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出自鼓国考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平山中山王墓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学术界对中山的起源和族属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探讨和争论,至今无法定论。从发表的数十篇相关论文来分析,大体有三种观点:1.中山是白狄所建的鲜虞国的继续[1]; 2.中山系周王室所封,为姬姓,与鲜虞子姓国无关[2];3.中山为白狄别种,是一个很早就依附于晋的古老国家,与鲜虞无承继关系[3]。

  第一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战国中山之地虽覆盖原鲜虞国土,但是在中山之名出现在 《左传》之后,鲜虞之名不但没有在《左传》中消失,反而频现《左传》之中,而且其在战争中所持立场与中山完全不同,两者显然分属不同的国家;第二种观点,以出土的“中山侯钺”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惟作兹军(斧),以敬(警)厥众”为依据,提出“中山是周天子所建之邦,已明见于钺铭,无法别作他解”。但是该观点明显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周朝早期,周天子分封同姓亲属领地建国是对的,但是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周天子自保不暇,哪里还会有土地分封其子弟呢?事实上,“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家都是通过武力兼并战争造成既定事实后,周天子才不得不承认其为诸侯的;第三种观点,以《吕氏春秋·简选篇》 :“中山亡邢,狄人灭卫”以及《战国策·秦五》姚贾所言:“文公用中山盜,而勝于城濮”为依据,认为中山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已经产生,并且一直依附于晋。笔者认为,该依据也不足为凭。其一,《左传·闵公元年》已明载“狄人亡邢”,《闵公二年》又载“狄人伐卫”,并未称该狄为中山,而《吕氏春秋》却把“狄人亡邢”说成“中山亡邢”,显然是用战国时人们所熟悉的中山来代替春秋时期的狄。这只能说明亡邢之狄与后来的中山可能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却不能说亡邢之狄在当时就已号称中山了。我们知道《战国策》与《吕氏春秋》都产生于战国晚期,同理,即使“中山盗”是指晋文公时狄族的某个人物,也不能由此就说中山在此时就已建国;其二,如果说中山建国如此之早,且一直依附于晋,那么怎么会出现我们下面即将谈到的“中山不服”的情况呢?

  为了搞清楚中山的起源(本文暂不论及其族属),我们不妨先从最早出现中山的史籍谈起。

一、《左传》、《国语》等史籍中有关中山史实的记载

  《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传】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这是中山之名首次出现于史籍。这里的“中山不服”一语,表明此时中山虽然依附于晋国,但可能因为依附时间还不够长,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固,随时都有叛晋的可能;“无损于楚,而失中山”则进一步表明中山依附于晋国,晋国很害怕因伐楚失败导致中山从自己手中丢失。

  那么中山到底从何而来呢?让我们再追溯一下距此二十多年前的史书记载。

  《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

  【经】晋伐鲜虞。

  【传】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
  这是鲜虞之名首次出现于《左传》之中,也是“肥”首次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史籍中出现。晋荀吴假托要去与齐军相会,向鲜虞借路,于是就进入昔阳(从后来袭鼓事件来看,昔阳当为鼓国都城,此次入昔阳明显是以和平方式进入的,时间大约是当年六月或六月之后。至于荀吴与鼓有什么交易则不得而知)。到了秋八月壬午,荀吴率军灭掉了肥国,带着肥国国君绵皋返回。大概是鲜虞发觉受骗了,以武力阻拦,于是晋军又随即讨伐了鲜虞。晋国这次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灭掉肥国。

  《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

  【传】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

  灭肥的第二年,晋荀吴趁鲜虞人放松军事戒备,率领上军自著雍大规模入侵鲜虞,攻到鲜虞的中人,驱动冲车与鲜虞人战斗,大获全胜而归。这次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是消灭鲜虞的有生力量,掠取鲜虞的军事物资。

