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补农书》及其相关问题*
毛主席①于1893年出生在湖南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六岁开始，就跟随大人学干农活，如拔草、放牛、拾龚、砍柴之类。后来，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样样在行。(1)(P1-2)，这一系列生产活动，使他从小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和具体的了解。不过，毛主席在青年时期曾学过古代农书，这件事很少为人注意到。令人惊讶的是，笔者在社会上接触到一些理论工作者，他们极度偏颇地认为中国古代农书这类科技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现通过考察毛主席与《补农书》的一段因缘，将有助于人们消除思想偏差，得到科学的认识。
一、核心资料
这里所依据的核心资料，系毛主席《讲堂录》从《补农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1913—1918年，毛主席做了五年半师范生，其间多半光阳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沙)度过的。他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保存下来的很少，因而他于1913年10一12月所作的《讲堂录》能够留下一部分，显得弥足珍贵。其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读书札记。当时，毛主席的国文课教师是袁仲谦(1868—1932)，字吉六，又名仕策，其祖籍在湖南隆回县孟公乡(今罗洪乡)白莲村。袁氏系晚清拔贡出身，精于文史，他在民国初年的课堂上讲解了《补农书》的部分文字。毛主席听讲的时候，作有这样一些记录：(2)(p596-597)
1、《农书》
2、壅(音翁，培也)
3、农叟有言：“禾历三时，故秆三节；麦历四时，故秆四[节]。种稻民和然三时气足，种麦必使四时气足，则收成厚。”
4、垦沟、揪沟(揪音愁，束也，聚也)
5、<土仑>(音沦，上声，垄也)
6、早{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
7、然能于地隙、水滨，种植良材百株，三十年后，可得百金以外。
8、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关于上述引文，兹作如下说明：(1)为使引文规范化，特参考《补农书校释》的相关内容，(3)(P105、106、125、126)全部重新校对、标点，原则是择优而从。(2)为求下文指称之便，特在每条引文之前加上阿拉伯数字，以作序号。(3)大括号前边的字为别字，故予改正。(4)中括号里的字，为《讲课堂》所脱漏，故补之。《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者在校勘时，发现“节”、“雪”两字脱落，但未注意到：第6条中的“便早”，应为“便于早”。(5)小括号中的内容，原为小字夹注。此处为求排印方便，所以略作变通。 毛主席这八条引文，若扣除标点符号，共计203字。它们历经岁月沧桑，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色彩带到近代到现代交替的民国初年，越到后来越显示出醇厚的魅力。从考察毛主席早年的学术思想(乃至研究整个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看，它们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并没有对这部分资料加以关注。为便于更多人得到比较具体详实的理解，下文将其分为三类，——进行论析。
二、毛主席摘录资料的来源之分析
毛主席《讲堂录》所摘录的古代农学文字，第l条为书名，标示着资料的大致来源。
“农书”二字，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符号。马克思义创始人认为，农业是社会结构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4)(P145)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所积累的农业曲籍之多，为其它任何国家所难以相比。农业典籍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就是农书，重在记述农业生产技术和经济活动。根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农书通常划归“子”部的“农家”类。古代农学专著，不少是径直以“农书”命名的。例如，南宋陈《农书》、元代王祯《农书》，就是如此。毛主席在《讲堂录》中所说的《农书》，则另有来头，应是明末清初张履祥的作品。
张履祥(1611—1674)，别号考夫，世居浙江桐乡杨园村，故称杨园先生，其传见于《清史稿》。顺治十五年(1658)，他在明末湖州沈氏《农书》的基础上，撰成《补<农书>》。据研究，沈氏《农书》与《乌青志》有着较大的渊源关系。(5)(P80-84)后人所言《补农书》，通常系沈、张农书的合称。该书广泛流传于东南诸省，甚至在清代被介绍到四川盆地。(6)(P28)曾雄生特为张履祥作有小传，(7)(P979—985)而陈恒力、王达的学术成果更为引入注目。②20世纪中期，陈、王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王观澜到《补农书》的故乡进行社会调查，对《补农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陈、王评价说：《补农书》“是总结明末清初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伟大作品之一，是我国农业史上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8)(P4)即使人们采取比较低凋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农学杰作。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乾隆年间编成之后，迅速成为传统士人研究学问的入门工具书。它在介绍沈氏《农书》时，也提到张履祥。这种借助朝廷力量整理、宣传文化的大背景，有利于《补农书》的传播。该书的版本，仅在清代至少有七种。(9)(P15)毛主席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在教学时所参用的《农书》，很可能是晚清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所收录的本子。
