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神和嫘神及马头娘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二章第四节

第二章 中国农业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第四节 蚕神和嫘神及马头娘

  采桑饲蚕是新石器晚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组成之一,所以蚕神也已产生于那个时期。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初期,继承下来,便反映到甲骨卜辞中。据胡厚宣的研究,甲骨文中祭祀蚕神的卜辞约有四条。现以祖庚甲时蚕神与上甲微并祭的一条卜辞为例述下:

  “贞元示(音qí)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1]

  这条卜辞的意思是说祭祀元示上甲要宰牛一头,祭祀蚕示用牛三头。想见祭礼之隆重。“示”指神祇。故蚕示也即蚕神。“示”的神祇义源自巨石崇拜,这里不去说它。

  有史以后,有关蚕神的文献记载,不如神农、后稷那样较少分歧,而长期多元并存,蚕神被称为先蚕、嫘祖、菀窳夫人、寓氏公主、马头娘、蚕母、三姑等,多轨并行,令人无所适从,是很值得注意研究的现象。

  上举的卜辞只称蚕神为“蚕示”,说明殷商时期还没有嫘祖等各种不同的称谓。

  蚕神的拟人化之一是嫘神,最初见诸于《山海经·海内经》,作“雷祖”:“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2]嫘祖之“嫘”,没有固定的写法,早期作“雷祖”。首先提到嫘神的是《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大戴礼记》也作“嫘祖”。查《说文》没有收“嫘”字,只有“儡”和“儽”字,不知道早期简牍本的《史记》和《礼记》是否不作“嫘”,而作“雷”或“儽”,后世传刻中改用统一的嫘?雷、儽、傫、嫘虽可通用,从造字先后和《说文》收字来看,甲骨文只有靁(雷),没有“累”,更没有“傫”和“嫘”,以“雷”为最早,儽(傫)次之,嫘最后。嫘出现后,雷祖、傫祖、儽祖虽然仍旧使用,最后是嫘祖取得统一书面语的地位。

  尽管《山海经》和《史记》已提到嫘祖,但这个嫘祖与蚕神并无关系。秦汉宫庭祭祀的蚕神,称“先蚕”,这是蚕示(祈)的同义词。如《后汉书·礼仪志》云:“祠先蚕,礼以少牢。”《周礼·天官·内宰》:“中春,诏后帅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祀。”《礼记·祭统》更有详细的天子和诸侯负责亲耕,王后和夫人负责亲蚕的记述(文长从略),反映这时期的祭祀蚕神,未有专门的称呼,并与嫘祖无关。

  《山海经》和《史记》中的嫘祖,身份都是黄帝妻子(元妃、正妃),与蚕神没有关系。反之,在唐朝林宝撰的《元和姓氏纂》中则把嫘祖奉为行神:“西陵氏女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唐朝王瓘的《轩辕本纪》则说:“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祖神之“祖”可训“道”义,故道路之祖神和行路之祖神相同)。宋·丁度《集韵》重复引用《元和姓氏纂》的文字,不俱引。沿这一条线索看,嫘祖也同蚕神没有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顺天地之时,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驯)化鸟兽虫蛾…”这是把种植百谷和驯化虫蛾都记在黄帝名下。如果虫蛾包括蚕蛾在内,则养蚕是黄帝发明的了。清·马驌《绎史》引《黄帝内经》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纴之功。”这里的蚕神显然和西陵氏之女的嫘祖也无有关系,即蚕神和嫘祖尚未合为一人。

  尽管秦汉时已有嫘祖,但秦汉宫庭祭祀的蚕神,称“先蚕”。东汉时又出现另两个蚕神的记载。《后汉书·仪礼志》:“…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刘昭注:“《汉旧仪》曰:‘……今蚕神曰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后世《晋书·礼记·上》,宋·秦观《蚕书》等都有类似的祭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的记载,不俱引。菀窳和寓氏都是蚕神,为什么却分为二神?可能夫人是已婚的,代表大蚕做茧成蛾;公主是未婚的,代表前期幼蚕的生长,故分二神祭祀。“菀窳”二字费解,从字义看,“菀”通“苑”,“苑”有宫室义,“窳”指低洼处,有下湿义。蚕室的温度宜凉爽,湿度宜偏湿,桑叶才不会很快干燥。室内如偏燥,桑叶失水太快,不利于蚕儿进食且浪费。保湿尤其以蚁蚕期为重要,大蚕因排泄的蚕矢量增加,本身已较多湿气,故不必特意保湿。所谓菀窳夫人,当指在卑湿的蚕室中养蚕的夫人。“寓”有寄居之意,寓氏当指寄寓于蚕室的公主。原始社会的氏族长要带头领导播种和养蚕,世代相传,成了祭祀的神。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是宫庭王室后妃负责养蚕者的蚕神化,它们不是来自民间。

