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

  【内容摘要】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为陕西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汉书·沟洫志》载郑白渠歌云:“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二千年来,人们一直相信,郑白渠是汉唐统一皇朝首都的衣食之源。班固援引民歌入史,作为信而有征的事实,并不十分确切;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二百万石,要依赖关东和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关中水利田面积减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设占地的增加等)、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世纪至6世纪(汉武帝以后至北周),9世纪—11世纪(唐德宗贞元至北宋前期),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所以,民歌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关键词】郑白渠、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

  【作者简介】王培华(1962年- ),山东文登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研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8JJD770100。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1]刘敬说关中是 “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书、地理书、农书、类书、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2],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3] 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4] 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一、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5]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6]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7] 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8]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9]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10] 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11]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12] 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13]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14]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15]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16]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17]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8]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19]。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20]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二、长安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21]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22]唐长安人口约70万[23],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24]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25]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26],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27],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28]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29]。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30]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31]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32]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33]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 [34]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35]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36]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37] 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38]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39]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  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40] 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41]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 “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一万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 [42]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43]

  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44]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等社会因素[45]。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46]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47]

三、关中水利田和劳动人口投入的不足

  关中郑白渠下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首先,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到北朝和隋唐时,一千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四种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48]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八九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49]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四百至六百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50]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51]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52]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戸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毎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賦,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53]自至徳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二百十五家,[54] 则大历时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万四千八百六十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55] 十来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 [56]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57]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58]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59]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60](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61](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62]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63]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64]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65]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66]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67]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68]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69] 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70] 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71]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72]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73]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74]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其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以古准今,损益可知。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盛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较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诚能复两渠之饶,究浮食之弊,恤农夫,诱其归,趣抚战士,励其勋伐,酌晁错之策,择险要之地,缮完城垒,用我所长,渐开屯田,更蓄财力,将冀收复河陇,岂唯自守而已哉!” [75]杜佑从农业劳动人数和水利角度,来评论秦汉关中的富裕和唐中期关中的衰败。秦汉,关中农业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农田灌面积近五万顷;而唐朝,关中农业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积不足万顷。如能恢复关中农业发展,就仍可建都关中。但杜佑也意识到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稍后,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代农、工、贾都是生产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费者;唐代从事生产的仍是农、工、贾,消费者则包括士、僧、道,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产者少消耗者众是财富贫乏、人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韩愈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的普遍忧虑。

  开元、天宝时,当时天下赋税收入尚能满足长安所需的580万石粮食。天宝中,度支岁计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一千万石入两京库、京仓,充尚食、京官粮料,五百万留当为外官禄米,一千万石供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76]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77]二百余万石供京师,比开元天宝时减少一千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年)不给京官禄米。[78] “自大历(766年)以来,关中匱竭,时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79]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80]昭宗乾宁初,有官员建议“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81]遭到朱朴的反对而作罢。

  长安太仓所需的580万石粮食中,关中能生产多少粮食?关中能交纳多少粮食?史书关于郑国渠的灌溉效益的记载,是有问题。[82]唐大历初,郑白渠灌溉6200余顷,以亩产4石计,则仅收248万余石;旱田3000余顷,以亩产1—2石计,约收30—60余万石。水旱田合计约收获300余万石。唐前期课户课口交纳租米,建中以后按丁产户等交纳两税。关中农户能交入京仓的税粮,大约最多二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后裴耀卿为转运使,三年运700万石。二十五年,年成丰收,朝廷在关中收购数百万石余粮,下诏停止当年关东漕粮运输。[83]天宝中每年漕运二百五十万石,而德宗时“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84]。”要之,关中每年大约能提供二百多万石,需要漕运关东二三百万或四百万石,才能满足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需要。而这个数量正是汉武帝以后、唐德宗贞元以后,一般年份的漕运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郑白渠并没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四、自然变化的因素

  以上分析了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东南漕运亦占半数以上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与自然因素有无关系?朱士光先生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与气象台的统计,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关中水旱有增多趋势,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85]春秋、战国、秦与西汉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2℃,平均降水量多于现在。西汉后期至北朝(前121—581年),关中气候寒冷干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纪,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1℃左右,年降水量高于现代。唐代后期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至北宋(即贞元年间之后的9世纪—11世纪),气候凉干。[86]

  可以看出,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即西汉前期和唐前中期,关中比较温暖湿润。这些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关中。汉武帝以后,及唐德宗贞元以后,关中气候以冷干为特征。长安的粮食供应,则主要来自东南漕运。这个变化,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因素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是造成关中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依赖东南漕运的自然条件因素。温度的降低,降水的减少,主要通过影响作物的生长期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人类社会。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则比较难于确定。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作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来证明郑白渠是京师衣食之源,并不十分确切。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二百万石左右,要依赖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而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关中水利田面积减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设占地的增加等)、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世纪至6世纪(汉武帝以后至北周),9世纪—11世纪(唐德宗贞元至北宋前期),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所以,民歌所说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注释:

[1] 王双怀: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新华文摘2008年22期转载。

[2] 王永太:《西汉建都关中与粮食供应》,《浙江学刊》1986年6期;余蔚《浅谈唐中叶关中地区粮食供需状况——兼论关中衰弱之原因》,《中国农史》1999年1期;赵建勇:《唐关中农业与长安城粮食供应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樊志民教授。

