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的传说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 中国农业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第三节 后稷的传说

  后稷和夏禹是中国上古文献中最先出现的两个传说人物。据《诗经·鲁颂·閟宫》的说法,后稷之“奄有下土,”是“缵禹之绪”,即“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谷。”意指后稷是继承禹治理洪水造成的灾难以后,接下来领导农业生产 [1]。在甲骨文中的“司”字,是人张开大口,指发号司令的人。“司”是人在右旁,也可放在左旁,便是“后”字,所以“司”和“后”最初是同一个字的两种写法(以后词义增加,才分为两个字)。后稷也好,司稷也好,都是指领导农业生产的领袖人物,这个人的名字称稷。

  顾颉刚认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们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而并没有更远的各族共同公认的始祖。”[2]至于更早的炎帝、黄帝、尧、舜、神农和伏羲等古史传说人物,则至春秋特别是战国以后的古籍中才出现。

  西周时民间流传的后稷,《诗·大雅·生民》有这样的介绍:“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其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其声载路。…”《诗经》这段话较难理解,《史记·周本纪》有很通晓的阐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通嫄)。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帝收养长之,因名曰弃。”与《史记》类似的记述,在《列女传》卷一、《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论衡·吉验篇》、《路史·余论四》等中皆有之,不俱引。

  至今在山西闻喜一带仍保留着与《评理经》中这一段关于后稷的记载相类似的故事,并添加了一些无关的内容,如姜原是坐着骡子出走的,那是个大雪天,所以容易有脚印。……姜原产子后,天刮起了三天三夜的大风,姜原死在大风之下的土堆里,即是姜娘娘的坟(以后为庙),大风带来的大量黄土,堆积成一座山,离闻喜县姜娘娘庙不远,就叫稷山。稷王高高地在山上,可姜娘娘只好躺在他的脚下。

  后稷这个传说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儿子知母不知父的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姜嫄一例,中国的姓氏起源,都类似。《白虎通·姓名篇》说:“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好)氏,祖以玄鸟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这可说是母系氏族残余的最好证明。后稷的母亲姓姜,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婚姻已发展到禁止族内婚的阶段,姜氏的女子必须与另一个图腾氏族的男子婚配,才是合法的。《晋书·苻健载记》:“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梦大罴而孕之。”羌和姜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都是羊图腾。见下图1及2。羌氏梦大罴(黄熊)而孕苻健和姜氏履熊迹而孕后稷是相似的,说明羌人这种信仰到晋时依然如故。西北高原的诸部落,多以动物为图腾,传说黄帝率六兽(熊、貔、罴、貅、貙、虎)之师讨伐炎帝,指以熊图腾为首的黄帝,率领其他五个图腾首领一起讨伐炎帝。

  周人姓姬,黄帝也姓姬,《国语·周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是姬姓之祖。《史记·五帝本纪》说“故黄帝为有熊氏。”由此可见,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即踩熊迹而生子。姬字在甲骨文中如下图之3及4,女边(图2-3)即熊的脚印。

  周人对于自己的熊图腾不称熊,而称“大人”,是因避讳之故。一切氏族人对于他们崇拜的图腾都有种种忌讳,其影响所及,直至有史以后,依然如故,譬如对帝王、祖宗、父母亲都不可直称。民间还有许多风俗,也充满了忌讳,可谓源远流长。有趣的是,加拿大Ottawa印第安人的熊族,也不称自己为熊,而称“大脚”[3],这与《诗经》之称“大人”不媒而合,反映了避讳是一种共性风俗。在语音方面,孙作云指出,姬字从上图5,迹字从“亦”,二者为双声,也可证明姬之得姓本乎足迹,在字音上亦可通。[4]

  《诗经·大雅·生民》又说“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遂遂,麻麦蒙蒙,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褏,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麇维芑。恒之维秬秠、是获是亩。恒之麋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可。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具香始升,上帝居歆。……”这段话的开头是说后稷还是小孩时,就知道自食其力,知道怎样除草,怎样种植大豆、大麻、大小麦、甜瓜等作物,而且所种的作物都是籽实饱满、硕大的好品种。接着叙说怎样收获、脱粒、加工成熟食品,把它们放在祭祀用的豆器里,尊祖配天,香喷喷的熟食,很快连上帝也高兴享受了。这段话的内容反映了西周时的农作物结构,从种到收的技术,直到祭祀祖先上帝为止。联系上面从后稷的母亲生下后稷开始,这一章完整地把周族的农业起源、农业结构和操作技术内容,以歌颂的诗句,非常简洁而又生动地描述出来。是一份极其可贵的农业史文献。

  在《诗·鲁颂·閟宫》中也有一段歌颂后稷的话:“…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僇,稙穉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向之绪。…”应该注意的是,这一章的作物中,多了一样水稻。又,在《周颂·丰年》中亦提到“丰年多黍多稌”,这“稌”即稻的异称,也是糯稻的专称。这里用“多黍多稌”是与下文“为酒为礼,蒸畀祖妣,以洽百礼”相连的,指的当是糯稻,黍和糯都是酿酒的原料,即为了祭祀而种植的。《周颂》其他地方讲后稷的贡献,都只提“黍稷”和“来牟(麦)”,没有提到稻。这是为什么?

