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贞研究员的《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俄国史”》一文。文章是介绍俄罗斯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据作者说，“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六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照此说法，该文应是一篇述而不作的对潘佐夫的采访记。其实不然。读者将可看到，该文作者的观点甚至比被采访者潘佐夫的观点走得还要远。这一点，从文章用“一部颠覆性著作”的题目里也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仅仅把此文看成是一篇“述而不作”的“采访记录”，那就太小看它了。应该说，此文的发表其实是大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列宁，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本颠覆一百多年的前苏联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明乎此，《炎黄春秋》之所以特别看重它，一些媒体之所以大力转载它，宣传它，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我们之所以也特别重视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文的政治观点和倾向。

　　下面，我们就来对李文的观点进行一番评析。

一、关于所谓“列宁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李文说，“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根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经德国回到彼得堡。（《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卷，第127页）”

　　对此，我们要说，无产阶级的敌人很懂得革命领袖对于革命成败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制造关于革命领袖的谣言，败坏他们的名誉，破坏他们与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关于所谓列宁是拿德国津贴的间谍之类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列宁就被人当做所谓德国间谍告密，其住处曾经受到搜查，并且曾被捕入狱。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其所著《列宁回忆录》里就有这样一些回忆：

　　“（1914年）8月7日，波罗宁的一个宪兵上士带着个有枪的当地农民做见证人，到我们别墅来搜查。搜查什么，宪兵上士也不大清楚，他在柜子里翻腾了一气，找到了一支没有装填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没收了几本载有数字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笔记，提了几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见证人困惑地坐在椅子边上，莫名其妙地望着，宪兵上士嘲笑他：指着装浆糊的小罐说这就是炸药。然后说道，有人密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本来应当把伊里奇逮捕起来，可是因为明天早晨还得把伊里奇带到新塔尔克去（最近的军事当局所在地），所以最好还是让伊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6点钟的火车去。”

　　“于是，伊里奇到当时也住在波罗宁的加涅茨基那里去，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加涅茨基立刻给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马列克拍了一个电报，伊里奇则给克拉科夫的警察局拍了一个电报，因为那个警察局知道他是一个侨民。”

　　“加涅茨基当天便雇了一辆装货马车到新塔尔克去了，在那里见到了军区司令官——帝国皇家司令官，跟他争吵了一番，并告诉他伊里奇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会有人来为伊里奇辩护的，必须对伊里奇的生命安全负责。”

　　“加涅茨基从新塔尔克回来以后，我就和他一同写信给维也纳国际社会民主党执行局的委员、奥地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

　　“克拉科夫警察局拍来电报说，怀疑乌里扬诺夫进行间谍活动是没有根据的。

　　“维也纳代表阿德勒和里沃夫代表狄尔曼德（他们保释了伊里奇）的压力测试了效果，伊里奇于8月19日出狱了。”（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4页）

　　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里还谈到了所谓“津贴”的真相。她写道：“在克拉科夫，我们很快得到前往中立国瑞士的许可。我们还有些事情得安排一下。在这不久之前，我的母亲成了‘资本家’。她的姐姐在诺沃切尔卡病逝了；她的姐姐是个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财产一流给了她——一些银勺子、圣像、衣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四千卢布。为了把钱提取出来，必须同维也纳的某经纪人立一个合同。这个经纪人设法把钱提取出来了，他要去了半数做报酬。在战争期间，我们主要是靠这些剩余的钱生活的；我们是这样的俭省，以至于在1917年回俄国时还存有一些；1917年7月事变的日子里，在彼得堡搜查时，人们竟拿存款单据来证明伊里奇因进行间谍活动而从德国政府领取了津贴。”（同上，第264-265页）

　　应该说，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出于其政治目的，仍然不时制造“新闻”，祭起这个“法宝”，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从某某解密档案里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列宁是德国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别动队。德国《明镜》周刊在2007年第50期刊出的一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的封面文章就是其最近的　　表现。看来，《二十世纪俄国史》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些货色。

　　但是，《明镜》周刊登的这些东西就那么可靠吗？当然，该刊是德国颇有影响的一个媒体，据说每期发行量达百万份之多。但是，也像人有人格一样，报纸和刊物也有自己的报格和刊格。《明镜》周刊的刊格究竟如何？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就在其发表攻击、污蔑列宁的文章之前不久，即在2007年8月27日，它在其第3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黄色间谍》的封面文章，其封面是一面变形为百叶窗的中国五星红旗，一个中国女孩正扒开百叶窗向外窥视，而14页的长文则诬称中国人盗窃西方技术，甚至把27000名留德学生以及工程师等都说成是间谍或未来的间谍。如此歪曲事实羞辱中国的报道，自然激起旅德华侨和华裔的极大愤怒，他们举行了集会和抗议，并且诉诸法律。虽然由于司法不公而未能如愿，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刊总编辑斯蒂凡·奥斯特原应于次年9月解约，但在当年就因为董事会多数的不信任而在年底被提前解了约。而那篇攻击列宁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可说是他解职前所组织炮制的一个“杰作”。对于这样的总编辑所组织炮制的这个“杰作”，我们能够相信它吗？