1936年，毛主席曾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谌谈到，他的老师袁仲谦不赞成、甚至揶揄他学习梁启超的文体。(10)(P26)这就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袁仲谦恪守古文传统。袁氏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条件下，不可能不查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皇朝经世文编》。毛主席从他那里学到《补农书》的片段，按照文化传播的基本逻辑，大体上就是上述这样一条线索。而从学术眼光来看，袁氏确有独到之处。因为古代农书知识内容极为丰实，但其语言较文字作品大为枯燥，理解起来难度甚高，所以一般的国文教师历来很少有兴趣阅读，更不会向学生讲述这样的内容。至于袁仲谦在课堂上还附带介绍了哪些与此相关的知识，则很难考证。
三、毛主席对和一家子的注释之辨析
如前文所述，毛主席《讲堂录》摘抄的文字，第1、2．5条为传统小学方法的运用，即对生字进行注释，包括注音与释义两个方面。
袁仲谦、毛主席采用比较常见和熟悉的汉字“翁”、“愁”、“沦”，分别给“壅”、“揪”、“<土仑>”字注音。在现代汉语中，这种方法早巳被拼音符号取而代之。但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为了掌握生字的读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手段，即以熟字之音御生字之前。引入注意的是，“壅”读如“翁”，“揪”读如“愁”，明显不符合现代汉语字书的发音规范。如果有人根据这一点，判定袁仲谦和毛主席读音出错，就太简单化了。事实并非如化。笔者经过调查得知，湖南、四川等农村方言至今仍然存在着类似的读法。农书既然要反映农民的劳动技术和经济生活，则不能不采用农民所发明的方言土语，因为文人雅士的词汇系统根本不够用。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有些字的读法逐渐湮没，留给后人、尤其是城市中人一头雾水。这正是古代汉语、特别是古代农书令大多数现代人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这里，毛主席所接触到的问题还不算过于刁难后人。他单独挑出来的上述三个汉字，在传统农学典籍中毕竟还是相对常用的。它们的发音弄明白之后，下一步要追问的是它们表示的意思。“壅”既然解释为“培”，则用作动词，指的是农民依靠手、脚或耨锄等农具，把肥料、泥土培护在植物的根部。这种意思在一般的字书中是比较容易查到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补农书》等传统农学专著中还有“牛壅”、“羊壅”之类的专用名词，指的是农民将草垫在圈里。任牛、羊践踏，并拌和它们的屎、尿以及其它垃圾，如此这般而形成的一种特制肥料。有时候，“壅”字还可以借代“肥料”、“肥力”的意思。《讲堂录》所引《补农书》诸条文字，只有第6条“麦根深而胜壅”这一句存在着一个“壅”字。袁仲谦和毛主席就“壅”字所作的解释，其对象不可能在其它地方，而恰在此处。显然，他们的解释局限于字书，与引文所牵涉的具体语境，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实际，尚有若干距离。
“揪”字解释为“束”、“聚”，颇得要领。引文第4条关于“垦沟、楸沟”的农作事宜(亦见于第6条)，指的是农民在收割稻谷之后，用犁、锄等器具在田中开出泄水沟，将挖出的泥土沿沟旁聚拢。
第5条“抡”字，亦出自第6条。这是浙江北部地区的方言，在现代汉语中显得比较生僻，但在《补农书》等农业古籍中颇为常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有“锄地分<土仑>”之说。该志书注云：“<土仑>，土之加高处也。”如此看来，袁仲谦、毛主席将“<土仑>”字解释为在土壤耕作中形成的“垄”，是大致不错的。但是，这两者之间仍有细微差别：“垄”较高凸，而“<土仑>”较低平。
四、毛主席所录《补农书》文句之解析
根据前述资料来源，毛主席《讲堂录》所引文字第3、6、7、8条，系相对完整的摘录《补农书》的句子，共计179字。其中，第3、6两条偏重于农业技术，第7条讨论农(林)业经济，第8条侧重于农业行政。短短一百余字，已经显示出所涉问题的广泛性。现逐条予以解析。
第3条是关于老农的经验之谈。古代那些勤劳而经验丰富的老农，往往受到农村主流社会的尊重。即便是孔子，在谈论农业问题时，所取的态度也是非常稳重的。《论语·子路》记孔子之言曰：“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正表明他的这种态度。据前文，毛主席《讲堂录》第3条抄自《补农书》中的老农之言，说明张履祥采取的态度和儒家祖宗是大致一致的。按照张履祥笔下这位老农的说法，水稻的全生育期应当经历春、夏、秋三个季节，所以长成三段秸秆；麦子的全生育期应当依次度过秋、冬、春、夏四个季节，所以长成四段秸秆。农民种植稻、麦、必须尽力使之分别满足三个、四个季节的生长需要，充分地发育成熟，获得足够的生命力，才能保证丰收。陈恒力、王达认为，张履祥轻信老农的传闻，生产实践不够，应予纠正。(3)(P107-108)袁仲谦和毛主席仅仅是转录张履祥所记老农之言，可能存在着和张氏同样的不足。
第6条论述南方稻区的植麦技术。浙北水乡农民植麦的技术重点和难点，在于避免渍害。毛主席《讲堂录》第6条所摘取的《补农书》之言，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在《补农书》看来，浙北等地农民种麦，需要抓住几个关键环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水稻收割之后，及早开辟泄水沟，将沟内原有泥土顺着沟沿一线集中放置。农民及早开沟，产生一连串的技术效果：(1)有利于稻田排水、土干爽；(2)有利于统筹安排农作时间，避免因忙不过来而草率从事，确保水沟达到适宜的深度；(3)开沟越深，则田土的耕作层越厚，为作物生长提供更为丰厚的土壤条件；(4)便于充分利用霜雪冰融的自然松土功能，使土壤进一步疏松熟化，使麦子扎根更深，耐得住肥力；(5)麦子扎根越深，吸收养分的能力越强，麦苗长势就越旺盛，必定获得加倍的收成。
第7条讲述林业生产问题。张履祥注意到，桐乡县杨园村一带人口密度较大，缺少山地，因而闲置的土地较少。毛主席《讲堂录》第7条所引《补农书》中的话语，系根据这种人地关系而作出的林业发展规划。张履祥认为，虽然故里不适于大规模的林业生产，但可以利用一些空隙之地、近水之地，栽种椿、梓、榆、檀等优质树木上百棵；待到三十年后，这些树土卖出，能得一百多两银子。发展林业，不仅可以缓解农家必需的柴薪来源问题，使人们获取相应的货币经济价值，而且，从生态角度上看，林业是种植业的保姆：栽培林木，有助于涵养水土，调节气候，为农业生产与民众生活创造出适宜的环境，所以值得关注。