  这得从《诗经》的时代背景说起。《诗经》跨越的年代约500年(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最早的一篇是《豳风·破斧》,讲的是周公东征之事(前1114年);最晚的一篇是《陈风·株林》,讲的是陈灵公和夏姬的关系,见于《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约前600或599年)时的事。《国风》系按地域分篇,共18处。《大雅》、《小雅》是西周王畿之诗,在今陕西中部,《鲁颂》是今山东鲁国的作品。由此可知,随着时间推延,诗的内容自然也会按农业的发展有所补充。在早期的西北地区,种植的主要是黍和稷(粟),但到后来也开始种植水稻了,自然会在歌颂中添加上去,这是变化的一面。另有不变的一面,就是对先祖后稷的歌颂,则是始终以黍稷为歌颂的内容。因为这是远祖的传说,世代相传,是不可随便更改的。

  研究《诗经》和周代历史的学者,包括过去和现代的,都注意到,《史记·周本纪》所列出的周代十五世次是有问题的,《史记》的十五世次是: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王季→文王。”

  这个世次的问题出在后稷之前和后稷与不窋之间。分述如下:

  1.姜嫄和后稷之间的矛盾  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10万年,与考古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初期及中期相当。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后期,去今约5 000年。原始农业发生于距今约10 000年,所以原始农业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母系氏族时期里渡过。周人的传说,他们最早的女祖(始妣)是姜嫄,这与农业起源相符,是正确的。最早的男祖是后稷。后稷是父系始祖第一人,从此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后稷和姜嫄之间,理应有很长的时间距离,现在把两者缩短成母子关系,则姜嫄就不是周族的最早始妣,后稷的母亲解决了,却难以找回那失去的一大段母系社会时间。

  2.后稷和不窋之间的矛盾  《史记·索隐》云: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又,《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及夏之衰也,弃稷(农官)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孙作云从另一方面指出,夏衰在孔甲之世,去夏禹时代约三、四百年,假若后稷是夏禹时代的人,不窋又是其子,焉有父子两代共占三四百年之久!可见被遗漏的世次是在后稷以后、不窋之前。上述两个矛盾的差距合并起来考虑,《史记》的世次应修改为:

  “姜嫄……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王季→文王。”

  这一图解中,姜嫄是以羊为图腾的母系氏族传说中的始祖,其时代当甚早;后稷是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最后一代儿子,也是男系早最的始祖。这母系始祖和父系始祖,应该经历了一段模糊的时期,要在绝对的时间坐标上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是很困难的。父系血缘传说的第一个人就是后稷,从他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传子经历了若干模糊的世代之后,才有文字记载的不窋,不窋以后,便从传说转入信史了。

  我们从文献中看到另一条与后稷有关的记载。《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条记述中牵涉两个重要的字:“柱”和“稷”。先看“柱”,木柱或木棒都可称柱,木柱供建筑用,木棒则作工具用。从上文“柱”“能殖百谷百蔬”看,“柱”当指木棒。原始农业在火烧地上用点种棒开穴播种,“柱”可以理解为点种棒。点种棒又来自狩猎时使用的投枪,原始农业需要开穴播种时,当然不必专门创制点种之棒,这投枪就是现成的点种工具。如果“柱”是点种棒,“烈山氏”则应理解为放火烧山——这是原始农业播种前的必要作业,是火猎与火种的结合。那么,上引《国语·鲁语》的传说就是原始刀耕火种的拟人化。

  再说“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与上引《国语·鲁语》的记载正可相互参照。这里的稷,是人们祭祀的谷神,《汉书·郊祀志》说:“稷者,五谷之主。”据《国语》和《左传》的说法,“柱”是夏以前被供奉的农神,“周弃”是夏以后被供奉的农神,两者有继承关系。其实,“柱”和“弃”更可能是各有渊源的不同原始族群的农神,未必是继承关系,但从烈山氏传说所反映的农作方式的原始性看,说“柱”这位农神比“弃”这位农神更古老,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后稷和谷神之稷的关系,是古代人神不分时期的正常现象,说是神的人化或人的神化都可以,《诗经·周颂·思文》赞美“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粒)我烝民,莫非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便是如此。凡是传说中某个氏族的远祖,都不例外。