　　事实上，即使是西方学者，对所谓德皇收买“间谍”制造俄国革命问题也都非常谨慎，他们并不认为现有的材料就能够证明列宁是一个间谍。就是那位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之一的潘佐夫也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尔尼亚夫也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的援助在俄国达到掌权的目的。可是，李文作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却坚持认为“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采访者的观点竟然不同于采访对象的观点，这算什么“采访记录”？不过这也说明，采访者如此顽固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采访者，他们的这个所谓采访显然是不客观的，是别有用心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文说列宁在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而事实是，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即1914年8月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说明列宁的主张是在所谓德国资助之前，与所谓德国自主无关。李文的说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年8月1日（公历）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的，并且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为一方，俄国、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世界性战争。战争一开始，第二国际影响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接着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二国际大部分领袖也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要“保卫祖国”，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背叛了社会主义。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分析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对这股机会主义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作斗争，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履行了这种职责的最好的榜样。”他还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就不应当参与维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格局，而应当参与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局。”（《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页）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明确地提出，“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正是当前的战争灾难的所有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有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宣传和鼓动，工人政党才能履行它们在巴塞尔承担的义务。”（同上，第23页）显然，列宁的这些明确表示都远远早于1915年，那所谓“得到德国当局资助”怎么能够成为他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呢？这说不通嘛。

　　当然，列宁1917年春回国经过德国一事确实曾得到了德国当局的支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早就有详细记述。她写道：“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应当立即出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由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去负责进行谈判。普拉廷跟德国驻瑞士大使签订了确切的书面条件。条件的要点是：一、不问其对战争抱何种观点，全部侨民都可归国。二、没有普拉廷的许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进入归国侨民乘坐的车厢；对护照、行李不做任何检查。三、回国者有责任在俄国展开鼓动工作，争取放出与归国侨民同等数目的被拘留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页）显然，列宁回国是根据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是遵从来自党的中央局的指令，而绝不是德国政府当局的命令。而从他通过普拉廷与德国驻瑞士使馆签订的 协议看，这个协议当然有交换的条件，特别是第三条，要以争取释放同等数量的被拘留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为条件，但是和返回国内的30名侨民里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来说，他们回国对革命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协议说的只是“争取放出”而不是硬性的要求，再怎么说也不能因此认为列宁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在这方面，还有人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主张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对列宁有所怀疑。对此，列宁曾不止一次举例说到两种不同的妥协：“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 ，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分得一份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0页）显然，在当时特定的敌我形势下列宁主张签订屈辱的对德和约是正确的，它属于例子中的第一种情况，而绝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但是，在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条件把希望放在侥幸的革命战争即德国的革命上，坚决反对签署和约，而时任红军总司令和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则取“不战不和”这样一种“漂亮的姿态”，或“贵族老爷式的姿态”。（列宁语，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2页）。由于迟迟不能签此和约，拖延了时间，导致德国发动全面进攻，德军连下数城，并逼近首都彼得堡。在形势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提出了更加苛刻的的条件。由于当时列宁仍处于少数地位，只有斯大林、斯维尔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和索科尼科夫等是坚决支持他的，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还是不能签订这个和约。苏俄实行民主集中制 ，少数服从多数，列宁没有办法，准备辞去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工作。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才改变了态度由反对转为弃权，加上季诺维耶夫和斯塔索娃表示赞成，最后才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与德国媾和签约的决定。1818年3月3日，和约签字。和约除宣布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独立，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属波兰割让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而赔款则由30亿马克加码到60亿马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摆脱了战争，赢得了巩固新政权所需要的喘息的时间。后来，德国的无产阶级于1918年11月3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统治。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宣布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第二天，11月12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使和约成了一纸空文。

　　列宁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对于他来说，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一生的实践和他的全部著述都证明了这一点。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说他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基于特定的政治目所制造的谣言。但是，谣言毕竟是谣言，而伟人终究是伟人。列宁不仅在俄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在全世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竭力称赞俄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并把这原因归之为列宁的正确领导。1924年11月3日，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说，“他们（俄国）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年以前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而英国著名哲学家则称列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唯一的真正伟大的人”，说“列宁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在世界上最多一百年才出一个”。（转引自路易斯·费希尔：《列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封底页）连这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都如此崇拜列宁，而某些人竟然硬要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试问，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样的谣言呢？

二、对“革命”和“政变”的辨证

　　李文说，“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李文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诚实的。从李文的整个文章来看，作者对于十月革命无疑是否定的。作者显然更愿意用“十月政变”这个说法，而不愿意用“十月革命”这个说法。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不说“十月革命”而说“十月政变”，那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反而会暴露出自己的反动立场，引起革命人民的极大反感和强烈愤怒。这样当然对作者是否不利，并且势必影响到文章的宣传效果，因此作者不得不伪装一番：自己不说“十月政变”而说“十月革命”，却大谈《二十世纪俄国史》是用的“十月政变”，并且还强调“这几乎是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以扩大“十月政变”这一说法或观点的影响。对此，我们当然要对公民和政变进行一番辨证。

　　在现代，革命显然是一个褒义词，干革命是一件很光荣很荣耀的事，李文所以不愿意称十月革命而宣传是十月政变，其原因正在于想贬低它，不想让它沾到这份光荣和荣耀。

　　不过要是在100年以前，中国人对革命一词还是很忌讳的，用“谈虎色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在旧金山演讲，就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革命’二字，今日已成为普通名词，第（当是“弟”之误——奚注）恐诸君以为革命为不切予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价、救性命之唯一法门。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饱受君主专制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称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0-441页）

　　孙中山对革命二字所作的新解和宣传，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觉醒，自此以后，许多人，特别是先进的人们，就再不以革命为洪水猛兽了。不过要真正懂得革命，还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的论述。

　　关于革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更为深刻的阐述。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就是说，革命是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在阶级社会是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推翻代表过时生产关系的阶级的行动。