  把先蚕与嫘祖联系起来,约在北周,见诸《隋书》:“北周制,以一太宰亲祭,进尊先蚕西陵氏。”以后是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宋·罗泌《路史·后纪五》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皮肤冻裂)之患,后世祀为先蚕。”元·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中也有类似记载[3],不俱引。这是把黄帝元妃、嫘祖、蚕神合为一人(神)的经过,故事就这样日趋完整了。

  祭祀蚕神和嫘祖混同不分以后,嫘祖仍未完全取代蚕神和菀窳夫人、寓氏公主。民间还有一个马头娘的传说,绕过嫘祖、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把蚕神的接力棒接了过去,成为与嫘祖、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多神并存的蚕神。而且这个马头娘的传说在民间的影响最为广阔和深远。到了元·王祯《农书》中,王桢汇总魏、晋、北齐、后周至隋朝的历代先蚕坛的不同规格,并绘图名“先蚕坛”表示,坛中央竖立先蚕灵位,皇后率领群妃拜祭(图2-4)。另外,又汇聚皇室和民间的各种蚕神,总名蚕神,绘成“蚕神图”,蚕神图的上方中央为天驷星,所谓“有星天驷,象合乎龙;唯蚕辰生,精气相通;孕卵而出,寓食桑中,取育于室,茧丝内充。”天驷星下坐着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嫘祖的左下位坐着马头娘(女身而头背后有马头)及蚕母;嫘祖的右下位坐着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以及大姑、三姑(图2-5)。[4]王桢让上层和下层文化的蚕神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地坐在一起,不是他个人的主见,实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是一种很饶兴味的文化现象。

  以下转到民间的蚕神故事。民间传说中的蚕神不是嫘祖,而是马头娘。最初见诸于晋·干宝的《搜神记》: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处,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蹴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蹙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命树曰桑。…今世所养是也。[5]

  《搜神记》所提“旧说太古之时”很重要,表明不是有史以后的事。只不过是晋时已很流行的故事。作者干宝从小随父亲迁往浙江海宁,他曾做过山阴(今绍兴)县令,《搜神记》序说他“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说明他这个故事是在江浙一带收集来的,但不知道故事的原产地是那里。早在《荀子·蚕赋》里(赋篇第二十六),提出一个关于蚕的谜语,请五泰(即五帝)回答:“有物于此,    (裸)兮其状[u1] 。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而马首者与?”这个谜语及解答非常美妙。的确,长大的蚕儿,柔软嫩白,想象成美女的身体,也很恰当;当其昂首时,确有点似马首。这是《搜神记》民间故事的谜语化。

  女身马首的蚕宝宝又和天象星座联系起来。《周礼·夏官》说:“夏官:掌质马。……禁原蚕者。”郑玄注:“天文,马为辰。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蚕,是蚕与马同气。”辰是星名,即房宿,又称天驷。马属大火,蚕为龙精,蚕在大火二月浴种孵化,故说蚕和马同气。汉《阴阳书》也说:“蚕与马同类。”这种把天象与物候人事联系的解释,与阴阳五行说有关,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王祯引《淮南王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至汉,祀菀窳夫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此皆历代所祭不同。”[6]王祯提到“蜀有蚕女马头娘”,可补《搜神记》记述中没有马头娘地点之不足。王祯所据可能是前蜀(903~932年)杜光庭《墉城集仙录》的记载,该书所述的故事情节较《搜神记》更为详细:

  蚕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当高辛之时,蜀地未立君长,唯蜀山氏独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统摄,往往侵噬,恃强暴寡。蚕女所居,在今广汉之部,亡其姓氏。其父为邻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马犹在。女念父隔绝,废饮忘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人虽闻其事,无能致父还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绊而去。数月,其父乘马而归。…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中。女行过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用织罗绮衾被,以衣被人间。蚕自此始也。……一旦,蚕女乘彩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矣,无复念也。”言讫,冲汉而去。今其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验。蜀之风俗,诸观画塑玉女之像,披以画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三国(?)《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8]。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现在四川盐亭高登建有嫘祖宫,内塑有嫘祖、马头娘像。嫘祖宫大门两侧有联云“弘扬嫘祖文化,振兴高登经济。”

  马头娘的故事出于四川并非偶然。四川古称“蜀”,蜀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字形虽然有所变化(蜀,附图2-6)[7],但其上部都作马头形则仍然一脉相承,就是在现今楷书中,上面的“四”形,对比甲骨文也还可看出马头形的影子。甲骨文对牛、马、猪、鹿、犬等动物,都采用象形手法表达,每种动物,各显示其特点,以区别于其他动物,马字的特点是突出它的头部大眼及颈部的鬃,蜀字去掉下边的“虫”,即是马头及身的侧面(省四脚)。故《荀子》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的说法。《尔雅翼》亦说:“蚕之状,喙呥呥类马。”

  但是,蜀字的头部也有释作蚕头的。《说文·虫部》:“蜀,葵中蠺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蠕动状)。《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说文》的葵,据《尔雅》释为桑)。许慎所引的《诗》作蜎蜎者蜀,但今本《诗·豳风·东山》作:“蜎蜎者蠋。”蜀和蠋的造字关系,当然是先有蜀,后有蜀旁加虫的蠋。《诗》毛传云:“蠋,桑虫也。”许慎说是“葵(桑)中蠺也”,蠺是专指的,桑虫则是泛指的,凡食桑的虫,都是桑虫。于是蜀和蠋既是同音通义,蠋又有其他桑虫的义。因蠋从蜀得义,又与马头的关系不大,这里不展开讨论。

  蚕的繁体字作“蠶”,上半部是声符,下半的双虫是指昆虫类,但加上声符,便是专指蚕。(单个的虫,古代常指大型动物,如老虎、蛇都称大虫。)后世简化了,虫和双虫也不分了。按造字的规律,先有象形、会意的蜀,后有形声的蠺,蜀和蠺的古音也相近,二者同源。

  蜀是以当地人养蚕著称,故借用为地名、人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汉·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蠶叢、柏获、鱼鳧……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到蠶叢(蚕丛),积一万四千岁。盖后世以蠶叢为蜀国之号。” 蠶叢的传说在 四川十分普遍,故李白《蜀道难》有“蠶叢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之叹。明《一统志》谓“蠶叢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蚕桑。”这些记述和后稷的传说十分相似,后稷是教民稼穑之人(神),蠶叢是教民蚕桑之人(神)。所不同者,后稷自始至终称后稷,蠶叢则慢慢被嫘祖所取代,成为留在蜀地的蚕人(神)。

  《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蜀)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邓廷良认为若水即今甘孜地区的雅砻江。[8]黄帝之子娶于蜀山氏,说明蜀山氏是与黄帝部族同时出现于岷山地区的部族。古代相邻的部族间,为加强联系,大抵世代通婚,为此,产生了黄帝妻子嫘祖也是蜀山氏的传说。这是又一条把嫘祖和蜀联系起来的线索。有记载的第一代蜀王,族名蠶叢氏,而蜀的本义即是野蚕。相传蠶叢氏时代,蜀地已有最初的集市,即蚕市。[9]