  顾颉刚认为“后稷本是周民族的耕稼之神,拉做他们的始祖,而未必真是创始耕稼的古王,也未必真是周民族的始祖”[5]。说后稷是周族的耕稼之神是对的,但说周族把耕稼之神拉作自己的始祖,则恐未妥。因为正如以上所说,古代人神可以不分,周弃极大地推动了周族耕稼的发展,所以从人(古王)变成神,二者并不矛盾。当然这个人或古王不能理解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些世代相承的耕稼领导者,经揉合和神化以后,浓缩成的一个神或人。

  最后,如把后稷与神农作一个对比,倒是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后稷是中国文献中西周族的第一位农神,在古文献把出现较早,在《诗经·周颂》中即有记述。《史记·周本纪》称:“后稷兴于陶唐虞夏之间”。《尚书·尧典》更称:“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稷和禹都同官于舜。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孟子(约前372~289年)最先提到 “后稷教民稼穑”(《孟子·滕文公上》),)。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至西汉《淮南子·脩务训》才明确提到“神农乃始教既播种五谷”。以后王充《论衡·商虫篇》才提到“神农教民稼穑”。按说后稷应是中国第一位较早的农神,但神农却是后来居上,成了全国性的最早农神,留传至今,而且远播国外。早期国内外的一般文献中,凡是提及中国文化之悠久,说有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必举神农为证。神农经过不同时期的系统化,并和炎帝甚至蚩尤、祝融相合,后稷则一直靠边站了。这一现象应怎样解释呢?钟宗宪指出,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厉山氏(或烈山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炎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通过烈山氏,在汉以后遂把炎帝和神农合而为一。[6]徐旭生指出,春秋时代的传说里并没有见到神农,虽然有炎帝,却与播种百谷无关,另外却传出一个烈山氏来。[7]上引《国语·鲁语》的文字是明确指出周弃与把烈山氏作为周弃的承继关系先祖的,战国时的人则把烈山氏与后稷割断,却同炎帝接上关系,又因炎帝即神农氏而把炎帝、神农、烈山氏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比黄帝更早的古皇帝。上引“烈山氏→柱→周弃”世代为稷(农神)的传说从而被抛在一边,神农一旦树立,后稷就瞠乎其后了。

  这样一来,如按战国后的文献综述,是神农较后稷为早,如按先秦文献,则后稷出现较神农为早;如按两位农神所教导的农业内容来看,后稷较简单,只限于旱地的黍粟,神农则全面,除却五谷,还兼及制陶、医药、茶、音乐等,显然应当是越简单的时代越早。又,更重要的是,如从考古的角度看,凡是传说的内容可以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当然可信度高,不能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可信度低。周族先祖后稷的发源地在西北今陕甘一带,其母族以羊为图腾,其始祖(始妣)为姜嫄。姜嫄生子后稷被弃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已如上述。考古发掘,在西北地区都有大量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黍粟的遗存实物,光是陕西即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华县元君庙等遗址,出土了粟遗存,临潼姜寨出土了黍的遗存。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详见本书第四章)。远古中国在广阔的地域內活动着众多的族群,原来应该相应地存在多种不同的农神和农业起源传说,但在长期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失载了。但其中的某些片断仍然会在民间流传。神农氏就是后人把各种传说和片断揉合在一起,逐步系统化和整齐化,塑造成为华夏-汉族创始农耕和相关一系列发明的统一的农神。有关神农发明农业的传说太完整了,覆盖了南北,覆盖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反证了它是经过历代人的不断添加、创作而成的。正因为神农氏太完整,它无法落实到那一个具体的地区,只能视为中国原始农业发生和发展时代的一种拟人化。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近二十年来发掘了大量新石器遗址,年代都不亚于北方,为什么没有如姜嫄周弃那样的一脉相传的传说呢?原因很复杂,中国的原始文字主生于北方,当甲骨文演变为金文时,南方还没有推及,南方原有的楚和吴越文字则因融合而消失了。文字的消失意味着一系列传说的消失,而口头的传说又因民族不断融合而变样。神农氏传说的内容如此多样化,而且内容亦属合理,是其较迟产生的原因。交通不便的西南僻远处,反而保留了不少有意义的神话,如盘瓠的故事即是其例。

注释:

[1] 朱熹《诗集传》

[2]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载《古史辨》第一册

[3]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9~20页,中华书局,1979

[4]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9~20页,中华书局,1979

[5]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载《古史辨》第一册

[6] 钟宗宪:《炎帝神农信仰》,73~74页,学苑出版社,1994

[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六章第一节,科学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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