　　在这方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说明，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也说明，只有先进的阶级才能发动革命，推动历史的前进；一切衰朽的阶级是谈不上革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列宁更突出地把革命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和国家政权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暴力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他还特别强调，“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毫无疑问，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发生暴力是不可能的。这样，革命又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关于革命，毛泽东也有一个非常形象而又极其准确的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革命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具有很广泛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它需要非常广大的群众的参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他还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页）革命不仅需要具备客观条件，还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列宁说，“不是任何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的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摧’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绝不会‘倒’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至于说到“政变”，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政变，是指“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的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研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1页）一般来说，政变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不造成一个国家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动；发动政变的往往是少数人，所用的手段往往是密谋和其它非正当手段；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比革命小得多。显然，它与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形式而不看实质。我们看报纸，常见有这样的新闻：某国某某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某个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这样的报道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推翻这个政府的人代表了哪个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还是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阶级？至于那个被推翻的政府是不是合法政府，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法律总是统治阶级制定的，被统治阶级如果强调这个“合法”，如果因为“合法”就不能推翻，那旧的统治阶级岂不是要永远统治下去？革命岂不是永远不能发生？如果这样的话，社会还能够进步吗？

　　人们要问，发生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公历是11月7日）的那个震撼全世界的社会大变动究竟是一场革命呢，或者只不过仅仅是一场“政变”而已呢？

　　按照以上对于革命和政变的的辨证，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显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的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

　　首先，十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而绝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其次，十月革命是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取代落后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起了“历史火车头”的作用。

　　再次，十月革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少数人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实现的权力转移。

　　最后，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发生了德国的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它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政变所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而十月革命以后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所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它像灯塔一样将永远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

　　应该说，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十月政变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些流亡国外的饿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就已经开始这样说。不过这一说法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多大市场。直到上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即苏联解体前后，苏联曾出现过一场关于十月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据《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一书的编者介绍，“在大多数俄罗斯 学者和某些西方学者看来，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少数俄罗斯政治家却重弹20年代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的老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前俄罗斯联邦办公厅主任谢·菲拉托夫就公然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的社会性、否定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的论调，许多学者都据理进行反驳。”（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可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十月政变并不是学者根据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而是某些政治家火政客根据其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30日由俄国《独立报》抛出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里也用了“十月事件”和“十月政变”这样的说法（见温煇：《列宁主义批判》附录，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按照该《政治遗嘱》所署的写作日期是1918年4月7-21日，似乎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最早使用“十月政变”一词的。但是，人们只要稍微认真一点读过这个《政治遗嘱》，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伪造的赝品。除了内容所表现出的现代倾向外，在一些细节上也暴露出明显的问题。按照《政治遗嘱》的说法，“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同上，第311页）这话如果换一种说法应该是，“只要布尔什维克不再掌权，我的遗嘱就应该及时公布”。而苏联共产党早在1991年8月29日就已经不再掌权，但是，《政治遗嘱》并没有在当时公布，而是在过了八年又三个月之后，才在1999年的11月30日 公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显然，在1991年8月29日苏共失去政权时，《政治遗嘱》还没有，甚至也还没有想到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想到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也还是一个谜。而且，要准备这样一个遗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写这样的遗嘱不仅要熟悉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著作，还要了解当前现实的政治斗争对这一遗嘱的要求，文笔还要写得像是普列汉诺夫的文笔。这一切当然都不容易，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政治遗嘱并非普列汉诺夫所作，而是别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为了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假托普列汉诺夫之名而伪造出的赝品。这样一来，要说普列汉诺夫最早使用“十月政变”一词也就不能成立了。

　　至于李文说十月政变“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不然。就在祖波夫开始写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之前，普京曾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把30年代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加以重印出版，并且发给各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供高校师生学习阅读、学习。这本重量级的教科书自是其他教科书所不能相比的，它所起的拨乱反正的作用更是非常清楚的。至于所谓的“大部分教科书”，无非是一些在苏联解体前后为了丑化十月革命、丑化苏联、丑化列宁和斯大林而编造的文化垃圾。监狱这些文化垃圾的极端有害，所以普京才提出要重新编写历史，显然，祖博夫主编的这本俄国史与普京当时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由此联想到叶利钦掌权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由于这位总统反对和仇恨十月革命，一开始就不让人们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后来为了淡化十月革命的影响，又宣布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谐和解日”。但是在许多人心中，这一天仍然是值得纪念的革命节日，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革命群众每年的十月革命节这一天，都要到红场去集会和游行。普京上台后又将此节日改称“民族团结日”，纪念的时间则改为11月4日。但是，人们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却并没有因此而稍减。 2005年6月21日，俄罗斯修订的联邦法律《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规定，从当年起，11月7日重新被当作十月革命节来庆祝，但这一天首次不再是休假日。该法律还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在学术界，2007年十月革命90周年时，不仅俄罗斯的左派革命群众继续举着红旗和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到红场进行集会和游行，而且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还发表了《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的声明，呼吁：“应当把人民的革命节日还给人民。应当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告诉人民。不能忘记：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过属于自己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为此而自豪。”（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年59期）今年是十月革命93周年，人们在网上看到，在以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群众的纪念活动。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相反，十月革命的影响依旧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正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三、驳《二十世纪俄国史》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

　　关于十月革命，李文援引了《二十世纪俄国史》所历数的六点评价——其实就是“六条罪状”：“ 1、传统的的俄国社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何谢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第478页）”