[3] 王朝中:《唐代安史乱后漕粮运量骤降原因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3期;王朝中:《唐朝漕粮定量分析一兼论粮食问题同唐中央政权盛衰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王永太:《隋唐都城的粮食供应》,《浙江学刊》1987年5期;徐宏件《论唐都长安的粮食供应》,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指导教师王双怀教授。

[4] 蓝勇:《从天地生综合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学术研究》1995年6期。

[5] 《史记》卷30《平准书》。

[6] 《史记》卷29《河渠书》。

[7] 《汉书》卷24上《食货志》。

[8] 《史记》卷30《平准书》。

[9] 《史记》卷30《平准书》。

[10]  王朝中:《唐代安史乱后漕粮运量骤降原因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3期。

[11] 《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漕运》。

[12]  《资治通鉴》卷233,唐纪四十八,德宗七,贞元二年四月。

[13] 《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

[14] 《文苑英华》卷501《策问二十五》,白居易《议罢漕运之可否》。

[15] 《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6] 《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7] 《全唐文》卷63,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

[18]  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9] 《全唐文》卷763,沈珣《授杜琮淮南节度使制》。

[20] 《文苑英华》卷788《铭三·汴河铭》。

[21]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22] 《晋书》卷56《江统传》,5册,1533页。

[23] 王社教:《论唐都长安的人口数量》,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88-116页。

[24]  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102-119页,人民出版社201年出版。

[25] 《通典》卷36《职官典一·秩品一》周官条和后汉官秩差次条;卷四十《职官二十二·秩品五》,1106页。

[26] 《通典》卷36《职官十八·秩品一》:986页;《通典》卷十九《职官典一·官数》。

[27] 《通典》卷四十五《职官二十二·秩品五》:1106页;《通典》卷十九《职官典一·官数》

[28]  《通典》卷三十六《职官十八·秩品一》:996页。

[29]《通典》卷四十五《职官二十二·秩品五》:1106页;《通典》卷十九《职官典一·官数》:

[30] 《通典》卷19《职官典一·禄秩》。491页。

[31] 《新唐书》卷55。

[32]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81、189页。

[33] 《通典》卷35《职官典十七·禄秩》。972页。

[34] 《通典》卷40《职官典二十二·秩品五》1106页。

[35]  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118-119页,人民出版社201年出版。

[36]  《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大唐》。111页。

[37] 《旧唐书》卷149《沈传师传》附载《沈既济传》,4037页。

[38] 《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漕运》引。

[39] 《通典》卷17《选举五》,414页。

[40] 《通典》卷17《选举五》,415页。

[41] 《通典》卷17《选举五》。

[42] 《通典》卷18《选举六》。

[43] 《通典》卷18《选举六》。455页。

[44]  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116-119页,人民出版社201年出版。

[45] 《通典》卷174《州郡典四》。

[46] 《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

[47]  此处的估算是否保守?《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载其《徙戎论》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如发生水旱,顷关中之谷来救济,亦无济于事。不如徙戎,使其自相瞻养,“秦地之人得其半谷”。半谷,指每人每年需九石,则关中汉人五十万,约需450万石。如果按年需十八石计,则需900万石。但是京师人口最多占关中人口半数,则一年仍需450万。则唐长安城中依赖国家供给的32万人口年需580万,是比较适中的估算。

[48]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49]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50] 《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三·漕运》引。

[51] 《通典》卷19《职官典一·封爵》。

[52] 《新唐书》卷116《韦嗣立传》。

[53] 《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

[54] 《通典》卷19《职官典一·封爵》;

[55] 《通典》卷31《职官典十三·历代王侯封爵》,869页。

[56] 《新唐书》卷116《韦嗣立传》。

[57] 《通典》卷31《职官典十三·历代王侯封爵》,871页。

[58] 《隋书》卷40《王谊传》。

[59] 《隋书》卷24《食货志》。

[60]  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1年出版,233页。

[61]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62]  王双怀:《唐代水利建设的成就》,载《历史地理论稿》,10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63]  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91-95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64]  《元和郡县志》卷1。

[65] 《通典》卷2《食货典二·水利田》。

[66] 《刘禹锡集》卷28《高陵令刘君遗爱碑》。

[67]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68] 《新唐书》卷123《李峤传》。

[69]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70] 《通典》卷18《选举六》,441页。

[71] 《通典》卷5《食货典五·赋税中》。

[72]  王双怀:《武则天与“神都”洛阳》,载《历史地理论稿》22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73] 《新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

[74]  《通典》卷10《食货典·选举六》,441页。

[75]  《通典》卷174《州郡典四》。

[76]  《通典》卷6《食货典六· 赋税下·大唐》,111页。

[77]  《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111页注。

[78]  《通典》卷35《职官典十七·禄秩》,962页。

[79] 《通典》卷35《职官典十七·禄秩》,972页。

[80] 《唐会要》卷91《内外官俸料钱上》。

[81]  《新唐书》卷183 《朱朴传》。

[82]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125页,水利水电出版社1985年印刷。

[83]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3《赋税·制度》。

[84]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

[85] 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综合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出版,36页。

[86] 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综合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出版,15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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