第8条阐述重农思想。张履祥恪守重农的传统。他认为，人们一旦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对其不理不睬，就难以领会庄稼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一系列艰苦困难的劳动；人们如果对栽桑、养蚕、缫丝、纺纱、织布这些农事活动放弃不管，恣意游情，就不会了解衣取是怎样通过农民的辛勤制造出来的。《诗经·豳风》陈述古代贤明帝王建国立业的根本大计在于农业，《七月》共分八章，主要围绕“衣”、“食”二字，反复说明。《孟子》共有七篇，论述帝王施政的要领，首先涉及到的也是种田、植树、畜牧等生产事宜。无论从一般人的认识上看，还是从国家政治角度着眼，农业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张履祥所摘引的儒家原典，提示着《补农书》所继承和发扬的深厚历史传统，也意味着毛主席的思想来源与这一历史传统之间无法割舍的内在关系。
五、余 论
毛主席青年时代在《讲堂录》中所摘录的中国古代农学文字，仅仅是《补农书》这部名著的只言片语。如果借用一个显然来自农民智慧的成语来做比譬，那么，这些文字在中国庞大的农业科技文化系统中，也许只相当于九牛一毛。表面上看，这寥寥数行文字，似乎是小菜一碟。不过，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当年湖南一师国文名师袁仲谦和毛主席这般有着农业生产体验的得意门生，对这一碟小菜的消化也并非完全到位。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们就不难了妥，毛主席在1938年的时候，为什么会特意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提出学习、继承历史遗产的艰巨任务。他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11)(P287)当时，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根据自身和中共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而深刻地认识到，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准备把握中国国情，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虚心学习、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毛主席与古农书的缘分，委实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来看，其中又孕育着极大的必然性。
第一，关于其偶然性。中国虽然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但传统时代的士子，因为不必应储农业科技知识的科举考试，所以一般并不会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袁仲谦嗜好韩愈等人创作的古文，但看起来对古农学并无专门深透的研究。《补农书》科技含量较高，并非以文采见长。其作者张履行祥乃是儒林中人，为人中正平和，为文不尚辞藻。毛主席《讲堂录》所载“儒者之文清以纯”(2)(P597)这句话，正好用来评价张履祥的作品。对此，人们只要稍微细读(讲堂录》摘引的第3、6、 7、 8这几条文字，就可以领略一二。作为国文教师，袁仲谦能够涉猎一些农学专著，表明他的知识面较为广博；而能够不顾众人鄙弃农事的流俗，向师范生讲述这方面的知识，表现国学文理兼容的内在特质，传递古文言必有物的卓越精神，因而他确实具有超出一般国文教师的地方。毛主席能够在年轻时期接触到《补农书》这部杰出的农学著作，在很高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摊上了袁仲谦这位可遇而不可求的良师。此事具有较为明显的偶然性。
第二，关于其必然性。从更为长远的时间和更为广大的空间范围来看，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向注重从中国社会、特别是从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社会去寻找基本的力量。众所周知，中国历代革命(这里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在和平建国时期，人们更应该记取马克思的教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2)(P885)20世纪中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时期，最初将农业现代化摆在工业现代化之后，后来则理顺了两者的关系，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则性观点上去。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着眼，中国比较正规的农业历史文化研究，发端于民国初年；而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得到的。20世纪50年代，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这实际上也是代表毛主席的意愿)，中国农业科学院隶属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南京成立，逐渐成为农业历史文化研究的重镇。而从事《补农书》研究的权威陈恒力、王达两位专家，就出自这家单位。1957年，著名农学家、农史学家辛树帜③应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在听了他对发展全国农业生产和开展古农学研究的汇报之后，称赞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13)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生从事、组织、指导过大量的农村调查工作。他经常与农民群众亲切交谈，与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困而能够和他们交朋友。他懂得稼穑很难，深知中国人口众多，吃饭问题最大，并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所有这些，与(补农书》等古典著作的思想有着很多共同点。他一直热爱着养育他的土地，一贯尊重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鼓励和支持古农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国情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因此，毛主席早年接触古农书，在本质上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必然性。江河滚滚，浙者如斯，毛主席的事业作为遗产留给了后人。近些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动，随着全国小康、和谐社会的大力构建，《补农书》等典籍所代表的传统农业优良传统，亟需与现代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一起走向更高层面的契合。这应当看作毛主席与《补农书》这段因缘对后人的一大启示。