　　无论是李文还是《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如此罗列十月革命的所谓罪状，说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他们对于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得体无完肤的那些陈词滥调居然还当做武器来来批评十月革命，实在是太可悲了。这里我们就对他们提出的“六条罪状”逐条地来进行批驳。

　　1、关于所谓“传统的的俄国社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俄国社会”是一个农奴制的社会，19世纪下半叶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是，在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农奴和工人，他们饱受农奴主、资本家的剥削，饱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压迫，为了这些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沙皇和临时政府还要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炮灰，到战场上去送死。对于这样的“旧世界”他们为什么还要逆来顺受？为什么不能进行革命，粉碎这个“旧世界”？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有革命权，他们进行反对旧制度的革命天然是合理的，要他们苟安于“旧世界”的“好心人”绝不是他们的朋友，而只能是他们的敌人。

　　2、关于所谓“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工人没有祖国”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名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道理很简单，“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的国家；农奴制国家是农奴主的国家；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而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也没有义务去“热爱”属于资产阶级的“祖国”，更没有义务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去“保卫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工人阶级当然没有必要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他们反对这场战争，他们的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把战争变为革命。这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采取护国主义的立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3、关于所谓“一般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什么是“一般人”？在阶级社会，有的是阶级的人，具体的人，没有什么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为什么有的人那么贪图钱财？用人的本性不能说明，只有用人的阶级性才能说清楚。地主资本家之所以贪婪，那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说得好，“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显然，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或阶级关系。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才能消灭现在人们看到的那种为贪图钱财而尔虞我诈的现象。所以《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这是科学的真理，是解决现在剥削阶级贪图钱财的不二法门。而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竟然否定这一真理和法宝，以为只要进行“不要贪图钱财”之类的说教就可以解决问题，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问题在于，是谁在进行偷窃和抢掠？应该说，一切剥削阶级对于劳动阶级的剥削都具有抢掠的性质。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阶级创造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生产资料，他们劳动成果的相当一个部分都被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所占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抢掠。资本主义的剥削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更隐蔽，它在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是等价交换的掩盖下，把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创造的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实际上就是“偷”了工人创造的一部分价值。除了这种合法的“偷”以外，资本家还有许多更隐蔽的“偷”的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那一章里就引用了许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揭露“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 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留下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1页）当然资产阶级这样做也并不妨碍他们公开地进行抢掠。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曾用血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创造资本关系的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2-783页）不要以为那是历史上的事，其实今天的资本家仍然继续做着当年资本家做的那些事，只不过是手段更加狡猾罢了。“富士康”20岁上下的农民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跳楼自杀这条绝路？这难道不是资本家的剥削逼出来的？

　　反对“把被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其实是要反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剥夺剥夺者”的伟大真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得出的这个科学结论不仅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而且有其足够的理论根据。他说，“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对于这个道理，每个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体验都会很容易懂得；没有这种体验的人，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也会很快懂得，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号称是历史学家的人竟然对它一窍不通，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5、关于所谓“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这样说更是一派胡言，而且《共产党宣言》早就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在那里，马恩曾这样写道：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到他们的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卖淫被取缔了，买卖婚姻的现象没有了，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婚姻成了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卖淫和变相卖淫等各种丑恶的现象又重新出现了。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对《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的最好的驳斥？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何谢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资产阶级的“行善”、“和为贵”、“积德”等一套其实很虚伪。首先要问：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何曾“行善”过？何曾“和为贵”过？何曾“积德”过？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不穷千家，不富一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带来两极分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马克思说，“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级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8-829页）这难道不是事实？苏联解体后的两极分化，我国这些年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所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十月革命，当然就处处不是，一无是处。而这一点也正好说明，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而一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却要求他们保护这种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这种对立和斗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很明显，这正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四、应该怎样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

　　李文引述《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话说，“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第129页）”

　　李文注了该书的页码，但却未注该书的版本，这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在于，该书引用的是列宁的话，但却没有注明列宁著作的出处，显然这也是很不严肃的。在我看来，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所引的列宁的话非常可疑。因为，无产阶级要消灭的是那个个阶级，而并不是个人，这个消灭显然不能等同于所谓“肉体上的消灭”。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本人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且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那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90页）列宁的话表明，消灭旧的阶级并不是“肉体上的消灭”，而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消灭，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于整个阶级，根本不存在什么“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的问题，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才有一个“肉体上消灭”的问题。

　　问题是尼古拉二世是不是犯有严重的罪行？

　　据李文所介绍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十月革命后，由于罗曼诺夫家族‘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务’，列宁曾于1918年7月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而1918年5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则说是‘交由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而在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4个女儿、1个儿子以及医生、仆人4人，计11人在关押地被枪杀；而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则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80年代，尼古拉二世等遗骨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俄政府举行了安葬仪式，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讲了话，他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是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无辜杀害的人，是为了对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的人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因为没有找到尼古拉二世有什么“叛国”的罪证便宣布其“无罪”，这显然是很轻率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没有“叛国”并不等于“无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二者等同起来从逻辑上来说，是犯了违背同一律的错误；而从政治上来说，宣布尼古拉二世无罪这件事又暴露了临时政府和沙皇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端不彻底性。现在有些人蓄意抜高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而竭力贬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但是有材料说，二月革命后产生的临时政府是杜马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在1917年3月2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的会议上，“当人群中有人质问临时政府发言人米留科夫王朝的命运将会怎样时，他宣布说说，‘将国家推到毁灭的边缘的专制君主将自愿退位或被废黜，王权将移交给译为摄政王，大公爵米哈伊尔·压力山德罗维奇。阿列克谢将是王位的继承人。’但还没等米留科夫讲完，他就被愤怒的喊叫、长时间的呼喊和‘共和国万岁！’‘打倒王朝！’等口号所打断。面对着这种攻击和呐喊，米留科夫向人们保证一切都还没有预先确定——政府采取哪种形式最终将由立宪会议决定。”后来在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米留科夫只好公开宣布，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的意见。([美]马克¦·斯坦伯格、[俄] 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月革命是何等的不彻底，而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态度是何等的暧昧；同时也可以看到后来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又是何等的必要和重要！