  与蜀有关的另一个字是“蠻”(蛮)字,最初的蠻字下边没有虫(见附图2-7)[10],读如mun,谐音作“民”、“蒙”、“苗”、“氓”等,都是“蛮”的同音。甲骨文的“四方”,即后世的“蛮方”。何光岳释“  ”字:“正像一人挑起一担蚕山的框架,……因为开始养野蚕时,只能在野是分布的桑林里就地设放这种框架,把吐丝的野蚕捉放到框架上,使野蚕能有规则地围绕框架吐丝。”[11][12]这段话分析野蚕如何转向人工饲养,是有道理的。但说  字的结构是正像一人挑起一担蚕山的框架,则不妥。因为两束丝的中间是个“言”字,不是人体。两侧的丝束已足以表示养蚕的族群,加“言”是对华夏人自称为“mun”,华夏人怎样把这音记下来,是件难事,于是画出两束丝象形,再在中间加插一个言,代表自称。又因南方蛮人多信奉蛇为图腾,故在下部再加一个“虫”,这样,就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蛮人的特点。

  邓廷良把嫘祖和蜀山氏联系为一人,虽然没有把嫘祖同马头娘连在一起,实际上也等于联系在一起了。从黄帝时代以野蚕命名的蜀山氏,到后来第一个蜀王朝蚕丛时代,正是由蜀(野蚕)到蚕(人工饲养)的时代,这是邓廷良的观点。从蜀地范围内看,这种驯化过程还可以成立,但放大到黄河和长江流域并结合考古发掘看,则还欠说服力。

  还有一个需要提出的是,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蠶叢,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种纵目人可远溯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或人像,其额面正中都有第三只纵立的眼睛,则蠶叢之纵目历史当亦随之提前。青衣神蠶叢氏的庙、黄帝妻马头娘的蚕神庙,遍布于蜀中,这些神都是三眼、中央者为纵目。马首人形的马头娘传入中原当很早,所以《荀子》说:“此夫身女而马首者与。”蜀中土著的诸神及氐羌系诸神的额中央,都有纵目,故屈原《楚辞·大招》歌云:“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髪鬟只……魂乎无西,多害伤只。”这种纵目现象并不局限于四川,浙江海宁县蚕乡信仰的“蚕花五圣”神像,为男性,盘膝端坐,有三眼,中间一眼为纵目。六手,上举的两手各擎日和月,中间两手所持物,是否为丝束及卷帛不能肯定,下面两手捧蚕茧。[13]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头娘的传说十分复杂,并不局限于蜀中,而是遍及各地,尤其是长江下游蚕区。不仅如此,还远渡重洋传播到日本。四千余年前良渚文化遗址已有丝织品出土,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时期又都以蚕丝著称,却和马头娘无关。良渚文化的时代较三星堆遗址为早,马头娘是怎样传播各地的,也是个谜。现在所知,太湖地区在明代已有马头娘的“神码”在南货店出售。“神码”是印在纸上的马头娘神像,用于祭祀。神码上的马头娘,手牵着一匹马,已非女神头上披马皮。但并非到处都改为人和马分开,据蒋猷龙先生回忆,1930年代,他家乡江苏宜兴乡间有一小庙,供养着一个陪祭的蚕神,女性,头顶罩有一个马头,身上披着马皮,端坐,手里捧着蚕茧。[14]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较现为温暖,故蚕桑业很发达。“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山东是当时蚕桑的重点产区。从东汉至南北朝,是黄河流域气候转冷期,隋唐五代有所转暖,但宋以后历元、明、清,气候都较现在为冷 [15],不利于北方蚕业的发展,却促成了南方蚕桑业的兴旺,而唐宋以后正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时期。推想马头娘的故事传说是在唐宋以后传到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并因中日交通的频繁开展而传至日本。

  太湖地区的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历史上一直有很复杂的祭祀马头娘风俗。祭祀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以家庭为单位举行,另一种以庙宇为中心举行。家庭举行的方式是:“下蚕后,室中即奉马头娘。遇眠,以粉茧、香花供奉。蚕毕,送之。出火后,始祭神。大眠,上山,回山,缫丝,皆祭之,神称蚕花五圣。”出火后祭神所用的祭品叫“茧圆”,是用米粉做成的如同蚕茧一样大小的圆子。[16]