注释：
①为求符合中国传统避讳学的基本原理，拙文在论述过程中，对毛主席不拟直呼其名。当然，一些参考文献中所出现的这位人民领袖之名，委实不便改动，故避讳无法讲究彻底性。
②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陈恒力《沈氏农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56年；(2)陈恒力、王达《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8年，农业出版社1961、1963年；(3)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农业业版社，1983。
③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县人，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中由大学与中央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校长、西北农学院院长，著名教育家、农学家、农史学家。其代表作有《中国水土保持概沦》、《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禹贡新鲜》等，《辞海》有“辛树帜”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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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育之，刘时平等：《毛泽东早期文献》[M]．长沙：湖南出版社．l995。
(3)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增订本)》[M]．北京：农业出版社．l983。
(4)中共中央马思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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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斯谌：《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3。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l986。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75。
(13)牛宏泰：《毛泽东称赞的农史学家辛树帜》[EBD／0L]．http：／／www．chnangde.gkv．cn／2005—8—23。
Chairman Mao and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ulture with
the Relevant Questions
Zhou Bang – ju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dong College of Business, Guangdong Guanghzhou 510320)
Abstract: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ulture wvas an ragronomy masterpiece from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Chairman’ s Notes in Class, he had for merly studied some contents of this book. The quotations from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ulture to Notes in Class have been seldom noticed, so they are proofread, analyzed and explained again, and stud ied combining with the basic thought clu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conducted by Chair man Mao. He didn’ t completely understand some contents of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ulture, which was a concrete annotation that why he was willing to be a “pupil” of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Chi nese tradi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m and the book had rather big chance, and meanwhile, they br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or the Chines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Chairman Mao; Notes in Class;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lture; Chinesization of Marxism.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