　　关于罗曼诺夫王朝，我们知道，沙皇亚力山大三世于1894年10月20日在雅尔塔驾崩，按照沙皇家天下的规矩，子承父业，由其子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继承了王位，史称尼古拉二世。生于1868年6月18日，时年27岁的尼古拉二世，作为俄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沙皇，从1894年即位直到1917年退位，统治俄国的时间比其父亚力山大三世长得多，达23年之久。全面评价这个末代沙皇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对于他是不是“无罪”这个问题却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这里只讲三件事：

　　1、他举行加冕典礼那天——1896年5月18日发生的霍登惨案。

　　1896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邀请了各国政要和皇室成员前来参加。按照过去的习惯，沙皇举行加冕典礼都要向人民发放礼品，人们听说新沙皇的礼品很丰厚，因此吸引了各地许多民众前来参加典礼，许多乞丐也闻讯也蜂拥而至，参加典礼的人有好几十万，还有人说超过百万。但是，实际上分发的礼品却十分简单：男性得到的是印有双头鹰徽章的啤酒杯，而女性得到的则是印有相同图徽的手帕。由于广场有人传出礼物很快即将发完的谣言，因此引发人群的恐慌和混乱，加上广场的人数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而广场又坑坑洼洼，甚至还有许多战壕都没有填平，因此更容易出现跌倒和踩踏的现象。据说霍登练兵场的大规模踩踏所造成的伤亡非常可观，有材料说，霍登广场那天的死者多达 2000余人，而伤者多达万余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血大惨案，史称“霍登惨案”。

　　对于这件事，维特伯爵的回忆显然有所不同。由于他是亲历者，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通常，在加冕以后，举行盛大的人民游乐会，由皇上赐给人民各种礼品，其中的大部分甚至是很独特的，那就是以皇帝陛下的名义赐给人民的食物。然后，这个莫斯科城外的大广场上为人民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通常皇上也来观看人民如何娱乐和受到怎样的款待。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到那个广场去，皇上也将在中午前往欣赏音乐演出，……。接待人民的活动从清早就已开始了。我坐上马车正准备往那里去的时候，突然得知，在将要举行人民游乐会的霍登广场，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惨祸：到场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挤压，挤死压伤的达两千人左右。

　　“我前往霍登广场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受，前来参加庆典其他人的人也很不好过。使我感到苦恼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所有的伤残者，如何处理所有这些死者的尸体？来不来得及把伤员送到医院里去，来不来得及把死尸运到别处，以免其他前来的人看见，以免皇上、所有上千名的侍从看见？后来我又想到另一方面：皇上会不会由于这一不幸事件而下诏把这次愉快的盛会变成追悼会，把欣赏歌曲和音乐改为广场上为死者隆重祈祷的仪式？”

　　“可是，当我到达广场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异样，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奇灾大祸，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部收拾掉了，已经看不到发生过灾祸的明显的痕迹，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迹的地方全都遮掩起来了，痕迹消灭掉了。”（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问题在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霍登惨案的？这位新沙皇没有取消这个游乐会，更没有把这个游乐会变成追悼会，一切都按照原计划进行，亲王和皇帝陛下都参加了游乐活动，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灾祸似的。当晚，皇帝还参加了法国大使举办的豪华舞会。在他看来，“这次惨祸是个很大的不幸，但不应当让不幸事件使加冕庆典黯然失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必过重视霍登惨案。”（同上，第57页）

　　发生了两千多人伤亡的霍登惨案，新沙皇想的竟然是要人们“不必过重视”，其行为的暴戾和内心的残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真是令人发指！毫无疑问，这是这个末代沙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大血债！

　　2、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发生的“流血星期天”。

　　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时期，正是俄国由资本主义转为帝国主义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变得愈来愈尖锐。1894-1895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要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允许朝鲜独立。此事当然也关系到俄国和欧洲的利益。在俄国，在一次由海军上将阿·亚历山大罗维奇亲王主持的会议上，前朝重臣谢·尤·维特伯爵提出，中日马关条约让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对俄国十分不利，应该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亲王向尼古拉二世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又由尼古拉二世召开了御前会议议决此事。会上，维特重申了自己的意见，皇帝同意采纳他的意见，并责成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洛巴诺夫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他们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就这样，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6页）沙皇俄国这样做当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显然它是为了俄国自身的利益——它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远东”（维特语，见所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6页）。就在此时，新沙皇要举行加冕典礼，为了盛大隆重，俄皇邀请了各国皇室和政要参加，中国自然在受邀之列。清廷为了巴结俄国，派“中堂大人”李鸿章亲自出马，而沙皇为了表示重视，则派曾经到过中国、认识李鸿章并与他关系不错的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到苏伊士运河的出口处远道相迎。李鸿章到达俄国的第一个城市是敖德萨，他在那里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高规格的的接待，因为尼古拉二世接受了维特的建议，派军仪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李鸿章就乘专列先到首都到彼得堡，而不像一般贵宾那样直接到举行加冕典礼的莫斯科。这种破格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让沙皇在彼得堡和李见面，给足了李鸿章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为中俄两国在娥皇加冕典礼之前进行秘密谈判创造了条件。俄国参加密探的是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前者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就已负责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事宜，而此时的俄国更想将这条铁路通过中国的东北修到符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威），此事还涉及财政问题，非他参加不可。在谈判中，维特好话说尽，并且答应给中国以300万卢布的援助，结果取得了满洲铁路的修建权和使用该铁路运输兵员、军需品和粮食的权利，此外，如果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俄国还可以进出中国的港口。这个密约，暴露了新沙皇侵略中国的野心，而李鸿章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实际上同意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这段时间还爆发了八国联军之役，包括俄国在内的八国趔趄联合起来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八个列强之中，数俄国最为积极。俄国派出的军队占了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就直接去了东北。可以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手上，也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不仅欠俄国人民的血债，还欠者中国人民的血债！