  以庙宇为中心的祭祀,又称庙会,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如杭州西湖的香市,嘉兴三塔的踏白船,湖州含山的轧蚕花,桐乡芝村的水会,海宁的蚕花戏等,都闻名远近。一般在春季蚕事开始之前,结伴同赴杭州,进庙烧香,祈祷“田蚕”。田蚕是把植桑和蚕事两者结合起来,祈求双丰收。其中湖州含山有一种名叫“轧蚕花”的风俗(“轧”是吴语,即“挤”的意思),还保存着原始生殖崇拜的残余,含山上有一座蚕神庙,祀奉马头娘。蚕农们于每年清明节前后两天里上山祭祀蚕神,多时一天可达两三万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未婚的男女青年总要往人堆里挤轧,人越多,挤得越热烈,即预兆当年蚕事越兴旺,称之为“越轧蚕花越发”。未婚的蚕花姑娘非常希望有那位小伙子摸一摸她的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认为能有机会被摸一下,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她的蚕事一定会兴旺。[17]轧蚕花在苏南、浙北以至浙中一带都有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消亡。这个风俗的起源是极其悠久的,主角是女方,是原始母系氏族时的遗风。

  日本东北地区的养蚕户几乎家家都祀奉“白神”,即马头娘。神体是一对用桑木刻成的神偶。一个是男性,刻成马头,另一个是女性,刻成女子头,身上穿漂亮的衣服。关于白神的传说同中国《搜神记》的马头娘故事大体相同。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前后是白神的祭日,届时附近数千名蚕农都带着各自家里祀奉的白神神体,到久渡寺去祭祀蚕神。祭祀的人们在神前行礼拜之后,围坐在院子里或寺外空地上,跳舞、聚餐,晚上在月亮下燃起篝火,由巫女吟诵《白蚕祭文》及咒语。《白神祭文》所诵的神话故事,同中国《搜神记》的内容也大致相似[18]。

  马头娘的故事传至长江下游约在晋时。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是唐朝开始大盛,可能是在唐或宋时传向日本。这种口传的民间故事,不要说是传播国外,就是国内各地相互间传播也会发生再创造,有增有简,是容易理解的。

  蚕桑神话的文献记载或口头传说,虽然无法同考古发掘进行核对,但考古发掘所鉴定的年代,却可以给神话传说以某些启发。遗憾的是,蚕桑考古发掘的资料,远不如稻谷那样丰富多样。1926年曾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遗址发现了半个蚕茧,距今约5600~6080年,[19]茧壳经一再鉴定,本身没有问题。但各家的见解不同,有认为可能是野蚕茧,有认为是后来带入的,不能算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有认为根本是不足信的,当然不能同嫘祖联系起来。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阳庄发掘了一个仰韶文化晚期遗址(距今约5400年),出土了两件陶蚕蛹,以及相应的理丝打纬的骨匕70来件,这是华北的情况[20]。长江流域太湖地区于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保存于竹篮里,同一探坑中发现大量稻谷,年代测定为纪元前2750±100年,树轮校正距今5260±135年。绢片经鉴定为典型桑蚕丝,不是柞蚕、椿蚕或野蚕丝[21]。根据这些发掘报告来看,新石器晚期无论南北,似可认为已开始有饲养桑蚕的事实。那末,有关蚕神的祭祀及其相应的故事传说,应该认为亦是很早以前的事,在有文字以后,从甲骨卜辞起,便相应陆续地记述下来,并不时地增添新的内容。剥去这些层层后加的东西,应该认为它们是并非局限于商周时期的故事。近二十余年来,在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的同时,蚕丝方面却没有新的发现,则是一种遗憾。

注释:

[1]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第11期

[2] 袁珂:《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十三”4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第4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4] 元·王桢:《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蚕缫门》,372~373页,王毓瑚校本,农业出版社,1981

[5] 晋·干宝:《搜神记·十四》,收入《百子全书》第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

[6] 元·王桢:《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蚕缫门》,372~373页,王毓瑚校本,农业出版社,1981

[7]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211页,169页,中华书局,1980

[8] 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15~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9] 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15~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0]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211页,169页,中华书局,1980

[11] [12]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一章,第一节,9~11页,江西出版社,1988

[13]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103页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北京

[14]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103页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北京

[1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6] 顾希佳:“中日蚕神祭祀仪式的比较”,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9,杭州

[17] 顾希佳:“中日蚕神祭祀仪式的比较”,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9,杭州

[18] 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69页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北京

[19]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清华研究院丛书》22页

[20] 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21]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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