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流域历史发展中的女性文化图景
辽河流域是以辽河平原为主体的一块较为独立的区域，地跨“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四省区，总面积达到34.5万平方公里”（见董守义主编：《辽河文化丛书》总序，辽海出版社2000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各族妇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参与历史的创造与发展，在推动人类生存状况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展现出别样的历史风貌。
在遥远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女性不仅能通过采集植物性食物使人类获得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可以凭借其旺盛的生育能力解决氏族的繁衍问题，提高部落的竞争力。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地位，此一时期的女性在社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其获得氏族成员普遍尊崇的根本原因，这种尊崇又逐渐被神化，演变成人们膜拜的对象。千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和20世纪以来不断取得的考古成果都印证了这一点。辽西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塑人像，其中一类是小型孕妇塑像，而且与祭祀遗址同时出现，这既说明对女性的母权崇拜，更显示出对女性的神化；牛梁河女神庙遗址出土了女神头像及分属不同个体的人像残块，根据其出土时的形态与位置，张杰在《冥冥天国苦追求——辽河流域宗教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牛梁河山顶上的女神群像应是那些被神化了的女性发明家、生产组织者和氏族领导者的群像”。这也符合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中所说：“女神的地位乃是关于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地位的回忆。”
由于辽河流域适于草原游牧，女性的生活范围相对中原女性就更广阔一些。在政治生活领域，契丹人“后妃往往参政射柳。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辽史》卷71《后妃传》）；金世宗完颜雍生母贞懿皇后李氏，以非凡的政治才能，在辽阳聚集起一股以渤海大族为核心的骨干力量，为其子后来称帝提供了条件。在生产劳动领域，《鲁布鲁克东游记》中记载：蒙古族“妇女们的义务是：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酒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毛皮”（《鲁布鲁克东游记》，第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满族妇女“尤善伏弩捕貂”（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第164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日常生活领域，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描述“辽左女子善乘马，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而姿态更飘逸。偶有一二不能乘者必共笑之”；满族妇女喜欢的体育运动是轱辘冰和雪地走，都是野外冰雪上的活动。这既反映了气候因素对女性活动的影响，也折射出当地女性不惧严寒的适应能力。
随着辽河流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女性在伦理观念、婚姻生活、文化教育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北史》卷九十四《高句丽传》记载：“俗多游女，夫无常人”，“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这说明，高句丽族的男女在婚前有较充分的性自由，男女结婚更多地从两情相悦的角度出发，婚姻的形式也很多，如兄长死后弟弟娶其嫂子，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后母等，这是契丹、女真、满族等少数民族在辽河流域统治初期的特点。伦理观念、婚姻生活的自由性使女性的精神境界比较开
阔，性格也比较豪爽，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在随皇帝狩猎时奉命作诗：“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野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全辽文》，第62页,中华书局1982年）马清福在《波涛卷起千重唱——辽河流域文艺源流》一书中写到：“清代前期，辽河流域的女诗人颇多。她们虽为妇女，但有些作品表现出来的精神却不亚于男人。”能有作品流传于世的辽河流域的女子，其受教育的方式大都源于家学。像辽阳渤海大姓李氏家学培养男女人才很多，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妃萧瑟瑟、太师耶律适鲁的妹妹耶律长哥等。清代辽河流域的私学，“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一些知书达礼的满族妇女所办的家学。例如驻凤凰城满洲八旗姜氏，由于居家以诗书教子女而出了名。又如，盛京满洲镶蓝旗达哈纳喇氏广祥的母亲崔氏，自教儿女读书，并告诫诸子不能满足于三世为将的武职，要学习文化知识”（董守义、王贵忠著：《黑土乡邦育英才——辽河流域教育事业》，第73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直到近代，外国传教士在辽河流域创办了一些教会学堂，才开始招收女学生入学。
但随着中原文化的渗透，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辽河流域少数民族的女性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尊女卑的思想、从一而终的观念逐渐盛行，这一点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都有显现。西汉时期，辽河流域地区的墓葬“在尸体位置和随葬品的放置上，男尊女卑的烙印已清晰可见。凡夫妻合葬墓，总是男的在右，女的在左，因为汉时以右为首。如果墓中砌有尸床，必定是男的放置尸床之上，且位于右侧；女的放在左边，或直接放在墓底地上。此种现象在海城大屯、辽阳桑园墓地中随处可见。随葬品的位置亦是如此。女的头前放置的是井、灶等厨房用具、做衣服的铁剪、量布料的骨尺等，总之，一应炊具、家务器皿放置在女性头前；而男性头前则放置耳杯、钵、盘、大罐、小罐以及铁剑、铁刀、铁镞等宴饮器皿和兵器”（何贤武著：《拨去烟尘见真容——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第182—183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文献中则记载“清入关后满族节妇、烈女的数目不断增多。满族最高统治者一再旌表，反映了这一普遍存在的事实”（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第747页）。
综观辽河流域历史发展的实际可以看到，与中原文化相比，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女性文化都展现出比较独特的风貌，这与其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严峻的气候条件、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