　　这以后，俄国沙皇于1904-1905年又与日本之间爆发俄日战争，俄国在战争中失败，旅顺港从俄国人之手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国内外的矛盾引起了工人对沙皇的极大的不满。1月9日（星期天）清晨，十多万手无寸铁的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加邦牧师的带领下带着请愿书，举着教堂的旗幡和圣像，同时还举着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画像，准备到冬宫去见“仁慈”的沙皇，向他呈交请愿书。但是，尼古拉而是此时并不在冬宫，而是在皇村的行宫，于是人们又准备到黄村去呈交请愿书。实际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仁慈，在从冬宫到皇村的道路上早已布置好了军队。当游行群众开始进入冬宫广场时，这些军队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枪炮和利剑向游行的群众发起了进攻。结果有一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被枪杀，数百人受了伤。这些数字看来所根据的可能是官方发布的数字。列宁在《死伤人数》一文中说，“政府通报说，有96人死亡，330人受伤，这显然是假的，谁也不会相信。据最近报上的消息，1月13日记者们向内务大臣递交了一份由采访人员编制的死伤者没名单，死伤人数共达4600人。的让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06页）

　　对于1月9日发生的流血事件，维特伯爵在其回忆录里也有记述。他说，“1月9日以前几天获悉，工人正在准备向皇帝上书，他们准备提出各式各样有关他们生活的请求和要求。”在这位大臣看来，“这些要求当然是极端片面的，过分的，不无某种革命的色彩，尽管写法颇为得体。”（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维特还说，要是他是政府首脑，他就会请求皇上同真皮群众见面，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同时也要建议皇上授权政府首脑或副将受过这份请愿书后建议工人散去。但事实却不是如此。1月8日晚，部分大臣开会研究对策，因有人怀疑维特会支持工人而未能通知他参加。会议决定，不允许工人越过广场的边界进入广场，如果个人不立即往回走就要开枪。第二天（即1月9日）清早，他刚起床，就“看到一大批工人举着神幡、圣像和旗帜沿着石岛大街走去。他们中间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他说，这支游行队伍一过去。就看到他们向特罗伊茨基桥走去，而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枪响，“接着就枪声大作，不到十分钟，一大群人转身涌向石岛大街，死伤甚众，遭难者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同上，第275页）

　　工人们请愿提出的其实都是起码的经济要求，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上的诉求，连沙皇的大臣维特都认为请愿书写得“颇为得体”，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枪弹！而这一切又都是事先谋划好了的！

　　1月9日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或“血色星期日”，不知《二十世纪俄国史》对这一天是怎样定位的？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俄国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正是在这一天，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人民又欠下了一笔大血债！

　　3、末代沙皇积极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俄国巨大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发生的一场非正义战争。早在1904年，法国即与英国达成“挚诚协议”。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形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同德奥同盟国帝国主义集团对峙。毫无疑问，德国在战争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实际上，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非常积极，所起的作用也很坏。我们知道，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奥匈帝国谴责塞尔维亚为后台，并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俄国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接着在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由此开始。

　　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此积极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图谋的：它企图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和土属亚美尼亚,从奥匈帝国手里夺取加里西亚。和一切帝国主义者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和发动战争的准备一样，尼古拉二世签署了战争的动员令,并在1915年解除了颇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职务，亲自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把俄国推进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由于战况不利，俄国在战场上损兵折将，伤亡严重，而且粮食困难，出现了大量的逃兵。人民怨声载道，纷纷表示不满。但是，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还是要把这场战争继续坚持下去。显然这是不得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千多万人死亡，和两千多万人受伤，是世界历史是空前的浩劫；而俄国的伤亡也达到数百万人之巨。这是末代沙皇对俄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大血债。

　　当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犯下的罪行还远不止这些。我们知道，尼古拉二世虽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德、英、法三种外语，他喜欢体育，但是作为一个沙皇，他优柔寡断、庸弱无能，维特说他神秘甚至阴险，这些缺点其实都是是致命的。他对皇后亚历山德拉非常信任，让她干预朝政，而亚历山德拉又非常信赖一个没有文化的巫医拉斯普京，据说这个拉斯普京曾经“治好”（？）了皇太子的血友病，因此皇后在其他方面也都要听拉斯普京的话。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大政方针几乎都要受这个拉斯普京的影响。显然，这是非常荒唐的。

