡已是四月底。号称天下第二大泉的惠山泉就在无锡，君谟当然不会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品茗后以诗写下《即惠山泉煮茶》，收在《自书诗帖》中。
皇佑年间，蔡襄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生中的高峰，在三件重要的茶帖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茶录》外，还有以下两件：
《自书诗帖》，为素笺本，乌丝栏，纵28.2厘米、横221.1厘米，凡73行，共884字。开篇为行楷，一丝不苟，不离鲁公行法，至后三首渐为行草，最后一首书《即惠山泉煮茶》，结字开张略呈右倾，字字独立而映带左右，笔势飞动飘逸，点画婉转精美，清健圆润。该作为君谟平生少有之长卷，亦中年之佳作也。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纸本，行书，纵23厘米，横29.2厘米，凡9行，共68字。约写于皇佑四年（1052）六月的《精茶帖》在布局上与《思咏帖》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件尺牍结体宽博端严，笔势沉稳厚重，已熟练地把王羲之和颜真卿书风融为一炉，充满妍丽温雅的气息，充分展示了书家对王、颜两家书风的深刻理解。
四
蔡襄创小龙凤团茶，著《茶录》，以开明创新的积极姿态进入中国茶史，推动了宋代茶业的发展。但他在书史上的遭遇则颇为尴尬。宋代以尚意书风著称于世，论宋代书史必言苏、黄、米、蔡，蔡襄虽位列宋四家，但仿佛是摆设而已，因为这个“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历史上颇有争议。
欧阳修与蔡君谟论书云：
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
面对这种书法环境，蔡君谟力主书学晋唐，行、楷书齐头并进，以儒雅洒脱的晋唐风度、扎实完美的艺术手法成为宋初唯一的大师，为尚意书风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在这个书法群体中蔡襄标格独出，被欧阳修称为“独步当世”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一个人在相同的历史时空，面对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所呈现出的保守与维新的姿态，致使后人对他的评价不一。
后世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毁誉参半。黄庭坚以为：“君谟书如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豫章先生遗文》卷十）米芾评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唯独东坡的态度与黄、米完全相反，将蔡襄推至与二王并行的地位：
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设使欧、虞、褚、薛复生，仅可与之比肩，未可轻议也！（董史《皇宋书录》卷中）
怪不得黄山谷曾发出质疑：“蔡君谟行书，世多毁之者。子瞻尝推宗之——此亦不传之秘也！”（《豫章先生遗文》卷二十九）其实，君谟并非不悟创新之要，他尝言：“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乌足道哉！”等自己明白书法需独辟蹊径时，他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
无论毁誉，蔡襄作为茶学史和书法史上的一代大师，是无可争议的，其茶论书迹的艺术价值将历久弥新。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9期19版“后海”文章之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柯少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