  《左传·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

   【经】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传】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这是灭肥后的第四年,晋军直接对鼓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一次详细记载。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晋国荀吴对鼓的征服,采取的是和灭肥截然不同的做法,对其不仅是武力上的征服,更是文化上的征服,心理上的征服。晋国连年对鲜虞部用兵,一是在于拓边,二是为了降服某些狄族为己所用,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

  《左传》在此年记载的只是围鼓的事件,然而却和《春秋经》一样,开头即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这表明鼓与鲜虞系同种同族,是以鲜虞为首的具有依附关系的军事同盟,因此从广义上说伐鼓也就等于讨伐鲜虞。当然《左传》作者在详述具体事件时作了区分。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

  【传】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

  在征服鼓之后的五年间,鼓国依附于晋相安无事,然而到了第六年年末,鼓开始背叛晋国,所以晋国准备对鲜虞部进行讨伐。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

  【传】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 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

  《左传》用倒叙手法,讲述了在六年前,晋克鼓并将鼓君鸢鞮带回晋国,向宗庙献捷后,又将鼓君鸢鞮放回国,然而去年鼓君又叛晋归鲜虞的经过。 这年六月,荀吴巡行东阳地区(东阳显然毗邻鼓国,很可能就是原肥国之地),派军队化装成籴米的商队背着皮甲在昔阳城外假装休息,乘机将鼓国袭灭,押着鼓君鸢鞮回国,派涉佗戍守鼓国。鼓国自此在《左传》中再也没有出现,看似就像肥国的结局一样。
 
  然而,我们从《国语·晋语九》却可以看到另一则记载,现摘录如下:

  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不受,军吏曰:“可无劳师而得城,子何不为?”穆子曰:“非事君之礼也。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许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赏大奸也。奸而盈禄,善将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来盈愿,晋岂其无?是我以鼓教吾边鄙贰也。夫事君者,量力而进,不能则退,不以安贾贰。”令军吏呼城,儆将攻之,未傅而鼓降。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尔心事君,吾定而禄爵。”对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献,言于公,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釐相之。

  这则记载之中的“中行穆子”、“中行伯”即《左传》中的荀吴,“鼓子苑支”亦即《左传》中的 “鼓君鸢鞮”(我们以《左传》为准)。从两种史籍对这同一事件记载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编年史《左传》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了第一次是围鼓克之,带走鼓君后又放回原国;第二次是六年后,鼓君叛晋归鲜虞,晋将鼓灭之并又将鼓君带回晋国,原鼓国派涉佗守之。而国别史《国语》则只记述了围鼓克之的经过,对晋带回鼓君既献后又放回原国以及鼓又叛晋归鲜虞,晋再灭之的事却没有记载。而且《国语》又比《左传》多记载了 “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的鼓国忠臣夙沙釐的事迹。由于两种史书的体例不同,所以记述事件的侧重面也不同,但两者记述的史实其实并不矛盾,应当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反映事件的完整面貌。《国语》的这则记载,从“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以下部分,实际上应当是鼓国被晋第二次袭灭,原鼓国之地由涉佗守之(即穆子对夙沙釐所说的:“鼓有君矣”)后所发生的事。因为《左传》所记述的晋第一次围鼓克之,带回鼓君既献后旋即又将鼓君鸢鞮放回原国,并没有“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釐相之”。因此,可以说,鼓国第二次被晋袭灭后,晋仍然对鼓君鸢鞮采取拉拢收买政策,不但没有杀他,反而赐给其河阴的土地,仍让他在河阴之地作国君,并让夙沙釐担任他的相国。当然,除了鼓国之民迁往河阴外,原鼓国之地皆由晋国涉佗控制,为防止鸢鞮再次“叛晋归鲜虞”,晋国也不可能再将毗邻鲜虞的原鼓国之地归还与他了。

  问题是,自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釐相之”之后,史书中就再也没有关于鼓君鸢鞮在河阴之地立国后的活动记载。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个“河阴之国”会不会与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出现的“中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二、对“中山出自于鼓”的论证

  笔者通过以上论述,结合其他史料记载综合分析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从地望上还是从与晋国的关系上看,这个“河阴之国”和新出现的“中山”都存在着不谋而合;而中山在此后的发展历史更进一步证明这个“河阴之国”其实就是定公四年出现的“中山”。试阐述如下:

  首先,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河阴之国”成立在前,“中山”之名出现在后,两者相距仅十二年,完全存在该“河阴之国”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506年之间以“中山”命名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其二,从两者的地望来看,按照古人的地理知识,所谓“河阴”是指黄河以南地区。也就是说“河阴之国”是在黄河以南的某个地方。

  而此时中山居于何处呢?