　　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末代沙皇所代表的乃是日益衰朽没落的阶级，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只喜欢俄罗斯传统和东正教，只喜欢实行专制独裁。他不愿意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更不要说让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主义了。他对革命十分害怕。他曾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并且逮捕了65个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代表，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他的大臣斯托雷平则加紧用流血手段来对付工农群众，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惨遭讨伐队的杀害。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更受到其残酷的迫害。沙皇的暗探拼命搜寻匿居芬兰的列宁，使其不能再在那里存身，不得不冒着巨大的危险，再次亡命国外。他思想偏狭，甚至连主张非暴力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将其革出教门。

　　应该说，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末代沙皇，这样一个旧政权、旧势力的总代表，当然不可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只能为他们所痛恨，尼古拉二世的被推翻，乃至他的被枪杀，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下场。

　　当然，在讲到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害的命运时，我们不能不联系当时的形势。1918年7月中旬的形势是怎样一个形势？应该说，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7月12日，列宁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个人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富农仇视苏维埃政权，仇视工人政权；如果工人不立刻拿出全部力量来防止富农向苏维埃进攻，并在富农尚未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彻底打垮，他们一定会推翻这个政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90页）列宁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之所以要号召彼得堡有觉悟的工人到乌拉尔去，到伏尔加河流域去，到南方去，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仅仅隔了两天，即7月15日，他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政府声明，说：“昨天，7月14日，晚11时，德国外交代表里茨勒尔博士会晤了外交人民委员并把他刚接到的柏林发来的电报内容通知外交人民委员，电报里说，德国政府责成里茨勒尔要求俄国政府允许一营武装的德国士兵前来保护的歌喉大使馆，并且要求让这营士兵立即开到莫斯科。”（同上，第492页）当然苏俄没有接受这个无理要求。列宁说，“我们不得不像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英国人在北方的军事行动来回答这一举动，那就是：加紧动员，号召所有成年的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抵抗，并且在战时需要退却的情况下破坏所有一切交通、仓库、特别是食品，使这些东西不知落到敌人的手里。”（同上，第494页）连一切重要物资都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更何况是极易成为复辟的工具的末代沙皇这具政治僵尸又怎么能够落入敌人之手呢,？何况那时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正在乌拉尔地区，离尼古拉二世一家被软禁的地方叶卡捷琳堡并不遥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态在当时是很容易发生的。在这种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我认为，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出发，无论是斯维尔德洛夫，还是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如果对尼古拉二世一家人采取将他们采取灭绝的措施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不必说尼古拉二世本来就是一个劣迹斑斑、血债累累的有重大罪行之人了。

　　事实也是这样。根据美国学者马克·斯坦伯格和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合著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一书（由于该书两作者之一的赫鲁斯塔廖夫是一位档案工作者，该书辑录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和与他有关的官方文件乃至报纸的报道及社论等档案材料），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曾于1918年8月17日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敌人一逼近叶卡捷琳堡，特别委员会（契卡）发现白卫军企图劫持沙皇及全家的重大阴谋。文件已在我们手里。尼古拉·罗曼诺夫于7月16日夜里根据[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的法令已经枪决。他的家人已被转移到一安全地点。监狱这一情况，我们将法币下列通告：[“]鉴于反革命匪帮逐渐逼近乌拉尔的红色首都，戴着王冠的刽子手有可能逃脱人民的审判（已发现白卫军企图劫走他和他的全家的阴谋，以及揭露这些机密的文件，将会发表这些文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团为了实现革命的意愿，决定枪毙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盘忽而已在1918年7月16日夜里执行。为了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与太主观压在一起的其余家庭成员已撤离叶卡捷琳堡市。

　　[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团[”]此电报收到的时间是1918年7月7鈤时。过了19个小时，即17日晚9点（21点）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又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戈尔布诺夫发一电报，称：“通知斯维尔德洛夫，全家的命运与其家长相同。官方的说法为全家在撤退期间死亡。”1918年7月18日，全俄苏维埃这样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确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1918年7月19日，《真理报》就枪毙尼古拉罗曼诺夫发表了社论和报道。（ [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5页）

　　从这些材料里，我们看到，枪毙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家人是在特定的历史状态——战争状态和敌人准备劫持的状态下进行的。另据该书所载之档案材料，为防备出现意外，但是还组织了一个特别支队来专门进行保卫。这在战争已经逼近的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对其采取极端的办法其实也是形势所迫，们有什么好指责的。同时还要看到，枪毙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一事在当时已经及时通过《真理报》向全社会作了报道，还发表了社论，而绝不像叶利钦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试问，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真理报》就进行了报道并且发表了社论，能说是隐瞒事实真相吗？显然，叶利钦是故意制造假信息，煽动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而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宣传这个假信息同样是别有用心的。

　　针对李文和俄书对罗曼诺夫皇族命运的责难，我们要问，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处决国王查理一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绞死国王路易十六，而十月革命后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不能处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呢？

　　如果要举一个与此事比较接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府首脑卡·斯图尔克伯爵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刺杀的例子。当时，阿德勒曾因此事被判死刑，后改判长期监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是战败国，而斯图尔克被认为负有战争责任，阿德勒于1918年11月被赦免。与斯图尔克相比，尼古拉二世的罪恶显然要大得多，刺杀斯图尔克的阿德勒能够被赦免，而处决尼古拉二世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应该说，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下场完全是他作恶多端所致，是罪有应得，是怪不得别人的。叶利钦把此事说成是俄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尼古拉二世的子女和仆人应该说是无辜的，采用满门抄斩的做法是不应该的。但是研究这些问题也要考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不能作孤立的研究。

　　不管怎么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必然的。不然的话，如果像某喜人那样肯定罗曼诺夫王朝和临时政府，如果像临时政府的米留科夫那样对待这个王朝，——让其皇叔当摄政王，让其太当王位继承人，让这个家家族继续在俄罗斯进行统治，那又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世界上恐怕只有一小撮复辟狂会这样想，而一切革命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五、关于“红色恐怖”问题

　　李文转述《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观点说，“杀害尼古拉二世家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第544页）”

　　这种说法显然有背于事实。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英雄豪杰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群众史观，而不是英雄史观。因此，那种认为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密谋、刺杀等恐怖手段而无需发动群众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就能改变世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吧可不作为唯一的斗争手段，但是并不反对一切恐怖行为。正像资产阶级也曾使用过恐怖手段进行阶级斗争一样，无产阶级也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恐怖手段。实际上，有两种恐怖，一种是反革命的恐怖或白色恐怖，一种是革命的恐怖或红色恐怖。对于革命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不仅不应反对 ，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有不少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领会：

　　——恩格斯在1872年写的《论权威》一文中说：“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一五七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营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列宁于1916年11月4日《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弗里茨·阿德勒同志杀死斯图尔克，这也许是采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策略，即不断组织与其在革命斗争会务联系的政治谋杀，这也许只是从主张保卫祖国的奥地利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策略转到采取革命的群众斗争策略的过程中的一个个别的步骤。看来第二个假设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并已在10月20日《前进报》上发表的向弗里茨·阿德勒表示敬意的决议，应当得到充分的同情。无论如何我们深信，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党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反对把恐怖主义当做策略，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应当忘记，对这个斗争是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则始终主张在其中并且配合这种斗争使用暴力。”（《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0页）

　　——列宁于1917年12月22日写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引述普氏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岁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达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做这种限制就是犯罪。……”列宁根据普氏当年的观点指出，“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该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现在叫嚷‘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当时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就是这样论述的。”（《列宁全集》第33卷
——列宁于1918年8月20日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里进一步皮剥了资产阶级奴仆对无产阶级的攻击，论证了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恐怖的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文集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档案对资产阶级实现可不得时候，可不经常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实现可不的时候，看不见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5-566页）

　　——列宁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论粮食税》一文中还进一步谈到了恐怖和阶级斗争激化的关系以及只有两打街机的恐怖而没有中间道路的问题。他说，“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它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说要说出一个严酷儿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可千万计、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时、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一般来说，恐怖是剥削阶级首先搞起来的。不仅在历史上是这样，资产阶级恐怖在先，无产阶级恐怖在后；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差不多都是反革命的白色恐在先，而革命的红色恐怖在后。比如前面讲到1918年7月中旬，是先有富农阶级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而后有布尔什维克派派彼得堡工人到乌拉尔等地去进行战斗。正是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才不得不用极端的方式解决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问题。这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发生动摇，倒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边，列宁又在11月27日的一个报告中提出，“既然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要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3页）在中国，情况也大抵如此。1927年蒋介石搞4·12政变，叛变革命，杀了无数共产党人，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造成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这以后，他对苏区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大搞白色恐怖，达到惨绝人寰的地步。除了对共产党，对许多非党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像邓演达。闻一多、李公朴等特采用了暗杀的恐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然要进行反抗和斗争。在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见《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革命战争当然是恐怖手段。除了革命战争之外，也有用暗杀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党特务和共产党的叛徒的，这些当然也是恐怖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恐怖乃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把红色恐怖说成是“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引起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共产党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都说得很清楚。道理很简单，不消灭私有制就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不能实现消灭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定坚持用没收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里曾说，“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这整个匪帮，那对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列宁也曾设想过实行“赎买”的政策，他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论粮食税》中曾说：“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以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498页）不过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苏联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种赎买的办法后来成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法，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苏联，也谈不上什么“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一词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苏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对于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没收私有财产”的问题。至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在苏联都是革命的对象，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在概念的使用上，显然也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

　　李文还说，“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还说，“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

　　李文和俄书如此丑化“契卡”和它的领导人，其实，捷尔任斯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连李文和《俄国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捷尔任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为什么“赫赫有名”？因为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业，因为他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和非常高超的智慧。在当年的苏联，只要提到捷尔任斯基的名字，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捷尔任斯基对敌人的狠是有名的，而他对人民的爱也是有名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后的国内战争，苏联出现了不少孤儿和流浪儿童，捷尔任斯基在救助这些儿童并且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惜的是，他早在1926年49岁时就英年早逝了。李文说到他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塑像，但没有说这个塑像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塑像是1957年建立的。试想，1957年距离他逝世的1926年已经过去了31年，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忘记他。这本身就反映了人民对他的热爱、崇拜和怀念之深。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那些民主派迫不及待地用吊车把塑像吊起来加以破坏，有人还嫌不够，又竖起一个牌子来丑化他。李文和《俄国史》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其实非常无聊。问题是，破坏塑像也好，竖牌子丑化也好，都不能改变捷尔任斯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002年，莫斯科市长雷日科夫就提出要在原址将塑像复位。2004年，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又建了一个他的青铜塑像。2008年9月，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俄副总检察长科别斯尼科夫珍重地提出一个议案，要重建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此议立刻得到大多数议员的鼓掌欢迎。最近上网，见到民调对捷尔任斯基评价也很高。看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恢复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照理说，李文和俄书的作者对这些情况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装聋作哑呢？