  据《左传·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记载:“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从《左传》的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既然戚邑向中山求援,那么说明此时中山所处的方位必定与“戚(今河南濮阳北)”不远。因为救兵如救火,如果施救方中山据戚太远,救援之说将会失去意义。现在绝大部分学者均考证中山的早期国都“顾”(一说“鼓”)在今河北省晋县西[4],笔者认为此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河北晋县距河南濮阳直线距离就达550里,以当时的交通地理条件长途跋涉往返两地实施救援是根本不可能的。《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这里的“顾”,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距戚邑不足百里。何直刚先生根据先人的记载,结合当地有关中山的遗迹和传说,对此问题已有专门的考证[5],所言极是,在此不再赘述。另外,《战国策·中山策》有“司马子期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的记载,很多学者认为,楚距中山千余里,中间有数国相隔,楚伐中山似乎是不可能的事[6]。但是他们恰恰忽视了早期的中山曾居于顾,而顾距楚并不算太遥远的事实。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左传·定公四年》 “无损于楚,而失中山”的记载,就不难理解,晋国为什么害怕伐楚失败而导致丢失中山了。

  根据历史地理的知识,春秋末期中山国的都城“顾”,恰在黄河以南,与鼓君鸢鞮 “河阴之国”的地望正合。

  其三,从两者与晋国的关系上看,如前所述,鼓国初被晋国征服,曾作为依附于晋的属国达5年之久,后来又叛晋归鲜虞,被晋国袭灭后又被晋安置在“河阴之地”重新立国。此时虽然仍依附于晋,但亡国之恨不可能在十几年中完全消失;反观《左传》对“中山不服”的记载,此时的中山同样具有依附于晋但是因为依附的时间还不够长,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固,随时都有叛晋可能之情形。笔者认为,这绝不是历史事件的偶然,而恰恰是中山即“河阴之国”的有力证明。

  其四,从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中山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山是自南向北扩张并最终完全领有鲜虞之地,曾经雄踞一方的鲜虞悄无声息地消失于历史的舞台,没有泛起一点波澜。是谁有如此大的军事力量造就了这种历史结局?是中山?还是赵国抑或是赵国与中山的联合?史书没有任何记载;依鲜虞国势之强盛,作为一个不久前还在依附于晋的小国,中山自身并没有将鲜虞吞并的军事力量;以赵国对土地的贪婪,也不可能坐视中山独享鲜虞的土地,更不可能独自或帮助中山消灭鲜虞而不占有其土地。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原鲜虞之地的的确确完全被中山占有了。笔者认为,这一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结局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即,正是由于中山与鲜虞源于本来就有的难以割舍的同种同族关系,双方达成默契,以此时尚无树敌的“中山”为号,在相隔几十年之后又重新融合到了一起。

  这种历史结局的形成也反证出中山来自于鼓的结论。

注释:

[1]此观点以李学勤 李零《中山三器与中山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为代表。

[2]此观点见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辩证》、《再论平山中山国墓若干问题》两文

[3]此观点见天平 王晋《狄灭邢、卫实为中山灭邢、灭卫考辩》 、《“中山盗”解疑》 等文

[4]见天平《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一文

[5]见何直刚《中山史杂考》 、《中山非鲜虞辩》等文

[6]见 何 浩《司马子期的国别与“楚伐中山”的真伪–兼与天平、王晋同志商榷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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